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慈善大家盛承慧 记盛宣怀的曾孙女：圆圆 2011年秋天，上海交通大学在纪念建校115周年的日子里，收到一份来自香港的特殊礼物——香港昌兴国际集团的盛承慧女士捐献一千万元，在该校成立“盛毓绶细胞与免疫研究中心”。该校党委书记、校务委员会主任马德秀在捐赠仪式上介绍说：“盛毓绶细胞与免疫研究中心的成立，不仅为纪念盛毓绶先生‘坚忍豁达、慈悲乐观’的处世态度，加深了上海交大和盛氏家族的友谊，更进一步增强了交大生命学科的整体实力……” 这位盛承慧就是上海交大的创办人盛宣怀的曾孙女、香港著名实业家黄炳均的夫人，盛毓绶是她的父亲。她是“中华慈善奖”获得者，近十余年来在慈善公益事业上做出了突出贡献。 外婆家那幢温馨的花园洋房 盛承慧是盛毓绶与任蕊芬的独养女儿。上纪纪50年代后期，她出生在外公、外婆家的老房子里。那老房子是座带花园的三层老洋房，坐落在上海常熟路安福路口，曾经非常热闹，里面住过几十口人。任家是一个大家庭，盛承慧的外公任伯轩、外婆路克严生了十个孩子，两个儿子，八个女儿，加上孙子孙女、外孙外孙女，三代同堂，其乐融融。任家又是个有名的票友世家，几代人都喜欢看戏唱戏，所以从前每到周末，屋子里、院子里，不是胡琴声、锣鼓声，就是吊嗓子和欢笑声。盛承慧从小在外婆身边长大，是老人家膝下最小的外孙女，在这栋温馨的花园洋房里，她从小沐浴在长辈们慈爱的目光里。她的祖父盛恩颐和祖母孙用慧，住在万航渡路一处更大的花园洋房，那是她父亲一辈人早年生活的乐园。到她出生时，祖父祖母已经故去，盛家毓字辈人也已各立门户了。 盛家与任家是“双份”的姻亲——盛毓邮娶了任家大小姐任芷芳，盛毓绶娶了任家的小女儿任蕊芬，亲上加亲，皆大欢喜。与盛家一样，任家也是个官宦大家族，宜兴人，任蕊芬的曾祖父任道镕是李鸿章的老部下，打太平军和捻军时获得晋升，官至山东巡抚、浙江巡抚、河道总督。任道镕与李鸿章还是姻亲，李鸿章的小女儿李经溥嫁给了任蕊芬的叔祖任德和，而盛毓邮和盛毓绶的亲姨妈孙用蕃，又是李鸿章外孙张廷重的继室，即张爱玲的后母。所以，李家、盛家、任家、孙家都是亲戚，盘根错节，枝蔓相连，一百多年来演绎出很多有趣的故事。 然而到了盛承慧来到世上的时候，社会发生巨变，大家族纷纷败落了，盛家很多花园洋房都划归公家所有，连苏州的留园也由国家管理并向公众开放了，大家族的公子和小姐，都要和工人一样上班下班，早出晚归。盛承慧的父亲盛毓绶，是圣约翰大学政治系毕业的高才生，原先在中央信托局任职，解放后当过代课教师，最后成了工人，在一家毛巾厂里剪毛巾。母亲是一家的护士，上班三班倒，非常辛苦。幸亏他们还有一个温暖的避风港，就是外公外婆家的老房子，位于常熟路281号的花园洋房。 外公去世早，外婆成了一家之主。她是山东人，虽然是小脚，但勤劳能干，里里外外操持得井井有条，十个孩子对她都很孝敬。老人家识字不多，但能以她特有的智慧带领全家人面对新生活。她总是对小辈们说：“吃亏是福啊，不要老是想着占便宜，天底下没有什么便宜给你占的……”到了三年困难时期，副食品极其紧张，他们就在花园里自己种菜。在外婆的感染下，盛毓绶、任蕊芬夫妇适应力特别强，而且为人厚道，性情豁达，在困难面前总是抱着乐观态度，凡事乐于向前看，从不怨天尤人。 在香港夜校遇到了心上人 1966年“文革”爆发，外婆家那美丽的花园也成了重灾区，光是抄家就抄了六天，甚至把花园里的井水也抽干了，怀疑下面藏着什么金银财宝。紧接着，小楼里突然挤进来很多不认识的人家，整天吵吵闹闹的，生活变得混浊不堪…… 一天傍晚，天下着雨，造反派又来她家开批斗会。这回是别出心裁，把一家老小都押到门房间的房顶上，对着马路站成一排“亮相”，让他们当众低头认罪。第一个是外婆，接下来是她父亲、母亲、舅舅、舅妈、表姐，排在最后的是还在念小学的盛承慧。造反派用高音喇叭声嘶力竭地叫喊着，引得行人纷纷驻足观看，整条马路被挤得水泄不通。年仅8岁的盛承慧不知怎么回事，她胆战心惊地往旁边望去，看见大人们一个个都非常痛苦地低着头，她突然发现，父亲身上怎么背着一根大烟枪？那是多少年前的老古董了，家里人从来不去碰它的，这回被造反派抄出来充当了“道具”；而外婆身上则披上了一件清朝的衣裳，织锦缎面，花花绿绿，像是戏台上的服装，那也是祖上的遗物，自然也成了“四旧”…… 正当大家垂头丧气、满腹怨愤的时候，只听见外婆大声地跟造反派对骂开了：“你要我死啊？哼！你死了我还不死呢！”果真，老人家活到了96岁高寿，直到1984年才离世。好不容易挨到了“亮相”结束回到屋里，外婆还给全家人鼓气：“我们要坚强些！他们要我们好看，我们偏要给他们看看……”在那些困难的日子里，外婆仍像一棵大树，荫庇着小楼里的子孙后代。这给少年的盛承慧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粉碎“四人帮”以后，盛承慧跟随父亲于1977年定居香港，父亲在朋友的一家工厂里管理人事。