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丘墟文明看古都的起源

文化龙乡 2015-03-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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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丘墟文明看古都的起源

摘要：都城作为一种特殊类型的城市，它的产生是聚落演进的结果；作为政治活动的中心，它又是国家演进的产物。中国古都的起源在聚落形态上表现为从部落联盟中心的大邑逐渐演进到王权国家的都城；时间形态上

表现为从三皇五帝时代的丘墟文明发展到夏商时期的都城；地域形态上表现为从黄河上、中、下游的广泛分布渐趋集中于中游的中原地区；建筑形态上表现为宫殿、宗庙等大型夯土建筑物的出现。随着宫殿和宗庙的出现以及聚落中心功能的加强，至夏、商两代，真正意义上的“四方之极”，即政治、军事、经济、典仪及文化中心的都城最终形成。

关键词：丘墟文明；都城; 起源 ; 传说时代

关于古代城市的起源问题，学界已进行了广泛探讨，并提出了城市形成和起源的多种判断标准。[①] 都城作为一种特殊类型的城市，它的起源当与一般城市具有同步性；作为国家政治的产物，它的起源又具有某种特殊性。判断一座古城遗址是否为都城，同样有一个标准问题。根据早期都城所具有的功能和特征，可将其概括为四点：一是遗址所在为大型地域集团的活动中心；二是遗址在城址层级系统中占有最高地位；三是其建筑形式、规格及体量具有独占性；四是其标志性建筑物如宗庙、宫殿和高台化建筑的出现。以此观之，又可从四个方面讨论都城起源问题，即时间、空间、聚落和建筑。都城的出现是一个过程。这一过程在时间形态上从三皇五帝时代一直持续到夏、商两代；在空间地域上，从黄河上、中、下游的广泛分布渐趋集中于中游的中原地区；在聚落形态上从部落联盟中心的大邑逐渐演进到王权国家的都城；在建筑形态上表现为宫殿、宗庙等大型夯土建筑物的出现。随着公元前21世纪第一个王权国家夏王朝的建立，完全意义上的都城正式产生。经夏商两代的发展，都城发展成为真正意义上的“四方之极”，即政治、军事、经济、典仪及文化的中心。

一、传说时代的丘墟文明

都城是聚落演进的产物，它的起点当是传说时代的丘墟文明。这从它的称谓涵义可得说明。都城古称京师，京师得名于山岳、丘阜之类的事物。《毛诗集注》说：“京师，山高而众聚也。”[1]《尔雅·释丘》说：“绝高为之京，非人为之丘。”[2]《风俗通义》称：“丘之绝高大者为京，谓非人力所能成，天地性自然也。”[3]《汉书·百官公卿表》注疏说：“京，大也；兆者，众数；言大众所在，故云京兆也。”[4]《诗经·公刘》写道：“笃公刘，逝彼百泉，瞻彼溥原，乃陟南冈，乃觏于京。京师之野，于时处处……”。[5] 诗注说，京为高大的山丘，豳城就建筑在大丘上面，故称做京师。[6]^(P415)《周礼·王制》说：“夏曰夏邑，殷曰商邑，周曰京师。”[7] 《白虎通》说：“京师者何谓也？千里之邑号也。京，大也；师，众也。天子所居故以大、众言之，明什倍诸侯，法日月之径千里。”[8]可见京即为高地，无论是人为之高台，还是天然之丘阜，统称为京。研究表明，华北平原上的城邑多起源于丘阜聚落。古人常常借崛起于冲积平原上的丘阜建立聚落。聚落建在丘阜之上，丘阜的泉源可充饮水，丘阜的树木可作燃料。丘阜因其地势，可兔受洪水之灾。丘阜的南坡向阳，冬季有较好的小气候条件，而丘阜本身又是一个制高点，有利于攻守，所以在大平原上，丘阜具有建立聚落的理想条件。在一定的条件下，这些聚落扩大而成为城邑。[9] 郑逢源先生在《丘虚通证》一文中列举了163个以丘、虚、京、阜命名的丘虚，并认为“丘虚之分布麋集于河济之间，今鲁、豫、冀三省之交接处为最多。……由此可以推断此地带为我国最早之文化发源地，最古之政治中心及经济中心。所谓‘东土文明’或亦可谓之为‘丘虚文明’”。[10] 著名的丘墟如商丘、帝丘、老丘、黄台之丘、犬丘、曲阜等都曾做过部落联盟中心的大邑，即早期都城。

