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开封到临安：两宋都城的城市格局与市民生活

开封与临安，分别曾经作为宋代的都城，两宋时期，以这两座都城为中心，都各自发展出灿烂的文化。那么，北宋都城开封与南宋都城临安在都城格局、城市河道、城市的市民生活方面都有哪些异同？

一、两宋都城的格局

北宋都城的基本格局比较清楚，目前经过考古发掘的有北宋东京城外城、内城、皇城三道城墙和城门等大量宋代重要古遗址。考古勘探表明,北宋东京城是一座东西略短、南北稍长的长方形城池,并由外向内依次筑有外城、内城、皇城三重城墙。外城注重加强防防御功能，牙道种植榆柳，二百步各置防城武库。《宋会要辑稿·方域》载，“旧城周回二十里一百五十五步，国朝以来，号曰阙城，亦曰里城。新城周回四十八里二百三十三步，国朝以来，号曰国城，亦曰外城，又曰罗城。”经实测，整个外城呈东西略短、南北稍长的长方形，外城东墙约7660米,西墙约7590米,南墙约6990米,北墙约6940米,外城周长29120米,合今58华里。

图1 北宋开封城格局示意图

隋开皇九年（589），置杭州，初治馀杭，不久后移治钱唐。《咸淳临安志》载杭州明确有“城郭”之说，是由隋楊素创，周长三十六里。《九域志》载“唐昭宗景福二年（893）錢鏐發民夫二十萬及十三都軍士築羅城，周七十里”，以上可见郭城兴建早于罗城。从一些记载可知，唐末时期的杭州是二重城墙，由此可以推测宋代早期的杭州临安城应该是二重城墙，子城（内城）——罗城（外城），依据这些考古勘探和发掘的成果，结合历史文献和舆图，参照古今重叠型城址的复原方法初步复原南宋临安城的布局并了解其特点。临安城是一座由外城、皇城两重城垣组成的由地方城市改建而成的都城，外城坐南朝北，平面不甚规整，呈近似的长方形，皇城依山而建位于城中南部最高处。城内以纵街横巷式的街道系统为基本规划，采用开放式的街巷制，街巷的走向受到城内主要河流河道的影响，从城南延伸至城北。都城礼制性受到旧城地势的束缚未能充分依循旧制展开。

图2南宋临安城格局示意图

二、两宋都城的宫城与皇城

与唐代相仿，北宋的宫城在整个城市的西北方位，周长大约是2.5公里，与唐代宫城相比面积缩小了不少。《宋会要辑稿·方域一》：“大内据阙城之西北，宫城周回五里，即唐宣武军节度使治所，梁以为建昌宫，后唐复为宣武军治，晋为大宁宫。国朝建隆三年五月诏广城，命有司画洛阳宫殿，按图以修之。”经实测,北宋皇城呈一东西略短、南北稍长的长方形。其东、西墙各长约690米,南、北墙各长约570米,四墙全长2520米左右。考古资料显示宫城东墙长约690米，墙宽8-10米，西墙长约690米，残宽约8米，南墙长约570米，残宽10-12米，北墙长约570米，残宽约12米。宫城以西华门-东华门为界将整个宫城分为外朝和内廷两大部分。至宋代晚期，北宋皇城形成宫城、皇城、延福五位和六位的环套宫城格局。

见诸《乾道临安志》所载州治在吴越时期已经存在，最早的郡守也从这一时期开始。但是真正获得有序治理的时期应该是从唐朝开始，从贞观中期开始每一任郡守都留下较为清晰的记录。白居易为唐代第六任杭州刺史，“筑堤捍钱塘湖，锺泄其水溉田千顷。”唐时期杭州东南形胜的名声渐渐打开，唐至北宋时期列位刺史在任，在府治中和周边都有所新建。北宋时期州治未变，至南宋建炎四年（1129）年作为行在，《乾道临安志》载“建炎四年，翠华驻跸，今徙治清波门之北，以奉国尼寺（即净因寺）故基创建。”行在即后来的大内宫城就在旧子城旧址增建，“大内在凤皇山之东，以临安府旧治子城增筑，南曰丽正门。”考古发掘显示南宋皇城北墙在万松岭路南。皇城东墙位于馒头山东麓，东侧为中河高架，南段地处馒头山路西侧的断崖上。皇城南墙位于今宋城路北侧，大部分与宋城路平行，目前地表已不见城墙遗迹。皇城西墙南端与南墙衔接，向北经过宋城路105号住宅东侧，北端抵达凤凰山南麓的一处陡坡，目前地表无遗存。南宋临安城宫城所处的位置与北宋时期截然不同，出于安全的考虑宫城的位置西面和北面为凤凰山所环绕，其西南面的位置俯瞰钱塘江，因此再无往南面平铺的可能。从现存的《南宋皇城图》上看，南面宫城外皆是池水，在宫城与外城之间仅有一条狭窄的道路，向南置水门、便门，这一方位主要是为了防御的目的考虑。而城市重心放到了北面，朝向宫城北面城市沿着山脉和水脉扩张，呈现出狭长的形状。皇城的正南门外一条道路较短，无法形成延伸的都城中轴线，相反的，在宫城北门形成了都城的御街。十分明显地当时在都城中十分活跃的市，又位于宫城的北面，这座城市的布局与唐至北宋时期那种规整、完善的都城之制相去甚远，可以说它基本冲击掉了一个方正格局的稳固的都城，而代之以流动的，更为随机的都城形状。

