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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路遥最后的交往 安徽商报

 馆员精舍 2015-03-29

与路遥最后的交往


马治权



  1987年我党校毕业,分在了省政协,此后认识了路遥。1992年,路遥与我交谈想办一份刊物,可他不想在作协办,他说他这个人政治情结很浓,不想办纯文学刊物,能不能以政协的名义办一份刊物,办成时事政治类的。刊物要办得大气,名字也要起得大气。

  刊物曾几次易名,一天,我清晨刷牙,脑海里突然奔出一个“各界”来。后来说给路遥,路遥说:“各界”这个名字好,意思也与政协的基本职能一致。

  《各界》很快在省政协主席会上通过,又以政协陕西省委员会的名义上报到了省新闻出版局。当天下午,路遥便把新闻出版局报刊处的王鹏处长和省委宣传部新闻处的高质一处长约到钟楼肯德基吃晚饭。路遥在作协门房打电话约王鹏和高质一时,我在旁边。电话打通后,他开口就说:“我是路遥,晚上请你吃饭。”对方在电话里似乎还想说啥,被他打断了。他说,晚上吃饭时再说吧,就挂了电话。约王鹏时也是同样的口气。

  路遥是延安大学毕业的学生,写小说一步一个脚印。 1980的《惊心动魄的一幕》获全国中篇小说奖,1982的《人生》又获了同样的奖项。 1991年《平凡的世界》出版不久,获茅盾文学奖。他对作品的时代性,把握得十分准确,这是同时代其他作家所无法相比的。

  路遥曾多次对我说起他的政治抱负,陕北人太穷了,应该有权利享受自己拥有的资源。他说,他要是竞选上陕北的州长,他就成了陕北的统帅。他那时已知道捷克有个总统叫哈维尔了,他说,有人以为作家当不了总统,哈维尔不就是作家吗?对路遥这些梦幻式的理想,我当时疑信参半。我对他的能力和意志是十分钦佩的,但对他的性格却不能接受。他是那种完全靠个人智慧来处理问题的人,不大喜欢与人商量,更谈不上作风民主。他头脑里设想好一个东西,就让你去贯彻执行,贯彻执行的人又必须十分精明强悍,并有很好的合作素质与风度,否则,他一是看不上眼,二是很难包容你。

  在钟楼肯德基吃饭时,他就不折不扣地表现出了这种作风。他对高质一、王鹏说:“政协把文件报上去了,你们俩全力以赴,争取早一点弄个公开刊号给《各界》。”王鹏说:“现在刊号紧张,一个不批。必须是整顿以后,有不好的刊物被吊销了刊号,才能考虑调整给《各界》。”高质一也帮王鹏的腔,说:“能不能先给《各界》一个内刊号,先办几期内刊,有经验了再说。”路遥说:“不行。必须一次到位。”旁边西影的邹人倜插话说:“分两步走可以,先批一个内刊号,运作起来再说。”路遥白了邹人倜一眼,说:“这里不是你说话的地方,你听就行了。”邹人倜被呛住了话,脸顿时通红。路遥却一点也不在乎,继续给王鹏、高质一施加压力。王鹏、高质一拗不过他,只好勉强答应。不过,后来政协从可能性出发,还是听了新闻出版局的意见,又加报了一个内部刊物的文件。



《各界》的内刊号很快被批准下来。路遥这时肝硬化腹水已相当严重,他不相信科学,只相信感觉,说:“我身体不行了回陕北呀!让我母亲给我做上几个月陕北饭,我这病就好了。”他家在延川,可他坐车到了延安就撑不住了,只好在延安住院。一检查,才知道自己病入膏肓。他给西安的朋友张子良、张涛打电话,说:“我快完蛋了,你们赶快来看我吧!”

  张涛时任西影厂主管行政的副厂长。原是陕北甘泉县宣传部副部长、文化馆馆长,有一位贤淑温婉的妻子,路遥创作《人生》时,住在甘泉,口馋了,就跑到张涛家去改善伙食。张子良是西影的编剧,曾写过18部电影剧本。

  路遥是1992年8月9日到的延安,张涛与张子良8月11日也赶到了延安。路遥一只手握着张涛,一只手握着张子良,说:“你们来的太好了!这次我请你们多住几天吧,我们终于有时间聊天了……”然而路遥话未说完,早已泪如雨下,泣不成声。张涛、张子良见路遥的样子,也不由自主地落泪了。

