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本年度最具智慧和想象力的儿童类书籍与科学类书籍之后，是于今年出版的我最喜欢的，有关心理学和哲学方面的书籍，连同偶尔的书信和个人的随笔——以其最显著的风格，提供了两个学科诚挚的帮助。也许更确切地说，这些是有关如何过好理智，有创造性，有意义之生活的，最了不起的书籍。我们生气蓬勃，某种程度上是因为我们有目标，我们仍然还有更多的事情要做。刻意不完美长久以来都是创世神话本身的一个核心部分。在纳瓦霍文化中，一些手工艺人追求不完美，在他们的纺织品和陶瓷制品上留下一个刻意的被称为“精神之线”的瑕疵，以保有一种前进的动力，一个继续进行创作工作的缘由。上世纪时将近有四分之一的纳瓦霍毛毯，留有那些从靠近中心的花样图案穿织到恰好超出圈围图案的饰边的，对比色的毛线。纳瓦霍篮筐和陶器经常留有一根等同意义的，被叫做“心灵之线”或“心灵裂隙”的线条。受损的花色意在给予编织者一个心灵的出口，以防陷其于困顿，到达我们所感觉到的，属于非自然的终点。8、《关于信任的真相》“当你相信人们能够帮助你时，他们往往真的可以。”阿曼达·帕尔默（Amanda Palmer）在她美好的，关于不耻请求之艺术的沉思中坚称。但“信任”在事实上意味着什么，也许更为重要地，我们如何能够承受隐藏在“经常”与“始终”，其差距之间潜在的心碎之事？这正是美国东北大学社会情感实验室主任，心理学家大卫·德斯迪诺（David DeSteno）在《关于信任的真相：它如何决定生活、爱情、学习等等中的成就》(公共图书馆|IndieBound)一书中所探究的内容。 先前研究过我们所有人身上都具备的善恶渗透性现象，以及同情与弹性心理学的德斯迪诺认为，信任问题占据着我们巨额的心理能量，间接或直接地，几乎影响着我们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不过信任是一种截然不同的奇特事物，有别于我们大多数的心理问题。德斯迪诺写道： 不同于我们面对的其它的很多困惑，信任问题不单单是涉及了力图去理解和分析一个复杂的概念。它们都共同地具有另一个特征：风险。因此，尽管事实是，我们转移注意力到许多贯穿我们生活的复杂问题，找到了多数问题的答案，但这并非经常牵涉到，穿越由我们自己和他人的抵触性意欲所形成的变幻莫测的地形。 （……） 信任隐含一种貌似不可知的——形式多样的赌注，假如你愿意。处于其根基之处的是一个敏感问题，以两种动态的往往对立的期望——一种欲使他人满足你的期望，以及他欲满足他本人的期望，它们之间的均衡为中心。
与很多交流形式不同，关于信任的问题往往以一种竞争或较量为特征……成为一个对他人，或甚至是对我们自己极为坦率的人，并非总是一条合适的策略。从而，试图识别某人是否可值得信任，根本上地不同于试图评价类似于数学能力这样的特性……决定守信取决于驱动我们向相反方向的对抗性心理力量之间的，瞬息的平衡，并且能够预知任何一种情况下的，这些力量中的哪一种会占取上风，是一件复杂之事。 （……） 与一贯的理论相反，孤立的姿势和表情并不能可靠地暗示一个人的感受或意欲如何。两种类型的背景——我称之为的，构形的与情形的——对于正确的解释是必不可少的。在去认识诚信与其对立面应作何种呈现的，大多数的努力中，它们一直处于被省略遗漏状态。 德斯迪诺的实验室以情绪状态如何来形成我们的社会与道德行为，作为研究内容。为了弄清这样的多层面难题，他采取了一种跨学科方法，借助于经济学家、计算机科学家、保安人员、生理学家，还有心理学家所做的工作，并求取社会心理学家大卫·皮萨罗（David Pizarro）和经济学家罗伯特·弗兰克（Robert Frank）的直接帮助。凭借包括了行为经济学、进化生物学、非语言行为、决策中的情绪性偏见在内的复合专业知识，他们以等同程度的严谨和谦逊，建立了最豪华的框架体系，用以实现科学已实现的，对于信任的认识。特别地，他们把重点放在了信任的两个重要组成部分之上——它如何运作，和我们是否能够预知谁值得去信任。德斯迪诺写道： 最终，呈现出的不仅是对如何探测他人可信度的新的洞察，还有去思考信任如何影响我们的生活，我们的成就，还有我们与周围事物之间的相互作用的，全新的方式。 点击这里阅读更多。
