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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徽宗政和、宣和年间，宋的富庶达到顶点，其中尤以作为帝国京师的东京汴梁城最为繁华。当时居住于东京的富家子弟孟元老在流亡南宋后凭记忆写了《东京梦华录》，记录政、宣年间东京的繁华盛况，遂流传后世，也成为后人研究北宋帝国晚期城市生活面貌的一个重要窗口。 巨大的东京开封府外城修建于周世宗显德三年（956年），据说筑墙的土是从郑州西边的虎牢关取来的，夯打成城墙后坚密如铁。入宋以后，自太祖以下的历代君主都对其不断增修，神宗在位期间更是年年修城，从熙宁八年到元丰元年还进行了扩展工程，外城城墙的长度从48里233步扩建为50里165步，同时将城墙加高到四丈（12.3米），加厚到五丈九尺。哲宗时期，又陆续修筑了外城城墙上的马面、战棚、楼橹。 东京城墙为素面夯土城墙，没有城砖包襄，只有城门和城墙转角等薄弱部位包砖，神宗和哲宗时期，还用十五年的时间将东京外城的护城河加宽加深，使之达到阔五十步（约80米）、深一丈五尺（4.6米）的规模。修浚后的外城护城河又称“护龙河”，两岸夹植杨柳，禁止行人往来。
东京外城也叫新城、罗城，共有二十二座城门。 南面五门，分别是正中的南薰门、东边的宣化门（俗称陈州门）和普济水门（蔡河下水门）、西边的安上门（戴楼门）和广利水门（蔡河上水门）； 东面六门，最南为汴河南支出城的上善水门，向北为汴河北支出城的通津水门（东水门），门洞中有铁闸，两岸各有一座旱门，城外两岸还修筑了二百多米长的“拐子城”，如同瓮城一样夹岸保护水门，东水门向北依次为朝阳门（新宋门）、含辉门（新曹门）和五丈河出城的善利水门(东北水门，包括一个水门和南岸的一个旱门）； 西面六门，南起依次为宣泽水门、顺天门（新郑门）、大通水门（西水门）、开运门（万胜门）、金耀门（固子门）和咸丰水门（西北水门）； 北面五门，东起依次为永泰门（陈桥门）、景阳门（新封丘门）、通天门（新酸枣门）、安肃门（卫州门）和永顺水门。 哲宗时期，在外城各城门外修建了瓮城。这些瓮城大多为三重，外门与城门不相对，行人需要曲折通行才能进出城，这无疑降低了槌车等攻城武器的战斗效力。不过，南薰、朝阳、顺天和通天四座城门的瓮城是两重，内外门之间笔直相对，这是因为这四座门属于“四正门”，御路从这里经过的原因。 东京内城是唐朝建中二年（781年）修建的汴州城，又叫旧城、里城、阙城，同外城一样属于夯土城墙，周长20里155步，位置和长度大致上与今日残存的开封城墙相重合。内城共十门：南面为朱雀、保康、崇明（新门）三门；东为丽景（旧宋门）和望春（旧曹门）二门；西为阊阖（梁门)、宜秋（郑门）二门；北为景龙（旧酸枣门）、安远（旧封丘门）和天波（金水）三门。此外，在汴河和金水河流经处开有三座水门。 内城正中稍偏西北是皇城、也叫宫城，它原本是唐朝汴州宣武军节度使官衙和府邸所在的子城，后梁开国皇帝朱温即位后，把汴州升格为开封府，子城改成了皇宫，后来为后晋、后汉、后周沿用。宋太祖即位后，感到宫室狭小，于是在即位的第二年就下令将子城城墙向东、北两面推移，同时派人去西京洛阳，募画唐朝宫室，对宫城进行扩建。宫城城墙本为黄土夯筑的土城，直到宋真宗大中祥符年间才将其改为砖城。东京宫城周长五里（2520米），南面为宣德，左掖、右掖三门，东西为东华门、西华门，北面偏东为拱宸门。
徽宗时期的北宋东京大内宫殿，前为宣德门，门阙原为三道，蔡京弄权时不学无术，称“天子五门”，改为五道门阙（周礼“天子五门”是指内外次序）。宣德门内为大庆门、左右升龙门、左右日精门。大庆门内为左右太和门，及宫城正殿大庆殿。北宋末年元旦大朝会时，徽宗车驾至大庆殿，接受大辽、夏、高丽、交州、回纥、于阗、三佛齐诸国使臣朝贺。 宣德门原本是唐朝子城的鼓角楼，神宗翻修宫城时不过增开了两个门洞，制度极为简陋，直到徽宗时期才大肆改造，将城门洞改为五道，门扇上描朱涂金，城台上的殿宇也从三间改为七开间，并在城楼两侧增建了类似于今天北京午门的两阙“曲尺朵楼”。宣德门南边修建了宽达三百米的御街，一直通到州桥（天汉桥）。 宣德门之内是大庆门和大庆殿，这里是宋帝国宫廷中最大的建筑群，殿庭广阔，可以容纳万人。大庆殿西边，有中书省、门下省、枢密院等最高行政机构。再向北，过端门，为举行常朝的文德殿、举行宴会的垂拱殿、皇帝寝宫福宁殿和皇后寝宫坤宁殿。这组建筑群南北在一条中轴线上，只有端门稍微偏东。传说皇宫扩建工程落成后，赵匡胤甚是高兴，坐在福宁殿中，下令把各殿大门全部打开，一路向南望去，可以看见端门。他指着端门对群臣说：“我心端直正如此，有稍微偏曲的地方，汝曹必然会看到。”