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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学医过程回顾以及思想的变迁
学中医之前，我家被下放到农村。我边读高中，边劳动，几乎所有的水田农活我都会干。那时的劳动强度很大，特别是在种植双季稻的时节，正值8月上旬，天气酷热，每天劳动十几个小时，往往是天不亮就去水田拔秧，上午割稻，下午翻地和插秧，经常搞到天黑，肚子饿，蚊子叮，浑身晒得紫红紫红。那时的清凉饮料，就是井水，放点糖精，就是那时的“雪碧”了！1973年，我家返回城里，当地政府安排我到医院当中医学徒，开始就给老中医抄方。比起农村，那就是天堂般的日子。现在回想起来，先苦一下也是好的，就晓得真正的乐是在哪里了。经过三年艰苦的农村劳动，才晓得有一个职业是多么幸福的事。
当学徒后，每天坐在老中医面前，做的事情就是抄方、抄录医案、请教问题。我的老师叶秉仁先生，早年毕业于上海的中国医学院，长期在农村行医，中西医两法都行。中医方面他教我方和药，不仅讲方剂的组成和功效，还教我他自己编写的方歌，如“调肝理脾服逍遥，三白荷草当柴烧”等。西医方面教我许多解剖和生理学方面的知识。我的母亲是在江阴卫生学校教《微生物寄生虫病学》的老师，家里就有许多医书，对西医我并不感到陌生。叶先生教我更多的是临床诊疗技能，例如肝脏触诊、心脏听诊及症状鉴别诊断等。当时的我对中医充满着好奇和新鲜感，什么都想学。当时大陆大搞中草药运动，因此我对中草药也有所涉猎。如用马兰根、野菊花治疗感冒，用马齿苋、地锦草治疗肠炎、痢疾，用鱼腥草、金荞麦治疗肺部感染等；同时，摘抄了不少中草药现代药理研究的报道，并用于临床。那时的思路比较简单和粗浅，基本上是头痛医头，脚痛医脚。诸如失眠就用合欢皮、夜交藤；咳嗽就用杏仁、桔梗；食欲不振就是谷芽、麦芽、山楂、陈皮，想法比较简单。
学徒满师以后，我开始独立门诊，疗效不理想。那时，开始对清代名医叶天士的医案进行研究。我把《临证指南医案》手抄、对比、分析，写了一些相关的文章，发表于国内刊物上。其中，我比较满意的是“叶天士体质辨证探讨”，这对形成现在的体质学说打下了重要的基础；同时，模仿叶天士医案处方用药。
那时还经常做的工作，是名老中医医案整理。我将叶秉仁先生等几位家乡名老中医的临床经验整理成文，陆续发表，如发表在《新医药学杂志》（后改成《中医杂志》）的“杂谈偶记”是整理叶秉仁先生的经验和医案。那时，有一件事让我高兴了好一阵子。1976年，我以实习日记的形式整理叶秉仁、夏奕钧等老中医的经验和自己的学习体会，投给了当时名气甚大的《新中医》杂志，不料居然发表了，编辑很赞赏，加了编者按，说我的文章“文体活泼，值得一读”。我还参与当地政府卫生局组织的中医编写组，编写《江阴县老中医医案选编》一书，我参与了全书的统稿和编者按等文字工作。那时，虽然对中医理论有所熟悉，但认识尚浅薄，大致和教科书观点相似，只不过对老中医的经验有所体会。当时还是不会看病，经常去请教老中医，我还手抄过清代常熟名医余听鸿的《诊余集》。总之，处在中医学的学习期，属于学习中医的初始阶段，尚谈不到什么思想的形成。
考上南京中医学院首届研究生后，我有机会接触大量的古医籍，也有很多时间放在读书上。那时，我集中学习一些基础科目，如自然辩证法、《伤寒论》、《金匮要略》及外语等。那时考虑比较多的问题是：中医学术是如何发展过来的？今后它的方向在哪里？中医理论的特点在哪里？那时自己还读了心理学、控制论、黑箱理论等，也写了一些相关论文。读书是苦的，我下了死工夫，花了很多时间，将历史上一些著名的医家及其著作、学术观点、经验方药等做笔记，再加上自己的诠释和评语。1980年的下半年，竟被我写秃了十几个蘸水钢笔的笔尖。以上的读书经历，对我了解中国医学史，了解中医学术流派非常有帮助。这既是我后来编写《中医临床传统流派》的基础，也是我多年从事课堂教学的本钱。所以，要做好医生，要读书，好好地静下心来读书、思考，尽管有些书当时读起来一点意思也没有，但还是要读，读了才会知道如何选择，如何读书。