母亲仍像以往一样当护士，后来还当过老师，但她教的不是护理专业，而时教日本人和香港人烧上海菜以及任家的特色菜，每周教三次，一直教到七十多岁。盛承慧白天上班，晚上读夜校，主要是学英语，父亲这个当年圣翰的高才生成了她的活辞典，有问必答。在夜校里，她遇到了一位高一届的男同学，成绩优秀，一表人才，像大哥哥一样关心着周围的同学。他俩平时很谈得来，这就是后来成为她丈夫的黄炳均先生。 黄炳均是广东江门市人，是位很有创业意识、很有眼光的实业家，上世纪70年代就已经开设了一家公司，从事计算机和电视荧光屏等电子设备的对台贸易，1983年开始做大陆生意。但是他的国语水平不理想，而盛承慧国语表达能力出色，就成了丈夫的翻译和得力助手。90年代，他们开始做矿砂、水泥和钢铁生意，先后办起了水泥厂、钢铁厂、鞋厂、隔板厂、手袋厂，同时也做些地产生意，工厂大多设在大陆。他们的总公司叫昌兴国际控股公司，现在已有三家上市公司，不仅有码头、煤矿、水泥和矿砂，业务还发展到加拿大、巴西、印尼、马来西亚等国家。非常难得是，盛承慧与丈夫黄炳均总是夫唱妇随，始终保持一致，用盛承慧的话来说就是：“我们从未有过不一致。” 冒着风险走进“艾滋病村” 事业发达了，钞票赚多了，除了继续投资、发展企业之外，还应干些什么呢？在这个大问题上，他们夫妻俩仍是高度一致——捐助慈善事业，尽力回报社会！ 在盛承慧看来，曾祖父宜怀公一生致力洋务，同时也没有忘记举办慈善事业。他非常同情穷人，不仅多次到内陆赈灾，损款损物，自己家中还设有广仁堂药房，常年向普通市民施医送药，在荒时暴月还设有粥棚，向贫民施粥。曾祖母庄太夫人则吃长素，常年念经拜佛，逢年过节时总要向穷人捐款捐物、施药施茶。盛承慧认为，自己在别的方面无法继承祖上的事业，慈善事业却是自己唯一能够做的。谈起此事，盛承慧幽默地说：“我丈夫管赚钱，我只管花钱。” 从2003年开始，盛承慧把目光首先投向了内陆的贫困地区与受艾滋病侵扰的重灾区，开始关注那些最为不幸的群体。当从凤凰卫视上看到河南出现了一些“艾滋病村”，致使一些孤儿生活陷入困境时，她非常震惊，就与丈夫商量，想去实地察看一下，如果有可能的话，她想帮那些孩子一把。黄炳均支持了她的想法。于是她带着女儿即刻前往河南，因为这时女儿已经读大学了，还从来没见过农村，更谈不上中国内陆的农村，她想让女儿开阔一下视野，了解民情，增加奉献社会的意识。这样，自己现在做的事业，将来也好让子女们继承下去。 自然，想要进入这些“艾滋病”的重灾区考察是很不容易的，有来自各方面的阻挠。盛承慧找到了河南省的一位副省长帮忙。最终，她们在当地民政部门的帮助下，总算进入了“艾滋病村”，但同时她们被告知，现在民怨沸腾，当地干部日子很不好过，进去后不能透露你们是从香港来的，更不能说出你们要捐款捐物的打算，否则就会遇到大麻烦，没准儿走不出这个村庄都说不定…… 在当地干部的陪同下，她们走访了几户人家，察看后非常心酸，想不到蓝天下竟有这样的苦难！鉴于当地的孤儿已有政府部门在照看了，盛承慧就决定资助那些单亲家庭的少年儿童，请当地民政部门开列名单和地址，从孩子出生到18岁，由她来提供她们的生活费。这项工作落实后她仍不放心，因为她发现那些孤儿，尤其是那些年龄小的孩子，光给他们钱还是不解决问题，还需要有人照看，于是她就在周口市的社会福利院捐建了一栋“智懿楼”，收养孤儿及弃婴。 随着慈善义举的逐步落实，她了解到的实情越来越多。仅一个柘城县，查出的携带艾滋病菌者就有一千多人，政府每月补贴患者一些钱，但盛承慧觉得远远不够，于是每月追加补助他们同样的数额。当她得知政府对孤儿们的生活补助只到初中毕业为止，于是她就主动承担了孤儿们高中这一段的生活费和学费。对于柘城县双庙村艾滋病患者家庭的大学生，盛承慧更是大力资助，给他们每人每年4000元，直到他们完成大学学业为止。她还了解到，在河南省，当时“事实无人抚养”的儿童还有约500人，于是她再追加补助，给这些孤儿每人每年补助1500元学费。 盛承慧的义举在当地产生了不小的影响，无形中地方政府带来了压力和推动力。渐渐地，当地政府也加大了对这一困难群体的补助力度。 让慈善的阳光照到每一个角落 几年后，盛承慧的慈善事业越做越大，从河南扩展到了宁夏、甘肃、江西、安徽、云南、广东等省，资助范围从“艾滋病村”到一般家庭困难的学生，甚至还包括一些生活困难的抗日老兵。她从电视上看到，抗日战争中孙立人将军率领的远征军曾深入缅甸作战，在战火中有的士兵被打散了，一部分留在了缅甸，也有一部分回到国内，但由于种种原因他们没能回到故乡，而且生活上非常困难。这样的抗日老兵，至今活着的还有205人，盛承慧深为震动，赶紧过去了解情况，并成立了一个“功臣关爱”慈善项目，资助这些已经步入晚年的老兵回故乡探亲。