据《帝王世纪》载，伏羲都陈，黄帝都涿鹿，少昊都穷桑，颛顼都商丘，帝喾都亳，尧都平阳，舜都蒲阪，禹都安邑。这些部落中心多位于高亢隆起的丘阜之地。因后世把部落首领看作帝王，故称其所居的大邑为都城。又因后世的都城为帝王所居，人口众多，规模宏大，气象峥嵘，故又引申出“绝高”、“高大”谓之京，“众庶云集”谓之京的观念。因此说都城是聚落演进的产物。在它的形成发展过程中必然会烙下其原始印记，其涵义也必然反映出它的原始状貌特征。

由原始丘阜聚落演进为都城的过程始于传说中的黄帝时代，持续到夏商两代，其间持续千余年之久。这一过程也是从原始社会到阶级社会的转变过程和部族国家的产生过程。据《史记·五帝本纪》记载，黄帝原居轩辕之丘，后迁居涿鹿（河北涿鹿），他与蚩尤战于涿鹿之野，与炎帝战于阪泉之野，战胜炎帝后，徙都于轩辕之丘、彭城（江苏徐州）、曲阜等地。后炎、黄两部融合，形成华夏族。东夷颛顼族西移与华夏族融合，建都于帝丘（河南濮阳）。在尧舜时代，尧都平阳（山西临汾），舜先后以蒲坂（山西永济）、平阳、潘（河北怀来）、涿鹿为都，禹都安邑（山西夏县），后徒都阳城、阳翟（河南禹县）。华夏族的产生就始于这些部落间的战争、交往和融合。在战争中为了防御敌人，保存自己，在驻地周围筑起简陋的夯土围墙是完全必要的和可能的。[11] 因此说都城起源于部落联盟中心的所在地，部落中心的大邑即是最初的都城。正如恩格斯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一文中所说：“用石墙、城楼、雉堞围绕着石造或砖造房屋的城市，已经成为部落或部落联盟的中心。”[12]^(P159) 这种成为部落联盟中心的城市已经具备了都城的一般功能。

《通志·都邑略》说，三皇之都：“伏羲都陈（陈州），神农都鲁（曲阜），或云始都陈，黄帝都有熊（新郑），又迁涿鹿。”五帝之都：“少昊都穷桑（曲阜），颛帝都高阳，帝喾都亳（偃师），亦谓之高辛，尧始封于唐（河北唐县），后徙晋阳，即帝位都平阳（临汾）。舜始封于虞（虞城），即帝位都蒲坂（山西永济）。”[13]《玉海·京辅》亦说：“包羲氏都陈，神农氏都陈而别营于曲阜，黄帝都于涿鹿，少昊始自穷桑而迁都曲阜，颛顼始自穷桑而徙邑商丘，高辛建都于亳，尧都平阳，舜都蒲阪，禹都阳城。” [14]

