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亲爱的朋友们，每周一和芃澜老师一起破解《黄帝内经》密码的时间又到了。
在前两周《帝王的理想》一节中，汉文帝虽在宣布废除了三项肉刑之后释放了仓公，但却开始了对仓公的一系列问难。 比对《黄帝内经》中黄帝与岐伯等的问难简称为“岐黄问难”的通行说法，我们也可以把发生在汉文帝与仓公之间的问难称之为“文仓问难”。 述者：芃澜 但研究《黄帝内经》的人从来没有把书中的“岐黄问难”与历史中实际发生的“文仓问难”进行过对比，而是更多的把这段问难称之为“仓公医籍”，评价其历史意义仅仅是从这是明确有记录的第一份中医医案的角度，或干脆理解为现代医学制度中的医疗文件“病历”。 事实上《史记》中司马迁所引用的并不是来自仓公的第一手病案，仅仅是其中部分的内容，是仓公根据自己的医籍记录内容回答汉文帝关于自己“决死生”的技能“是否有验？有验的病人是谁？是哪里人？都是什么病？病状是怎样的？”的提问。 此外还有一些问答则根本和医籍无关，比如汉文帝感兴趣的仓公的师承问题。因此，能够称为“仓公医籍”的仅仅是文仓问难中的一部分内容，是在一问一答语境中以引述的状态下出现的。可以想见，仓公真正的医籍决非这么简单，而应当详实得多，可惜这些内容今天我们根本无缘看到。 将“文仓问难”这一历史事件提取出来，并比对《黄帝内经》中的岐黄问难，是基于这样一个事实：在《内经》之前，医学传承是在一种严格的师徒传授中展开的，而且这一传承有着奇特的咒禁。这也就可以理解为什么在《内经》出现前，几乎没有什么明确的完整的医学著作出现在人们的视野中。 比如《史记》中的“扁鹊列传”里，没有提到扁鹊的著作或者属于扁鹊学派的著作。诸子百家的文献中多有引用过扁鹊的事迹以及扁鹊的观点，其他历史文献中，还有医家如秦的医缓医和的事迹，但都没有提到过其师承关系以及著作的问题。 司马迁在《太史公自序》中有引述司马谈一般被称为《论六家要旨》的观点，将诸子百家归纳为六家，分别是阴阳、儒、墨、名、法、道德。发展到《汉书·艺文志》中，明确说刘向、刘歆父子搜集来的诸子百家数得上名字的一共有189家，4324篇著作，说他们是“诸子十家，其可观者九家而已”，分别是法家、道家、墨家、儒家、阴阳家、名家、杂家、农家、小说家、纵横家。所谓“可观者九家”除去的是“小说家”，刘向的观点是称为“九流十家”。 而在百家划分中补入医家的说法，则是以后的事情了。其最主要的原因就是医家这一块没有著作，后人补入大抵是因为《汉书·艺文志》中的方技类书籍的集体出现。但可以确切的说，在《汉书·艺文志》之前这些书籍或者著作是没有大量出现过的。没有出现过，不是因为没有，而是因为“禁咒”的缘故。 《史记·扁鹊仓公列传》中被称为扁鹊的秦越人，在拜师长桑君的时候，有这样一段对话：
有了上面的承诺，长桑君才“悉取禁方书尽与扁鹊” 。 而在文仓问难中，汉文帝问起“淳于意是如何见到公乘阳庆的？阳庆又为什么会传授淳于意？”的时候，仓公讲述了这一过程，是先拜师一位叫做公孙光的人，公孙光把自己所学的禁方书全部授予淳于意，并叮嘱“毋以教人”，淳于意的回答仍然是“悉得禁方，幸甚，意死不敢妄传人！”。 后来公孙光又介绍淳于意认识了公乘阳庆，并指出，自己中年时，曾想拜其为师，但得到的答复是“若非其人也”。而从后来的历史事件中可以看出，公乘阳庆则认为淳于意“是其人”，于是嘱咐他说“尽去故方，更悉以禁方予之”，并且说“慎勿令我子孙知若学我方也。” 显然就连公乘阳庆传授淳于意这件事本身都是一个秘密，连公乘阳庆家人也不知道。这种秘密的传承非常古老，而且非常严格！ 而历史陡然一个转笔，我们从《史记》中明确看到了这样的事实——扁鹊是有禁方书的，淳于意的两位师父公孙光和公乘阳庆也都有。但保有这种传承的人有时甚至并不行医，比如公乘阳庆，他们只是在一个秘密的渠道中找寻传承者，标准是“得其人乃传，非其人勿泄”。 但到了文仓问难后，我们不仅了解这一秘密传承的机密，而且还一下子知道一系列禁方书的书名，包括《上下经》《五色诊》《奇咳术》《揆度》《阴阳》《外变》《药论》《石神》《接阴阳》等（扁鹊事迹虽有提到禁方书，却无书名）。 讲到这里，或许大家都有些疑问，相同的或者不同的：
↓↓↓点击阅读原文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