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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哲学史上人性学说的十五个主要观点及代表人物 编著/雪影冰痕 人，一直是哲学、心理学研究的最高目标。人究竟是什么？这是一个古老而常新的问题。从古希腊时起，一些哲学家就开始关注这个问题。著名的哲学家普罗泰戈拉曾提出了这样的命题：“人是万物的尺度，是存在事物存在的尺度，也是不存在事物不存在的尺度。”这时就把哲学的研究从对宇宙问题的探索转向对人自身的研究上来，开始把人作为哲学研究的对象。我国早在先秦时期，一些思想家就人性问题做了详细的探讨。世硕认为“人性有善有恶”，告子以为“性无善无不善”，孟子以为，“人性本善”，荀子则以为，“人之性恶，其善者伪”。以后历代中外的思想家无不把人作为研究的核心问题，把人性问题作为研究人的重要范畴进行考量。
说起中国哲学史上的人性学说，要一下子说清它的脉络，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但从中国哲学史的发展可以大概看出它的基本走向。中国历史上以诸子学、经学、玄学、佛学、理学等为代表的传统学术体系本来没有一个总名，所以对这套学术体系的研究，有人称之为“中国思想史”，有人称之为“中国哲学史”。其实，“思想史”、“哲学史”这些范畴都是舶来品。严格地说，就象中国没有西方意义上的哲学与宗教一样，中国也没有西方意义上的哲学史。因而，用这个概念研究中国学术，应该以超越的态度处之，不然，就会出现许多牛头不对马嘴的笑话。运用西方的理论和方法是整个二十世纪中国思想史和哲学史研究的主要趋势。诚然，西方的理论和方法确实时中国思想史和哲学史的研究焕然一新。但是，我们也应该注意到，如果处理不好西学和中学的关系，一味地生搬硬套西方的理论和方法，反而看不清中国思想史和哲学史的真相，这种研究也变得没有意义。这正是二十世纪中国思想史和哲学史研究的最大弊病。中国哲学本来是生动的，是活泼的，诸家之学各具特色。曾几何时，中国历代哲学家被强制划分为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两大阵营，并用一些僵死的概念肢解之，将相同的面具套在不同的哲学家脸上，中国哲学几成木乃伊矣！这不禁使人想起那个关于混沌的故事。人皆有七窍，浑沌独无；日凿一窍，七日而浑沌死！ 性是与生俱来的生命本真，所谓“生之谓性”，这种认识并没有超出传统的观念。清人阮元从字源学的角度考证古代“生”、“性”为一字，且“生”字的出现早于“性”。（阮元《研经室一集》卷十），傅斯年也从考古学的角度证明了这一点，在周代的钟鼎彝铭中，“生”字习见，而“性”字不见。但由“生”到“性”则表明了我们祖先对“性”认识，即赋予“性”以超越性，使之具有了抽象的内涵。这可以算的上是我们祖先的一个造字规律。《左传》昭公二十五年及《礼运》文都清楚地表明，在春秋战国之交，人们已经开始把人性与天地联系起来，认为人是“天地之德，阴阳之交，鬼神之会，五行之秀气也”。这里的“气”既有物质性，又有超越性；既是一种经验的认识，也是一种抽象地表达。从哲学范畴应具有超越性来看，先秦的人性论在逻辑上可分为三个层次：形上的，形下的，介乎二者之间的，分别对应自然人性论（孔子、子游），性善论（孟子）、性恶论（荀子），性无善无恶论（告子）、性有善有恶论（世硕、漆雕开、宓子贱、公孙尼子）【世硕的观点与漆雕开、宓子贱、公孙尼子有差别，王充《论衡·本性》说他们之间“相出入”便表明了这一点。因为性有善有恶在逻辑上至少有两种解释，一是说一个人的人性中有善的成分，也有不善的成分，另一种解释是说有的人天生就善，有的人天生就恶。】 从人性方面，可以把中国哲学史有个大致的了解。人性，人的本质问题。就是追问人是怎么来的？人的本性是什么？从春秋战国时期关于人的本质问题即人性问题的探讨，到以后各家学说的发展演变，从古到今，具体来说，大概可以总结出了这样十几位有代表性的观点，简述如下：
孔子是中国哲学史上第一个提出人性问题的哲学家。他虽然提出了这个观点，但他从来没有论述过这个问题。没有作过任何说明。把“习”和“性”区别开来，这个表述，得出了孔子“上治、下愚”的思想。照孔子看来，一方面有天生的先知先觉的圣人，另一方面又有天生的不知不觉的愚人，这两种人都是天生的。因而是不可以改变的，下愚的人并不能变为尧舜，所以他说：“唯上智与下愚不移。”（《阳货》）他所谓的愚人就是指一般的劳动群众，他认为对这种人进行教育是白费力气：“中人以上，可以语上也。中人以下，不可以语上也。”（《雍也》）这种人虽然不可教育、不可改造，却是可以作为统治者的驯服工具：“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泰伯》）当然，对这种人不是完全不进行教育，而是不进行“可以语上也”的教育，不能把他们造就成为统治者的贤才。孔子认为，统治的贵族应该对他们进行服从统治的教育，他们也一定会接受这种教育的，他说：“君子之德风，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风必偃。”（《颜渊》）这就是说，一般劳动群众跟着贵族统治者的教导跑，就像顺风倒的草一样，因此，教导他们服从贵族的统治还是必要的，他说：“小人学道则易使之。”（《阳货》），即这种教导可以使他们成为更驯服的工具。从孔子的这些思想可以看出，孔子人性学说的思想基础，是关于仁的先验论的思想。与此同时，孔子把性和习相联系，对后来的哲学家产生了很深的影响。