不少文献对各都的地望还进行了考证。《史记集解》引皇甫谧云：“有熊，今河南新郑是也。”[15] 据考证，有熊在今郑州市南面的新郑、新密交界处。结合郑州地区发现许多与黄帝时代相当的氏族社会时期的聚落遗址，存在许多与黄帝有关的遗迹、传说等史实，认定郑州为黄帝故都是能够成立的。[16] 又据《括地志》载：“涿鹿故城在妫州，东南五十里，本黄帝所都。”[17]《史记·五帝本纪》又载：“黄帝……邑于涿陆之阿，迁徙往来无常处，以师兵为营卫。”[18]在今河北涿鹿县城东南约25公里的矾山镇三堡村北还发现了战国、汉代的涿鹿城址，即“黄帝城”遗址，平面呈不规则长方形，南北长510米－540米，城内发现有龙山文化时期的篮纹陶片、石锁等。由此可见黄帝多次徙都是可能的。关于颛顼所都，文献多载颛顼高阳氏都帝丘（今河南濮阳）。《左传·昭公十七年》载：“卫，颛顼之虚也，故为帝丘。”杜预注：“卫，今濮阳县，昔帝颛顼居之，其城内有颛顼冢。”[19] 《汉书·地理志上》载东郡属县濮阳，“故帝丘，颛顼墟”，又称“颛顼遗都”。[20]《史记集解》引《皇览》称:“颛顼冢在东郡濮阳顿丘城门外广阳里中。”^[15] 在今河南濮阳市内西南隅西水坡发现有仰韶文化时期遗址，面积约5万余平方米。其45号墓室中部壮年男性骨架的左右两侧有用蚌壳精心摆塑的龙虎图案。表明此地在远古时期决非一般聚落，故学者推测为颛顼遗迹。

关于尧、舜、禹所都，文献记述更多。《书》曰：“陶唐有此冀方”。[21]孔安国曰，“冀州，尧所都。”古之冀州当指今山西南部黄河以东地区。《春秋疏》说：“尧治平阳，舜治蒲阪，禹治安邑，三都相去各二百余里，俱在冀州。”[22]《史记正义》说：“尧都平阳”。[23]《谷梁疏》说：“冀州者，天下之中州，自唐虞及夏殷皆都焉，是天子之常居”。[24] 邹衍云：“九州之内名曰赤县，赤县之畿从冀州而起。明王奉若天道，建邦设都。”[25] 目前在山西襄汾陶寺村发现了距今约4500年的大型龙山文化遗址，面积约300万平方米。有学者认为其地望、年代与帝尧陶唐氏所都冀方的大夏和唐相符，应为帝尧时期的都城。

二、考古所揭示的丘墟文明遗址

仅有文献记载还不足以证实传说时代都城存在的真实性，也不足以说明早期都城的发展状况和具体形态。一般认为，传说中的三皇五帝时代大体上与考古学上的龙山时代相当。三皇五帝时代是不同族群、不同部落之间相互争战、相互融合的时代，而他们活动的舞台背景又恰是仰韶文化与龙山时代各文化发达的区域，特别是黄河中下游地区。现代考古发掘材料表明，史书所载三代以前的都邑并非空穴来风，而是有相当的依据。

考古发现，在距今约6000~4000年前的仰韶、龙山文化时代，黄河流域已经出现许多城址或遗址。黄河中游所在的中原地区发现了仰韶、龙山文化城址7座，即西山仰韶文化晚期城址（河南郑州），郝家台城址（河南偃城）、王城岗城址（河南登封告城镇西）、平粮台城址（河南淮阳东南）、后岗城址（河南安阳西北）、孟庄城址（河南辉县孟庄镇）、古城寨城址（河南新蜜）等龙山时代城址。这些史前城址大都建造在河流附近的阶地或低矮的丘岗、山峁之上，面积有大有小，一般多在数万至30万平方米之间。

西山城址位于郑州市北郊邙岭余脉上，面积约3.4万平方米，是中原地区目前发现的年代最早的夯土城址，也是中国已知时代最早、建筑技术最为先进的古城之一。[26] 王城岗城址位于河南登封告城镇西，面积约1万平方米。[27] 有学者认为，王城岗的地望与“禹居阳城”的地望相符，故为夏禹之都。平粮台城址位于河南淮阳东南，城址范围达到每边长185米左右。从城址形态及出土文物看，当是远古时期的一座都城。淮阳原名陈，亦名宛丘，为传说中的“太昊之墟”。古城寨城址位于河南新蜜市境内，城址规模宏大，墙高沟深，气势雄伟，至今仍较好地保存着三面城墙和南北相对两个城门缺口，面积约17.65万平方米，为中原地区目前发现规模最大、墙体保存最好的龙山时代晚期城址。

