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一百九十九篇 《说文》壐是本字 考古确证人类玺印启始5
千年前泥土制作
《晏子》得见汉简 汉初传文平仲批评儒术言简意赅事实不假
毋庸置疑，诸如《管子》、《晏子春秋》、《楚辞》、《论语》、《礼记》，等等，是战国时期的学士们，依据家族得以保存下来的卿大夫家族史《记》之零星散碎片段，纂辑而成，既是真实的史话史料篇段汇聚，流传中不可避免形成产生有残缺；抄错；补讹；误解；错释；后人引入文句；夹注成为正文；甚至是后世人们的评说、注疏、观念，亦被谬作正文；等等的情况。不过《吕氏春秋》虽然也称为“春秋”，却不是吕不韦家族的史《记》，而是吕不韦聘请“门客”，对当时众家“学术”的汇集概括之言，是个大杂烩，是吕不韦为秦国引进，战国时期相对比较先进的齐鲁文化与中原文化而已。
毫无疑问，诸如《晏子春秋》等等的先秦文籍，司马迁无不是烂熟在心，其中包括有早已经大量亡佚失传，为《汉书·艺文志》里记载的13269卷书籍的原本，即刘向刘歆等等校书时的原有书籍善本。在当时，大多数是由民间搜集整理的书籍，献至朝廷之后，原本由太史令收藏于皇家府库，抄写的副本，供朝廷大臣们阅览。司马迁因为父亲司马谈任太史令，在青少年时期有机会得以饱览烂熟心中。很遗憾，司马迁在《史记·孔子世家》里，对晏子谏阻齐景公聘任孔子的事情，没有按照《晏子春秋》记说的情况讲述，却是以儒家学派弟子的传言而记说。故而《史记·孔子世家》里的讲说，与《晏子春秋》所言的历史真相，存在有一些差异。再者，汉墓中发现到的侥幸得以保存下来的汉代竹简，与今传《晏子春秋》里记载的情况，也是存在有一些差异。应该说这种事情毫不奇怪，古文籍从汉代至今约2千年流传过程中，产生出传抄错误，因为文字残缺被补讹，理所当然。故而汉墓竹简的记载，无疑才是真正史实。
鲁昭公二十年，即公元前522年，齐景公此前闻悉鲁国大夫中泥，颇有学识，在鲁国访问见到中泥时，便询问他：地处偏僻西方的秦国，在周宣王时候，还只是地方不足50里的附庸小国；为什么到秦穆公时，居然能够成为威震西方的伯主？对于中泥的回答，齐景公十分满意高兴。当中泥到齐国被高昭子聘为家臣，经高昭子向齐景公引荐说：中泥请求能够获得国君您接见。本来，中泥身为下大夫，这样身份的人员，在齐国多的是，国君一般不会接见由国外来的普通一个下大夫。一来齐景公先前对中泥印象不错；二是高昭子是齐国卿，由他引荐求见；三加上听说中泥学习《韶》乐时，废寝忘食，精神可嘉；于是接见了中泥。因为谈话中对于中泥所说“君；君。臣；臣。父；父。子；子”，以及“政，在节。财”，很符合于自己的意愿，于是齐景公“将欲封之。以尔稽。以告晏子”。即是与晏子相商量，这样做妥善否？对此，一般解释说：齐景公想将“尔稽”地名的土地，封赏赐给中泥。这是错误，理由是当时只有王，才有权利将某一处土地，“封”给国君，成为该国君子子孙孙得以世袭传承的产业。然而国君不可能，也绝不会将自己的领地，“封”给予卿或者大夫。国君只能是将某一块土地上的井田之“公田”收获，作为卿或者大夫职务的俸禄，给予某位卿或者某位大夫获取，一般是将这些农户们，归属该位卿或者大夫直接派人管理，被称为“食邑”。食邑，只是井田的“公田”收获，归属其卿或者大夫所有，也包括这些农夫们的无偿“劳役”。但是田地的所有权，以及对这些人员的“统治”权力，仍然是属于国君。卿或者大夫一旦失去现有职务，食邑便被国君收回，其卿或者大夫，也就不再拥有。所以，解说齐景公“封”给中泥尔稽土地，是绝对不可能的事情。