“对你遇到的每个人都心怀怜悯，尽管他们不需要。”十月份一个阴雨的早晨，在开往哈德逊的列车上，耳机里露辛达·威廉姆斯（Lucinda Williams）的歌声渗进了我的心里。“愤世嫉俗看来是永远的一个标记，永远的一个标记……”我前往哈德逊，为了与一位极为不同，但同样才华横溢的音乐家，也是一个长久以来的志趣相投之人的一次交谈——友善和天才的阿曼达·帕尔默。在其房东住所对面穿过街道的一间废弃的校舍里，我们坐下来谈论了她了不起的，和从文化意义上来说，不可不提的新书《请求的艺术：我如何学会不再忧虑并容许人们的帮助》(公共图书馆|IndieBound)——行文优美的，对于何以我们如此难以接受变幻着各种形式的同情的一次拷问，从爱，到其如何得以维续，我们为何玩世不恭地拒绝着同情，以及学会去接受它这件事，如何使其有可能地成为我们共有的人性所带来的最伟大的礼物。 我偏好于此，也许，是因为我自己的状态维系依赖于接受帮助。但我同样深信且积极地，参与着由给予和接受所产生的，有生命力的潜移默化，它的阴阳对立面。这样的潜移默化，使如今的创意经济保持着生机，将艺术家和观赏者，作家和读者，音乐家和乐迷，结合到了共享的创意文化事业中。“只有当我们有需要的时候，我们才会受到伤害。”1992年，亨利·米勒（Henry Miller）在思忖给予和接受之循环往复的过程中写道，但我们似乎仍然身陷于似是而非的困境，对我们认为的我们的所需过多的享受权利，与对接受我们真正的所需过少的接受能力。这种困境的错乱性，是阿曼达带着等份的，深切的个人脆弱性，对于个人和公共艺术生活深厚的洞察力，以及对于创意文化之未来的无畏信念，所探索的东西。 该书以阿曼达极其出色的TED演讲为基础，整本书中回荡着最急迫的号角声，号召放宽关于何为一个艺术家的，我们严苛且狭隘的标准，而且，最重要的是，废除我们会带来沉重打击的观念，关于是什么使一个人不够格于成为一个艺术家，或者——更为糟糕的是——远远地不够格于成为一个艺术家。阿曼达写到了如此的限制性观念造成的，令人痛苦的冒牌症候群流行病： 从事艺术工作的人们每天都在忙于和冒牌警察进行街头混战，由于我们的很多作品有别于前，且不易于或不能按照惯常地被分类。鉴于你是一个艺术工作者，没有人来指示你，或用正统的魔术棒来点化你。你必须用你自制的魔棒来开动你自己的脑筋。你感觉忙的是件蠢事。 成为一个真正的艺术家没有“正确的路径”。你或许会认为，通过去读大学，去发表作品，去签约一家唱片公司，你就会具备正统性。但这都是胡扯，它全都在你的头脑里。你是不是一个艺术家取决于你自己。当你让别人体验或感受到了某些有深度或意想之外的事情。 但是在有关创造性天才的历史中，这种反常似乎是颇为新近的发展现象——为了成为一个艺术家而努力，自然不是新鲜事，但努力去相信能成为一个艺术家，似乎是一种独特的现时代弊病。在本书最具启示性的段落之一里，阿曼达指出了有关亨利·戴维·梭罗（Henry David Thoreau），其生平的一个鲜为人知的传记细节——决定在瓦尔登湖旁边过自立生活的他，作出了令人印象深刻的声明：“假如白天和黑夜是你带着快乐去迎接的对象，假如生活散发出鲜花香草般的芬芳，更豁达，更璀璨，更不朽——那便是你的圆满。”这是一个细节，如今看来无疑地会使梭罗成为，在我们自动地被赋予特权发出责难并称其为“装腔作势”之人时的陈述目标： 梭罗用煞费苦心的细节写到了他如何离开社会，而“以其自己的方式”，居住在一片池塘边上的，一间小小的10英尺×15英尺见方的，手工砍凿出的小屋子里。