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这一代文革中成长的人，不少人都玩过一个称为“马克思自白”的游戏。据说是马克思的女儿燕妮和表妹南尼达请马克思填写的一份心理问卷，总共20道题，询问的是有关人生、理想、价值等方面的问题；比如：“你对幸福的理解……”，“你最喜欢的英雄……”，“你最喜欢的菜……”等等。因为当时年纪小，马克思的有些回答我不是特别能理解，但又不敢质疑。现在想起来，很幼稚很可笑。其中，让我那时候最纠结的就是以下两个答案： “你最能原谅的缺点——轻信（马克思）” “你的座右铭——怀疑一切（马克思）” 我当时一直不清楚的是，我究竟是要怀疑别人好呢？还是信任别人好？ 文革结束后，考上了北大，阴差阳错学了心理学，从此走上了科学研究的道路，怀疑、证伪、证据、证明已经成为我科学研究的座右铭。然而，我却越来越愿意相信别人。在不违背基本常识和事实的情况下，我多半选择相信别人的动机、意图和愿望。谎言、诡计和欺骗可能只是他人保护自身利益的本能和控制他人的策略，其实是迟早要被识破的。 为什么我要选择这样的行为风格呢？这可以把话题引申到学术上的一个类似问题：为什么积极心理学要提倡信任之心呢？其实这就是心理学中信任研究的基本问题。 从心理学上讲，信任是人们对自己和他人的行为、对所属组织和制度，以及对于我们有意义的自然规律、道德秩序的一种积极的期待状态。 具体来说，信任包括对他人行为的以下预期：（1）尊重事实；（2）行为前后一致；（3）行事可靠；（4）理性地做出选择和决定；（5）没有自相矛盾的行为。 值得强调的是：信任不是意识形态，不是政治、宗教或道德的说教，它是我们的生活方式、人生的态度、决策的风格，它对每个人都有意义。 （1）个性：有些人天生就相信别人，有些人天生就不相信别人。 （2）经验：生活阅历可以增强或者降低我们对他人的信任程度。对有些交往深度不够的人，形象、声音、声誉、谣言、八卦等第三者提供的信息就容易产生作用。 （3）类别：我们分属于不同的社会类别，包括职业、区域、政治倾向，人们更倾向于相信自己的同类。 （4）角色：我们容易相信某种角色的人。比如说中国人更倾向于相信老师而不是相信商人，这完全是文化的误导，而不是理性的判断。某种意义上说，与其说是对角色的信任不如说是对社会体制的信任，因为必须达到一定条件的人才能在这种体制中担任某种角色。 （5）规则：这是理性的信任，他不是根据社会类别和社会角色进行判断。判断的理性规则就是看相信别人对于我们的意义和利益是不是最大，不信任的利益是不是最小。 因此，要让大家相信积极心理学的信任呼吁，我们就得讲相信有什么益处。
3、信任有什么心理意义呢？
（1）首先能降低交易成本 从理性的角度看，做信任选择其实与做其他形式的风险选择是一样的；即每个人都有动机做出理性和有效的选择（也就是在他们的交易中使期待受益最大化、期待损失最小化）。越来越多的研究和实践发现，被信任其实是利益最大化的可靠保障，不被信任带来的社会成本是巨大的。比如说，研究表明，一个国家的经济数据越可靠，他的行政管理成本越低，财政交易费用越低，从而能把财富更多地投入到经济建设中去。同样，一个人越诚信，我们浪费在防备、监督、控制所需的时间和精力就越少。 当然，还有很多的心理学研究发现，人是很不理性的。当不诚信反而被认为是天经地义的时候，我们不得不把大量的精力花在重塑社会规则上。最近的反腐行动，应该是一种正面的努力，以利于增加政府的公信力和人与人之间的信任程度。 （2）自发的善意 信任作为人的一种社会资本，其最重要的作用就是激发一种主动积极的善良，增加人与人之间的理解、体谅、相助和合作，以及职责之外的利他行为。同时，人们的公民意识、集体意识、责任意识和共享意识都会得到提升。 （3）领导的有效性 长期以来，心理学家就认识到了群众的信任对领导的极端重要性： 首先，如果一个组织中的领导人总是不得不对自己的做法进行解释和证明的话，他们的有效管理能力将被大大削弱。 其次，由于监督不总是那么有效，而且成本也太大，领导者不能发现并惩罚每个坏人，同样也不能奖励每个真正的好人。结果，有效的组织行为就依赖人对整个组织的责任感，依赖于他们遵守组织纪律和规章制度，以及自觉自愿听从组织指示的程度。另外，当矛盾、冲突、困难和问题出现时，信任就显得尤为重要。有研究表明，当人们信任领导的动机和意图时，他们就更容易接受其解决方案和最后的结果；否则人们会怀疑、怨恨甚至反抗领导。 因此，从理论上来说，积极心理学认为：信任他人是一种理性的、善良的、有效的选择。关键是，我们生活的环境、组织和社会必须也是一个理性的、积极的、有效率的。而这恰恰是一个“见仁见智”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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