那么汉墓竹简记载“将欲封之”的封，究竟是怎么一回事情呢？其实这个“封”，是为“策立”孔子成为齐国的一个家族，这样孔子身为家族长，也就成为是齐国贵族中的一员。只有这样，孔子才具有齐国贵族身份，才能够获得被聘任为齐国国君属下的岗位职务。非此，孔子只是鲁国贵族下大夫，只能够被齐国的卿或者上大夫，聘为必须具有大夫爵位的自己家臣，是不能够被聘担任齐国国君属下的岗位职务。原因很简单，齐国与鲁国虽然有时友好，互为姻亲，但是也经常互相战争不断，自然绝对不能够聘任敌国的大夫，担任本国要职。唯有敌国的叛臣，被接纳成为本国贵族身份之后，才得以被任用，《左传》里就有许多这样的实例，可以说明不是叛臣逆子，是不可能被敌对国家接纳和任用。
再讲“以尔稽”，李万寿先生注释②说：“尔，通玺。”《汉语大字典》“璽（即玺）”字解释说：“②印章。古时，尊卑通用。自秦以后，惟帝王印，称璽。《说文·土部》：‘壐，王者，印也。璽，籀文，从玉。’《广雅·释器》：‘印，谓之玺。’王念孙疏证：‘卫宏曰：秦以前，民，皆以金玉，为印。龙虎钮，唯其所好。秦以来，天子独以印，称玺。又，独以玉。群臣，莫敢用也。’《左传·襄公二十九年》：‘季武子取卞。使，公冶问。玺书，追而与之。’杜预注：‘玺，印也。’孔颖达疏：‘周时，印已名玺。但，上下通用。’”又，《汉语大字典》“稽”字解释说：“3、贮存；囤积。4、考核；调查。《广雅·释言》：‘稽，考也。’5、治理；管理。《玉篇·稽部》：‘稽，治也。’6、计算；核查。清朱骏声《说文通训定声·履部》：‘稽，假借为计。’7、计较；责难。8、计议；议论。9、至；及。10、相合；相同。《广雅·释诂二》：‘稽，合也。’又《释诂四》：‘稽，同也。’又《释诂三》：‘稽，当也。’王念孙疏证：‘稽者，《玉篇》：稽，计当也。……合，即计当之意。……当顺古之道也。’12、通‘楷（kai）’。法式；准则。13、通‘指（zhi）’。意旨。”
据此可以知晓，“以爾（简化体尔）稽”并不是将尔稽名称的一块土地，封赏赐给中泥，即孔子。《晏子春秋·外篇·仲尼见景公》里“爾稽”，爾是“壐”字残缺了土。顺便一说，如许慎《说文解字》言，壐字乃是玺的正体字，就是现今所谓印章，籀文即大篆，是为璽。依据国外考古发现，不仅今伊拉克乌尔遗址，约4100年——4000年之前前后的乌尔第三王朝王陵中，有着青金石制作的圆筒印章。时间约5100年——4900年之前，美索不达米亚南部的杰姆代特奈斯尔文化，亦发现泥制陶质“呈圆柱形或塑成人和动物形象”的印章，尽管“图案和制作都比较粗糙”，数量则稍多。（见《中国大百科全书·考古学》“乌尔城址”、“杰姆代特奈斯尔文化”词条）由此得以证明，人类印章最初形成产生出来，都是泥制陶质，并且时间是上溯到5千年之前前后的人类酋邦社会历史时期阶段。虽然我国上古5000年——4000年之前的考古遗址，尚未发现有泥质或铜质或玉质印章，依据于两河地区、尼罗河流域、西亚地区、环爱琴海地区、印度次大陆、东方我们中华，上古历史发展进步过程，都是基本类同，我们中华的印章，也应该是形成产生于5千年之前前后的酋邦社会时期，同样最初是为泥土制作出。这也就是《说文·土部》“壐”字本字下部是为“土”，而不是“玉”，籀文下部才是为“玉”的缘由所在，亦即壐最初是由泥土制成。后来才使用玉制作印章，故而壐字下部的“土”字，后来才演变成为“玉”字，即璽，又被简化成为玺。在先秦，壐只是印章涵义，秦汉之后，壐则成为皇帝印章的专用字。