在黄河下游所在的古东夷地区，发现了大汶口文化城址3座，龙山文化城址或遗址15座，即王家庄（山东阳谷）、西康留（山东滕州）、五莲丹土等大汶口文化城址，边线王（山东寿光西南）、田旺（山东淄博辛店北）、丁公（山东邹平丁公村）、城子崖（山东章丘）、景阳岗（山东阳谷东）等龙山文化城址。[28]^(P118) 其它如尚庄、乐平铺、大尉、东阿王集、滕州尤楼等城址都属于山东龙山文化城址。这是迄今所知早期城址最密集的分布区之一。

上述城址除发现有城垣、壕沟等防御设施外，不少城址中还发现神庙、祭坛和用途不明的大型夯土基址，它们一般位于遗址中心。祭坛表明史前政权常以神权形式出现，祭祀活动成为当时政权活动的主要内容。各类礼仪性建筑也经过有意安排与规划，坛、庙、冢、城呈某种规律组合特征，祭坛已有天圆地方的雏形。由此可以判断这些城邑有些已经发现到较为成熟的阶段，具备了史前社会宗教、政治、文化中心的功能。尤其是大型古城等级群落的发现，为史前都城起源提供了有力证据。黄河流域的城子崖、景阳岗、教场铺古城群落以及长江流域的石家河、良渚古城群落表明：龙山时代以大型城址为中心、围以数座中型城址或遗址、散布众多小型遗址的三级结构的群落单位已经形成。城子崖古城群落以城子崖城址为中心，面积达20万平方米；周围散布着黄桑院、马彭、马安庄、季官庄、牛官庄、小坡等二级聚落，面积5～6万平方米以上；其他的三级聚落规模都很小，面积几千至1～2万平方米。 [29] 景阳岗、教场铺古城群落的等级构成与城子崖相同，两城中都发现了大型的台型建筑基址，并有人、畜奠基遗迹，与其在群落中的第一等级和中心地位相吻合。当城址群落已经有大中小的分层结构时，“部落应当已经发展到离国家不远或者已经进入国家阶段了”。[30] 在“都—邑—聚”金字塔形结构中，作为群落中心的大型城址在整个群落中处于等级结构的顶点，其中央地带都有“殿堂式”的大型高台建筑，城址内外修造了大型贵族墓地和祭台，从而构成金字塔形结构的塔顶，明显具有政治、文化、礼仪中心的性质。而在大型城址外围则分布着一群受大型城址逐级控制的中、小型级差聚落(城址)，应为政治实体控制的领地。^[29] 这种金字塔式的等级结构反映出社会集团内部阶层分化更趋明显，社会发展已跨入国家文明的门槛，表明在原始社会后期，随着原始聚落形态的演进和社会关系的分化，作为文明时代重要标志的城市已经出现，它从一出现就是作为刚刚诞生的初期国家的权力中心而存在的。与城市相伴而生的以阶级对抗为基础、以等级结构为特征、以新型社会组织为内容的国家政治实体已经形成。

龙山时代是中国历史上传说中的“英雄时代”，考古发现的那种保留氏族社会外壳的“方国”政治形势与这个英雄时代的历史完全吻合。黄河中下游地区已经发掘的众多城址也与文献所载的英雄时代的众多遗迹暗相吻合。有学者指出，五帝时代是一个普遍筑城建国的时代，这也正与龙山时代的特征相吻合。[31] 当然，从目前已发掘出的城址或遗址看，还无法与三皇五帝时期的都城名称建立起直接联系，现有考古成果也不能完全证明文献记载的真实性，但这并不否认夏代以前黄河流域以及祖国境内其它地区邦国城邑林立的事实和邦国权力中心所具有的都城功能。一些城址或遗址中的大型建筑基址虽不能完全断定是宫殿或祭祀中心，但它说明初期城市聚落已经开始出现中心建筑物，其它建筑开始围绕中心建筑物展开，人们开始有意按照现实的社会关系安排城市。这种中心建筑物开始成为人们的观念中心和现实宇宙中心的标识。这正是早期城市突出地具有宫城性质的一种反映。