从2013年起，盛承慧与北京的“志远功臣关爱基金会”合作，开展“功臣关爱、远征英雄”的公益活动，向当年的抗日远征军和滇西抗战老兵发放惠助金，帮助他们安享晚年。 2011年7月，在黄炳均的家乡广东江门市，他们设立了“昌兴关爱基金”，向困难群体“助学、助衣、助困”，基金总数达1亿人民币，每年2000万，分五年到位，资助那些衣食不周，孤苦无依、老弱病残者，这在当地引起巨大反响。2011年10月，他们捐助的第一批基金到位，全市5900名五保户、72400名低保户和275名患重大疾病的低保对象均得到捐助，其中患重大疾病的低保人员每人获1万元资助。他们还向四家医院捐助了380万元的医疗设备。2012年，他们共发放了2203万元“助困、助学、助医”关爱基金，江门全市受惠的困难对象达8.1万人。 近几年，盛承慧在宁夏、河南设立了“盛承慧教育基金会”，通过当地教育局和民政厅，资助那些品学兼优、生活困难的学生，每人每年2000元。 现在，每到春夏季节，就成了盛承慧的大忙季节，她要奔赴各地视察基金会的工作，查看落实情况，发现问题并及时解决，还要走访困难家庭，组织学生夏令营，与当地民政厅和学生们一起举办交流活动。她还要应对各地媒体的采访。当人们问起她做慈善事业的初衷时，她总是说：“我们资助这些不幸的孩子们，不仅仅是给他们生活费和学费，重要的是要使他们懂得，知识改变命运，我们要给他们生活的勇气和智慧。”“我们要用自己的生命去影响我们身边的人，生命才有意义。” 那些孩子们都很喜欢这位慈善大家，每次参加与学生们的交流活动，都令盛承慧深深感动，有一次她问学生们：“你们对我有什么要求吗？”有一个孩子居然提出：“我可以抱抱您吗？”于是，其他孩子们都围了上来，排着队要抱抱他们的大恩人…… 如今，这些孩子们每年会给她写两封信，汇报他们生活中的变化和思考。阅读孩子们的来信，成了盛承慧日常生活的一大享受，她觉得自己怀抱的热望正在这些孩子们身上奔涌…… 从玩小汽车到造大卡车 盛宣怀的外孙庄元端 愉园８号：一房间的汽车玩具 盛宣怀家族众多的传奇人物中，唯一不曾被媒体提及的，是盛宣怀的外孙庄元端，也就是盛七小姐盛爱颐的儿子。也难怪，他在上海生活的时间并不很长，只有二十五年，即从他出生开始到发配安徽为止。后来“文革”结束，“右派”改正，他费尽周折回到了上海，但是他不想久留，去了美国，独自在大洋彼岸另闯世面。所以笔者写《盛宣怀家族》时，前后走访、调研了七八年时间，都没有机会访问到他，后来总算“抓”住他了，在他妹妹庄元贞的帮助下，他不得不启封那段奇特的人生经历。 我们请他把自己的故事留下来，为盛家，也为上海小开补一段真迹。谁知不说则已，若说起那大家族无论哪个旮旮旯旯，必定是成筐成篓的故事。庄元端原是一个标准小开，七小姐夫妇的掌上明珠，如今已是两鬓染霜的老克勤。只有他自己明白，岁月对于他来说是何等的沉重；人的意志和耐力在特定情况下，会爆发出何等神奇的张力。 他是盛七姐唯一的儿子，出生在他外婆庄太夫人去世后的第六个年头，那是上世纪30年代初期。他没有看到晚清重臣时代盛公馆的兴盛，但瘦死的骆驼比马大，他青少年时代在自家的庄公馆里玩得很惬意。他父亲庄铸九是庄太夫人的侄子，一位很有艺术天赋的生意人，在上海银行老板陈光甫手下任职，主持过著名的《旅行》杂志，投资并出任过百乐门舞厅的经理，还创办过一家长江内河航运公司——达成航运公司。所以庄元端家的房子最初在愚园路838弄10号，是一栋很阔气的花园洋房，是他母亲分得遗产后买下的，他父母亲结婚时就住在这里，他和妹妹也出生在这里。抗战中，他们一家曾去香港避难，之后回沪没有去内陆，但是留在上海也很危险，要做事就必须跟汉奸妥协；不想当汉奸，那事业就休想做成。七小姐夫妇不肯当汉奸，那就只好吃老本，坐吃山空，日子一天天过得艰难了。终于，在1943年1月8日，他们卖掉了自家的花园洋房，顶下了淮海中路愉园8号的房子。 愉园8号也是一幢很高雅的房子，三层楼独立门户，属于新式里弄房子，有漂亮的小花园，弄堂很宽，汽车可以开到家门口，房子小了，各人的空间都被压缩了不少，但庄元端是大人们的掌上明珠，尤其是妈妈的心头肉，他的活动空间不会减少。他的各种玩具从愚园路搬来了一卡车，铺满了整整一个房间，汽车、火车、飞机、大炮，无所不有，其中绝大多数是进口的各式汽车玩具。玩具之外，还有大量的汽车广告样本、书籍、图片、明信片。他每天从学校一回来，就钻进他的汽车天地里。他父亲因办杂志，长期订购国外的原版杂志，但是杂志上一旦印有最新款式的汽车广告照片，那这杂志就遭殃了，他不是把汽车照片撕下来、剪下来，就是整本都归他了。盛家的亲戚朋友都知道他喜欢玩汽车，过年过节或者他过生日，礼物多半也是汽车玩具，机械的、电动的、国产的、进口的都有。庄元端把汽车玩具玩得很彻底，拆了装，装了再拆，各种部件和机械功能了解得清清楚楚，摆弄起来得心应手。只是他那时何曾想到，这玩小汽车学来的本事后来还真救了他一命。 