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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人问秦怡：“秦老师，您都80了，您太苦了，是否考虑把金捷送往有关的护理院?”她微笑着说：“这不叫苦，这是爱，苦并快乐着。我如放弃儿子，那才叫苦，而且永远没有快乐。我想过把他送到护理院，但想想他哪儿不舒服，生病不知道说。如发烧，谁会天天去摸他的额头，如腹泻，谁会注意他一天去几次厕所，他又不知道说。再说现在又得了糖尿病，自己不知该吃什么，吃多少?想想还是不放心。” 在秦怡悉心的照顾、百般的呵护下，金捷总是穿得干净整齐，个子长得酷似父亲金焰，高大、魁梧、英俊，不与他对话看不出他是个病人。秦怡说：因他低能，我必须给他加倍的爱! 虽说低能，但金捷也知道妈妈对他好。只要秦怡在家，他总跟在她后面转，嘴里不停地亲热叫着“妈妈，妈妈”。一次朋友问金捷：“妈妈是什么样子的?”他说：“做啊，做啊做……”真是妙极了，寥寥几个字说出了秦怡为他呕心沥血操劳的形象。谁说金捷不懂事呢? 2000年5月21日，中国特奥世界行上海慈善晚会在上海市波特曼大酒店举行。国际著名影星阿诺·施瓦辛格除了向中国特奥会捐献了十五万美元外，又用两万五千美元买走了秦怡的儿子金捷的一幅画《衡山公园写生》。 施瓦辛格说：“秦怡是我崇拜的中国影星，她的表演真、善、美。同时她又是一位伟大的母亲，为了弱智的儿子，她做了太多太多。” 动中取静的养生之道 在秦怡的艺术生涯中，她塑造的大多是命运坎坷、生活道路艰难的女性形象。而秦怡本人的生活、工作，也同样与艰苦和磨难结了缘。作为一个享有盛名的艺术家，秦怡的人生信条是：人要不怕吃苦，经得起磨炼和摔打，因为艰苦中寄寓着欢乐，艰苦中寄寓着希望。凭着这种信念，她一次次渡过难关，始终微笑着面对生活。 秦怡视体育运动为最佳健美之道。当年为拍《女篮五号》，她在“教练”刘琼的悉心点拨下，练了一阵篮球，由此对体育产生了浓厚的兴趣。现如今尽管已上了年纪，但只要一有机会，她还要在由老艺术家组成的“古(稀)花(甲)篮球队”亮它一手。 和其他艺术家一样，在进入中老年之后，秦怡尤为注意形体锻炼。她练功的宗旨是：不拘一格，松弛、随意。她不仅学习了“八段锦”，还通过电视等途径学习各种健身体操。她每天清晨都坚持锻炼半小时，并已形成了规律。 这些年，各种保健观念层出不穷，搅得人茫然不知所措。秦怡可从不人云亦云被人牵着鼻子走。她认为，在健身方面，各人都可以在实践中摸索，总结最适合自己的锻炼方法，千万不能随大流。锻炼也不能三天打鱼、两天晒网，否则终将一事无成。 住平房时不管多么忙，她都坚持饭后走2000步，还总结出自己的一套理论：先500步可使肚子不胀，再500步则有助于肠胃消化，最后1000步是一种放松的锻炼。住进高楼后，她又因地制宜，摸索出一套“高楼立体锻炼法”，具体讲就是先慢慢下楼，这比平地行走更有利于消化;再在户外有节奏地漫步2000步，活动腿部肌肉;最后健步返回居室。此后她一直坚持下来，风雨无阻。 谈到养生之道，秦怡的回答是：一是精神上永远乐观;二是养成良好的卫生习惯。她说，一个人有4种年龄，即自然、生理、心理、社会年龄。出生和生理年龄不可选择，但心理和社会年龄可塑性很大，人的年龄逐步增大，这是不可抗拒的，但人的精神状态不能因为年龄增大而松垮下来，体型也不注意保持了，衣服也拖沓起来，不仅会给人一种苍老的印象，而且本身的自我感觉也会越来越显得苍老。我就不是这样，从精神上说，无论什么情况下，我都尽量保持开朗、乐观。50岁时，我就设法保持三四十岁时的精神状态;60岁时，又要努力体现四五十岁的精神状态。一个人就始终充满了青春活力。 养成良好的卫生习惯也相当重要。秦怡从年轻时起就一直视冷水为有效的“保养剂”，从暮春到深秋，坚持用冷水洗浴。