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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百三十四篇 《孟子》引《诗经》将溥天之下为普天之下
使涵义严重错误
《史记》据《国语》载西周灭亡致平王东迁 是真相彻底歪曲
前面例举8件因为女人顶级美艳，导致国君被杀，或国家被灭亡，亦或贵族被杀等的事件。除了其中的阳侯杀蓼侯的详细情况，古文籍里早已经失传，无法弄清楚，笔者不得不从“合乎逻辑推理”的基础上，“臆造”一下当时很可能出现的情况，以求索令许许多多国君们闻知震惊，甚至对之恐惧事件的历史真相，究竟是怎样，因此普遍地都废除了“大飨”时，国君嫡妻出席宴会作陪的“礼法”规定。其他几件，都是《左传》或《国语》里有着详细的记说，只是在对古文文句的解读上，存在有一些不同的见解与差异。
笔者已经提出过，依据摩尔根“氏族社会”理论，人类上古时期存在是由部落组成的部落联盟。我们中华传说史话里的太昊、炎帝、黄帝、蚩尤、少昊、太皞、少皞、共工、九黎、颛顼、喾、挚、尧、舜、有苗、三苗，等等，都是存在几千年之久的部落联盟组织。到了“酋邦社会”后，部落演绎成为部族，部落联盟演绎成为酋邦。进步入“君主制”社会后，就是原先众多部族们，演绎成为了很多的“国家”。他们少者2、3千户，人员1、2万，就是地方50里的男爵（级）或子爵（级）国家；多者8、9千户或万多户，人员6、7万或8、9万，就是地方百里的侯爵（级）或公爵（级）国家。西周王朝初期，这样国家有几千个之多，除镐京周边地方千里，是周王直接管辖的“王畿”，当时还有许多诸如鲁、齐、燕、陈、虢、虞、杞，以及之后的郑、秦、卫、晋，等等的公爵（级）国家，他们原本也是地方百里的国家，只是为周王“节制”一个地域内的数十至1、2百个小国家们，实际上是与商代的“方伯”一样，就是司马迁称说的诸侯国。（宋国情况以后专篇讲述）
从西汉开始，皇帝将若干个县的土地及民众，赐给儿子，或至亲，或功臣，即“王”或“侯”的封国。其实在秦乃至春秋，国君将一块地方若干农户的公田收获，作为职务酬劳，划拨给卿或大夫，由他们自己管理，就是所谓“食邑”。再者《诗经·小雅·北山》里说：“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然而《孟子·万章上》咸丘蒙引《诗》云，则写为“普天之下，……”。虽一字之差，后世儒家学士以孟子是为儒家学派“亚圣”，《孟子》成为是至尊的经典，绝对正确，因而“普天之下”取代“溥天之下”，从而致使2千多年来文人学士们，对《诗经》“溥天之下”文义的解读，成为谬讹。
《汉语大字典》“溥”字解释说：“（一）pu
①广大；丰厚。《说文·水部》：‘溥，大也。’《广韵·姥韵》：‘溥，大也，广也。’②普遍。《玉篇·水部》：‘溥，徧也。’③通‘浦’。水涯，水边。（二）fu
通‘敷’。分布。《集韵·虞韵》：‘尃，《说文》：布也。或作溥。’”据之可以说明，《诗经》里“溥天之下，……”原本涵义乃是：天底下分布在许许多多河流或湖泊水涯附近，都是周王统治下的土地，在哪里耕种的君主贵族和民众们，都是周王的臣民。“率土之滨”，就是指在水涯附近土地上耕种的人群们。而不是《孟子》里说的，全天下都是周王的土地。当时中华存在有几千个国家，西周王朝只是统治黄河下游流域1、2千个。包括淮河、汉水、长江、华南、西南、青海、河西走廊、宁夏、内蒙、陕北、晋北、东北，等等区域，几千个国家中的很大部分，并没有臣服被统治于周王朝。
