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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迅他爸去世之前得重病，找当地的土郎中来看，结果，人家开出了一对“原配的悉蟀”，这个玄乎的“药引子”没能让人起死回生，还被大师写进了文章里，惹来了后来几代人对中医口诛笔伐。
其实，虫类入药在医学界不独中医的事，现在治肝癌的“去甲斑蝥素”，骨科里销量巨大的“大黄蜇虫丸”，都用了听起来吓人的虫子，问题出在了该郎中郑重其事地要求蟋蟀的“婚姻状况”，在视医学为绝对科学的鲁迅眼中，自然是荒诞无稽的。
事实上，从心理角度说，这种对“药引子”的苛刻，是可以造就药效的，它更容易使服用者因为药物制作过程的复杂和神秘，对药物产生信服力，比如现代医学临床上使用的“安慰剂”，虽然实质上一般都是毫无作用的淀粉片，但因为医生同样郑重其事地开在处方里，包装乃至味道也与有效的药物无异，使病人相信在先，甚至能产生30%的治疗效力。
从文化角度看，做事过程的适度繁琐，是可以增加一件琐事的文化含量的，乃至能使之跻身令人不敢小视的文化行列，后边这个理论是沈宏非创造的。
沈胖子以写美食闻名，嘴巴刁钻同时智力超群，他可能也是为了给自己贪吃的嗜好发明了这个理论吧：“所谓文化，就是延长完成一件事情的时间”。比如喝一口茶仅仅是为了解渴，但在一个茶馆泡一下午，就可能品出茶文化。去一次红灯区就算越轨，但是如果一辈子扎根青楼，却有可能成为性文化研究者……
查明蟋蟀“操守”之后方可入药的规矩，在过去的中医是常事，有人说，这种故弄玄虚的办法其实是医者保住自己名声的小心思，就象现在的医生，会把误诊推到仪器的“分辨率不足”一样。找不到“原配”的蟋蟀,或者找来的蟋蟀没法证明是“原配”还是“非法同居”，都是绝症没能起死回生时，郎中们最好的说辞。
而我到是更愿意相信，这种繁琐的程序确实可以增加病人对医生以及药物的信任度，病人寻找药物时被为难的过程，有可能就是其病愈信心增加的过程，本身不是坏事，至少是善意的谎言。
著名中医经典《雷公炮灸论》中描述朱砂的制作过程：“夫修朱砂之事，先于一静室内焚香斋沐，然后取砂，以香水滤过……”这种很有仪式感的制药过程，负载着的是医者仁心和病人生机。所以“同仁堂”沿用至今的一副对联是：“炮制虽繁必不敢省人工，品味虽贵必不敢减物力”，这个对繁琐制作过程的描述和承诺，使它的购买者在解囊的那一瞬，就已经拿到了30%的治疗效力。
遗憾的是，这个30%的效果现在被正规医生所不屑，他们总觉得医术才是硬道理，生病了就拿手术刀和输液瓶说事。事实上，人不是机器，治病也不是换零件，治病是治人，是需要微调的，这个微调要有温度，其中就包括这种以对生命的敬畏，和对治疗的谨慎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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