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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论孔子易学观的转变(廖名春)  司马迁《史记·孔子世家》和《田敬仲完世家》都说“孔子晚而喜《易》”，班固《汉书·儒林传》所载亦同，只不过改“喜”为“好”而已。孔子为何要至晚年方才“喜《易》”?他晚年前后的易学观有没有变化?对此，司马迁、班固没有记载，人们也都没有注意到。因为在人们的观念中，孔子的思想终其一生，是“一以贯之”的，不可能有转折变化，其易学观也当如此。因此，探讨孔子何以“晚而好《易》”这一问题，不但可以加深我们对孔子易学观演变的认识，对孔子整个思想的研究也具有方法论的启示。
1973年底，湖南长沙马王堆三号汉墓中出土了6篇帛书“易传”，共1万6千余字。其中第四篇名《要》，记字“千六百四十八”。这是一篇研究孔子易学观的极其重要的文献。笔者曾有幸进行过整理，做过释文，[1]并发表过《帛书〈要〉简说》、[2]《帛书释〈要〉》、[3]《帛书〈要〉与孔学研究》[4]等论文。今吸收时贤的成果，参以自己的工作，再作一探讨。 从马王堆三号汉墓出土的随葬木牍可知，该墓葬于汉文帝前元十二年，即公元前168年。从帛书《要》的书写形制、篇题及其所记字数来看，帛书《要》系抄本无疑，应有篆书竹简本存在。同时，从篆书竹简本的写成到被抄为帛书，应有一段流传的时间。《要》系摘录性质之书，[5]其材料来源应较其成书更早。考虑到秦始皇公元前213年根据李斯所议制定了《挟书令》，而该令直到汉惠帝四年(前191)才得以废除。考古发掘表明，迄今在《挟书令》施行时期以内的墓葬，所出书籍均未超出该令的规定。[6]所以，帛书《要》的记载不可能出自汉初，也不可能出自秦代，应该会早到战国。
帛书《要》有一节文字，详细记载了孔子“老而好《易》”而和其弟子子赣(贡)辩论的情况。其文曰： 夫子老而好《易》，居则在席，行则在囊。子赣曰：“夫子它日教此弟子曰：‘德行亡者，神灵之趋；知谋远者，卜筮之蘩。’赐以此为然矣。以此言取之，赐缗行之为也。夫子何以老而好之乎?”夫子曰：“君子言以矩方也。前(剪)羊(祥)而至者，弗羊(祥)而巧也。察其要者，不(诡)其福。《尚书》多於(疏)矣，《周易》未失也，且又(有)古之遗言焉。予非安其用也。”………“赐闻诸夫子曰：‘孙(逊)正而行义，则人不惑矣。’夫子今不安其用而乐其辞，则是用倚(奇)於人也，而可乎?”子曰：“校(谬)哉，赐!吾告女(汝)，《易》之道……故《易》刚者使知瞿(惧)，柔者使知刚，愚人为而不忘(妄)，僌(渐)人为而去诈。文王仁，不得其志以成其虑，纣乃无道。文王作，讳而辟(避)咎，然后《易》始兴也。予乐其知……”子赣曰：“夫子亦信其筮乎?”子曰：“吾百占而七十当，唯周粱(梁)山之占也，亦必从其多者而已矣。”子曰：“《易》，我后其祝卜矣，我观其德义耳也。幽赞而达乎数，明数而达乎德，又仁［守］者而义行之耳。赞而不达于数，则其为之巫；数而不达于德，则其为之史。史巫之筮，乡之而未也，好之而非也。后世之士疑丘者，或以《易》乎?吾求其德而已，吾与史巫同涂而殊归者也。君子德行焉求福，故祭祀而寡也；仁义焉求吉，故卜筮而希也。祝巫卜筮其后乎?” 帛书《要》这一记载是否可信呢?最好的办法是“取地下之实物于纸上之遗文互相释证”。 [7]王国维告诫我们：“虽古书之未得证明者，不能加以否定；而其已得证明者，不能不加以肯定，可断言也。”[8]帛书《要》所谓“夫子老而好《易》”，说同于《史记·孔子世家》，只不过一称“夫子”，一称“孔子”；一称“老”，一称“晚”；一称“好”，一称“喜”。而帛书“夫子”之称较《史记》“孔子”更近，显然是其弟子或再传弟子的口吻。所谓“居则在席，行则在囊”，与《史记》孔子“读《易》，韦编三绝”说也可相互证明。正因为孔子“老而好《易》”到了居、行不忍释手的地步，才出现了“韦编三绝”的结果。《要》篇载子贡批评孔子“老而好《易》”之事，从时间上讲，是可以成立的。