汽车间：阴差阳错的新家 庄元端的青少年时代受过很好的教育，初中时在位育中学和著名的世界学校读书。高中时，他考进了圣约翰附中，那已是1948年了，第二年解放军进了城，这所学校就关门了。不仅是圣约翰，全国所有有教会背景的学校全关门、改组了，他只好另外择校。庄元端因喜欢机械，就考入私立南山职业中专（后改叫建新中等技术学校）。学校最初办在瑞金路的原三青团团部（今瑞金宾馆4号楼），后来迁到绍兴路7号。1952年毕业时，已经实行国家统一分配了，他被分配到东北一家保密工厂工作，但是东北冬天奇冷，他很不适应，他妈妈很不放心，过了一段时间，还是叫他回来了。 1956年，他进了上钢三厂当技术员，可惜仅仅工作了两年就出事了。他因为多说了两句话，不幸在“反右”的时候被戴上了右派帽子。这个“帽子”一戴非同小可，把他后来二十多年的青春年华，抛向了一条人们难以想象的崎岖之路。 他多说了两句什么话呢？据说是针对当时“十五年赶上英国”这一类发热性的口号的。他性格耿直，不愿跟着别人说假话，有话都说在明处。他问人家：“怎么叫十五年赶上英国？是赶上现在的英国呢？还是赶上十五年以后的英国？因为十五年以后，英国又发展了，你还是赶不上呀。”其实，没有人能回答他的问题，他问也白问，他只是想给那些头脑发昏的人提个醒，你们不要拎不清楚，就靠炼些废铜烂铁、搞什么土法炼钢就想走上英国？只怕你们连英国到底什么样都不知道呢！ 那英国什么样？你庄元端知道吗？ 他当然知道啦。他父亲庄铸九是上海交大毕业生，英语好的很，生活也洋派得很，因在上海商业储蓄银行旅行部主办《旅行》杂志，家里订了很多原版的外文杂志，上面那些精美的图片无形中都成了庄元端的家庭功课。他自己房间的墙上就挂有很多彩色的英国风光图片，而关于英国的工业革命、英国的大城市，尤其是英国的老爷车，他简直太清楚不过了，闭上眼睛都能如数家珍。可是在一场政治风暴来临的时候，聊聊海外风光就不是什么“嘎山糊”的生活小事了，动不动就成了政治问题，成了立场问题了。有些患有“政治神经病”的人、心怀叵测的人，巴不得抓住别人的小辫子，汇报上去，那不就是自己的功劳了吗？不就是说明自己政治立场坚定了吗？可惜，天性阳光的庄元端不懂得这些，这就注定了不走运。他不幸成了上钢三厂第一批五个右派之一，被送到安徽蚌埠劳动教养，这是当时对右派分子最重的处罚。 命运有时真的像变戏法，庄元端从小那么喜欢汽车，他有一屋子的汽车玩具，后来有一天，这些玩具汽车竟然全都不知所终了，他只留下了一大摞汽车图片资料。他和父母也被迫从愉园8号迁出，新的住所居然是人家楼下的一个汽车间。这个汽车间原先没有窗户，自然也没有煤气和卫生设备，门开在五原路上。意外的倒是有个化粪池，那盖子竟然就安在这汽车间里。生活完全变了样，一切都来得那么突然和陌生，他像面对了另一个世界。 祸不单行，他的父亲也遇到了大麻烦。庄元端至今也搞不清楚，他父亲是个知识型的生意人，在银行办过杂志，在百乐门当过经理，还与朋友合伙开过一家达成航运公司，没有吃过政治饭，怎么突然就成了“反革命”了呢。这件事谁也讲不清楚。反正既然你是“反革命”，你家里的人就是“反革命家属”。“反革命”是专政的对象，不可以住这么好的房子，必须搬出来。搬到哪里去呢？搬到汽车间里去！可怜盛宫保的七小姐夫妇，只得在一个汽车间里相依为命，直至享尽天年。从淮海路的新式里弄搬到一个汽车间，家里的家具和日常用品不知被处理掉多少，庄元端的那些玩具算什么，统统成了没有用的废物。 修汽车：无意中成了汽车人 1958年冬天，庄元端随从劳改队伍乘火车开赴安徽蚌埠，参加了治理淮河和修水库的艰苦工程，他当时只有25岁。 在这之前的收容所里，庄元端居然发现了一个熟人——李鸿章家族的一个女婿，纂刻家、书画家陈巨来。陈巨来与庄元端的父母是朋友，他们在书场里一起听书认识的，他曾给庄元端的母亲画过扇面，到他们家来过，所以庄元端认识他。同时天涯沦落人，此地无声胜有声。当时的陈巨来又瘦又矮，不幸也是右派身份。他们被分在一个小组里，在这样的氛围里，他们自然什么话都不便说，一切都在不言中了。庄元端是这个小组的副组长，职责是每天晚上，要把脸盆里面涂满肥皂沫，在门里门外划来划去，目的是粘蚊子，因蚊子实在太多了。可笑的是脸盆里每天粘了多少蚊子也要数清楚，向管教人员汇报。 到达蚌埠的第一天，下大雨，显然接收方没有作好应有的准备，房间里一塌糊涂，没有秩序，开饭的时候，只见有人拎进来一个大桶，是一桶地瓜汤，但是里面地瓜并不多，主要是地瓜秧子和汤。大家早就饥肠辘辘，有力气的都挤到前面，用刷牙的杯子去深捞沉于桶底的地瓜；力气小的，只好光喝汤了。庄元端年纪轻，个子高，总算捞到一块地瓜，但是看看瘦小的陈巨来，没有东西吃，实在可怜，就把这唯一的一块地瓜给陈巨来吃了。二十多年后他们都回到了上海，陈巨来见到庄元端还念念不忘这件事：“当时我已经饿得眼冒金星了，要不是那块地瓜，我能不能熬过那一天也说不定”。 