正是《孟子》里这种“溥”与“普”一字之差谬讹，致使秦汉之后一些人们误以为，春秋时期的众多国家，都是周王“封”赐给他们的土地与民众。然而如《荀子·君道》里说：“兼制（兼并统治）天下，立七十一国，姬姓独居五十三人。周之子孙，苟不狂惑者，莫不为天下之显诸侯。”说明周王朝创建之时，获得到周王赐予臣民与土地而建立的国家，总共只有71个，其中是为血缘关系的姬姓的国家，则是53个。其他的1、2千个国家，都是在商代或夏代就已经存在有的国家，并且他们就是从更早的酋邦社会时期存在有的“部族”，演绎产生出来。就是说，我国西周王朝时期的“封”国，与西汉王朝之后的“封”国，是存在有着重要差别，西周王朝时期的“封”国，是周王建立祭坛，将臣服于自己国家的“君主姓氏名字，及其臣民与耕种田地的数量”，祭告于天地神灵（封字原本涵义就是建坛祭告神灵），表达由神灵确认他们是周王的“隶属”，必须服从周王“统治”，遵守周王制定的“礼法”，向周王交纳“贡品”。违反“礼法”规定，要受到周王制裁。同时，他们也会受到周王的“保护”，如果出现臣子叛逆篡位，或与邻国产生纠纷，以及遭受外部入侵，乃至被大国掠夺，都可以向周王提起诉讼或求救，会获得到胜诉，或者军事援助。即使国家被别人灭亡，也能够重新恢复。这就是西周王朝时期“封”国的基本情况。
司马迁之所以将东周称为“春秋”，而不称之为“东周”，是存在有深刻历史意义的内涵。周幽王因为特别喜爱褒姒，废除了先前聘娶的申侯女儿之“王后”身份，褒姒生了儿子伯服之后，周幽王又废除前王后所生儿子宜臼的“大子”身份，策立伯服为“大子”。宜臼心里不满，私自逃离镐京，到外祖父申国。周幽王因此以宜臼私自逃离是为叛逆，“命”申侯将宜臼交还。申侯对女儿王后被废，早已心中不满，现在索求宜臼，即使不杀，也会囚禁，于是拒绝交还宜臼。周幽王即以申侯“抗命”，亲率军队讨伐申国。
申侯，何许之人耶？其实申国的始“封”国君，就是人们十分熟知的在渭河上钓鱼的吕望。不过司马迁《史记》里，是将吕望与姜尚两个人的史事，混淆成为了一个人，成为严重错误。依据古文籍里得以保存流传下来的零星传说史话史料，吕望与姜尚实际是两个人，其中的姜尚，就是1万多年前辗转迁徙来到渭河支流今湋河中游地区的“姜”姓部落，其之直系后裔。3千多年之前，当周人先祖古公亶父率领族群从原先的“豳”地，迁徙来到岐山地方时候，“姜”姓部落后裔早就生活在岐山的周边，是为商王朝隶属下的国家。他们与周人之间十分友善，互通婚姻。后来周国国君被商王升封为“西伯”，“节制”商王隶属下的渭河流域以及成都地区（因于交通联系原因）约2百个上下国家，“姜”姓后裔中的齐国，就是其中的国家之一。因此齐国国君尚的嫡女，被聘娶成为姬发嫡妻，姜尚即成为西伯姬发的岳丈。在灭亡商纣王过程中，姜尚与姬旦、姬奭、姬鲜、姬度，等等，辅佐西伯姬发，出谋划策，功劳卓著。胜利之后，齐国被升格成为地方百里的公爵（级）国家。