《史记·孔子世家》将“孔子晚而喜《易》”一段置于鲁哀公十一年孔子归鲁之后，而据《左传》哀公十一年所载，此时子贡正在鲁国。至哀公十五年冬，子服景伯前往齐国，子贡为介。第二年四月孔子逝世，子贡批评哀公的致诔，随后为孔子庐墓六年。李学勤先生说：“孔子、子贡间发生《要》篇所记的对话，恰合于当时的情事。”[9]这一论断是准确的。上载子贡对孔子的责难，与传统文献所载子贡的性格也是相符的。《史记·仲尼弟子列传》云：“子贡利口巧辞，孔子常黜其辩。”又说子贡：“喜扬人之美，不能匿人之过。”上引帛书《要》篇之文，就是一个最鲜明的例证。又帛书所谓“《周易》未失也”，“《易》刚者使知惧，柔者使知刚”云云，与《论语·述而》所载“无大过”之说若合符节。“观其德义”，“求其德而已”，与《论语·子路》所载“不占”之教完全可以相互印证。“后世之士疑丘者，或以《易》乎”，与《孟子·滕文公下》所载孟子引孔子语“知我者，其惟《春秋》乎?罪我者，其惟《春秋》乎”口吻酷肖。所有这些足以证明：上引帛书《要》篇所载，是研究孔子思想的可靠史料，我们没有理由忽视它。
从上引帛书《要》可知，孔子“老而好《易》”，竟到了“居则在席，行则在囊”的痴迷地步，对此，其弟子子贡持激烈反对的态度。子贡为何要反对“夫子老而好《易》”呢?原因就在于子贡认为孔子“老而好之”违反了孔子的“它日”之教。“它日”即往日，指以前。孔子“老而好《易》”之前，对《周易》是一种什么态度呢?帛书通过子贡之口，揭示得非常清楚：“德行亡者，神灵之趋；知谋远者，卜筮之蘩” [10]。丧失德行的人才乞求神灵，缺乏智谋的人才频繁卜筮。子贡引此来批评“夫子老而好《易》”，是引子昔日之矛击子今日之盾，说明这种“它日之教”就是孔子“它日”对好《易》者的批评。下文“赐闻诸夫子曰：‘孙正而行义，则人不惑矣’”同理，也是说不须好《易》，亦能不惑，以此驳孔子“《周易》未失也”之说。从子贡所引孔子的“它日”之教来看，孔子晚年以前不但不曾“好《易》”，反而视“好《易》”为求“德行”、“逊正而行义”的对立面。在这时的孔子看来，《周易》是卜筮之书，为君子所羞称。这一易学观，“赐以此为然”，被子贡这些弟子所完全接受，视为孔门思想的正统；并“缗行之为也”，努力实行。
孔子“老而好《易》”的另一重要原因是孔子认为《周易》“有古之遗言焉”。李学勤先生说，“古之遗言”不是泛指古代的话，因为《周易》对于孔子来说本来是古代的作品，用不着特别强调。“遗言”的“言”应训为教或道，系指前世圣人的遗教。[11]其说极是。具体而言，这里的“遗言”是指周文王之道。《周易》“有古之遗言焉”，就是说《周易》一书蕴藏着周文王的思想。何以见得?帛书《要》告诉我们：“文王仁，不得其志以成其虑，纣乃无道，文王作，讳而避咎，然后《易》始兴也。予乐其知……”这就是说，《周易》一书始出于周文王，它产生于“纣乃无道，文王作”的年代，是周文王”讳而避咎”之作，反映了文王的仁义思想(“文王仁”)和忧国忧民意识(“其虑”)。孔子是“乐其知”，赏识蕴藏在《周易》一书里的文王之智才“好《易》”的。这一段话，主要是从历史、政治的角度解释了其“老而好《易》”的原因。对我们解决《周易》一书的作者和成书年代、《周易》一书的性质提供了宝贵的史料。[12] 《论语·子路》篇载孔子对《周易》恒卦九三爻辞“不恒其德，或承之羞”的评价是“不占而已”。今人多以此“不占”之教来概括孔子的易学观。其实，孔子晚年的易学观并不如此简单。如上所述，孔子认为《周易》乃文王“讳而避咎”之作，所谓“讳”乃隐讳，“避咎”乃躲避商纣无道之“咎”。 [13]这就是说《周易》的卜筮形式下寄寓着文王之“仁”和其“志”、“虑”，它的外壳是卜筮，而其实质是反纣之“无道”。 [14]基于此认识，孔子认为就其“讳”的卜筮之用而言，“我后其祝卜矣”；但从“观其德义”来论，“祝巫卜筮其后乎”。孔子轻筮重德，并不是说他于《易》只言义理，不涉象数。相反，他主张的治《易》方法是“幽赞而达乎数，明数而达乎德，又仁［守］者而义行之耳”。