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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提埃认为，电子阅读和由此而来的数字化编辑、出版方式，都不同于传统书籍。但若观察欧洲书籍史从卷轴到装订书本的转变、从手抄到镌刻再到铅印的历程，这样的变化和断裂其实一直都在发生，我们不必要对电子载体产生恐慌。 《堂吉诃德》下卷第六十二章讲述了一些“不能从略的琐事”（杨绛译本的题头），这些琐事都发生在巴塞罗那城里的一家印书的作坊里。堂吉诃德在城里逛，看到这家印书的店，“他很高兴，因为从没见过印书，很想瞧瞧。他就带着人跑进去。只见一处正在印，一处正在校样，这里在排版，那里在校对；反正都是大印刷厂里干的常套”（杨绛译本，下卷，447页）。堂吉诃德进去后，还与旁人高谈阔论一番。这一幕在别人眼中几乎是整部《堂吉诃德》里最不起眼的“琐事”之一；但在书籍史学者那里，塞万提斯所记录的关于印刷、翻译、书价等的信息，都是研究西班牙黄金时代书籍史的例证。这一幕多次出现在欧洲书籍史领域的领军人物 Roger Chartier 今年新出版的学术论文集当中。Roger Chartier常译为罗杰·夏蒂埃或罗杰·夏提埃，这本论文集题名为The Author's Hand and the Printer's Mind（《作者之手，印者之心》），2013年底由Polity出版。
罗杰·夏提埃是法兰西学院的历史学家，专门从事欧洲书籍史的研究，擅长跨学科的研究方法和理论架构。夏提埃是法国年鉴学派第四代的代表人物，他不仅延续着年鉴学派的传统，关注文化史；而且注重反思，以社会学和法国当代哲学的理论方法弥补前人的不足，回应年鉴学派受到的批评。在书籍史的研究方面，“作者”、“文本”、“书籍”、“读者”，以及这四个元素之间的关系在文化史、社会史当中的呈现，是夏提埃多年的研究重点。他同时强调书籍的诞生史与阅读史，已在该领域内引发了新的热点话题。这本论文集，毫无疑问，呈现的便是书籍史研究的理论和微观案例。书中的大多数文章已自2002年以来就被发表过，其原稿形式包括讲演稿、研究论文等，均由Lydia G. Cochrane从法文翻译成英文。这本书集凝结了作者过去十多年间的研究成果；而此次的出版有选择性地重新修订旧文，并以特定的主题形式，而非编年顺序编辑起来，突显了他最新的研究思路。
概括地说，全书涵盖的研究时段集中于十六和十七世纪，也简略提到十八世纪的版权制度。个案研究集中于不同版本的莎士比亚和塞万提斯的作品，及其语言的、印刷的、社会和文化的背景。夏提埃在序言中说，“同”一部著作也是不同的，当它的语言、文字、标点符号发生了变化的时候。那些变化总让我们想起这些作品的第一批读者：那些翻译了这部作品的译者，用来自于他们自己的和他们所面对的读者的——词汇、审美和文化储备，附加于原作之上；那些校订审核的人，把稿子加工成可以付梓的样子，重新组织稿件的各个部分，添加标点或更改文字的书写规范；编纂者或录入者个人的习惯和偏好同样影响到这个文本的样稿是如何的；还有文字编辑，他们最后准备好的稿件，既要与原作者的手稿相匹配，还要拿去给审查部门求得批准。甚至在有些特别的情况下，这部著作的形成过程并没有在刊印之后就停止，而是继续由它的所有者、读者不断添加批注、笔记（第9页）。如此，这些所有环节的总和便是一部作品或一本书的历史；而每一个环节之间的断裂便造成了文本与文本自身的断裂。虽然，上述的书籍诞生和流通过程已是今天出版业的基本工作流程；但这是到十八世纪之后才逐渐形成的。在前现代时期的欧洲，“作者”、“版权”等概念还尚未建立的时候，当时人的书籍制作过程、文本变迁和阅读的方法，就成了书籍史当中的关键问题。