这一习惯的养成一方面是由于过去外出在拍片时，常常没有热水供应，只好用冷水;另一方面坚持洗冷水好处不少，它可充分刺激肌肤，促使体内血液循环加快，从而有效地提高皮肤的功能和弹性，使表皮细腻，减少皮肤皱纹，人就显得格外有精神。正是由于秦怡这种精神和对美的追求，加上常年不懈的体育锻炼，使她在80高龄之际依旧双目炯炯，光彩照人，看上去比她的实际年龄要年轻10多岁。 经常参加各类社会活动、艺术活动，以及家务的拖累，使秦怡常处于忙碌之中，然而，她却善于动中取静，在紧张的活动之后，调剂一下自己的神经。比如，静坐下来画一朵花，添几片绿叶;或是找来一本中外名著，读一段精彩章节，以求得动静协调。 秦怡同时也是个意志坚强的人，她说：“在磨难面前，关键是看一个人能否成功地进行心理调节，调节得好就能挺过来，否则就可能彻底被压垮。我先后生过4次大病，开过7次刀，患过脂肪瘤、甲状腺瘤，摘除了胆囊，还得了肠癌，但我并没有被病魔压倒，反而成功地降伏了病魔，还被选为‘抗癌明星’。” 链接 秦怡自诩： 心态平衡是健康的基础 不论走到哪里，熟悉和不熟悉的朋友都会对我说“你的精神真好，你的身体真好……”我不知为什么会给人这样的印象?我也不知自己身体是否真好?有时事情负担过分重，我也感到很累，但稍事休息之后，我似乎又能马不停蹄一阵子。我并不懂得什么是养生之道，许多朋友送的补品，往往因没有时间或是忙就忘了吃。 在我几十年的生活中曾患过三四次动手术的病，其中最重的一次是在1966年春节期间。由于那时大家都很忙，又是“文革”爆发的前期，住院之前，我没有和任何人联系，只是写信给四清工作队，把许多属于我应该完成的还未完成的事交付给其他人，并把要送给农民的毛裤毛衫等东西捎去。我在手术之前似乎一点也不紧张，手术时我的血压完全正常，尽管手术时间很长，输血的血都用完了,临时又去取血。(这一切都是后来麻醉师告诉我的。他还说，她以为我一定活不长，没想到我活得这么好!)手术后因对止痛药过敏，我没有注射止痛针，术后两三天的痛苦很难熬。正值此时，电台播放《人民日报》一篇关于焦裕禄同志的报道，我听后，比任何药物都好，我的精神完全转移到这篇报道中了。两三天后，我还一直想着焦裕禄同志的事迹。他的精神力量，鼓舞我一辈子。 手术后一星期，瑞芳大姐来看我，告诉我她就要去北京，参加一个戏剧代表团赴日本访问，她让我安心养病。不久以后我收到了由上海市委宣传部白彦副部长带来的邓颖超大姐的信，信中这样鼓励我：对于疾病要“既来之，则安之，一个共产党员要面对现实，无所畏惧，对病魔在战略上要藐视它，在战术上要重视之……”邓大姐的教导和亲切关怀，看来很简短，但意义重大深远，不仅对疾病这样，对待一切艰难困苦，都应以这样的心态去克服。病后不久就“文革”了，大姐的话一直在我心中回荡，我不仅克服了疾病给我带来的困难，而且毫无顾虑地去干校劳动了两年。 人生倏忽，一晃我已年逾八旬，但仍然工作不断，甚至比过去更繁忙，家务也无法减轻，孩子已进入中老年，一病接一病，还有其他琐事，那么我又怎样从这样的生活环境中解脱出来呢?当然我不可能不管，不去作具体的处理，但我可以调剂自己的心态。首先不要愁眉苦脸，正视现实，面对现实，要想一些切实可行的方法去解决矛盾。正如《傅雷家书》中所述：“只要高潮不过分使你紧张，低潮不过分使你颓废，就太好了。太阳太强烈会把五谷晒焦，雨水太猛也会淹死庄稼，我们只求心理平衡，不至于受伤而已……”这些话真让人得益匪浅。 心态平衡是健康的基础，精神因素是至关重要的。所以我自己也算得出一种养生之道：心理当生理的调剂，物质与精神的调剂都不能偏重一方又轻视另一方，即使是有病的人，能配合治疗，能有精神寄托，病痛好起来也快。 （责任编辑：苏菲菲）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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