他认为“幽赞而不达乎数，则其为之巫”，只知卜筮之用而不知利用易数去推步天象历法，这就是巫，是最下等的好《易》者。“数而不达乎德，则其为之史”，只知以易数去推步天象历法，而不知从天道中推出人道，这就是史，是次等的好《易》者。[15]对于“史巫”之易，孔子认为“乡(向)之而未也，好之而非也”，向往和喜好都是错误的。而正确的方法是由明占筮之用而明易数，由明易数而明易理，并将易理与仁、义相结合。这实质是主张由象数而探义理，反对离义理而言象数或离象数而言义理。这种易学观，其重要性不仅仅在于易学，而在于提出了一种新的君子标准，即君子既要“守道”，又得沟通天人；既要修德，还得“明数”。此不但异于思孟的心性之学，与荀子的“天人之分”说也有明显不同。但对精于礼、乐、射、御、书、数“六艺”的孔子来说，则是完全可能的。《史记·孔子世家》记载：
孔子学鼓琴师襄子，十日不进。师襄子曰：“可以益矣。”孔子曰：“丘已习其曲矣，未得其数也。”有间，曰：“已习其数，可以益矣。”孔子曰：“丘未得其志也。”有间，曰：“已习其志，可以益矣。”孔子曰：“丘未得其为人也。”有间，曰：“有所穆然深思焉，有所怡然高望则远志焉。”曰：“丘得其为人，黯然而黑，几然而长，眼如望羊，如王四国，非文王，其谁能为此也?”师襄子辟席再拜曰：“师盖云《文王操》也。”
这一记载崔述有所怀疑，[16]但又见于《韩诗外传》、《淮南子·主术训》、《孔子家语·辩乐解》等书，大体可信。孔子论乐由数及志，再得其为人，论定其曲为《文王之操》。这种风格，与帛书所载孔子论《易》语极近，我们不应有所怀疑。 孔子易学观的转变从《论语》中也可得到证明。其《述而》篇有一段著名的记载： 子曰：“加我数年，五十以学《易》，可以无大过矣。”
此章后人训解多歧，争论主要集中在两点上：一是所谓“鲁读”的问题，二是孔子说此语的时间问题。前者近代以来虽被疑古派渲染成一大讼案，但实际上已获解决，“鲁读”不足为据。[17]后者则大体有两说。司马迁《史记·孔子世家》将这段话排在孔子暮年返鲁之后，系孔子“晚而喜《易》”时之言。同书告诉我们：“孔子之去鲁，凡十四岁而反乎鲁。”孔子去鲁在鲁定公十三年(前497)，返鲁则为鲁哀公十一年(前484)，时孔子六十八岁。由此可见，司马迁所谓“晚”，应系孔子六十八岁返鲁之后至七十三岁时去世这一段时间。 但后人多不以司马迁的记载为然。如清儒刘宝楠就说：“《世家》与《论语》所述不在一时。”[18]程树德更说：“《世家》将《论语》随意编入，其先后不足为据。”[19]
从郑玄开始，注家多以孔子此语在其五十岁之前。抄写于唐昭宗龙纪二年(公元890)二月的敦煌文书伯希和2510号为郑玄《论语·述而》等篇注，其注曰： 加我数年，年至五十以学此《易》，其义理可无大过。孔子时年四十五、六，好《易》，玩读不敢懈卷，汲汲然，自恐不能究竟其意，故云然也。[20] 后来三国魏何晏的《论语集解》说“年五十而知天命，以知命之年读至命之书，故可以无大过矣”、南朝梁皇侃《论语义疏》说“当孔子尔时年已四十五、六”、宋代邢昺《论语注疏》说“加我数年，方至五十，谓四十七时也”云云，显然皆由郑注而来。
后儒对上说进一步加以补充。崔适《论语足征记》说： 《史记·世家》：“孔子年四十三，而委氏强僭，其臣阳货作乱专政，故孔子不仕，而退修《诗》、《书》、《礼》、《乐》。弟子弥众。”其言正足与此章及下“雅言”章相证明。口授弟子，故须言；修而理之，故其言须雅。方以《诗》、《书》、执礼为事，故未暇学《易》，而学《易》必俟之年五十也。人之寿数不可豫知，故言“加我数年”。数年者，自四十三至五十也。
官懋庸《论语稽》也说：
此孔子四十二岁以后，自齐返鲁，退修《诗》、《书》、《礼》、《乐》时语也。盖《诗》、《书》、《礼》、《乐》之修，非数年之功不可。因《诗》、《书》、《礼》、《乐》而思及《易》，情之常也。方修《诗》、《书》、《礼》、《乐》而未暇及《易》，理之常也。 五十以前说有一个难以解决的问题，就是孔子为什么一定要等到五十岁才学《易》。[21]如果说是“未暇”，那么，既有暇“修《诗》、《书》、《礼》、《乐》”，为什么惟独“未暇”“学《易》”?如果说“年五十而知天命，以知命之年”方能读《易》这一“至命之书”，那么，“未至五十焉知是年知命?又焉知他年赞《易》有至命之言邪?” [22]