然而，他在《瓦尔登湖》中从未提及的是这样的事实，他用于修建小屋的这块土地借自于他富有的邻居，他的朋友拉尔夫·沃尔多·爱默生（Ralph Waldo Emerson）一直请他吃饭，并且每个周日，梭罗的母亲和姐姐会为其带来新鲜出炉的东西，包括甜甜圈。 梭罗陷入沉思地凝视着超然的瓦尔登湖，它天高水阔的景色，一只蓝鸟飞落在他破旧的鞋子上。一直吃着他母亲带给他的甜甜圈，这样的情形恰恰不符合他在多数人头脑中的自立、高洁，回归山林汲取精髓的民间名人形象。 假如梭罗如今还在世，浸淫在如此的文化之中，告知他吃甜甜圈有损他的公信力，他是否还会去享用它们？为什们我们不会？阿曼达写道： 吃甜甜圈对很多人来说有难度。 并非做出吃甜甜圈这样的举动有如此的困难，更多地是对于他人会有何种看法的顾忌，当他们注意到我们埋头于撰写关于大自然纯粹的超然性，和自立与淳朴之重要性的文稿，同时，津津有味地咀嚼着别人给的甜甜圈。 或许，这又回到了同样的原先的问题：我们就是无法意识到，我们所做的事情足够重要，重要到有得到帮助与爱的价值。 试着想象生气于爱因斯坦狼吞虎咽地吃着由他的助手拿来的甜甜圈，当他坐着辛劳地钻研着相对论。试着想象动怒于弗洛伦斯·南丁格尔（Florence Nightingale），因为她在不知疲倦地帮助病人的间隙，把甜甜圈当作了零食。 致艺术家、创作者、科学家、非盈利的奔跑者、图书管理员、陌生的思想者、创业者，还有发明家们，致无论在哪里的，无论帮助以何种形式呈现，都惧怕接受它的人们， 请拿着甜甜圈，好么？ 致我的首演乐队里，羞耻得无法走到人群中为他的乐队接受赏钱的兄弟， 拿着甜甜圈。 致一个以作为街头艺术家和脱衣舞女度过了她的二十多岁，每月靠不到700美元过活，接着无条件地嫁给了她所爱的一个畅销书作家，但即使这样的宽厚之爱，也无法破除她对于接受其经济帮助的不情愿的女孩，拜托…… 每一位。 拜托。 就拿着这该死的甜甜圈。 不过梭罗，归结到底，在他对于成功的定义中，说对了一件事情，在一个半世纪以后，从阿曼达的语句中折射而出： 我所知道的，最快乐的艺术家通常是那些能够设法维持一个由他们的艺术而来的，还算不错的生活，也不必太担心下一次的薪水。虽不能说是，每一个坐在篝火边，或在小酒吧里演奏的艺术家，都要比那些在体育馆里演唱的人“快乐”——但听的人愈多，并非总是愈好。假如感受你自己与他人之间的连接是终极目标，那么当你与人群被30英尺的障碍隔断时，它的实现可能更加困难。它可以更加容易地实现——尽管更具危险性——当他们就坐在你旁边时。理想中的最佳情形是艺术家能够自由自在地分享他们的天赋，并且能够直接地感受到，以其社群公众为对象的艺术赠予所带来的回响。换句话说，当每个人都感觉看得到时，艺术会最大程度地发挥出其效用。 作为艺术家，作为人类：假如你惧怕的是缺乏，那么解决办法未必是充裕。 观看我与帕尔默的对话，阅读更多，点击这里。
2008年9月的一天，莱昂纳德·施莱恩（Leonard Shlain）发现他自己用右手扣衬衣纽扣时有些费力。他被送到了急诊室，被诊断罹患脑癌4期，还剩下九个月的时间。施莱恩——一位靠培训而成的外科医生，一个对艺术与科学的崇高交集怀有强烈兴趣的，自述为的“天然的综合者”，如今已成为传奇之作的《艺术与物理》一书，它的作者——在之前的七年来，一直致力于他所认为的，他的伟大事业：在莱昂纳多·达芬奇（Leonardo da Vinci）死亡六个世纪之后，对其所进行的一种后期脑部扫描，融合了一个有关其生平的侦探故事，探索对于这个被公认为是人类最伟大的创作天才之人的，独特的神经解剖，关于创造力本身的实质，能够揭示些什么。 施莱恩于2009年5月3日完成了这本书。他于一个星期之后去世。他的三个孩子——金柏莉（Kimberly）、乔丹（Jordan）和电影制作人蒂芙尼·施莱恩（Tiffany Shlain）——用接下来的五年时间赋予了其父亲的最后遗物以生命力。结果便有了《莱昂纳多的大脑：认识达芬奇的创作天分》(公共图书馆|IndieBound)一书——经由一个未受过良好教育的，左撇子的，几乎多才多艺的素食主义者、和平论者、同性恋，拥有异常之创造力的，文艺复兴时期的男性，即施莱恩推介的，能超越其他所有人类，而到达一种不同的觉悟状态之人，其异乎寻常的头脑，而进入人类创造力核心的，一次令人称奇的智慧，间或是心灵之旅。
