爸爸和妈妈共养育了我们4男1女5个孩子，依次是：君、英（女）、忠、民、昌。我们的出生地都是今黑龙江省青冈县劳动乡五星村胡长林屯，都出生在奶奶留下的那两间土坯房里。
我们兄妹弟五人小时候的照片
上排：君（9个月）、英（12周岁）
下排：忠（约7周岁）、民（5周岁）、昌（约4周岁）
胡长林屯，我们生于斯长于斯，是我们的根，我们对她充满了深厚的感情。如今，我们全家人都早已离开了那里，到生活条件更好的城市生活、定居了。可是，孩童时的幸福记忆，却任时间如何流逝，也无法抹去。在本章里，我们从多个角度来回忆那时的生活。
5.1家里生活的顶梁柱
青冈县劳动乡1948年叫二区，1955年叫长发区，1956年小乡制时划成劳动乡、乐园乡、互助乡、五星乡，1958年人民公社化时改叫劳动公社，1984年政社分设、建立乡政权时改称劳动乡。
劳动乡位于青冈县城西北12.5公里处（北纬46°44′，东经125°58′）。南与青冈镇为邻，东与德胜、民政乡接壤，北依永丰镇，西靠建设乡。乡政府位于青中公路北侧，而五星村则位于乡政府所在地正北约7.5公里。
由于爸爸的文化在本屯子中是屈指可数的，所以回乡不到一年，便担任了第五生产队会计的职务。
生产队是生产大队管辖下的基层农业生产单位，实行独立核算、自负盈亏。生产队的土地等生产资料，归生产队集体所有。生产队在公社和大队的计划指导下，根据本队的实际情况因地制宜地安排自己的生产，分配自己的产品和现金，在完成向国家交售任务的条件下，按国家的政策规定，处理和出售多余的农副产品。因此，生产队虽小，但八十户人家，三百六十多口子人的吃喝拉撒全都指望着它。
“队委会”是生产队的“领导班子”，由队长、副队长、会计、出纳员等人组成。社员由生产队统一安排每天干什么活，报酬以“工分”形式体现。生产队的种植计划、评比每类活儿的工分标准以及生产队的一些重大事项，均由队委会研究决定。
队委会成员是不脱产的“干部”，但他们不是国家干部，也不是领导，不拿工资，没有任何特权，只是按照规定每年有一定的补助工分。他们是完完全全不脱离农村、不脱离农业劳动的农民，他们在做好自己职责范围内的工作后，也得靠下地干活挣工分养家糊口。
我们队里的粮食、柴禾等物资分配，根据不同的物资，分别按照工分、劳力、人口来分配。按照工分分配，是鼓励社员多参加劳动，多挣工分，属按劳取酬的性质；按劳力分配，则是考虑到“劳动人员”都是大人，需求量大，属按需分配的性质；而按人口分配，则属于照顾劳力少，孩子多的家庭。今天回过头来评价这种分配方式，感到中国的劳动人民真是很聪明、很智慧、很人道。
我们生产队的队部是一个大大的院子，一圈平房分别是队部、仓库、马厩、羊圈、碾道等，生产队的许多大事都在队部里开会决定。
作为一个有知识的农民，爸爸既有农民的最可贵的优点：勤劳，又有知识青年的天生优势：爱动脑。因此，农村这片广阔天地给爸爸提供了施展才能的空间。
最早与爸爸搭班子的队长姓朱，大约比爸爸年长十多岁，人很好，在群众中很有威信，但是有很严重的口吃，所以许多应该他做的事，就交给了爸爸做。爸爸每天很早就起床来到生产队队部，有时会替队长敲钟召集社员们出工，更多的时候是社员们集合以后，负责点名，给社员们分配劳动任务，或者组织政治学习，负责念念报纸。白天干活的时候，爸爸也亲自干，同时还负责检查大家的干活质量。
二十几年的生产队时期，第五生产队的队长换过了五六人，但会计却始终是爸爸一个人。但无论是哪任队长，他们也像朱队长一样，凡事都很依赖爸爸，有事都找爸爸商量。
爸爸积极参与生产队的大事小情，把公家的事当作自己家的事来管。他是一个严于律己，认真负责，处事公正，性格耿直，疾恶如仇的人，不但自己不贪不占公家的一分钱便宜，别人如果想通过他占点公家的便宜，也会遭到他毫不留情的批评。虽然也因此得罪过一些人，但却赢得了绝大多数村民的信任和拥护。
社员们的干活时间长短完全遵循“日出而作，日落而归”的古老传统。春种和秋收是一年最忙、最累的季节，冬天是相对轻闲的季节。
在七十年代的时候，县、公社等还经常有干部来生产队检查指导工作，或者“蹲点”一段时间。这些干部由队里安排他们在农民家里吃“派饭”，“派饭”不是白吃的，吃完以后，他们会交给所供饭的农民家一定的粮票和几角钱，算是饭钱。公社的一把手刘书记在我家里吃过好几次饭，他和爸爸的关系非常好，几乎无话不谈。
爸爸在屯子里很受人敬重，每年冬天杀猪时，会有很多人找爸爸到家里吃肉，春节时偶尔也会有人带着两斤散装白酒或两斤白糖之类的礼品到家里拜年，这些让爸爸很有一种成就感。
家里有限的自留地和房前屋后的小园子，更是爸爸施展庄稼把式技能的天地。这里种什么，那里种什么，都规划得井井有条。耥地、起垅、播种、施肥、铲地、收割，样样都侍弄得非常精细。自留地打的粮食，很好地补充了生产队分配的口粮的缺口，甚至还有剩余；房前屋后小园子里产的各种蔬菜，解决了全家一年的吃菜问题。
每到年终时，爸爸都会和队长、出纳员一起在我们家里算帐。那几天，最辛苦的就是爸爸。无论白天还是夜里，“噼噼啪啪”的算盘声和爸爸边打算盘边唱念数字的小调，成为独特的乐曲，一直深深地印在我们的脑海中。半夜时分，我们起来撒尿的时候，睡眼朦胧中，爸爸在油灯下聚精会神地算帐的身影，给我们的印象特别深，至今还能清晰地记得。
辛苦劳作一年的农民们，对年终算帐的心理肯定是矛盾的，但都在眼巴巴地期盼着。通过算帐，可以知道每户人家全年挣的工分总数分别是多少，生产队全年的工分总数是多少，根据生产队的总收入，算出每一个工分的分值，从而可以算出每户人家全年的应得收入。再扣除每户人家的口粮、烧柴等费用，就是该户人家一年的实际收入。每到这时，都是有的人家欢喜，有的人家忧愁。家里劳动力多的，挣的工分就多，状况就好一些；家里劳动力少、人口多的，在庄稼欠收的年头，干了一年活，不但一分钱拿不回去，还会亏欠生产队的。后一种情况被形象地称为“胀肚”，——这是东北农民的黑色幽默，大概可以这样理解吧：“吃得多了，胀破了肚皮，自然要为多吃的部分掏钱”。
斗转星移，年复一年，这样平静、单调而又充实的日子一直持续到1983年。跟全国一样，家乡开始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取消了生产队，生产队的会计岗位自然就不存在了，连续在这个岗位上工作了20多年的爸爸也因此“下岗”了。后来，每每谈起生产队的事情，爸爸总是留恋之情溢于言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