三、从丘墟遗址形态看古都起源

考古发掘出的夏商时期古城遗址主要有：二里头夏代古城遗址、偃师尸乡沟商城遗址、郑州商城遗址、安阳殷墟等。考古资料显示，这些古城遗址主要有贵族住所、宫殿宗庙和仪礼中心三类中心建筑物构建而成，其中以大型夯土建筑基址上的宫殿宗庙最具典型意义。宫殿是王室居住区和行使政治权力的地方，是王权政治的象征物和都城的标志。早期都城的宫殿建筑均建在夯土高台上。二里头全部建筑物坐落在呈方形的夯土台基上，郑州商城的宫殿底部也坐落在夯筑的高台上，安阳殷墟的宫殿宗庙坐落于遗址东北部数十座大型夯土台基上。大型高台建筑不仅是出于军事防卫的需要，而且还体现出一种沟通天人、居高为尊、君临天下的政治文化。高台建筑的出现既与夯筑技术的成熟相联系，又反映着事实上日益扩大的社会分裂。因为大型高台建筑的建造需要庞大的用工量和高强度的劳动，而这一切非严密有效的组织和强大王权便不能实现。张直光先生指出，大型宫殿的出现，是统治者统治地位的象征，也是借其规模气氛加强其统治地位的手段；夯土城垣及青铜兵器等遗迹遗物，反映着战争的剧烈和频繁；宗庙、陵寝和青铜、玉等高级艺术品的遗迹遗物，一方面是作为政权基础的宗法制度的象征，一方面是借宗教仪式获取政治权力的手段。[32] 从某种意义上说，大型夯土建筑物的出现是王权国家及其都城本质特征的一种反映。它说明都城是王权政治的产物，伴随国家的产生而产生，又随国家的发展而发展。最初的都城是伴随邦国权力中心的出现而产生的。

在经过龙山时代近千年的众多邦国部族的冲突、兼并与融合之后，最终导致夏、商两代统一王朝的建立。[33]^(P79) 作为统一王权国家立国精神与规模的反映，两代都城一经出现，便在形制与规模上显示出一种独尊的气势，“呈现出一种财富与礼仪地位的巨大差异。”[34]^(P21) 气势宏大的夯土高台建筑，正是王权国家确立的一种标志，是统治者统治地位的一种象征。