这样终于弄明白，爾稽原本乃是“壐稽”，其不是地名，实际是为《周礼》中残缺亡佚的一个岗位职务，职守是保管国家印玺，并且稽查验证外交往来中“印鉴”的真伪。就是说先秦时期，人们虽然将文字记录在竹简或木牍上面，但是在诸如外交等的重要事件中，还必须将文字写在布帛上面，盖上印鉴，作为外交文书或者外交使者身份等的“凭信”。自然是每个国家都必须有这样一个岗位职务，负责保管国家的印玺，以及稽查验证外交往来中的印鉴真伪。虽然职位不高，一般国家是下大夫，周王那里是中大夫，却是接近国君身边，知晓重大事情，国君亦可随时向其咨询。这一职务即称谓玺稽，原义就是保管国玺，稽核印鉴。可惜今传《周礼》中残缺这一职务。齐景公因为比较满意高兴中泥，意欲“策立”中泥成为齐国贵族后，让他担任此职务，亦即“以壐稽”。齐景公把自己这一想法告诉晏子，听取晏子有什么意见，这才是历史真相。
顺便插入说一句，上古有关玺事情的记说极少，《左传·襄公二十九年》有一例，说：“夏，四月。……公还，及方城。季武子取卞。使公冶，问。玺书追，而与之。曰：‘闻守卞者，将叛，臣率徒，以讨之。既，得之矣。敢告。’公冶致使。而退，即舍。而后闻取卞。公曰：‘欲之，而言叛，祗见疏也。’公，谓公冶，曰：‘吾，可以入乎？！’对曰：‘君，实有国，谁敢违君？’公与公冶冕服。固辞。强之，而后受。公欲无入。荣成伯赋《式微》。乃归。五月，公至自楚。公冶致其邑，于季氏。而终不入焉。曰：‘欺其君，何必使余？’季孙见之，则言季氏，如他日，不见。则终不言季氏。及疾，聚其臣，曰：‘我死，必无以冕服敛，非德，赏也。且，无使季氏葬我。’”其中的“玺书”，一般解说为用封泥加盖印章的书信，应该是误错。当时还没有发明出纸张，主要是在竹简或木牍上面用刀刻字，不可能成为用封泥加盖印章的书信，从内容上讲，也是无需保密事情，更是不必要用封泥加盖印章呈交。只是秦汉实行郡县制之后，大量公文为了不被邮差与吏役知晓其内容，才会形成出木盒加泥封发送公函。事实应该是：鲁襄公到楚国参加楚康王葬礼，以及郏敖继承王位典礼之后，返回到达方城，按照礼法，身为执政正卿季武子，应该是亲自到边境外的方城，迎接鲁襄公回至国都。可是季武子当时正率领军队攻伐卞城，战事在身，于是派遣自己家臣×邑宰公冶为特使，前去方城问候并迎接鲁襄公回国。如果派的是鲁国卿或大夫，他们是国君臣子，身份自明，无需开具身份证明。然而季武子在前线，来不及发函再至国都派遣他人，因而派身边的公冶代表自己前往。公冶即刻动身，尔后季武子发现不妥失礼，公冶是自己家臣，就在布帛上面书写公冶是代表自己，慰问并迎接鲁襄公回国，盖上季武子即季孙宿印章，派人追赶交付给公冶，并且让公冶向鲁襄公说：因为闻悉卞城人将要叛乱，季孙宿率领军队前往讨伐，既而可取得卞城。以此报告国君知晓，请国君无虑。