三、两宋都城的运河与水系    

图3 宋代的汴河周边景象

在后周疏浚汴河、五丈河、蔡河的基础上，北宋又开发了金水河，形成“四水贯都”。与唐代都城相比，宋东京城的路网与水网都略微松散，它们往往不再是呈直角直线式的连接，而是在接缝处发生了断裂。城中道路呈现了一定的随机性和变化，特别是城中的四条水道蜿蜒穿过城市的四个方向，且在城市南部以“几” 字形绕过，许多道桥梁横跨其上，使得整个都城的南部的道路与桥梁贯通一体。北宋时期，在穿城而过的4条河道中，其中“唯汴水横亘中国，首承大河，漕引江湖，利尽南海，半天下之财赋，并山泽之百货，悉由此路而进”。由于汴河的重要性，北宋政府“置官以司之，都水监总察之”。北宋由汴河每年漕运江、淮、湖、浙粮米到开封，有八百万石。汴河把当时的黄河和长江联系起来，全国各地尤其是东南一带的物质通过汴河运达东京，堪称是北宋王朝最为重要的交通大动脉。

南宋临安城内的三条重要河道，即今盐桥河、菜市河、贴沙河，这三条河道纵贯御街之东的城区，其流经范围包纳整个城东,每条河道上面的桥梁数十架。《咸淳临安志》载宋时的河道有三，“大河”是自宫城城门综贯向城北运河的一条主要河道，“大河自登平桥-六部桥-黑桥-州桥—安永桥-下瓦后桥-众安桥-清湖桥-黑桥-左藏库桥-钱塘县桥-盐桥兴德坊东-御酒库-丰储仓后-至白羊池桥”，沿途经过和宁门外主要衙署、太学、百官宅、主要市瓦、酒库、粮仓等。“小河”大约自朝天门附近起始，“由鍾公橋起至衆安橋轉至觀橋，又轉以北直至淳祐倉前接餘杭水門”，小河最终仍然通往余杭水门仓库，沿途所连接有南瓦熙春楼、礼部贡院、柴市等,这条河道连接起来的地方比较僻静。“西河”自府治前往北至众安桥，众安桥附近即百官宅，这条河为城内的一条较短的河流，显然它的功能是为了服务府治的官员。对比而言大河接近今盐桥河，小河近菜市河，而西河接近今贴沙河。

如果说城内河道仅仅提供了临安城市井商业兴隆的一面，而钱塘江水道所带来的是来自海上的贸易巨贾，《乾道临安志》有“湖山左右映带，而闽商海贾，风帆浪舶出入于江涛”。除余杭门水道旁设仓以外，在余杭门外有白洋湖，此地形成了唯临安城才有的水上仓库，“中北关水门内，有水数十里，曰白洋湖，其富家于水次起迭塌坊十数所，每所为屋千余间，小者亦数百间，以寄藏都城店铺及客旅物货，四维皆水，亦可防避风烛，又免盗贼，甚为都城富室之便。”塌坊的的规模大至千余间小至数百间，均是为了服务都城来往人口而设。临安城中的水道与东京城不同的是，它有许多天然形成的小河道与城中三条主水道相互勾连，可以联系城中各处。丰沛的水道与河道网形成可比肩陆上的交通网，在一定程度上等同东京城中街巷的功能，河道的交错自然形成了临安城以南北水道流线为走向的格局。