劳改队开到了淮河边上，扛石头、挑土方、夯土、垒堰、修坝，每天都是极其繁重的体力劳动，在这样的劳动强度下，每人每月的粮食定量只有十六斤。劳动强度大又吃不饱，大家的腿脚都浮肿了，不仅是劳教人员，监管干部也浮肿了，干不动了也得支撑着干。那时一个劳教大队有十二个中队（其中三个是劳教中队，其余都是劳改中队），一个中队约三百人。到了1960年，正是全国大饥荒的年代，普通老百姓都吃不饱，谁还来管你们这些劳教人员？那时不知为什么，凡是身体好的人居然先死，劳改队伍中死亡率非常高。 在这种情况下，庄元端也病倒了，不幸胃出血，昏倒在工地上，被送进了劳改队的医院。那个医院实在是个非常特殊的医院，科室齐全，医术高超，但是医生全是劳教分子和劳改犯，而且都是从上海来的。更滑稽的是医院里没有护士，护士的职责由那些病情较轻的病号担任，轻病号照顾重病号。庄元端的病情很重，只好开刀，胃切除了一部分，在医院里住了一段时间。他不忍心告诉母亲，怕母亲伤心，就写信告诉了远在福建的妹妹庄元贞。那时大家都困难，福建也买不什么营养品，庄元贞设法买到一些鱼肝油和炼乳给他寄去，那在当时已经是了不起的奢侈品了。 后来他们负责开采石头的那座山被挖空了，剩下的都是已经风化没有用的石头了，只好撤离。在这最艰苦的一年多时间里，庄元端总算挺了过来。由于庄元端懂得技术，不久他被调到新成立的技术大队，与机床打交道，为水利工程提供机械方面的简单修理和配套服务。那时的机床都是半土不洋的，生活条件也非常艰苦，但是技术大队里汇聚了很多技术人才（其中有右派，也有很多是犯有前科的劳改犯，不少人是身怀绝技的，如造假银元、造假票证）。这些人一旦聚在一起讨论、切磋技术问题，就是一件很开心的事情。而且，技术大队不知从哪里弄来了很多各式各样的汽车，包括外国的老爷车，使庄元端大开眼界，学到了很多原先不可能获得的知识。 这支技术大队后来迁到巢县，就是后来的巢湖汽车配件厂、江淮汽车制造厂（1964年5月建立）的前身。上世纪60年代初，整个安徽连自行车都不会造，要上汽车项目，谈何容易。刚刚组建的巢湖汽车配件厂面临的问题更多，主要是巢湖任何工业基础设施都没有，商业系统也不配套，连买个螺丝钉都要去合肥买，电灯泡坏了也要到合肥才能买到，后来只好搬到合肥，利用一家旧工厂的基础，建立了江淮汽车制造厂。先是修汽车和制造汽车零部，后来逐步发展，能造汽车了，这个厂就从一个劳改工厂转为正规定的汽车制造厂了。庄元端是这个工厂的第一批技术骨干，参与了这个厂从无到有，从小到大的全过程。这个厂现在还在，是安徽省的第一家汽车制造厂，供应安徽全省所需的卡车和公共汽车，现在已是上市公司，即安徽江淮汽车股份有限公司，员工达一万七千余人，年产七十万辆整车。庄元端为这家厂的创建和早期发展，贡献了近二十年青春。 当时的情况是地地道道的“没有条件，创造条件也要上马”。全厂大多数都是劳改就业人员，从工人到干部，包括总工程师，没有一个干过汽车这一行的。劳改队的干部大多都是政法干部，有一位工程师原先是搞制冷机械的，也没有干过汽车，而庄元端，虽然会捣鼓汽车，但是从来没有正式学过，全是靠从小玩小汽车，后来自己不断自学、钻研出来的。他会修汽车，但也从来没有造过汽车。尽管如此，在当时的情况下，庄元端就已经是不得了的稀有人才了。他这种人被叫做“臭豆腐干”，闻起来是“臭”的，但使用起来还是很香的。 厂里最初的任务除了生产汽车零部件，还要模仿造公共汽车。具体办法是把长春汽车厂的解放牌汽车底盘和主要部件买来，拆卸后改造，自己制造公共汽车的车身，装配成公共汽车，供应全安徽省的公共汽车需求。这期间，除了汽车发动机以外，其他部件和项目，包括外形、结构等的设计，全是庄元端的活儿。他原本就喜欢汽车，这回真的让他干汽车了。尽管身处逆境中，毕竟可以一展身手了，他还是全力以赴地投入了。他们生产的安徽公共汽车很快投入了营运，外形跟上海的公共汽车一模一样，开门也是自动的。 领导们看这帮劳改人员还真有能耐，能出活，于是鞭打快牛，继续上新的项目，提出要自力更生，自己生产大卡车的目标，这样一来就不能光搞改造了，要上发动机了，而且要建设一条正规的生产、装配汽车的流水线。这可不是闹着玩的，必须参加正式培训了。庄元端与其他两个队友被送去南京汽车厂学习，学了三天，把造汽车的全过程都弄明白了，资料扛回来一大堆。当时南京的装配线没有开工，庄元端在车间里爬上爬下，看了很多细节，收获不少。回来后不敢怠慢，大家披星戴月地赶进度，终于建成了全国劳改厂中第一条汽车生产装配流水线。 1968年4月，第一辆江淮牌的汽车诞生。后来生产流水线投入使用以后，每十八分钟就能下线一辆JAC牌卡车。前来参观的领导们看得眼花缭乱，赞不绝口。整个流水线效率之高以至于生产零部件的车间和外厂的附件供应单位（如轮胎供应）都跟不上他们的进度了，来不及生产零部件，流水线只得每个月开机半个月，剩下的半个月只好停工待料，等零部件凑齐了再开机。那时的生产管理相当原始，全凭领导拍脑袋。