公冶到方城，先呈交自己的使命文书，慰问鲁襄公时，报告上述情况。可是因为既字有既而，则即刻、不久；又有既已，亦即已经完成；两种涵义。公冶理解错误，说成已经取下卞城。事情完毕退下，歇宿。次日又有使者专程来到方城报捷说：季孙宿获取卞城。鲁襄公听了很不高兴，说：（季孙宿）想要获得功绩，就说卞城人将要叛乱，可见他没有把我置于他的心目上面。学者们一般是将“祗见疏也”句，解说为“只能是疏远我”，这种说法是错误。理由在于当时“礼法”规定，对于本国任何家族或家族长的诛灭，必须是由国君决策。只有在某个家族公然叛乱，国君又不在国内时，执政正卿才能够派人向国君报告的同时，调遣军队讨伐。既然只是“守卞者将叛”，而尚没有叛乱，按理季武子应该先请示报告，经鲁襄公允准之后，才可以讨伐守卞者。鲁襄公对季武子越俎代庖直接率军讨伐，很是不满，“祗见疏也”，当是鲁襄公批评季孙宿没有把自己放在心目上面。随后的“公，谓公冶，曰：‘吾，可以入乎？！’”也不是疑问句，乃是怒斥性的责问句，正因为公冶是季孙宿特使，鲁襄公才会反问他，我还能不能够回国去？！公冶于是回答说：国君您是国家主宰，谁敢违背您的意愿呢？！鲁襄公听了转愤怒为高兴，赏赐给公冶礼冠（公冶只是下大夫，冕只能是下大夫戴的礼冠，非是国君戴的旒）与礼服一套。公冶再三谢绝不要，作为特使没有功劳收受如此贵重赏赐。在鲁襄公强勉下，公冶才接受。鲁襄公因此不想回鲁国，意欲待在方城，等待季孙宿亲自迎接自己回国。伴随鲁襄公到楚国去的荣成伯见此情况，于是吟颂《国风·邶风》诗句：式微式微，胡不归？鲁襄公听了，才决定启程。五月，回入曲阜。
随之，公冶将自己主管的邑，退还季武子，此后始终不进入季氏府中。有人问他原由，他说：欺骗国君的差事，何必派遣我为使者。实际上乃是公冶将“既”字理解错误，向鲁襄公报告说错了。但是客观上成为公冶向鲁襄公说了谎话，在当时，欺骗国君可是极大罪过，令公冶非常羞愧和愤恨。季武子知晓此情况后，几次召见公冶，想向他解释误会缘由，挽留他继续担任邑宰。当时有下大夫爵位而没有相应岗位职务的家族长，获取不到16份井田的“公田”收获俸禄，这可是16个劳动力一年的很可观收益。可是公冶每每推脱自己有事故，改为他日相见，却是直到死也没有去与季武子会见。公冶患病沉重时，召集属下说：我死后，必须不用国君赏赐我“冕服”敛葬，这不是我因功德获得的赏赐。并且不要接受季武子赐给我敛葬物品。可见2500多年前古人的耿直精神面貌。
再回到晏子评议孔子的话题，晏子回答说：千万不可以这样做。（即晏子对曰：不可）中泥和他的弟子们：平常穿着宽松肥大的礼服，始终自然温和顺从，这种性情不可以用来教导庶民们，都学习这样做；（即彼：浩裾，自顺，不可以教下）他们喜好音乐，提倡对庶民宽容，减缓对百姓强令索讨，这样人员是不可以担任直接管理、挟制庶民的各级小头目；（即好乐，缓于民，不可使亲制）他们总是希望能够拥有重大使命，建立功业，办理事务多会糟糕失败，不能够担任统领主管的职守；（即立令，而殆事，不可使守职，立令就是受命立令）他们崇尚厚葬，为亡故亲人守丧三年，破费民众钱财，影响民众正常生产劳作与生活，不可以要民众们都这样做。（即久丧，而循哀，不可使子民）故而，意欲改变当前已有的服饰，增加社会人际交往的礼节仪容；不可以如此导引民众，使百姓们驯化这样作为。（即故，易于服，勉于容；不可以道众，而驯百姓）自从姜太公亡故，后来周王朝衰落，诸侯们权势增大，领地扩张。而百姓们日常生活中，礼仪日渐淡薄简化。只是在重要庆典或祭祀活动时候，才会举行隆重繁缛的歌舞与音乐表演。然而社会风俗和道德准则，却是渐渐衰落。（即自大贤之灭，周室之卑，威仪加多。而民行，滋薄。声乐，蘩充；而世德，滋衰）