四、两宋都城的商业与市民生活

图四 北宋东京城商业中心欢门彩楼

与唐长安城相比，北宋开封城的棋盘式格局并不明显，这是市坊制度已经松懈的征兆，这一现象从中唐时期就已经开始，由于纺织、茶叶、陶瓷等手工产业的发达出现了坊内穿墙、夜市等，破坏了封闭式的坊巷制度。宋初虽然沿用了唐代的市坊管理制，但是坊巷已经呈现崩塌之势，政府许可临街设店，在城市里大量的出现市坊杂处。从《清明上河图》可以看到，许多街市已经临街开门面，而许多摊位都在店铺前面临时设立，全然不见那种内向封闭的坊巷格局。街市的开放与交往空间的多样在北宋末期似乎不但已经成形，而且可能还受到当局者的鼓励，从这幅图所极力宣扬的情景可见。内城中各行各业的设馆开店，这些店面与普通居户相杂。封闭式的坊逐渐淘汰，此时的城市围绕“酒楼”“茶楼”“街坊桥市”为中心的街市形成商业中心。在《清明上河图》中亦有这样的一座新商业场所“欢门彩楼”，这座楼有三层高，在内城应该是最高的建筑，其主要的经营酿酒、售酒的业务，依托这座酒楼形成一个提供多种服务的街坊区。

宋时临安城的城市空间更明显的为商业所聚合，坊巷不再被其封闭空间所局限之后，它发展了另外的一些特征吸引人群聚集，可以称之为手工业者的合作组织，《梦梁录》载“市肆谓之“团行”者，有名为“团”者，又有名为“行”者，其他工役之人，或名为“作分”者”。这些“行市”所产主要与普通人的生活需要相关，《武林旧事》诸市“炭桥药市、官巷花市、南官巷珠子市、北关外黑桥头米市。大瓦修义坊肉市、新门东菜市、候潮门外鲜鱼行、便门外横河头布市、新门外南上门蟹行、青果团、柑子团、橘园亭书房”。这些经营或者接近运河以便运输，要么便在大的酒楼附近，而且都是规模经营大量销售。作坊的经营与市类同，为大量制作以供贩卖的，“凡买卖之物，货物盘架之类一切取办与作坊”。这些行市在城中大抵以街巷、水道、桥畔分布，服务于四方辐辏，《梦梁录》：“客贩往来，旁午于道。坊巷桥道，院落纵横，各有茶坊、酒肆等铺。盖经纪市井之家，往往多于店舍”。小经纪亦成为一个专门职业，每种有数十人以提供专门服务，大致为朝廷抄录朝报，小至卖宠物食等等，各种杂活都可以仰赖以生存。

临安城中的另一个重要空间为展示技艺的“瓦”和社交场所的“楼”。从各类记载比较来看，瓦子和酒楼经常混为一谈，且它们的地点也混在一处。不但翻开《皇城图》除了皇城九里、三部六省、庙观、坊巷之外，许多偌大空间都标出了“南瓦”“中瓦”“大瓦子”等，“旧自清河坊，南则呼南瓦，北谓之界北，中瓦前谓之五花儿中心”，这无疑是临安都城生活的重要组成。这些瓦子大多于官办，城内隶修内司，城外隶殿前司，它们大多以府库依托，主要服务于官署。除了南瓦、中瓦、大瓦、北瓦之外，还有菜市门户、钱湖门瓦、赤山瓦、嘉会门瓦、北关门瓦、艮山门瓦,但是在菜市米市这类地方亦铺陈瓦子，“太平坊皆为瓦市，各有等差”，这样的瓦市依坊而存在，大多数时候服务于平民阶层。

“酒楼”虽名为一楼，但其实它依靠“楼”这一空间，聚合起复杂的各类人口，渗透到临安城各市坊的生产中，城中酒楼虽只供酒，但是其他的物品可以在这一场所交换，这种张扬的交换超过了物品的实际价值而更像是展示奢侈，从另一方面反映当时社会生存的剩余程度。东京和临安在酒楼这类消费上似乎并无特大不同，但是从东京的管理严格到了临安城则又有废弛。宋的东京仍然可见是一个政治特征鲜明管控严格的都城，而到了临安时期民间的活跃生气将一派肃穆取代，手工业者的日夜生产充塞诸市与街巷，仅在酒楼这样的空间中便更加密集的容纳了许多样的生存样态，在酒楼的背后是大量的作坊、团行从业者，种种的迹象表明，临安城中各类产业更为的密集，生产的物品种类更为繁多，而且比较其东京城临安城中不以生产为业的人户更多，像是各种流动的从事服务行业的人员，官署管理的松懈和平民生产的解放都使得临安城显得十分活跃，作为一个商业性的都城的特征也更为明显了。

参考文献：

1.郭黛姮：《南宋建筑史》，上海古籍出版社，2018年。

2.丘刚：《开封宋城考古述略》，《史学月刊》，1999年第6期。

3.王子奇：《宋代城镇考古的发现与研究》，《文物、文献与文化——历史考古青年论集》，2017年。

4.贺业矩：《唐宋市坊规划制度演变探讨》，《建筑学报》1980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