周武王亡故后，他的弟弟们为了争夺王位继承，产生严重内讧和兄弟相残。姜尚则全力帮助“王后”的女儿，为逼迫姬旦舍弃“王位”，使得外孙姬诵在没有成年，不具有王位继承权利的情况下，得以成功继承王位，立下巨大功绩。所以姬诵继承成为周成王后，为了遏制姬旦作为国公（周公就是以王朝为名称的国公，身份地位为“公”中第一者）的至高身份地位，封外祖父姜尚为“大公”，也就是最大的身份地位第一之“公”，俗称姜太公。再后来，周成王为了削弱周公姬旦在镐京的“势力”，“命”姬旦嫡长子伯禽，继承姬旦原本鲁国国君，举国迁徙到今山东省曲阜市，作为诸侯，节制鲁南地区的众多国家。这样姬旦留在镐京，由嫡次子继承“周公”爵位，实力就小得很多。同时，周成王又“命”姜大公举国迁徙到今山东省营丘（地点有二：一说今淄博市临淄区北，有营丘山名为证；或说在今潍坊市昌乐县东南，汉代因考释而设置称为营陵县），作为诸侯，节制鲁北地区的众多国家。并且由召康公（即召公姬奭）向姜大公传达周成王之“命”：授以姜大公在“东至于大海；西至于黄河；南至于今湖北麻城市穆陵山；北至于今山东省滨州市无棣县北”这一地域内，如若发现有人叛逆周王朝，无论是公；侯；伯；子；男之国君，或是诸侯，无需获得到“王命”允许，就可以随时直接征伐他们。实质主要就是监视防止鲁国的叛逆。（周王朝初期，王族内部权位斗争很激烈，儒家学派和司马迁都是掩瞒了这一历史真实情况。）
而吕望者，也是“姜”姓部落的后裔，其国家名称是吕，历经数千年的辗转迁徙，来到了东海（第39篇里辨析说过，今山东省“微山湖—东四湖—昭阳湖—独山湖—南阳湖沿着运河至梁山洼地—东平湖”区域，上古这里湖水浩淼，被称为东海）周边某处。商王朝之末时，吕国有一“士”者名望，直到年岁已老，未能够获得到国君的任用，自信自己很有才能，听说西伯招才纳贤，就孤身一人来到西伯都城酆，企盼能够牟取一官半职。西伯姬昌确实是招才纳贤，但召纳的则是如伯夷、叔齐，乃是孤竹国国君的儿子；以及商王的史官、乐师、大夫，等等，都是为高级的贵族。象吕望这样没有贵族身份地位的“士”者，人生地不熟，连个引荐的人都找不出，自然是不可能被录用。吕望将带的盘缠花光了，也无颜返回2千里之外的吕国家乡，被乡亲讥笑枉行5千里路途，却求取职务不成。就离开酆城，来到祖先发祥地“姜水”，即现今渭河支流湋河中游地方，瞻仰瞻仰。之后是一贫如洗，无可奈何夜晚只能歇宿于山洞里，白天靠在“滋泉”钓鱼解除饥俄，苟延残喘。
俗话说无巧不成书，天底下竟然会存在有这种的极奇巧遇事情：西伯姬昌都城在酆，岐山可是他先祖古公亶父的发祥地，有着先祖们的陵墓与祖庙，因而每年冬季，西伯姬昌都要到岐山祭拜先祖神灵，并且狩猎。这一天他狩猎前连续占卜四卦，其一问：能猎获许多大的鳄鱼？否？结果则是：不能。其二问：能猎获许多小的鳄鱼？否？结果则是：不能。其三问：能猎获许多老虎？否？结果则是：不能。其四是：能猎获许多棕熊？否？结果则是：不能。姬昌平常狩猎，是乘坐战车疾驰而往，今天心里不免疑虑顾忌，缓缓而行，沿途东张张，西看看，于是发现远远山洼处，似乎有人影，就派人去查看。回报说：有一个老者在钓鱼。姬昌感到很是纳闷，如此荒野山洼，猛兽出没，人烟不见，怎么会有一个孤独老者在此钓鱼？就命将他传唤来，亲自询问，才知道他原本家在东海，是姜姓吕国一“士”者，2千多里来到酆城，企盼能够为西伯效力，未能获得录用，浪迹于此，无亲无故，落魄潦倒。谈话中知其非庸俗无能之人，就将他带回录用为“士”的小头目。