注意到“一个作家始终在精炼着他的观点”，施莱恩表明，本书是他前三部作品的一个综合，也是去践行卡夫卡（Kafka）著名的宣言的一种努力，“书本必定是凿开我们内心的冰封之海的一把斧子。”它同样是一次美好的颂扬，对于艺术与科学同属一体，并且无论何时它们交汇时都会丰富彼此的观点。 施莱恩认为莱昂纳多——神秘永恒的画作《蒙娜丽莎》的作者，早在医疗解剖学存在之前，就创作了有预见性的解剖图，相比早前的科学家，对鸟类的飞行进行了更为细致的观察，精通工程学、建筑学、数学、植物学和制图学，可以被认为是历史上第一位真正意义上的科学家，远远地早在玛丽·萨默维尔（Mary Somerville）引入科学这个概念之前，预示了牛顿第三定律、伯努利定律，以及混沌理论原则，还是一个具有“极佳”唱功的，灵巧的作曲家，除去不计其数的其它的通达领域——是一个在科学和艺术造诣上，最当之无愧于被称为“天才”的人： 在历史记录中的这种艺术与科学发散流，提供了明确区分天才与否的根据。艺术河川与科学曲流绝无仅有地融汇交错。 （……） 尽管艺术与科学需要高度的创造力，但它们之间的区别显而易见。对于去变革艺术领域的，具有远见卓识的人而言，它们必须取得唯有通过后人后世之镜头来评判的突破。伟大的科学，在另一方面，必须能够预见未来。假如一个科学家的假想臆测，无法成为一条可为今后的研究者们所证实的定律，那么它就不具备科学可靠性。另一个对比：艺术与科学代表着“存在”与“解答”之间的区别。艺术存在的理由是使人产生一种情感。科学寻求通过超前的知识解疑答问。 （……） 莱昂纳多的传奇继续地折服着世人，因为他象征着所有我们这些平凡之人奋力追求的至尊卓越——得到智力，创造力，情感上的全面发展。在已知的人类历史上，没有其他个体能如同这个来自佛罗伦萨芬奇镇的，极其好奇的，未经受良好教育的，非婚生的乡下男孩一样，同时在科学和艺术造诣上，达到了如此卓著的水准。 利用丰富的来自于莱昂纳多，其笔记本和各种传记，还有一些顺理成章的推断，如此的可利用资料，施莱恩接着实施了一次“死亡后脑部扫描”，力图说明达芬奇头脑中，独特的线路构造，及其如何解释了他无与伦比的创造力。 深入了解其发现，点击这里。
“信仰是某些时刻接受静默的能力，”艾伦·莱特曼在他对于科学与灵性的非凡的沉思中写道，“和其它时刻驾驭激情与活力的能力。”在诗人罗伯特·哈斯（Robert Hass）与E.O.威尔逊（E.O.Wilson）的对话中，他将美好描述成了一种“静止与运动的悖论”。但在我们处于永恒运动的生产力时代里，变得越来越困难地——却越来越不可避免地——去接受安静，在我们的生活中为其固定地留出些许余地。为的是我们对于美好的信念不致于变得三心二意，倾斜失衡，残缺不全。以对于这件矛盾之事极需技巧的掌控为探究内容，小说家与随笔作家皮柯·耶尔（Pico Iyer）呈奉了《静默的艺术：停顿间的奇遇》(公共图书馆|IndieBound)——“作为爱上这个世界和它的一切的一种方式，而安静地坐着”，会带来意想不到的快乐，一个经过完美论证的理由。并揭示以某个人关于学习“关心照顾他的挚爱，做好他的工作，在一个疯狂加速的世界里，坚持向某个方向前行”的真实记录。 耶尔以讲述前往拜访他少年时代的崇拜对象——传奇创作人莱昂纳德·科恩（Leonard Cohen），而向着洛杉矶外的圣加布里埃尔山脉蜿蜒而上的一次驾驶经历作为开始。1994年，在科恩接受了他曾接受过的，最为畅达详尽的采访之后不久，他移居到了鲍尔迪山禅学中心，开始了他五年的隐居生活，充当时年已近90岁的日本禅学大师，佐佐木承周（Kyozan Joshu Sasaki）的私人助理。在禅学中心这段时间的中途，科恩被授命成为一位临济禅学僧人，被授予法名Jikan，古印度语言巴利语里的“安静”。耶尔写道： 我来到这里为了记述关于我的采访对象，他近乎沉寂匿名的山间生活，但此刻我已浑然不觉我身在何处。我几乎无法相信这个戴着金属丝框眼镜和绒线帽，具有希伯莱风格外观的绅士，事实上是以世界上的一个国际级偶像，一个不变的旅行者和一个身披阿玛尼服装的男人这样的身份，而闻名遐迩了三十年的歌者和诗人。