第二个观点：性有善有恶论。提出者：先秦思想家世硕。 战国，是春秋时期各种复杂社会派别间斗争的继续，与此相适应，这个时期的哲学也沿着春秋时期展开的思路，走到了它的时代顶峰，最能表现这个顶峰的哲学观念是“性”与“命”这对范畴。“性”字不见于甲、金文，但与生字同源，本指生而具有的材质。孔子曰：“性相近”（论语·阳货）），就是说人们刚刚生下来时，彼此禀受的天赋材质是没有什么差别的。这种观点，看到了人们所共同具有的同一性，但这个同一性是什么，孔子没有说明，乃至于他的大弟子子贡“不得而闻”（《论语·公治长》）。孔子之后，分化了的儒家内部出现了一批著名的专家，他们从善恶入手讨论了人性问题（《孟子·告子上》《论衡·本性篇》）。宓子贱等人认为，有人生而善，有人生而恶，善恶与生俱来。这种观点看到了人与人之间的差别性，但把人之为善为恶之依据交给“天赋”，走向了极端。在这里，有一位据说是孔子的弟子的弟子世硕，他提出的性有善有恶论很有代表性，应该引进研究者的充分重视。世硕否认善恶与生俱来论，指出人之善恶的主要根据是社会政治环境和统治者的榜样教化，可以说是对宓子贱的观点的纠正。为此，他还专门写了一本这方面的书叫《养性书》，在书中他指出，如果培养人的善性，人就会向善，如果培养人的恶性，人就会成为恶人。以善恶论人性，是对孔子思想的深化，孔子提出“为仁由己”，但“己”是什么，有无为仁的可能性，孔子没有说，关于人性的研究可以说是对这个问题的探讨。那么，怎样培养人的善性抑制恶性呢？世硕提出了榜样的力量是非常重要的，他一方面强调政治环境的影响对一个人人性的生成具有重要的意义，与此同时，另一方面他强调榜样和教化之功。这些观点在当代都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他的观点被汉代的王充吸收加以利用，建立了自己的人性学说。
第三个观点：性无善无恶论。提出者：战国思想家告子。 在人的本性问题上，告子属于“无善无不善”论；“性可以为善，可以为不善”更近于扬雄“性善恶混”论，而与世硕、王充的观点不同；“有性善，有性不善”，则与世硕、王充“人性有善有恶”的主张相同。告子的人性学说思想集中表现在“生之谓性”，“性无善恶”和“仁内义外”这几个方面。告子在与孟子在人性观点的辩论中，首先提出了著名的论断：“食，色，性也”。 告子的这句“食，色，性也”常被后人引用，而且已基本不读圣贤书的后人（也包括那些只读圣贤书的后人）把孟子当成了“物欲”的崇拜者，经常引成———孟子曰：“食，色，性也”。而历代儒家及其卫道者之所以不加以更正或不加以澄清，也在于这一著名论断的真理性——本源本性之真谛是被普遍地认同了的。这里，不方引用告子与孟子的一段精彩的辩论，更能说明问题。告子曰：“性犹湍水也，决诸东方则东流，袂诸西方则西流。人性之无分于善不善也，犹水之无分于东西也。”孟子曰：“水信无分于东西。无分于上下乎？人性之善也，犹水之就下也。人无有不善，水无有不下。”告子以水流为喻，认为人性如水，往哪个方向引就往哪个方向流动，人性引向善的时为善，引向恶时为恶，都是后天使然，本身没有善恶。从这里可以看出，告子的人性论主要侧重于人的自然属性。而孟子却以水无论是东流还是西流，都改变不了“水往低处流”的本性，因此人性本善。这看来好象是很有道理，其实是经不住推敲的，其局限性和缺憾再明白不过了。重温这段著名的辩论，使我们看到了先贤们的思维缺陷和当时的局限，其实水不管是东流或西流、流上或流下，那都不是出自于其本性，都是在外力的推动下或外因的诱发下做出的被动态势，而其本性则是平静的，用一句物理学上的定律说明的话那就是，在没有受到外力的作用时会保持静止或匀速运动，水向下流也只不过是受到了地心的引力作用而已，并不是其本性使然。而人性——人的本性，也正是如此，本身并不具有向那个方向发展的态势，被社会化了的人，或人（的道德）性本也是没有人为的善恶或善恶趋向的态势——孰善孰恶，而是要看这个社会在此时是个什么样的性态，这个人所处的人群是个什么样的性态，人的向善和向恶，自然是要受到社会主流的善恶和周遭的人群的善恶趋向所左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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