西伯姬昌死后，庶长子姬发继承为西伯，十分痛恨、意欲推翻商纣王的暴虐统治。吕望见发挥自己才能的时机到了，就向姬发自荐说：纣王暴虐，民心悖逆，但是他的实力及其强大，西伯意欲除灭暴虐纣王，必须组织叛逆的商民，才能获得胜利。然而公开联络联合叛逆的商民，必然召致纣王兴师问罪，西伯会是身家性命不保。我吕望乃东海之人，可以在商都城内散布流言，蛊惑人心，秘密联合叛逆的商民。即使被商王发觉，也连累不到西伯您。在叛逆纣王的商民联合后，西伯您就可以乘机征伐纣王，我则组织商民阵前倒戈，必然获取胜利。姬发接受吕望的荐言，派遣吕望到商王都朝歌，扮作宰牛卖肉的屠夫，尔后又改为开设饭馆，以此职业作为掩护，在朝歌广泛联络联合叛逆纣王的商民，同时散布种种流言蜚语，谎称天神降灾，神怨鬼哭，搅弄得商王朝都城及王畿，人心惶惶，不可终日，牧野之战时，大量商贵族及民众事先已经组织好阵前倒戈，残暴虐待贵族与民众的商纣王，不得不自焚。因此，吕望功劳极大，作为一个低级“士”者，获得被“封”地方百里土地及民众的侯爵（级）国君，即申国始封国君。也是周王朝所封71个国家中，18个异姓国之一。
申侯闻悉周幽王亲率大军讨伐自己，知晓申国不敌，于是联合同姓的鄫国，秘密邀请与周王朝有着世世代代宿仇怨恨的“犬戎”出兵，共同攻击周幽王。当时以镐京为中心，向周边延伸5、6百里的区域，称为“王畿”，受王直接管理，其中大小国家与城堡密布。由于周王朝与西部及北部的氐人、羌人、戎人、狄人之间，世世代代交恶，宿仇怨恨极深，为了防范这些人群们的突然袭击，周王朝制定：边境的国家，一旦发现有敌人入侵，白天就在城堡上点燃“狼烟”，夜晚则在城堡上燃烧“篝火”，附近城堡的值守人员看到后，立即也点燃“狼烟”或燃烧“篝火”。这样，城外田地劳作的民众们见到后，就可以立即进入城堡躲避，配发武器，组织攻击入侵敌人，使得这些民众们免于被敌人俘掳，成为“奴隶”。这就是我国“烽火台”的起源。申国与鄫国当时都是处于“王畿”之内，谙熟此情况，申侯于是派人引领犬戎军队进行伪装，在夜晚悄悄进入“王畿”，避开城堡，白天则隐蔽躲藏，最终秘密潜伏于骊山，使得周王朝的“烽火”报警系统，未能发现到他们踪迹。
本来，讨伐申国，周幽王只需派大司马或者某个“公”率军前往，就行了。自以为是的周幽王，以及军队的将士们，都以为这次讨伐不过是手到擒拿的小事一桩，周幽王甚至还带着褒姒与伯服一起，似乎是去游览观赏美景一般。不料想军队出镐京不远，在骊山附近突然闯出犬戎及申国与鄫国的军队，周幽王及其军队将士们毫无思想准备与防范，霎时间军队秩序混乱，失去控制。犬戎军队在申侯指引下，集中主力猛烈攻杀周幽王所处的中军，故而周幽王和大子伯服被杀死，褒姒被犬戎俘掳。客观讲，作为庞大强盛的王朝，在自己“王畿”中心竟然会遭受这样惨烈战败，是历史中很罕见。究其根源，只能是因于申侯洞悉内情，引导犬戎军队预先潜伏骊山，对周幽王军队突然袭击，并且重点瞄准周幽王所在位置，周幽王军队霎时混乱失却控制。其中任何一个环节出现有了差迟，都不可能产生这样的结果。可是司马迁在《史记·周本纪》里，则是以西汉儒家学派的观念，误解《国语·郑语·史伯为桓公论兴衰》里有关褒姒“出身”的史话，将褒姒说成为“妖女”，将惨败归咎是褒姒“烽火戏诸侯”之因由，实际乃是严重谬讹。关键在于司马迁误解了西周时期的“烽火”报警，与西汉时期的“烽火”报警，是有着重要的不同。西周时期“王畿”长宽皆约千里，人员、城堡密集，管理严密，外部军队一般不可能进入镐京附近。尤其是军队绝不会由“烽火”调遣，而且“烽火戏诸侯”也不存在乐趣因素，只能是不实的“传言”罢了。