莱昂纳多·科恩来到这个从前世界的藏身之所，以创造一种生活——一种艺术——从寂静之中。并在其耗费十多年打磨至完美的歌曲，其中之一首的韵律上，致力于竭尽所能地让自己返璞归真。在我拜访时的那个星期，他实质上在徒有四壁的禅室里度过了七日七夜，一动不动地坐着。他在寺院里的名字Jikan，意指两种思想之间的缄默。 一天晚上——凌晨四点，十二月份的结尾——科恩从他的冥想中抽出了时间，走下来到了我的屋子里，试图解释他在这里正在做着的事情。 （……） 他以出乎意料的热情说道，安静地坐着，是他在这个地球上的61年来所发现的“真正的深度消遣”。“真正彻底的，撩人和饶有趣味的消遣。在这样的活动中可获得真正的享受。” 他是否在开玩笑？科恩著称于他的玩笑和讽刺。 他不是在开玩笑，随着他的继续我意识到。“我会在做着别的什么事情么？”他问道，“我是否会正在和一个年轻女人开始着一段新的婚姻，并建立一个新的家庭？发现新的毒品，买更多价格不菲的酒？我不知道。这在我看来，是对于我自身存在的虚无性最奢侈和华丽的回应。” 典型的高冷语句。生活在与平静保持着的，如此密切的关系之中，显然未削弱他的金句天赋。但当这样的言语来自于如此之人，一个似乎尝尽了这个世界所提供的快乐的人，它就具有其分量。
耶尔看待着与科恩的相遇，起初带着现时代中我们多数愤世嫉俗之人所经历的，当面对着带有不可思议之诚挚的某人某事时，勉强的诧异，鉴于没有什么能够像毫不畏缩的真挚一样能够感化蛇鲨。耶尔注意到，对于科恩而言，禅学修炼并非一件有关“虔诚或纯粹”的事情，而是真实的救赎与庇护，以挣脱“长久以来同床共枕的困惑与恐惧”。耶尔写道： 安静地坐着，与他年老的日本友人，嘬抿着拿破仑干邑，倾听着蟋蟀的叫声直到夜深，是他最接近于找到持久之快乐的方式，那种甚至当生活抛出它常规的挑战与纷扰之一时，也不会改变的方式。 “它无与伦比。”科恩说到安静地坐着，当光线照射进小屋里……哪里都不去，如同科恩对此的描述，是去感知任何异地他方最重要的异常经历。 对安逸和健康的获取将毫无用处，假如无人记得如何来运用它们。在伯特兰·罗素（Bertrand Russell）提出如此告诫一个世纪之后，耶尔描绘了一幅以关于不利于静默的，矛盾的时间论据为内容的实证讽刺画。引用了一项对于时间日志所进行了社会学研究，发现美国人的工作时间要少于30年前，但给人感觉似乎工作的时间更长了。他写道： 我们丧失了我们的星期天、我们的周末、我们无需工作的夜晚——我们的圣日，如同某些人感觉的那样。白日黑夜任何时间，无论我们身在何处，我们的老板、垃圾邮件、我们的父母都能够找到我们。我们中间越来越多的人感觉就像急症室里的内科医生一样，永远都在待命，要求调整状态，却对我们桌子上的一团杂乱毫无头绪。 如同我们多数人会极不情愿地承认的那样，都与自制和理性有过迫不得已的角力，在生产力时代里，停顿的需要，在很大程度上是我们这个时代自身的产物。耶尔优雅地捕捉到了这一点： 没有多少年前，与信息和发展的接触似乎是我们最大的奢侈。如今给人感觉像是终极大奖的，却往往是免受信息滋扰，有机会安静地坐着。静默不仅仅是对于那些拥有足够才智之人而言的一种纵情——它是对于任何想要蓄积更趋无形之才智之人而言的，一件必然的事情。原地不动，如同科恩想我所表示的，与其说是于苦修有关，不如说是有关于更加接近个人的心智。 极像我们假借迷失来找到自我，耶尔示意，我们可更加完整地存在于这个世界上，通过谨慎留神地清空其混乱： 哪里都不去，非关于拒不理会这个世界，它关乎于即刻的抽身远离，于是，你就能够更清晰地看到这个世界，并爱其更加深沉。 关于如何去做，点击这里阅读更多。