现今孔丘，倡导穿着节日盛装整齐服饰，蛊惑百姓庶民们；用弦乐、鼓声、舞蹈、歌唱等，吸引招收弟子，授以文化知识；以繁缛的登台、降阶种种礼仪，快步急趋、奔跑等节奏，吸引民众观看。（即今孔丘：盛为容、饬，以蛊世；弦歌、鼓舞，以聚徒；繁，登降之礼、趋翔之节，以观众）孔丘虽然博学，却不能成为世人的仪表；劳苦敏思，则不能够弥补庶民们的生活艰难；积日累月，不能使其教诲讲述完毕。学习满了一年，还不能够通达运用其所教授的礼仪规范；积聚了财物，也不知晓怎样享受快乐。（即博学，不可以仪世；劳思，不可以补民；累雠，不能殚其教。当年，不能行其礼；积材，不能谵其乐。注：《汉语大字典》“雠”字解释说：“①对答。②相等；类同；俦匹。③应验。④符合；适当；⑦付给；酬偿。⑧校勘。⑨施行；运用。11通‘稠’。多次；屡屡。可以说明“累雠”，应该是与“当年”相对应，确切涵义是为积日累月）利用繁缛规范的礼仪，降阶登台的形式，企图牟取当世国君们的喜爱；通过盛大典礼，歌声舞蹈音乐，诱惑愚昧的庶民们羡慕。（即蘩饬，降登，以营世君；盛为、声乐，以淫愚民）实际上他们的作为，不可以的成为世事准则；他们的说教，不可以引导民众们模仿。（即其道，不可以视世；其教，不可以导众）现今，国君您要封中泥成为齐国的家族家族长，还想让齐国民众学习他们，改变齐国原有的习俗，是绝对不可以这样做。（即今，君封之，移齐俗，非）臣下我这样说的理由是：用以指导我们齐国民众们的行为标准，只能够是由姜太公等等先祖们，所制订的章法，和代代传承下来的习俗。（即所：以导国，先民也）齐景公听了，说：讲得很好！之后，对待中泥，仍然以嘉宾礼仪相待，留其在齐国。饮食、日用所需，照例供给，恭敬，却不再亲近。即使中泥频频要求接见，偶尔接见中泥，也不在谈论治国之道。后来，中泥便离开齐国。（即公曰：‘善！’于是，重其礼，而留。其奉，敬。见之，不问其道。中泥乃行）
据《中国大百科全书·考古学》“银雀山汉简”词条所说，1972年在今山东省临沂市银雀山，发现下葬于约公元前140年——前118年，和约公元前134年——前118年，即汉文帝—汉景帝—汉武帝初期的1号、2号墓葬，共有4942枚竹简或木牍，以及数千的竹简残片。其中虽然有“《晏子》共16章，散见于传本8篇之中”，与今传《晏子》215篇相比较，只是零星篇段而已，但却是汉武帝“独尊儒术、罢黜百家”之前的传世文篇。通过以上解析，我们终于可以弄明白，齐景公为什么会满意孔子的政见，意欲策立他成为齐国贵族，聘用他为保管国玺与印鉴的职务，以便不时可以咨询于他。然而却遭到晏子的极力反对，由晏子讲述说明，晏子所言不仅很有道理，亦是历史事实不错。可是晏子的非议言语，很不利于儒家，故而汉武帝“独尊儒术，罢黜百家”之后，渐渐地被传讹或者被曲解。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