大型夯土高台上的宗庙是敬神祭祖的场所，具有宗教上的祭把功能。在盛行祖先神灵崇拜的夏、商、周三代，敬天法祖是国家政治和宗教生活中最重要的内容之一。“国之大事，唯祀与戎”。人们相信祖先具有神力，“只要合乎礼度地敬奉他们，他们就能保佑风调雨顺、五谷丰登、出战必捷，惩敌国，儆不义。一切大事都须按祀典告于宗庙”。[35]^(P44) 宗庙在祭祀时是族人心目中神圣的殿堂、血亲关系的象征。当贵族于此行使刑赏大权时，又是族权与政权相结合的象征。举凡祭祀、册命、授命、献俘等国家大典莫不由帝王以宗主身份按礼制向祖先报告。这说明早期人类社会需要对不能驾驭的自然力的神祉崇拜，而祖先神灵就成为最常见的崇拜祭祀的对象。夏代人“敬天法祖”已有隆重的仪式。商代人祭祀祖先神灵的仪式隆重而复杂。从殷墟中出土的大量遗物可知，青铜器中的礼器是向祖先献食的工具，而大量祭祀坑和人殉的存在，说明祖先祭祀中的人祭现象十分盛行，数量视祭祀对象地位的不同而有一定的差别。《墨子·节葬篇》说：“天子杀殉，众者数百，寡者数十，将军大夫杀殉，众者数十，寡者几人。”[36] 在宗法社会里，攫取了最高权力的帝王常集政权、族权与神权于一身。他不仅是王权政治的代表，而且因独占了沟通神人或天人的权力而成为神权或天意的化身，又因其在宗法关系中的宗主地位而成为宗法统治的代表，帝王既是现实世界的最高统治者，又是信仰世界的领袖。这种领袖地位靠祖先或天地祭祀仪式上的主祭权来体现，而主祭权的行使场所，最重要者还是在宗庙。这样，统治者所属宗族的宗庙和行使权力的宫殿就成了宗法制度和王权政治的最高体现，成为王朝权力中心——都城的决定性标志物。^[33](P79) 无论中国还是域外，早期都城中用于行使王权的宫殿和用于祭祀祖先神灵的宗庙神殿总是结合在一起，将生者和死者放在一起的宫、庙合一是早期都城最突出的特征。正因为宗庙的重要，以至宗庙之有无就成为判断一个城市是否为都城的标志。《左传·庄公二十八年》云：“凡邑，有宗庙先君之主曰都，无曰邑。”[37] 《墨子·明鬼篇》说：“昔者虞夏商周，三代之圣王，其始建国营都，曰必择国之正坛，置以为宗庙。”[^38] 凡立国都，必皆以宗庙建筑为优先，宫殿次之，即所谓《吕氏春秋·慎势篇》所说：“古之王者，择天下之中而立国，择国之中而立宫，择宫之中而立庙”。[39] 作为维护王权神圣性的宗法制度的载体，宗庙是宫殿宗庙区乃至整个都城的核心之所在。^[33](P80) 宗法制度与王权政治的紧密结合体现在宫城建筑上就是宫、庙一体，同处于宫城的中心部位。宗庙成为都城布局的中心，是先民的宇宙观、世界观、宗教观、方位观的一种综合反映。当然，宫殿宗庙区处于宫城中的何种位置，因时而变，总体上趋向于中心部位。古人“事死如事生”，生死区分未明，神主的宗庙与生者的寝殿在早期是一致的。这一点已在夏、商、周三代都城考古中都得到证实。宫庙一体，以庙为主是夏、商及西周三代宫室建制的显著特点。大约到春秋时期，寝庙开始逐渐分离，宗庙从宫城中移出，两者分别营筑于不同的地方。这便导致了都城建设中宗庙、宫殿营建秩序的变化，这种变化是王权对神权、族权的胜利。

正是由于宗庙在空间上具有最高价值和巨大的象征意义，以至于有西方学者认为早期中国城市的起源不是从市场、城堡，而是在神庙或用于祭祀的殿堂、高台建筑等具有象征意义的礼仪中心的基础上最先兴起的。早期的城墙不是用于军事目的，也不一定是城市出现的必然标志，神庙或用于祭祀的殿堂、高台建筑才是城市起源的根本标志。这种观点已引起学者广泛关注。应当说中国早期城市具有宗教祭祀中心的功能，这一点已为城市考古所证实，但宗教祭祀中心功能的发挥常与政治军事中心密切相关，王权与神权一开始便结合在一起，神权服务于王权，王权需借助于神权。从这一点上说，中国早期城市应是王权政治的产物，而早期城市正是以“王权”为中心的“都城”。

[①]把握问题的视角不同，所提出的标准自然相异。许多学者都根据自己对城市起源问题的研究，提出了不同的判断标准。如英国考古学家柴尔德提出了城市起源的10项标准，日本学者狩野千秋归纳出城市起源的7项标准，许宏先生概括出城市起源的3个标准，毛曦先生总结出城市起源的10项标准。见毛曦.试论城市的起源和形成[J].天津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4,（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