假如对于动物们身上所具有的心理疾病的见解，貌似于牵强附会的人类中心说，一个保持着方兴未艾趋势超过150年的科学领域，则强烈地暗示情况并非如此。这正是TED高级研究员劳雷尔·布莱特曼（Laurel Braitman）在《动物疯狂：焦虑的狗，有强迫症的鹦鹉，还有康复中的大象如何有助于我们认识自我》(公共图书馆|IndieBound)一书中所探究的内容。拥有麻省理工学院历史学与科学人类学博士学位的布莱特曼认为，在令生活增添难度的，对于情感雷暴的接受能力上，我们人类远非特例，并且非人类动物被惊人地相似于我们人类的，各种各样的心理疾病困扰着。她严谨与怜悯兼具地，调查了来自于各方面的证据，包括兽医学、心理学和药理学研究上的，以及由神经科学家、动物学家、驯兽师和其他专家带来的第一手报告，还有诸如查尔斯·达尔文（Charles Darwin）和勒奈·笛卡尔（Rene Descartes）这样的传奇科学家与哲学家们的工作成果，还有她本人与涉及了从抑郁的狗，到自我伤害的海豚，到犬科阿尔茨海默症，以及创伤后应激障碍（PTSD）等等大量物种和心理健康问题的许多动物相处的经历。 布莱特曼的历程开始于一只尤为不安的非人类动物——她收养的伯尔尼兹山地犬奥利弗，它“极度的恐惧、焦虑和强迫性”促使她以一位关切的，处于绝望边缘的监护人急切寻求答案的方式，去探索其它的动物是否，以及如何可以罹患心理疾病。看看她在研究过程中所发现的丰富的证据线索，她写道： 人类和其它动物比我们许多人能够想象得到的更为相似，当涉及扭曲的心理状态和行为时——例如，在完全不必的情况下，却经受着不断翻涌的焦虑，感觉无法摆脱令人丧失动力的悲伤，或者陷于想要清洗双手或爪子的，无休止的冲动中。类似这些的反常行为触及了心理疾病的范畴，当其阻碍生物——人类或非人类——去忙于对他们而言的正常之事时。一只狗专心致志地舔舐着它的尾巴，直至其变得光秃和湿漉；一头海狮固定不变地在水中兜着没完没了的圈子；一只大猩猩太过阴郁与孤僻，无法与其群伙成员们一起玩耍；或者有个人如此地惧怕电动扶梯，需要避开大商场。对于它们来说，上述论述一点不假。 每一种具有心智的动物都有资格时不时地失去对其的掌控。有些时候的触发因素是伤害或虐待，但并非一直都是。我碰到过抑郁和焦虑的猩猩、有瘾癔的马、老鼠、驴，还有海豹、沉溺的鹦鹉、自残的海豚，还有患痴呆症的狗，它们中有许多与其它没有遭遇同样问题的生物共享着它们的习性、巢穴，或栖息地。我也逐渐了解了好奇的鲸鱼、自信的矮黑猩猩、兴奋的大象、自得的老虎和感激的红毛猩猩。在圈养的，驯养的，野生的动物世界里，有许多反常的行为，还有许多恢复正常的情况。你只不过需要知道在哪里和如何来发现它。 布莱特曼审慎地承认，这样的一种见解很可能使我们对于人类例外主义的观念丧失信心，并提出了明智的告诫： 承认人类与其它动物在心理健康上的相似之处，有点类似于认识到其它生物亦具有语言、工具运用和文化上的能力。也就是说，对于人类是唯一以复杂和惊奇方式来体验与表达情感的动物，如此的观点，这相当于一种打击。它同时是拟人化的，将人类情感、特质和欲望投射到非人类生物或存在物之上。尽管，我们可以选择更充分的拟人化，这样一来，能够对动物的行为和情感生活作出更准确的解释。但并不是以自我为中心的投射，而是拟人论可以成为一种体现于其它动物身上的，对于我们人类自身的点滴零碎的认识，反之亦然。 布莱特曼继续地追溯了我们不断发展的，对于动物心理学的认识。从查尔斯·达尔文到珍妮·古道尔，无可估量地启迪了我们对于深切关注之事的认识——类似忧虑、无私、抑郁，还有快乐这样的概念。点击这里阅读更多。