因为这个缘故，虽然日后宫中殿宇多次被火烧毁，但端门的位置都没有更改。 除了这些主要宫殿外，宫城内还有紫宸、崇政、延和、景福、集英等殿宇，龙图阁、天章阁、宝文阁、东宫、资善堂等建筑，以及六尚局、殿中省和御厨等内廷供奉机构。宫城的西北隅，是小巧玲珑的后苑。 东京城外也修建了多处皇家园林，但比起汉唐时期动辄连山跨谷、绵延几百里的苑囿来，规模简直微不足道，连后世明清的御苑都比其宏大豪华。东京郊外园林中，最著名的是顺天门（新郑门）外的金明池，这是周世宗时代为训练水军、征服南唐而开凿的水池，宋朝皇帝每年都在这里观看水军操练，后来承平日久，水战演习竟然变为著名的“斗标”表演。宋徽宗政和年间在这里添建宫殿，使之成为皇家园林。 金明池南面隔新郑门外大道为琼林苑，是一座以花取胜的植物园，还有球场。徽宗时期不仅在城中大兴土木，在琼林苑也堆筑假山，称为“华紫岗”。此外，新封丘门外有含芳园，固子门内有宋太宗为皇弟时的私园芳林园，封丘门外有含芳园，新宋门外有太宗时代从赵廷美那里没收的别墅园林宜春苑（后改为富国仓）。宋帝国崇尚儒雅，这些皇家园林都是风格素补淡雅的文人式园林。 在南薰门外还有一座园林，宋帝国亡国的落幕演出就发生在这里，这就是玉津园。它本来是后周的旧苑，苑中只有少量建筑物，林木茂盛，因此俗称“青城”。玉津园的东北部饲养四方进贡来的珍禽异兽，还有供皇帝行亲耕礼的农田，宋帝每年祭天之前，都要在青城中斋戒，然后到南边数里之外的天坛行礼。 宋太祖扩建宫城之后，崇尚质朴的宋帝国在很长时间内没有继续兴建新宫殿，直到神宗时期才在宫中隙地上陆续增添了玉华、庆寿等小型殿宇。徽宗时期，嫌宫城简陋，在内城中修建了延福宫和艮岳，在内城之外修建了撷芳园、景华苑和曲江，宋帝国也因为花石纲而耗尽国力，激起民变，最终迎来了亡国惨祸。 东京城内有四条河道，分别是汴河、五丈河、蔡河（惠民河）和金水河。前三条河，加上黄河，是北宋漕运的主要河道。 汴河开凿于隋朝时期，原名通济渠，最初是从江南向洛阳运送漕粮的运河，入宋以后成为最主要的漕运河道，江南、淮南、两浙、荆湖诸路的漕粮都经汴河运入东京，关中的租税粮食，则从黄河经汴口（河阴，今河南荥阳）运来。甚至四川和广东（分别经长江和赣江）的粮食，也有经汴河运来的，宋真宗时期，全国每年漕粮700方石，后来定额为720万石，其中汴河运输的就有600万石。 五丈河也叫广济河，连通梁山泊和清河、京东十七州（今天山东大部和江苏北部）的漕粮经此运往东京。蔡河（惠民河）则运输陈、蔡、颖、许、光、寿六州（河南南部和安徽北部）的漕粮。此外，金水河是东京皇宫园囿的主要供水河道，由密县引来，以石梁架渡汴河，入城壕，通五丈河，向南进入宫域后苑，最后曲折经大庆门出宣德门，流经御街，用砖砌沟渠，种植荷花，两旁种植桃杏，又垒石梁为井，专供官寺民舍饮用和宫苑城市的绿化灌溉。 东京内城分三十六坊，外城七十五坊，后来又增加十四坊。宋朝是市民文化空前繁荣兴盛的时代，唐朝时的宵禁制度已经不复存在，城中各处瓦子（市场）每到夜晚热闹非凡，如同白昼。为了防火，每坊都设有军巡铺屋，每处五名铺兵。城中还有砖砌的望火楼，一旦发生火情，就迅速报告军主、厢主、马步军、殿前三衙和开封府，派人扑灭，不需烦劳百姓。此外，宋仁宗体恤百姓患病没有医药，还下令在城中设立惠民药局，凡是无力求医的百姓，都由官府给钱配药，每年夏季还免费向百姓施舍汤药。仁宗时期还设立了东西福田院，向老弱、孤寡、病残的市民施舍粮食，神宗时期将福田院数量扩大为四所，除了施舍粮食外，天寒时还收容无家可归的老幼穷人、病人乞丐，所需的费用都从左藏库支取。黴宗时期则设立了性质类似的居养院、安济坊。甚至于无力安葬的贫民，都有漏泽园负责掩埋，漏泽园多为佛寺的空地，从事安葬工作的则是僧侣，政府赐予他们紫衣，或封法号予以奖励。 由于宋朝经济空前繁荣，地处中原要地的东京自然也成为五方杂处，商贸发达的繁华之都。北宋末年东京城的繁华程度，有《东京梦华录》和《清明上河图》加以详細记载，此处不再赘述。 和唐朝长安相比，东京的城市生活内容有了巨大的变化，此后中国历代都城，大抵是以东京为蓝本的。灭亡北宋的金朝，对东京的繁华生活更是艳羡不已，全盘照搬。1127年，金兵攻陷东京，将东京城内金银财帛、仪仗礼器、书籍图画、天文仪器全都搬运一空。1149年金帝完颜亮修建中都城，更是将东京残留的宫廷陈设，宫殿窗槛、装修、湖石等等全部运往北方，并按照东京的模式修建中都，从而奠定了此后元明清三代都城的基础。从这一点来说，东京是中国古代都城建设史上的分水岭，意义非常重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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