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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政之道，首在得人。”古往今来，凡开创大事者，无不以多得人才、善用人才为第一要务。用人观的毫厘之失，常常带来事业兴衰的千里之差。这里只和大家简单谈谈刘备与诸葛亮的不同用人观。 刘备和诸葛亮际会风云，相得益彰，在中国历史上共同写下了浓墨重彩的绚丽篇章。二人相知之深、配合之巧，早已传为千古佳话。然而，他们毕竟不是一个人，在各个方面存在的众多差异也不能置之不提，特别是他们用人观上的明显不同，对蜀汉集团发展的影响无论怎么放大都不为过。 总的来看，刘备用人，重在看实绩，讲气概；诸葛亮用人，则对学识的高低和为人的谦谨要求较多。 二人之所以形成这样的用人观，与他们各自截然不同的人生经历有着很大的关系。 据史载，刘备少年丧父，与母贩履织席为业。祖上虽为汉室宗亲，却“不甚乐读书，喜狗马、音乐、美衣服，少言语。好交接豪侠，年少争附之。”后来在长期的戎马征战中颠沛流离，在创业的生死一线全力打拼，故而形成了有用为大、注重实绩的用人观点。诸葛亮虽然幼年也曾随叔父逃难，但自少年时期就开始定居于隆中，远离战乱，潜心耕读，不似刘备早年经历过无数次战而后败、败而后再战的痛苦煎熬，更兼自身学识渊博高深，对于人才的知识要求也远较刘备为高。 刘备少年任侠，气概非凡，有豪杰之风。幼时曾指家门前大桑树口出狂言：“吾必当乘此羽葆盖车。”当时就吓坏了他的叔父。足见其英雄气概。加之常年身为集团首领，在天下享有盛誉，（君不见，曹孟德曾言，天下英雄唯使君与操耳。）故而刘备对于较有气概的高调人才极具认同感，正所谓惺惺相惜，英雄爱英雄也。诸葛亮则不然。他出身世代书香门第，少年时期即从外地（山东瑯琊）迁居襄阳隆中。以一外乡人身份长居荆襄，想来谦虚谨慎是必不可少的。而且襄阳一带当时豪族众多，有蔡、马、习、蒯、黄、庞六大家族，才俊多多。诸葛亮一介外来学子，在此环境中交游，虽然他自比管仲、乐毅，然面对庞德公、水镜先生、黄承彦、马良等人，为人谦恭还是题中应有之意。 刘备的用人观，因其重实绩、讲气概，故而适宜于开创基业打拼江山的时期，诸葛亮的人才观，因其重学识，讲谦谨，故更合适于承平盛世。相对于三国这个英雄争霸的乱世之秋，应该说刘备的用人观更切合实际一些。 因为重实绩，讲气概，所以刘备“宽仁有度，能得人死力”。其麾下一时人才济济。《三国志》中对此着重讲到：“十九年夏，先主领益州牧，诸葛亮为股肱，法正为谋主，关羽张飞马超为爪牙，许靖糜竺简雍为宾友，及董和黄权李严等本（刘）璋之所授用也，吴懿费观等又璋之婚亲也，彭羕又璋所排摒也，刘巴者宿昔所忌恨也，皆处之显伍，尽其器能，有志之士，无不尽力。”可见刘备的用人能力之高。 即以黄忠、魏延为例，二人均读书不多，且极具张扬个性，先在刘表帐下不为重用。刘备攻拔长沙后，慧眼识英雄，破格提拔二人于行伍之中，而黄魏二将亦感念刘备殊遇，拼死报之，在夺取益州、汉中的战役中奋勇争先，屡立大功。黄忠更是在定军山阵斩曹操心腹大将夏侯渊。 到了诸葛亮主政时期，刘备时代的英才多已随时代消逝，蜀汉王朝居然沦落到了“蜀中无大将，廖化当先锋”的凄凉境界。循之原因，诸葛亮单一的学者型态度型用人观不能不承担很大的责任。 诸葛亮所器重的人才，在其名动千古的《出师表》中可略见一斑，查之史书，我们不难发现，他所重用的郭攸之“性素和顺”，蒋琬“方整有威重”，费祎“雅性谦素”，向宠“性行淑均”，而后来代替诸葛亮主持北伐的姜维也是“思虑精密，清素节约”。整个人才队伍极度单一化，都是谦恭和顺型的。而当时天下三分，益州疲敝，诸葛亮还在不断北伐，显而易见，越是这种时候越是需要开拓型的人才。思虑精密，清素节约，用来治理内政可能游刃有余，用来克敌制胜，统一全国则明显不足了。 刘备和诸葛亮不同的用人观还直接表现在对魏延、彭羕、马谡等人的使用上。 魏延勇武绝伦，“善养士卒，性格矜高”，刘备一直器重有加。汉中平定后，因其地位重要，群臣皆以为将派张飞出任太守，张飞亦以为是。不料，刘备力排众议，提拔名不见经传的魏延为镇远将军、汉中太守，并在群臣大会上问魏延：“今委卿以重任，卿居之欲云何？”（现在我委你以如此重任，你准备说点什么呢？）魏延慨然答道：“若曹操举天下而来，请为大王拒之；若偏将十万之众至，请为大王吞之。”刘备笑而称善。魏延也不负所托，在其任内，曹军始终没有占到任何便宜。 对于魏延的勇武少学识，诸葛亮一直不以为然，视为一勇之夫。对于魏延的冲天豪气，诸葛亮更是斥之为口出狂言。刘备死后，魏延虽职位崇高，却已明显不被重用。对于魏延提出的“奇袭子午谷”的建议，诸葛亮笑为冒险，殊不知成大事岂有不冒险者。官渡之战，曹操亲率五千人马潜入乌巢，一战而败实力远胜于己的袁绍，若非冒险，安得削平群雄统一北方。俗语所谓“富贵险中求”，正此理也。更何况当时蜀汉集团正处在敌强我弱的境界，安有四平八稳可以出奇制胜的？后来的六出祁山无功而返即是例证。至于魏延多次提出的“请兵万人”，与诸葛亮所率主力分进合击，会于潼关，诸葛亮也制而不许，最后还进而怀疑魏延的忠诚。魏延的造反和因此而带来的蜀汉军力的削弱，诸葛亮的用人观实在难辞其咎。 彭羕是蜀中名士，法正庞统极力推荐于刘备。刘备亦以为奇。多次派他“宣传军事，指授诸将”，都非常满意。于是任命他为治中从事，成为刘备的主要谋臣之一。然而，彭羕个性狂傲，“行色嚣然”。诸葛亮“虽外接待羕，而内不能善。屡密言先主（即刘备），羕心大志广，难可保安。”刘备正倚重诸葛亮，于是疏远了彭羕，并贬为江阳太守。“后竟诛死，时年三十七。” 至于马谡就更不用细说了，刘备曾专门告诫诸葛亮“马谡志大才疏，不可重用。”诸葛亮就因为马谡出身名门（马谡是马良的的弟弟，马家是荆襄望族），才学出众，出过几个小点子，且又对诸葛亮执弟子礼，意甚谦恭，就把刘备的话置之脑后，亲手导致了失街亭、斩马谡的悲剧。 很多人读三国时，都慨叹刘备时期的蜀汉集团英才倍出，而到了后主刘禅时代，人才却日渐凋零。慨叹之余，不能不找找原因。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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