从深处说，十八分钟就能下线一辆大卡车，天方夜谭似的，他们根本无法想象，所以生产零部件的车间没有配套到位，直到庄元端他们把事实摆在眼前了，才傻了眼。 按说，庄元端工作做得好，是技术骨干，有立功表现，理应政治上从轻论处了吧。然而不，在那些惯于整人的人眼里，这些右派分子永远是异类，必须要用一个“紧箍”套住，否则尾巴就会翘到天上去了，所以变着法儿地不断强加以精神枷锁。他们说“技术是技术，政治归政治”，他们习惯于牢牢抓着人家的小辫子，好教人老老实实地听话、干活儿，直到把利用价值全部榨干，并且永世不得翻身。这是当时的社会环境里滋生的一种普遍的、非人性的“管理心理”。 庄元端原本只被决定两年劳教，可是等他拿到劳教通知书的时候两年时间已过去了，他早就劳教超时，已经劳教三年零九个月了。照理说可以回家了，但是不行，县官比不上现管，劳改队就胆敢违抗法律，扣住人不放，还发明了一个新名词叫“继续劳教”，让人在劳改队就业，并统称之为“队员”，有的地方叫“场员”。像他这样的“队员”很多，照理说大家都一样了，可以平等了，可是不行，“队员”中还要分“有帽”和“无帽”。庄元端是右派分子，属于“有帽”的，而那些地痞流氓、刑事犯罪分子不是右派，他们就是“无帽”的，所属的“等级”反而比“有帽”的要高一等。这真是标准的“我是流氓我怕谁”、“秀才遇到兵，有理说不清”啊！ 庄元端毕竟表现出色，对厂里有功，而且除了业务上的事情，平时很少跟人说话，从不得罪人，只知闷头干活儿，不知感动了哪个领导，有一天他的“右派帽子”宣布被摘掉了。可是即便是这样，他只是又换了一顶“帽子”而已，叫作“摘帽右派”。虽然档案中的说法跟以前不一样了，但是在现实生活中他仍旧是个“摘帽右派”，仍是受歧视。庄元端帝个最渴望平等的人，只能仰天长叹！ 又过了一些年，上面有政策下来，宣布他们这些人可以在厂里正式当工人，不必叫“队员”了，因为江淮汽车厂已经成了很有名气的大厂，不属于劳改局了。但是又有“左派”出来给们“念紧箍咒”，把他们这些人划为“新工人”，仍旧是另类。当时的处境简直就是“三分是人，七分是鬼”，无论你怎么拼命，无论上级有什么新的精神，到了基层总是变了味儿。庄元端对这些可笑的“左派”早就看透了——你们不就是因为手里有整人的权力，在那里滥施淫威吗！所以，后来到了他可以“转干”的时候，人家都求之不得，而他却宣布他不要转干，就永远把他的“无帽人员”当下去就是了。 这种年复一年地在政治高压下埋头干活儿的日子，这种连跟人说话的兴趣都没有的日子，一直延续到1968年，距离他离开上海，已经整整十年过去了，他已35岁了。 好夫妻：一根香烟两人抽 1968年，庄元端的生活里终于出现了一丝亮色——他得以从集体宿舍里搬了出来，每月花四元钱租住效区农民的一间房子。这是一个很不了起的变化，他起码在下班之后可以避开那些冷漠、鄙视的眼光，可以自由地跟知心人说话了——他要结婚了，这是精神上一个重大的缓冲。 说来也是门当户对，庄元端是晚清洋务巨擘盛宣怀的外孙，新娘子王永瑛（小名三毛）是晚清军机大臣、大学士王文韶的曾外女。此事由他的母亲和八姨夫彭震鸣牵线、促成，因王家与彭家是亲戚，彼此知根知底。庄元端有一次回沪探亲，长辈们跟他谈起了此事，他一脸惶恐，因为除了政治上的身份不说，他每个月只有二十三元的工资，何来本事养家糊口？但是他听说王永瑛的情况比他还惨，她也被弄去劳教，回沪后竟然户口都落不下，只得落到苏州郊区的陆墓，没有工作，没有收入。王氏家族早被打得树倒猢狲散，她没了依靠，日常生活都成了问题。或许是出于同病相怜吧，庄元端答应见一面。认识以后他才渐渐明白，王家的“根底”不比盛家浅，甚至还要复杂得多。 王文韶家族的大本营在杭州。而王永瑛的外公姓韩，早年来上海滩经商，做煤球生意，很快发家致富，被誉为“煤球大王”。王永瑛的外公有八房太太，在南京西路靠近成都路的一条大弄堂里，每房太太住一栋小洋楼。王永瑛的父亲有三个太太，可是她小时候却跟舅妈一起生活，后来又跟着二好婆（她外公的第二房太太）一起生活，旧式大家族关系错综复杂，她只能随波逐流。新中国成立后生活水平有所下降，但对王永瑛来说也无大碍，她本来就寄人篱下，生活上虽好于一般老百姓，但是精神很空虚。她学过医，读过大学，但是没有毕业。到了“文革”爆发时，她外公麾下庞大的家眷队伍无一例外地被“彻底革命”了，值钱的东西都抄走了，剩下七大姑八大姨、男女老少几十口人，全被赶到一栋洋房里住，保姆、佣人、车夫全被赶走了。只见每个房间里都并排着一些单人床和煤油炉子，好像集体宿舍似的，旁边堆的全是杂物，王永瑛挤在其中，拥有一张单人床和两只箱子。 当她决定远走高飞、嫁给远在安徽的庄元端的时候，首先的一个步骤就是要设法把她的两个箱子运出家门。把自己的东西搬到屋外并运走，这在任何时候理应都是无可非议的事情，可是1968年的中国正值“文革”，韩家是典型的“封建社会余孽”，是革命的对象，无时无刻不在被监视和怀疑之中。