书中共收录十二篇文章，分为三个部分。第一部分是对历史和时间的理论探讨，开篇文章“用眼睛聆听死者”是夏提埃2007年在法兰西学院的就职演讲。这篇可以看作是后面十一篇文章的开场白，阐发问题、叙述学术传统。文中提到的一些例子可以帮助读者建立关于“作者”、“校对者”、“编纂者”、“印刷者”的概念。譬如，生活于黄金时代的西班牙作者，都懂得书籍的形成涉及这一系列的多重工序、多个决定、多种技艺；而“作者”并不是在写书，甚至他们自己的书也不是由自己写出来的。于是，书籍的完成涉及其他很多人的合作或对抗。1619年，身为校对者的Gonzalo de Ayala直言，校对者“必须懂得语法、拼法、词源、标点以及重音的安排”。1675年的律师Melchor de Cabrera强调过，编纂者必须知道如何“放置问号、感叹号和圆括号，因为如果这些对于理解文本十分必要的元素有缺失的话，原作者的意思总是不够清楚的。毕竟，这些东西有哪个被漏掉的话，意思就会发生改变、颠倒或者其他的变化”。几年之后，Alonso Víctor de Parades又说，校对者必须“理解原作者的意愿，理解他送到印刷厂的东西。这不仅是为了添加足够准确的标点符号，也是为了确保原作者不要疏忽了什么，如果有的话，就要建议作者（做补充和修改）”。一个文本的基本的历史性，即形成于双方的协商：一方确定文本内容的写作、体裁；另一方决定它的重要性、印行的物质条件。
第二部分和第三部分的文论更多涉及个案研究，也呈现了很多有趣的细节。在有限篇幅内，本文无法一一列举，仅取两三例使读者先睹为快。比如印刷技术和工序：用于印刷的活字都要被集中放在同一个木框里（formes），这样就可以印在同一张纸上。比如说，要印一本四开本的书，每一折（quire，中世纪抄本中常见的四开纸）由两个印刷页面组成，一个formes就会包括第一、第四、第十三和第十六页的内容。1605年版的《堂吉诃德》就是这样印成的。哪怕是第二面的活字还没组好，第一面已经可以印刷了。这样一面一面印下来，就特别要求印刷时，要精确地把整本书分割成像将被印好的页面那样。……如果在分割中出现了错误，等印到最后一折、尤其是最后一页的时候，就一定需要对原书做出调整——即由印刷工加入或删掉一些原文的词句。这完全不是原作者的打算，但取决于编纂者或校订者的一念之间。同样的，在本文开头所引的堂吉诃德在印刷店的一幕当中，塞万提斯也提到印刷店的经营问题。堂吉诃德与一个自信满满的译者对谈的时候，讨论到Le Bagatele，一本由意大利文译为西班牙文的书，它在黄金时代的西班牙已是司空见惯。堂吉诃德问译者，“您出版这本书是自负盈亏，还是把版权卖给书店了？”译者说：“我自负盈亏。这第一版印两千本，每本定价六瑞尔，转眼可以销完；我想至少能赚一千杜加。”堂吉诃德答道：“真是如意算盘！看来您还不知道书店的底细，和他们同行之间的勾当呢。您瞧着，将来您背着两千本书，压得腰瘫背折，您就慌了……”（杨绛译本，下卷，448页）中文版的译文中没能准确地表达“版权”和“书店”以及具体的“勾当”是什么。原文是说，印书的店通常是不够诚信的。他们经常做假账，隐瞒一次性付梓的印行数量。实际上他们会印出超过作者（此处的情况是译者）允准他们的数量，然后可以更快地、并以更好的价钱售书，以此牟利。
第六篇文章“Pauses and Pitches”，以文本当中的句式在朗读过程中需要表现的停顿和音调高低为例，检视了文本在离开原作者之手后，如何被其他人（校订者、编纂者、印刷工等）增添或删减文本中的符号，重新塑造。十七世纪的欧洲见证了书写文化的规范化，标点和字体印刷是题中之义。例如，在前现代时期的英格兰，随处可见标点符号的游戏——或者在“符号诗”中，文中的句号和逗号表示出不同的停顿，但当读者有选择性地遵循或忽视这些停顿，诗文的意思也随之改变；又或者在舞台上，错误的标点符号会产生戏剧性的，甚至滑稽的效果（95页）。
夏提埃在本书中主张的基本理念是，历史学与文学的融合。从方法论的层面说，这个融合有两层意思——既要回到文本所形成的历史背景中去理解它的生命历程；也要通过精深的文本阅读去反思，这个文本向我们传达了什么样的历史画面，什么样的在档案史料中无法彰显的声音。这一主张源自夏提埃本人的研究实践和学术谱系，具体说，来自法国年鉴学派的传统、法国当代哲学和欧洲书籍史研究这三个方面。首先，年鉴学派提倡以问题意识（l'histoire-problème）引导历史学研究、以整体史（l'historie totale）和长时段（longue durée）的观念书写历史。其创始人之一吕西安·费弗尔（Lucien Febvre）和马尔坦（Henri-Jean Martin）一起，于1958年出版的 L'Apparition du livre（中译《印刷书的诞生》）成为书籍史作为独立研究领域的滥觞，且将欧洲书籍研究置于社会史的大背景。出自这一传统的夏提埃，也是时刻将研究的文本对象放在流淌的历史时间中进行考量，这是他基本的史学理念。