“通过认可的方式是无需认可。”休·麦克劳德（Hugh MacLeod）明确地主张。我们现在了解了完美主义扼杀创造力，且过多的目标设定限制了我们的成就，而不是产生其——人类境况中，这种相同的更深刻的悖论的，所有不同的表现形式，即刻令人不安又欣慰，是加拿大英属哥伦比亚大学亚洲研究与具身认知教授，中国思想研究领域的知名学者爱德华·森舸澜（Edward Slingerland）在《无为而为：自发性的艺术与科学》(公共图书馆|IndieBound)中所探索的内容。 森舸澜以一个例证在其书本核心所在构建了矛盾性前提：在温哥华当地的科学博物馆进行的叫做“理智之球”的游戏。在游戏中，两个参赛者面对面地坐着，都戴着带有电极的，用以记录大脑中产生的一般性活动的头带，试着用意念将一个金属球从桌子中间移送到另一个参赛者一边，谁先做到谁就获胜。毫无疑问，这存在困难： 这里的动力——测量以每个游戏者的电极，并被藏于桌子底下的一块磁铁传送到球体——是大脑于放松状态时产生的阿尔法与西塔脑电波的结合体：你产生的阿尔法与西塔脑电波越多，你用意念施加于球体上的力量就越多。实质上，理智之球是一种看谁最能够保持镇静的比赛。它观看起来具有趣味性。比赛者显而易见地力图放轻松，闭上他们的眼睛，深呼吸，依稀可见地采取着瑜伽中的姿势。随着金属球沿着桌子滚向自己这一边时，他们开始感受到的恐慌，通常会被他们对手的过度的急切所抵消，两个参赛者轮换交替地失去冷静，随着这个金属球来来回回地滚动。你无法再期待一个更好更扼要的例证，例证以不变应万变是何其的困难。 森舸澜认为，我们的人生常常像“一场巨大规模的理智之球游戏”，当我们发现我们自己频繁地陷入这样的轮回：我们如此的拼命，以致我们自身成为了我们所付出努力的羁绊。如同在理智之球游戏中，成功只在参赛者放轻松，且放弃取胜之企图的情况下到来一样，我们耗费我们的人生“全神贯注于努力，工作、奋斗、尝试的重要性，”结果却发现，我们越是妄图主观地促成事情的出现，它们却越是变得捉摸不定。森舸澜写道： 我们在现代世界中过度地集中注意力于意识性思维的力量，以及意志力与自我控制所带来的好处，导致我们忽略了可以被称作为“身体思维”的东西：由极少或不受意识干扰的潜意识产生的，暗示的，迅速的，半自动的行为，它普遍的重要性。结果是，我们过于频繁地投身于加倍努力或加快节奏，在我们的，努力与奋斗实际上起到了深度适得其反作用的生活领域。
在我们的一些不懈追求之中，最缥缈不定的事物是快乐和自然性，其对于刻意的追求皆具抵触性。有两个古老的来自中国的观念，或许是我们用于解析这种悖论最强效的方法——“无为”与“得”。森舸澜解释说： “无为”按照字面意义解释为“不尝试”或“不做”，但其完全非关麻木的不作为。实际上，它指的是处于最优状态地积极而高效的一个人，他具有活力的，轻松和自然的心理状态。处于无为状态中人们感觉似乎无所作为，然而与此同时他们或许正创作着一件绝妙的艺术作品，得心应手地应对着复杂的社会状况，或甚至正在令整个世界形成和谐的秩序。对于一个在无为状态中的人而言，有如身体沉醉于一首歌曲诱人的旋律时的情不自禁，自然而然地，正确与有效的引导会接踵而来。这种协调状态皆具复杂性和整体性，包括身体、情感和心理的结合，亦是如此。假如我们一定要对“无为”作出解释，它最恰当的表达或许有些类似于“成于无形”或“自然而然”。身处无为状态令人放松和愉快，然而，是以一种使其区别于更肤浅或更世俗的快乐的，具有深远价值的方式。 阅读更多点击这里。
“焦虑……使别人产生了你或许体会到的，当一个溺水之人紧紧抓住你时的感受。”阿娜伊斯·宁（Ana?s Nin）写道。“焦虑可以与眩晕相比较。当他向着豁裂的深渊看下去时，他开始头晕眼花。”克尔凯郭尔（Kierkegaard）评述道。“毫无疑问，焦虑问题是最多样化与最重要问题聚结的一个节点，是答案必定会完整清晰地，阐明我们整个心理存在的一个谜团。”弗洛伊德（Freud）在其经典的心理分析导论中表明。然而，焦虑之谜远未解开——相反，它已经膨胀成为日复一日地，将我们中的无数人拖入水下的一种社会弊病。在那些被焦虑的钳制最无情地束缚着的人中间，有斯科特·斯多塞尔（Scott Stossel），以其《大西洋月刊》编辑的身份而为多数人所熟悉。在他绝佳的心理健康实录，《我的焦虑时代：恐惧、希望、忧虑，与寻找心灵的平静》(公共图书馆|IndieBound)一书中，斯多塞尔效仿了法国作家蒙田（Montaigne）的惯用手法，将其自身经历之镜头，当作折射棱镜，启发对于我们所共有的，与焦虑所做抗争，其本质的见解。