为了解决这些难题，前修时贤想尽了种种办法。或改变章文的句读，以“五”一读，“十”一读，成“加我数年五、十，以学《易》……”或改变章文的理解，说“非以五十之年学《易》，是以五十之理数学《易》”。或改变章文的文字，将“五十”改作“卒”字、“吾”字、“七十”、九十”等等。[23]凡此种种，皆属穿凿。[24]
如依司马迁《史记·孔子世家》，将孔子此语排在其暮年返鲁之后，上述难题就不存在了。能知“五十以学《易》，可以无大过”，这样的“学”，决非初学，亦非一般性的学。因为一般性地学《易》，看到的只是占卜吉凶，决不会看出《周易》是寡过之书。“学《易》，可以无大过”，这是称赞《周易》“德义”的功能，其义与帛书《要》“《周易》未失也”同。“学《易》”，之所以“可以无大过”就是因为“《易》，刚者使知惧，柔者使知刚……”所以，“学《易》，可以无大过”，应是孔子“好《易》”后之语，不好《易》，是说不出这样的警语来的。从《史记》、《汉书》和帛书《要》所载可知，孔子好《易》是晚年以后之事，所以，孔子说“假我数年，五十以学《易》，可以无大过矣”，必定在其暮年返鲁，“老而好《易》”之后。正因是暮年之语，知其人寿不可能太多，所以说“假我数年”。正因是“老而好之”，而且到了“居则在席，行则在囊”的地步，所以不免对过去有所追悔，心想我要不是“老而好《易》”而是更早一点好《易》该多好。所谓“五十”就是更早一点时间之意。“学”与“喜”、“好”表面上有程度上的差异，其实质并没有什么不同。只不过一是孔子的谦称，故谓“学”；一是他人的客观描述，故谓“喜”、“好”。 如《论语·述而》上述所载，孔子惜其好《易》之晚，这既是对其晚年易学观的肯定，也是对其以前易学观的检讨。正因为晚年以前轻《易》，视《周易》为卜筮之书，对其“德义”忽而不察，所以“老而好《易》”之后才“觉今是而昨非”，故有“假年”之叹。所以，对孔子易学观的转变，《论语》和帛书《要》所载，都可相互证明。
孔子为什么至晚年突然改变了自己原来的易学观，从《周易》中发现了先前所不曾发现过的“德义”了呢?这是一个颇值得玩味的问题。从古至今，人们对《周易》一书的性质，素有两种对立的认识。一是视《周易》为卜筮之书，一是视《周易》为义理之书。视《周易》为卜筮之书的，多是就《周易》本身而立论；视《周易》为义理之书的，多是就《易传》而立论。孔子晚年以前视《周易》为卜筮之书，对其采取排斥的态度，应该说他看到的只是《周易》的本文，是卦画和卦、爻辞。晚年以后，他从《周易》中看出了“德义”，看出了文王之道，应该说他不仅看到了《周易》本文，还看到了一种权威的、足以使他信服的解释《周易》的创作背景、思想宗旨的文献。这一文献实质就是最早的一种《易》传。这一《易》传并非出自一般人之手，否则孔子不会一读到它就改变了自己原来对《周易》的看法。“郁郁乎文哉!吾从周!” [25]作为周代文化传统自觉继承者的孔子，能使他信服的《易》传应该是出自周王室、与文武周公之道有密切联系的文献。这一文献看起来似乎不可确考，但事实上史籍却留下了它的痕迹。 《左傅·昭公二年》有一段著名的记载： 晋侯使韩宣子来聘，……观书于太史氏，见《易象》与《鲁春秋》，曰：“周礼尽在鲁矣，吾乃今知周公之德，与周之所以王矣。” 此《易象》决非《周易》本文，而是解《易》之传。何以见得?因为从《左传》、《国语》的记载看，晋人以《周易》占筮论事，史不绝书，可见人们对《周易》是非常熟悉的。如果鲁太史出示给韩宣子的《易象》只是人们早就习以为常的《周易》，韩宣子决不会如此大发感慨。因此，它一定是一部释《易》之作，其创作与周公有关，其内容与“周之所以王”有关。韩宣子聘鲁，时孔子方十二岁。《易象》掌于鲁太史，韩宣子尚属初见，其在社会上肯定尚未广为流传。所以孔子在晚年以前排斥《周易》，很可能就是因为他尚未看到《易象》。