第二，夏提埃本人偏好当代法国哲学、社会学和理论研究，深受福柯、利科（Paul Ricoeur），特别是德塞都（Michel de Certeau）的影响。德塞都说，“如今的历史学话语声称是在提供一种真实的内容，然而只是在叙述的形式上如此罢了。”将我们对历史的认知还原为史料和话语的建构——这样的历史哲学不仅帮助夏提埃同时思考过去的历史、史学编纂与文本写作的关系，而且直接促成了他的书籍史研究方法，即历史学与文本研究的结合。第三，在法国书籍史研究的领域内，夏提埃也借鉴了其他英美等国学者的方法，如作者本人在书中提到的英国的Don McKenzie和意大利学者Armando Petrucci。McKenzie强调，书籍的形式是一个具有实际意义但被长期忽略的问题，诸如书籍的纸张、页面、印刷字体、排版方式，都是具有诠释意义的书籍元素。Armando Petrucci集中研究欧洲书写历史上处于转型和变化期的文本，譬如手稿与印刷本、普通文本与文学性文本之间的关系。这些不同的侧重点都对夏提埃带来启发，并影响到他后来的研究实践。简单回顾夏提埃的学术渊源，我们不难理解，他是如何博众家之长，站在巨人的肩膀之上。
此外，本书所选的文章诞生自过去十多年间，它们自身便也具备了如此的“历史背景”。这些文章都对本世纪初的历史学和书籍史领域的一些热议做出了回应，诸如历史学与语言形态学的关系、微观史和全球史 / 宏观史的关系、数字化与传统书籍的关系。近年来，书籍史这个话题在历史学领域炙手可热，而且也逐渐受到大众传媒越来越多的关注。由于人们对图书和阅读心心念念的缘故，数字图书的冲击促使象牙塔内外都在关心传统书籍和阅读方式的更新、书店模式的去留、新技术的走向和报刊杂志出版业的转型等问题。在本书的多篇文章中，夏提埃都提到电子文本对传统书籍的挑战。他认为，电子阅读和由此而来的数字化编辑、出版方式，都不同于传统书籍。但若观察欧洲书籍史从卷轴到装订书本的转变、从手抄到镌刻再到铅印的历程，这样的变化和断裂其实一直都在发生，我们不必要对电子载体产生恐慌。而且，他还提出，我们如何看待古籍和旧书（比如莎士比亚和塞万提斯的作品）的电子版本？毕竟这些技术允许我们看得到，这些文本是如何的数量庞大且具有不确定性——我们通常忽视这一点，因为曾经的印刷版本限制了我们的想象力；矛盾的是，与此同时，这些新的技术将刻印的形式和书写文字的流传，以一种新的方式呈现出来，完全不同于历史上的读者能接触到的书籍形式。
若说这本书有什么不尽人意的地方，那应该是它默默省略掉的结论部分。这些文章紧凑地表达了作者多年的研究心得，却仍然没能回答他自己提出的问题。换句话说，这里没有结论。这种不够“给力”的读后感无独有偶。2014年6月的《欧洲史季刊》已刊出一篇针对本书的书评，书评作者Martyn Lyons开篇即说：夏提埃简直是钟情于薄薄的小书。或许有人会期待一本大部头的著作能够系统地展现经典文本（比如塞万提斯、莎士比亚、莫里哀这样的）的印刷和出版历程，这样的书恐怕只有夏提埃能够写得出，但是我们苦等不得。不过话说回来，作者的关怀似乎也并不是给出一个全景的结论，而是呈现书籍背后的精彩，并为前行中的书籍史研究建构理论框架。我们的失望只是暗合了学术界对夏提埃更大的期许。
本雅明曾谈到书籍的收藏，他说：“对于一个真正的收藏者来说，一个物件的全部背景——它的时代、产地、工艺和它曾经的所有者——构成了一部奇妙的百科全书，诉说着它的命运。”但本雅明只讲了自己作为一个藏书者与藏品之间的关系，全然避开了这部“百科全书”。他解释到，“倘若我为了显得实在点儿，如数家珍地向你们展示我的藏书，又或者讲述这些书的历史，甚至它们对于一个作家的用处，那我不是太高慢了吗？”夏提埃已经充当了这位可以“高慢”得起来的人，带我们走进这部关于书籍的“百科全书”。而本书，即是一条跟随夏提埃的捷径。对于书籍史研究者，本书中演绎的方法论代表了当下书籍史领域前沿的研究工具和反思，可以方便地“拿来”；对于普通读者，这本书为了解前现代时期的经典作品在形成之前的生命历程，提供了丰富的细节；对于研究或爱好塞万提斯和莎士比亚的读者，从书籍史的角度检视原文本，是一种不容错过的进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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