在这种情况下搬运箱子，是不是在转移财产呢？还是另有阴谋？一旦被里弄里的“左派”们发现，那就注定要被抄没无疑。 怎么办呢？好在盛家亲戚多，人多力量大，敢于出头露面、打抱不平的人也大有人在。庄元端的一个亲戚叫李家庞，是李鸿章家族的后代（李鸿章的三弟节蕴章的曾孙），也是盛家的后代，他母亲是盛宣怀的孙女盛毓菊。那时李家自然也败落了，李家庞在庄元端父亲的帮助下，报名参军去了，后来从部队复员到工厂当了工人，这下好了，他本人成分成了无产阶级了，可以戴上红袖章参加造反派了，他是李氏大家族和盛氏大家族中为数不多的“革命派”。李家庞又是一个性格直率，为朋友敢于两肋插刀的人，知道王永瑛的难题后，二话没说，立马弄来一辆三轮车和一件军大衣，把造反派的红袖章往臂上一缠，就带着庄元端的妹妹庄元贞出发了。庄元贞也必须做出很“革命”的样子，她原本浙江美术学院（今中国美术学院）毕业，由于出身不好，分配到福建工作，难得来上海探亲。他们来到三毛住的地方，什么话都无须说，装上两个箱子赶快走人，只要能帮助三毛顺利逃出这个是非窝就行了。由于他们带着红袖章，居然把里弄里看管的人给唬住了，没人出来阻拦。 箱子运到哪里去呢？自然是先送到庄元端的妈妈、盛七小姐盛爱颐的住所，那个五原路上现已名载史册了的汽车间。把人赶到汽车间里居住，绝对是那个特定时代整人的超级“发明”。汽车间说它不是房间吧，倒也能遮风挡雨；说它是房间吧，没有窗户、煤气和卫生设备，叫人怎么生活？何况整栋房子的化粪池池口就在这汽车间里，每过一段时间就会有环卫部门的一辆粪车开到门口，掀开化粪池的盖子，插一根粗管子到里面“嘟嘟嘟”地抽大粪。 这个汽车间大概是上海滩最传奇的汽车间了，七小姐在里面住了二十多年，经历了很多现在看来绝对是非常哭笑不得的事情。七小姐历来宽宏大度，具有很强的家族责任感，亲戚朋友中无论贫富贵贱，一律平等对待，所以这个仅仅十几个平方米的汽车间倒也不冷寂，每天都有亲友们来串门拉家常，更多的是遇到不顺心的事情了，请七小姐帮助拿个主意。地方虽小，由于主人热心，凝聚力强，反倒成了盛家后人的一个聚会中心了。到吃饭时间了，七小姐就留人吃饭，都是天涯沦落人，有饭吃饭，无饭喝汤，吃什么是次要的，要紧的是这里有个盛家的主心骨。 自然，七小姐也有用得着大家的地方，比如，在“深挖洞、广积粮”的时候，里弄干部派下活儿来，每人要交二十块砖头坯子，是那种用来造防空洞的大型的砖头。七小姐哪里去弄泥巴呀，就算弄来了泥巴，又怎么会做砖头呢？这时，她的侄孙盛承宪带着女朋友竟从苏州帮她背来两大袋子泥巴和砂子，还有三合土之类的东西，在她汽车间的后门和起泥巴来。后来，据说里弄干部们都很奇怪，怎么盛爱颐做的砖头这么好，简直跟正规的砖头差不多了。那时的爱国卫生运动也经常是以量来要求的，比如，本周每人要上交一火柴盒死苍蝇，下一周每人要上交多少根老鼠尾巴等。七小姐年迈多病，儿子庄元端在安徽，女儿庄元贞在福建，仅一人在家，没法完成任务，此时就有亲友们来帮忙。打苍蝇还算好办，因为门前的五原路是一个马路菜场，鱼摊、肉摊周围不怕没有苍蝇飞，实在不行的时候居然可以向人家买，花几个零钱就能买到一火柴盒死苍蝇，足够交差就行了。老鼠尾巴则不那么好对付，然而“上有政策，下有对策”，把一根老鼠尾巴从中间剪开，不就成了两根了吗！ 亲朋之间如此，她对新来的儿媳妇就更上心了。七小姐非常心疼三毛这个苦命的儿媳妇，尽可能为其准备好衣物，买好火车票，送其去合肥，因为庄元端请不出假，无法来上海结婚，那就只好请三毛只身北上了。没有婚宴，没有灯彩，没有亲友们来祝贺，两个“封建社会的孝子贤孙”在四元钱租来的农民的房子里，度过了他们的洞房花烛夜。三毛没有工作，却有一身的病。庄元端只有二十三元的工资，付掉房租还剩十九元，他们俩要生活，还要给三毛治病，在这种情况下，每一分钱都显得十分珍贵。他们进城买东西，要细心算好，要走几站路才能省出五分钱。一旦有香烟抽了，那绝对是少有的奢移品，只好一根香烟两个人抽，你几口，我几口…… 可惜的是，当时的条件无法治好三毛的病，她不幸患上肺癌，在确诊五十几天后就撒手人寰，离开了这个对她绝对不公的世界。仔细算来，她与庄元端夫妻一场仅有八年还差三天。 回上海：惊动了宋庆龄主席 粉碎“四人帮”之后，改革开放的春风终于吹到了“有帽”和“无帽”的角落。在对右派分子的甄别和改正工作中，庄元端终于获得彻底改正，按照政策，他应当回到原单位，也就是说，他扬眉吐气的一天终于到来了！但是，“左派”的传统势力是极其顽固的，他们总不甘心退出历史舞台，他们总不情愿眼看着被他们专政了几十年人，突然有一天跟他们平起平坐了！ 庄元端的妈妈盛爱颐是个了不起的人，尽管那时已经七十多岁了，而且长期身处逆境，但她仍然保持了一个正直的人的尊严，遇事闯得出。她眼看儿子的右派问题已经改正，但是安徽方面迟迟不肯放儿子回上海，这是什么王法？此事不能马虎，必须理论理论。