到孔子暮年返鲁，距韩宣子观书已近六十年，这时鲁太史所藏之《易象》可能在社会上已逐渐流传开来，孔子整理文献，既然因鲁太史之《鲁春秋》而作《春秋》，那么，他就有可能见到载有“周公之德”和“周之所以王”的《易象》。见到《易象》，他就有可能说出“《周易》未失也，且又(有)古之遗言焉。……文王仁，不得其志以成其虑，纣乃无道，文王作，讳而辟(避)咎，然后《易》始兴也……予乐其知(智)之……”这样的话来。所以，孔子“老而好《易》”，其易学观发生了转变，应该是他见到了《易象》一书所致。传说今本《易传》系孔子所作。今本《易传》的某些部分和《易象》的关系，可能也象已修《春秋》与不修《春秋》一样。[26]由此看来，孔子晚年的易学观和孔子关于《周易》的阐发，其中固然有孔子自己的创造，但毫无疑问，孔子也继承和吸取了前人的成果。孔子自称“述而不作”、“信而好古”，人称其“宪章文武”，因此，孔子晚年对《周易》“德义”的认识，不可能完全是孔子的凭空创造，应该有其历史的渊源。由《易象》来看，孔子晚年转变后的这种对《周易》一书性质的认识，可能会更符合历史的真实。来源：原载《孔子研究》1995年第4期 作者：廖名春
【注释】 [1]与陈松长合作，载《道家文化研究》第三辑，上海古籍出版社，1993年8月。 [2]廖名春：《帛书〈要〉简说》，《道家文化研究》第三辑。 [3]廖名春：《帛书释〈要〉》，《中国文化》第10期，1994年8月。 [4]廖名春：《帛书〈要〉与孔学研究》，“孔子诞辰2545周年纪念与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1994年10月。 [5]详见廖名春：《论帛书〈系辞〉的学派性质》，《哲学研究》1993年第7期。 [6]李学勤：《论新出简帛与学术研究》，《传统文化与现代化》1993年第1期。 [7]陈寅恪：《王静安先生遗书序》，《王国维遗书》第一册，上海古籍书店1983年影印商务印书馆本。 [8]王国维：《古史新证》，1935年1月北京来薰阁影印本。 [9]李学勤：《从帛书〈易传〉看孔子与〈易〉》，《中原文物》1989年第2期。 [10] “蘩”字从池田知久说，见氏著《马王堆汉墓帛书周易要篇的思想》，载东京大学《东洋文化研究所纪要》第125册，1994年8月定稿。 [11]李学勤：《从帛书〈易传〉看孔子与〈易〉》。 [12]详见廖名春：《从帛书易传论〈周易〉的作者与性质》，未刊稿。 [13]这与《史记?太史公自序》“西伯拘羑里演《周易》”说可相互证明。 [14]可参任俊华《“讳而辟咎”小议》，《国际青年易学通讯》第4期，1994年9月。 [15]《荀子?君道》云“官人守数”，《天论》则说“官人守天”，可知“守数”即“守天”，故此处如此释“数”。详见廖名春《帛书释〈要〉》。 [16]崔述：《洙泗考信录》卷二，《丛书集成初编》本，商务印书馆1937年初版。 [17]说详李学勤：《“五十以学易”问题考辨》，载《中国文化与中国哲学》(1988)，三联书店，1990年。 [18]刘宝楠：《论语正义》卷八，中华书局版诸子集成本，144页。 [19]程樹德：《论语集释》卷十四，中华书局版新编诸子集成本， 471页。 [20]王素编著：《唐写本论语郑氏注及其研究》， 78页，图版22，文物出版社，1991年。 [21]如毛奇龄《论语稽求篇》就说：“幻习六艺，便当学《易》，何况五十?” [22]崔适：《论语足征记》语，转引自程树德《论语集释》卷十四。 [23]前修说可详见程樹德《论语集释》卷十四所引，时贤说恕不繁举。 [24]详见李学勤先生《“五十以学易”问题考辨》的分析。 [25]《论语?八佾》第十四章。 [26]详见廖名春等：《周易研究史》，42页，长沙：湖南出版社1991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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