20世纪80年代中期，大陆兴起了“中医多学科研究”的思潮。其历史背景是：改革开放的形势，为中医学发展带来了很大的动力，当时比较响亮的口号是“中医现代化”，但如何才能现代化？很多学者的想法是：中医学理论是从《黄帝内经》来的，只有先把理论突破了，才能带来临床疗效的提高，光靠中医研究中医不足以阐明中医学理论的奥秘，还必须依赖多种学科的参与。所谓多学科，主要强调了哲学、数学、物理学、化学、天文学、气象学、心理学等。1984年在南京举办了首届全国中医多学科研究会，大讲阴阳五行学说、运气学说等天人合一的中医哲学。当时，我也是筹备者之一。但我在参加这个中医多学科研究活动以后，越来越感到不踏实。这些研究的观点离中医临床太遥远，太极阴阳、五行八卦等诠释，终究谈不到具体的中医世界。所以，我始终与他们有着学术思想上的距离。那时，我的研究，一是从史学的角度来探讨中医发展的思路。曾写了《近百年中医学的发展理论》一文，这篇文章在《医学与哲学》杂志发表以后，哈佛大学东亚研究所的一位研究生专程找到我，他说对我的文章很感兴趣。另一就是从科学的角度认识中医。我越来越感觉到，中医作为一门学科，应该有标准和规范，否则，就无所谓发展。当时写了一篇文章，题为《标准化与中医学的发展》。
上世纪80年代中后期，我接触到清代著名医学家徐灵胎的著作，读后十分震惊。他虽然是两百多年前的古人，但其学术思想上却是非常清晰的，具有明显的近代科学的光辉。他的许多学术观点，就是放到现在，依然有很大的现实指导意义。徐灵胎先生的思想深深地影响了我。我写了不少有关徐灵胎的专题论文，加深了对徐灵胎学术思想的认识，也加深了对中医学的认识。也就在这个时候，我接触到了富士川游先生撰写的《日本医学史》，书上介绍日本古方派的梗概。在南京医学院图书馆，我又读了日本古方派代表人物吉益东洞先生的《药征》。这个时期是我学术上的探索期，多年模模糊糊的中医学渐渐有了粗浅的轮廓。
医案是我学习中医的重要教材。学徒期间是这样，在南京中医学院读研究生时也是这样，不仅抄读地方名医的医案，也注意从名医医案中挖掘中医处方用药的规律。当教师以后，也在课堂上讲些名医医案，或开设有关医案阅读的讲座。后来，为响应学校开设选修课的号召，我尝试编写这方面的教材。记得当时住在非常拥挤的筒子楼12平方米的宿舍里，写成了《医案助读》和《医案选读》两书。我当时就觉得，辨证论治是一种技能，医案是培养医家知常达变的本领，这是学习中医所必需的，属于传统的学习研究方式，不可偏废。那时对经方家的学术思想已经高度关注，所以书中经方家的医案比例很大，《医案助读》于1987年由中国医药科技出版社出版，那时我32岁。
除读医案以外，我花很长的时间在图书馆看伤寒注家的著作。那个时候喜欢读舒驰远的《伤寒集注》、程应旄的《伤寒论后条辨》、柯韵伯的《伤寒来苏集》、吕震名的《伤寒寻源》等，近代经方家如陆渊雷、恽铁樵、曹颖甫、祝味菊等的书也给我很大启发。我在阅读中理解到伤寒论研究是“一家有一家的仲景，各人有各人的伤寒”，每个医家是在注解《伤寒论》的过程中阐发自己的学术观点，诠释中医学的奥秘。可以说，一部《伤寒论》研究的历史，就是一部中医学术思想史。
（未完待续）
栏目主持：刘观涛
新媒体编辑：王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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