  路遥患得是肝硬化重度腹水。医生说,这是乙肝病后期症状。张子良与张涛,都是50开外的人,见过不少这种病人,所以,深知路遥的病情的严重。此时此刻,说什么话?不能说病,那是一个越说越复杂,越说越悲凉的事情;不能说孩子,那会使路遥如箭穿心。最后,他们决定了办法:与路遥一起吹牛,说笑话,讲童年的故事,唱民歌。

  谁知路遥突然想起了贾平凹,一定要见一面。贾平凹这时正在创作长篇小说《废都》,在耀县一个水库附近住着——没有电话也没有人知道具体地址。情急之下,决定派一辆车去耀县,打问清楚地址后,把平凹接来。

  平凹见路遥,也只是默默地看着天花板,心里谨慎地选择着词汇。当代中国两大文豪,平时写作起来才如泉涌,此时却搜肠刮肚,不知从何说起……路遥先开了口:“你看我这副熊样子,你要多保重啊!”平凹与路遥得的是一种病,此时因创作《废都》,夜以继日,熬油点灯,面色蜡黄,十分难看。他听了路遥的话,黯然神伤地点了点头,从房间退了出来,一个人走到楼外,蹲在拐角,放声号啕起来——涕泪俱下。

  平凹与路遥,同是陕西文坛的重量级作家,各以对方为友,当然也有互相砥砺的因素,今天,路遥轰然倒下,平凹一定会有地震般的失重感觉。

  路遥病重转到西安后,我派了杂志社三个人轮流守护,自己也不定时地去陪陪他。我妻子信佛,手头正有一本《西藏生死书》,书中论述了“生与死”之关系,十分精辟。妻子建议我将这本书推荐给路遥。我说:“路遥现在是不会有心境看这些东西了。这些知识,一定要在人健康的时候去获取,而且要辅之于一定的修行。现在来不及了,目前我们要做的,就是尽量减少他的痛苦,他需要什么样的帮助,我们就给他什么。”


  对于死,路遥是有准备的,但他没有想到会来得如此突然。临去世前,他自己修订好《路遥文集》并迅速予以出版,之前又将创作《平凡的世界》的经历写成六万字的文章《早晨从中午开始》,在《女友》上发表。《早晨从中午开始》将自己创作的艰辛写得淋漓尽致,真切感人。字里行间弥漫着一种悲壮,大有“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还”的豪迈。住院前三个月,又将住房装修一新,在女儿的房间摆放了一架钢琴。我去串门,他指着钢琴说:“这是我为宝贝女儿买的。父亲情感的一次性偿还。这东西放在这里,她学不学我心里都踏实了。”可悲的是,他去世后,姑娘就跟母亲去了北京。听说房子后来又给了作协另一个人。而那架钢琴是否带去了北京,我就再不忍心去细致打听。如果路遥再能多活一年,我一定会接受妻子的建议,向他推荐《西藏生死书》一阅。由于死来得过于遽然,路遥在精神上几乎无法应对,变得方寸大乱,见探视者常常是一语未了而泪流满面。人世间让他留恋得东西太多了。他还年轻,才42岁。幼时因家境贫寒而没有童年的快乐,上大学因勤奋学习而没有时间快乐,壮年时又忙于文学创作而无暇快乐。成功了,该歇歇脚了,也可以静下心来重新建立一个家庭,去到自己心仪的地方去旅游一下或者把自己对作协工作的理想付诸实践(病重期间,他已得知自己被内定为陕西省作协主席,曾设想病好后如何为作协的未来努力工作)等等,但这一切都不可能了,死神在招唤他,匆匆忙忙,片刻不等。他曾经写过一个中篇,也在全国获了奖,题目是《惊心动魄的一幕》,现在,他个人生活中重演了小说中的一幕,不仅惊心动魄,而且悲壮惨烈。

  万仞高峰必会伴随深谷,卓然耸立之后的坍塌一定地动山鸣。同样是英雄之死,谭嗣同,项羽是在精神上有着充分的准备,所以死得从容而坦然,而路遥则显得有些仓促慌乱。

  路遥死去二十多年了,还时有纪念活动和文章的产生,这一方面说明路遥在文学上的成就令世人仰止,一方面也说明他的悲剧具有强烈的震撼性——人们在深深地怀念他的同时,是含有无穷的浓浓的惋惜成份的。

  (作者为著名学者、作家、书法家。已出版有杂文集、散文集和长篇小说 《龙山》等作品集十余种。现居西安。 )路遥与莫言留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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