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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北（北京）·过眼录 1929年，胡适长子胡祖望十岁，将离家求学，远赴苏州。胡适觉得这是儿子独立做人的第一站，写信嘱咐说：“你现在要和几百人同学了，不能不想想怎么样才可以同别人合得来，……合群有一条基本规则，就是时时要替别人想想，……‘假使我做了他，我应该怎样？’‘我受不了的，他能受得了吗？我不愿意的，他能愿意吗？’你能这样想，便是好孩子。” 与人相处，巨细百端，胡适独挑出“替别人想想”做交代，是护根办法。一个孩子，从十岁上就能学着将心比心，推己及人，自然不用为他的人品及是否合群担忧。 儿子离家求学，是独立起居的开端，又是社会生活的开端，还是自我督责的开端。胡适看重起点上的基本规则，这是大处。同时，他也留意小处，引导儿子培养好习惯，例如收、寄家信，他要求嘱咐儿子：“你寄信给我们，也须编号数，用一个簿子记上……” 《胡适家书》中，他写给母亲的信多有编号。1915年“第三号”信中，胡适向母亲说到了韦莲司—“……韦莲司夫人者，其夫为大学地文学教师，年老告休。夫人待儿甚厚，儿时时往餐其家，亦不知几十次矣。……韦夫人之次女（即吾前廿五号所记之韦莲司女士也）为儿好友。女士在纽约习美术。……儿在此邦所认识之女友以此君为相得最深。女士思想深沉，心地慈祥，见识高尚，儿得其教益不少。儿间与谈及吾母为人，女士每赞叹不已，嘱儿问母安好。”胡适很希望母亲能写信给韦莲司母女，这大概即出于“替别人想想”的心理。他能想象，若能收到胡适母亲的信，“韦夫人必甚喜也”。 胡适与女性的交往，可能蕴涵着自觉的社会责任感。他留学归国后到北京工作，曾在信中告诉母亲，“我在外国惯了，回国后没有女朋友可谈，觉得好像社会上缺了一种重要的分子。在北京几个月，只认得章行严先生的夫人吴弱男女士。”一己之缺，亦社会之缺。与“外国”比，缺了男女正常交往的环境。 胡适看重这些，曾在给母亲的信中说到一次餐叙。同桌有一对教授夫妇、陶孟和与其女友、一位同学的聘妻，“大家都是熟人，很可谈谈”。胡适认同并欣赏这样自然、自由、平等的交际。为此，他在同一封信中向母亲表达期待说：“我很望冬秀能早些来，因她已经三十岁了，若再不出来受点教育，要来不及了。我的妻子，在外边不能不和朋友们的女眷相见往来，这一层很要紧。至于我个人的方便，还是第二层。” 自己的方便放在第二层，妻子的方便在第一层，仍属于“替别人想想”。胡适赴美求学期间，生平第一次写信给江冬秀，就有劝学之语—“……现尚有工夫读书否？甚愿有工夫时，能温习旧日所读之书。如来吾家时刻取聪侄所读之书，温习一二。如有不能明白之处，即令侄辈为一讲解。虽不能由大益，然终胜于不读书坐令荒疏也。” 此后的往来通信中，胡适还曾为妻子一一改正错别字，并表示对其文字进步的由衷喜悦，鼓励她有更多的长进。应该说，在在都是替妻子着想。对胡祖望而言，其父言教谆谆，身教屡屡，他若是不成“好孩子”，实在说不过去。 （《胡适家书》，金城出版社，2013年8月第1版） （《胡适家书》，金城出版社，2013年8月第1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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