她去找当年她丈夫在交大读书时的老同学、新中国成立后出任上海市副市长的赵祖康，向他反映情况。赵祖康非常同情，在一个合适的机会，就向当时的安徽省委书记万里反映了。万里也表示同情，认为应当按政策办事，但是后来又回过话来，说是安徽省机械厅的厅长不同意放，因为江淮汽车厂已经是省里著名的企业了，产值非常高，是省里的摇钱树，而厂技术科的骨干力量是五个右派，五人中有四个上海人，放一个回去其他几个也得放了，他们一走这个厂就成问题了，所以宁肯一个不放，也不能让这个厂垮掉。万里对越祖康说：“他们都不同意放，我也没办法。” 七小姐不肯罢休。她想起了她青年时代的朋友、已是国家名誉主席宋庆龄。当年盛家与宋家有多重联系——宋霭龄早年是盛爱颐的姐姐盛关颐的家庭教师；宋子文早年是盛爱颐的哥哥盛恩颐的英文秘书；盛爱颐的另一个哥哥盛昇颐在抗战时期是孔祥熙、宋霭龄所谓“公馆派”的核心人物，更何况，宋子文与盛爱颐还有一段传奇般的恋情，所以那时，盛家人与宋家人相互走动得很勤。在盛爱颐打中国第一桩女权官司的时候，宋庆龄等宋家人都站在她这一边，为之摇旗呐喊。1927年的《申报》在报道这一女权官司的时候曾写道：“盛爱颐女士为已故兰陵盛杏荪之嫡女，在室未嫁，最近以弟兄分析遗产之保留部分，并不遵守党纲及现行法律、依男女平等原则办理，乃延聘律师，向法庭起诉。盛女士为国民党老党员，对于革命工作，曾迭次参与机要，先总理在日，甚为重视，又与宋氏姐妹相知甚深，故此次提起诉讼，各方均表同情。现悉该案已由临时法院定期九月五日在第八庭开审。按女子要求男女平等之财产继承权，此尚为第一起，影响全国女同胞之幸福，关系甚巨……”可知她们的关系是非同一般的。只是时过境迁，由于种种原因，新中国成立后联系少了。宋庆龄居然收到了她的来信，而且非常重视这件事情。（现在发表的许多史料都表明，宋庆龄一贯非常重视人民来信，凡是信到了她手中，她总是很快就作出答复。）很快，安徽江淮汽车制造厂收到了一封上级转下来的、来自全国人大常委会办公室的公函。函里指名道姓要厂里按照党的政策办事，从速办理庄元端右派改正中的相关落实政策事宜，包括回到原单位上岗三厂的事情，他们看到宋庆龄亲自关心这件事，都怕了。厂里的军代表很同情庄元端，向他通风报信说：北京来信了，宋庆龄主席亲自来救你了，看来安徽顶不住了，这回你肯定要走了。但是你一走，其他几个人也留不住了…… 真是不能再巧了，庄元端回上海的日子，居然跟他离开日子是同一天。算算在安徽的日子，整整二十一年过去了。去的时候25岁，青春焕发；回来的时候46岁，已白发映鬓了。 惊回首：小开已成老克勤 回到久别之后的上钢三厂，很多人都已经不认识了。人事部门知道他是宋庆龄亲自关心的人，也赔尽笑脸，说是只要写个简单的履历和情况介绍，就可以升他为工程师。庄元端不肯买账，他不愿写什么履历和情况介绍，他也不要这个迟到的工程师头衔，他说：“我什么都不要，我只要一个护照，我要到美国去。” 1981年，庄元端飞临美国旧金山，开始在异国他乡打工，终于摆脱了那么多年的精神枷锁，可以呼吸自由的空气了，可以凭自己的双手，自由自在地生活了，这对于他来说，已经是命运给予的至高回报了。凭他的聪明才智以及深广的社会关系，他有很多经商的机会，他可以像很多美籍华人那样发财致富，可是，他最终还是选择了与汽车相关的职业——主管一家汽车加油站，并为车主修车。由于他的敬业精神和诚意待人，在他退休的时候，老板执意要把这家汽车加油站送给他，但是他不要。他不需要过多的财产，他需要的是永远平静的心境和简单的生活。他把时间都用在与汽车相关的事情上了，常常义务为朋友们修车，义务为他们到废车场上淘一些经济实惠的汽车零部件，所以他的时间总是不够用，有时候星期天，他还没有起床，请他修理的车子已经停在门口了。 退休后，他有足够的时间来继续收集和欣赏他那积赞了几十年的汽车图片和资料了。这些资料倾注了他毕生的心血，欧洲几乎所有的老爷车都可以在他这里查到详细的档案。“文革”期间，这些图片资料已经有一大箱子了，曾藏在亲戚李家庞的家里。他把这些资料分期分批地带到美国。有朋友赴美时也叫朋友带去，有一次朋友不慎丢失了一本，他心疼得不得了。现在，他的这一大宗宝贝越积越多，家里堆不下了，他竟花钱租了一间储藏室，专门来收藏这些宝贝。每隔一年，他会来上海与亲友聚聚，上海的亲友们会排队挨号地跟他预约一起吃饭，要想见他也不那么容易。 庄元端，已是年届80岁的老克勒。 笔者跟他第二次见面约在徐家汇港汇广场二楼，按照老习惯，笔者总是早些来到，想不到庄元端来得还要早，只是他并没有坐在咖啡桌前，而是伏在栏杆上看广场里过往的如潮人流，那专注的神情、那凝重的眉宇，他是在观海吗？他听到了海的什么样的呼啸？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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