周幽王与大子伯服皆被杀，主持朝政的虢国公翰，拥立幽王庶子余臣继承王位。按照礼法：杀父之仇，不共戴天。新王必须要为父亲复仇，诛灭申国和鄫国，讨伐犬戎，胜利后用他们国君首级，祭告于周幽王灵位之前。申侯很清楚这一礼法，于是邀集鲁国、秦国、郑国、卫国、晋国、许国，等国君到申国，共同拥戴立宜臼为王。按照“礼法”，宜臼早被废除大子，是幽王亲自讨伐的叛逆者，无权继承王位。宜臼在外祖父申侯指导下，以升“封”原是侯爵（级）郑国、卫国、晋国等国君，原是伯爵（级）秦国国君，原是男爵（级）许国国君，皆为公爵（级）国君，获得他们拥戴被立为王，由他们派遣军队夺取洛邑。
《逸周书·作洛解》里记载，洛邑，“城：方千七百二十丈。郛（君主居住宫城外的大城）：方七十里。……制（统治管理）郊甸：方六百里。国西土为：方千里。分以百县。……大县城：方王城三分之一；小县立城：方王城九分之一。”是姬旦在周武王病逝后，继承为王，尔后“东征”时期建造完成。当时是按照王的都城规格建设，姬旦原本是想以洛邑避开镐京，作为自己王位的基业。后来在姜尚、召公姬奭以及王族弟兄们的共同逼迫之下，不得不舍弃王位，由还不具有继承王位资质，年仅19岁的姬诵继承为“王”。之后，洛邑成为周王朝的“副王都”。宜臼就是借以升“封”晋国、卫国、郑国、秦国、许国等国君，为公爵（级）国君，依靠他们派遣的军队，强行占领“洛邑”，强迫洛邑所属全部国家百姓，服从宜臼为周“王”。然后“命”秦襄公和晋文公，尽可以攻伐掠夺镐京余臣王统治下的国家、民众、土地，只要占领，就成为他们自己所拥有。于是在秦国、晋国，以及氐人、羌人、戎人、狄人等的不断侵袭下，“王畿”灾难重重，许多国家不得不纷纷迁徙离开。晋国，原本只是在汾河下游的地方百里侯爵（级）国家，就是在这个时候，掠夺到了黄河以西的洛河下游，原本是为“王畿”的大量土地、人员，奠定了后来威震中原，成为“五伯”之一的基础。同样，秦国也是在这个时候，掠夺占有了“王畿”的大量土地、人员，成为后来秦王朝一统天下的根基。伴随着晋文侯弑实际是属于正统的余臣“王”，西周王朝即被灭亡。
上述情况表明，从当时的“礼法”与事实上讲，虢国公翰立幽王庶子余臣继承为“王”，才是正统。东周平王则是在申侯指导下，阴谋诡计的篡夺王位者。宜臼虽然没有直接攻伐灭亡余臣“王”，却是指使晋文公与秦襄公，灭亡了西周王朝。据此可知，司马迁对西周王朝灭亡，及东周平王产生的叙述，是存在重要历史失实。司马迁当时获悉的散碎史话史料，是比现在多很多倍，司马迁是受孔子与当时儒家学派的“为王者隐”观念影响，不仅是东周平王，还有商纣王、商微子、周文王、周武王、周公姬旦、周成王、周昭王，等等许多的不体面事情（不体面不等于是坏事），在《史记》里都是被司马迁隐没了。好在通过系统全面搜集整理我国古文籍里的“零星传说史话”，我们现在还是能够发现、破解出当时的历史面貌和真相。（有关西周王朝的创建与衰亡，及其因由，以后专篇详细解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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