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黄河兰州段有一座中山桥，它建成时叫黄河铁桥，是黄河上第一座永久性公路桥，被称为“天下黄河第一桥”，促使该桥建成的正是江西丰城人毛庆蕃。 近日，记者走访江西省方志馆，并查阅相关资料了解到，毛庆蕃是中国最后一个儒家学派——太古学派的弟子，著有《丰城毛先生遗集》。同时，他也是注重实业的官员，曾与袁世凯共同创建万国红十字会（中国红十字会前身）；他曾担任中国当时最大的兵工厂——南京金陵机器局的总办，让兵工厂得到快速发展。此外，他还在敦煌文献抢救方面作出了重要贡献。
▲“黄河第一桥”——兰州黄河铁桥。 资料图
为太古学派弟子
曾辅助黄葆年讲学
据《江西省人物志》记载，毛庆蕃，字实君，江西丰城县（今丰城市）人，1849年生于官宦家庭。曾祖父毛辉凤为道光年间举人，曾任四川綦江、江油等县知县，政绩卓著，人称毛青天。毛庆蕃于同治十二年(1873年)中举，随后游学各地，历任户部员外郎、江苏提学使、江南制造局总办、护理陕甘总督等职。
在扬州时，毛庆蕃与刘鹗投在“太谷学派”嫡传弟子李龙川先生门下，之后成为学派三传山长黄葆年的重要助手，学问愈益大进。
据了解，太谷学派创立于清代中后期，被学术界称为“中国最后一个儒家学派”，门下名士辈出。
毛庆蕃的思想立足程、朱，不杂阴阳之说。他曾于1902年与太谷学人共同努力将太谷学派南北二宗合一，推黄葆年、蒋文田二人共同讲学于苏州归群草堂。所谓太谷学派的南北合宗，即太古学派的黄崖弟子与龙川弟子的合宗，同归于1902年创设的归群草堂。
据《归群草堂语录》记载，毛庆蕃以“辅翼圣功自任”，为讲学经费主要提供人之一。所谓“辅翼圣功”，就是从物质条件上辅助学派的传道活动，其中最重要的“功德”就是经济资助。民国后，毛庆蕃由兰州到苏州定居，辅助黄葆年讲学于归群草堂，直至终老于此，著有《丰城毛先生遗集》三卷。
与袁世凯共同创建
万国红十字会
光绪十五年（1889年），毛庆蕃考中进士，开始进行以实学为指导思想的社会实践。他先任小京官，后主动外放担任小官职。1894年，甲午战争爆发，毛庆蕃获两江总督刘坤一保荐，调往湘军粮台，坐镇天津，为吴大徵保障后勤。1900年左右，“以名儒任永定河道，为历来河臣之冠。每至汛期，亲赴两岸，昼夜巡视，督促防堵险要，在任数年，河无决口”。
据《江西省人物志》记载，1902年，毛庆蕃由直隶派抚局道员调上海机器局总办，同时被授“帮总书记”的身份，与袁世凯共同筹建万国红十字会。据了解，万国红十字会为中国红十字会前身。
不久毛庆蕃调任南京金陵机器局总办。金陵机器局是李鸿章于1865年创办的近代兵器制造厂，经过近四十年的苦心经营，成为中国当时最大的兵工厂。毛庆蕃到任后废寝忘食，全面经营兵器工业，发誓以雪“庚子”之耻。通过他的努力，金陵机器局扭转前总办亏损公款70万元的局面，并通过不断扩大制造规模、改进制造工艺，以加强国防战备，抵御外侮。
多方筹措资金和材料
促成建造黄河第一桥
据《兰州市政建设志》记载，在创建铁桥之前，黄河兰州段原有明初建于兰州城北历时500多年的镇远浮桥，历为陇中通往陕、宁、青、新、藏的交通要道和津梁隘口。浮桥每年春建冬拆，事繁费巨，尤其严重的是，每年因渡河而造成大量车辆、人马落水。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德商泰来洋行驻天津经理喀佑斯愿包修兰州黄河铁桥，索价天津行平化宝银16.5万两。次年，时为陕甘总督的升允，协同兰州道兼洋务总局总办的彭英甲等人与喀佑斯谈判，并于1906年10月28日由清廷代表彭英甲与喀佑斯签订修桥合同，保固80年。
兰州黄河铁桥由美国桥梁公司设计，于光绪三十四年（1908年）3月份开工。德商招雇来兰州的洋工华匠共６９人参与建设，这其中包括美国人满宝本、德国人德罗和华工刘永起等人，铁桥于宣统元年（1909年）竣工，验收通车，实际总造价为库平银306691.898两。这成为黄河上第一座永久性公路桥，故升允题额曰第一桥。1942年改名中山桥。
据了解，兰州黄河铁桥的建成充满曲折。在提出建设时遭到弹劾、在建设过程中遇到桥款未准时发放等问题，最严重的问题是1908年10月光绪皇帝和慈禧太后相继归西，新皇帝上台后，支持建桥的陕甘总督升允、兰州道彭英甲等相继免职或任他职。
据史料记载，1908年调任甘肃布政使的毛庆蕃新任护理陕甘总督（即代理陕甘总督），彭英甲则调任甘省按察使，兼理洋务，主要执掌桥务。
当时，得知彭英甲权利被削弱的泰来行及德国领事馆很兴奋，想乘清廷换人之际，以桥梁事务变本加厉再捞一把，然而并没有得逞。在这个过程中，毛庆蕃一直支持黄河铁桥的建设，并于1909年闰二月恢复彭英甲原职。不仅如此，在建桥的过程中，毛庆蕃还多方筹措资金和材料，使几有夭折之虞的工程起死回生，得以竣工，成为建造桥梁的促成者。毛庆蕃在宣统元年七月十一日（1909年9月1日）上报清廷军机处关于请示在桥面添铺木板的电呈记载，铁桥“现已竣工于本月初四日（1909年8月19日），车马开行”。
抢救敦煌经卷8000余卷
阻止敦煌文献外流
此外，毛庆蕃还在敦煌文献抢救方面作出了重要贡献。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5月王道士发现敦煌藏经洞后，敦煌文物遭到外国文物贩子的巧取豪夺，而当中国学者发现这一情况时，敦煌文献已遭受重大损失。
为阻止敦煌文献进一步流失，当时的学部官员乔茂楠和罗振玉火速电告已是护理陕甘总督的毛庆蕃，请他务必将敦煌文献全部收购，并为此开列数万银两的预算。毛庆蕃对此极为重视，他立即停下手头正在进行的刘鹗遗著《老残游记》的整理工作（毛庆蕃的女儿嫁刘鹗第四子，其时刘已客死伊犁），派兵将王道士控制起来，并从转经筒中搜出剩余经卷8000多卷，全部押运进京，只花了3000两银子，令学者们喜出望外。
据《江西省人物志》记载，光绪三十三年（1907年），护理陕甘总督毛庆蕃被诬“玩误朝政”而罢职，寓居苏州。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后，袁世凯恢复帝制，电请毛庆蕃出任要职，遭到严辞拒绝。1927年，毛庆蕃在贫病交加中溘然而逝。其遗著有《江苏学务公牍》1卷、《奏议》6卷、《书牍》6卷、《古文学馀》10卷(未刊)。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