根据他个人的回忆录，他从文化角度构成了一个见解，借助历史、哲学、宗教、通俗文化、文学，以及心理学与神经科学方面大量的开拓性研究，描绘了一幅焦虑的写照。 为什么？因为焦虑及其相关的心理情感紊乱，被证明是如今最常见最普遍，以及缺乏医疗方式的，临床类别的心理疾病，甚至更常见于抑郁。斯多塞尔将此问题融入了一些揭示了——焦虑——它同时具有的经济与社会代价的惊人的统计数据，如此之背景中，而对其进行了研究： 根据美国国家心理健康研究所的数据，大约有四千万的美国人，我们人数中间的将近七分之一，在任何给定的时间，正遭受着某种类型的焦虑性障碍困扰，占据着美国心理健康治疗支出的31%。根据最近的流行病学数据，焦虑性障碍的“终身发病率”超过了25%——假如真实可信，这意味着我们中间有四分之一的人，有望在我们有生之年的某个时刻患上妨碍性焦虑症。所谓妨碍性焦虑：近来的学术论文认为，与忍受焦虑性障碍相关联的心理与身体缺陷，相当于身患糖尿病——通常可以控制，有时致命，应对起来往往令人痛苦，2006年发表在《美国精神病学期刊》上的一项研究发现，美国人每年因为焦虑和抑郁而浪费了3.21亿天的工作量，造成的年经济损失达500亿美元。2001年由美国劳工统计局发表的一篇论文曾估算过，遭受焦虑与应激障碍困扰的美国人，每年缺勤天数的均值是25天。在2005年——于遭受最近的经济危机冲击的三年之前——美国人5300万次的按方配药只为了两种药物：阿提凡（Ativan）和赞安诺（Xanax）。（在9/11之后的数周之内，全国范围内的赞安诺处方暴涨了9%——纽约为22%。）2008年9月，经济崩溃导致了纽约市的处方飙升：随着银行的倒闭和股市的自由落体式下跌，抗抑郁和焦虑药物处方较前年上升了9%，同时，安眠药处方数上涨了11%。 （……） 如今，几乎无人会去质疑，长期不断的压力是我们这个时代的一个特征，或者焦虑已成为了现代作风的一种培养条件。如同自原子时代开始就屡屡被提及的，我们生存在一个焦虑时代里——尽管这可能属于陈词滥调，这种观点在近年以来，似乎只有变得更加属实，随着美国在短期之内遭受了恐怖主义、经济灾难与混乱，以及广泛的社会变革的冲击。
但尽管焦虑迅即成为了文化关注的对象，我们对其的理解——尤其像心理健康方面的陈规定势所涉及的深度——仍然受到了发展上的阻碍，自从17世纪犹太裔荷兰哲学家巴鲁赫·斯宾诺莎（Baruch Spinoza）的时代以来，推进得极慢，他主张，焦虑仅仅是一个逻辑性问题，且因而能够被解决以理性的方法。斯多塞尔反驳了这种过度的简单化，以一个就这种障碍的多层次及复杂的因果关系而言的论据： 事实上，焦虑同时是生物学与哲学，身体与心理，直觉与理性，品格与文化的一种机能。正当焦虑被经受于一种精神与心理上的层次时，它在分子水平和生理水平上具有科学可测量性。其产生具有先天性和后天性。它是一种心理现象及社会现象。用计算机方面的术语来表达，它既是硬件问题（我的线路连接可靠性差），又属于软件问题（我运行着让我记住焦虑思想的错误的逻辑程序）。一种性情的起源是多方面的。情绪化的性格看上去或许具有常见单一的起因——有缺陷的基因，例如，或者童年时的创伤——或许不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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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请求的艺术》
10、《莱昂纳多的大脑》
《我，莱昂纳多》中由拉尔夫·斯特德曼（Ralph Steadman）创作的插图
11、《静默的艺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