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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大革命进入“斗、批、改”的阶段的时候，周老师被学校的工宣队“解放”了。教师是不能做了，周老师在学校的后勤组里负责发发报纸、寄寄信件的事。但是她回到家里对自己两个女儿要求还是像老师一样，天天布置她俩看一些书，做一些功课。我们5号里小伙伴们的活动很少有他们姐妹俩的身影。去年，大女儿是66届的中学毕业生，被分到公交公司当了售票员。用母亲的话说，这下周老师可以减轻一点负担了，总算一个女儿“出道了”。现在，轮到小女儿阿勤了，69届的中学毕业生实行的是“一片红”的政策，统统要上山下乡。周老师为此曾悄悄上楼来和我的父母亲商量过。能有什么结果呢，都要去农村，大人们唯一能做的就是长长的叹息。
就在阿勤到底去哪里的事还没有着落时，周老师的家里又发生了一件意想不到的事情。
一天，突然来了两位公安局的人，告诉周老师说她的爱人在监狱里得了重病，现在正在医院里抢救。家属可以去看一下。周老师听了以后半晌说不出话来。这个消息对于她来说实在是太突然了。十多年了，自己的丈夫一点音讯也没有，只是收到过公安局的一纸判决的通知书，告知是因为犯了反革命罪，参与胡风反革命集团的活动入狱服刑十五年。这以后也不知道被关在哪里，也不许探望。逢年过节的时候，周老师送点吃的穿的东西都是交到公安局的接待室里，由他们转交的。至于是不是收到，周老师也不知道。年复一年，周老师一直坚持这样做，到了“文化大革命”被批斗的时候，就有了一条与反革命分子划不清界限同流合污的“罪行”。
晚上，周老师又悄悄来到我们家里。父亲悄悄地叫上隔壁的吴局长一起商量，他们都劝周老师还是去看一下。可是周老师说，我是无所谓，就怕这件事影响孩子今后的成长。
在我们家里，我是第一次看见周老师哭了。她哭的很伤心，边哭边讲：
我家的老张怎么可能是反革命呢。他在解放前就在大学里入党了，一直搞地下工作的。团结一些进步教授们参加过反饥饿、反内战的运动。在南京路游行的时候是走在最前面的，眼镜被打掉了，衣服被撕烂了，头上被大的缝了十针啊。后来国民党的警察来抓人，老张一个人站出来顶下全部，被抓到警察局关了一年。因为共产党的身份没有暴露，后来放了出来。你们想想，这样的人会反对自己的党？
我们都静静地听着周老师的讲述——
解放以后，我与老张结婚了。老张在大学里当了副书记，但是伊还是继续在上课的。伊是讲中国文学史的，所以对于文学上的事情研究的很深。一些同事和朋友经常来阿拉家里谈学术上的事情，有的时候会争得面红耳赤的。就算有的人直接批评老张，勿同意老张的观点，老张重来勿生气的。伊一直对我讲，学术上的事情要靠争论来辩明是非的。勿好靠戴帽子，打棍子的办法来解决的。所以，他的这帮子朋友侬看看伊拉涨起来弹眼落睛的，只要跑到咖啡馆里、酒桌台子上都会称兄道弟了。
周老师用手绢擦了擦眼角的泪珠子继续讲——
说是与胡风有关系，就是他们学校里几位教授的事。上头要把这几个教授打成胡风集团分子，老张死活不同意。他认为，这几个教授与胡风没有直接的联系，只是在学校的校刊上发表的文章同意胡风的观点。不能以此来定罪。再说，胡风写给中央的信是光明磊落的，摆明自己的观点有啥错呢？结果呢，毛主席亲自抓了，还公布了胡风的一些朋友们写信当中的私下话。大家想想，啥人没有自己的心里话啊。这些话拿出来都变成胡风反革命集团的证据了。后来才晓得，毛主席要“舆论一律”，勿许侬乱讲一起的。《人民日报》开始批判胡风的时候，老张还勿服，在党委会上坚持自己的观点。好了，作为大学的党委副书记，结果连自己也搭了进去。唉，他就是太正直了，一生就这样给毁了。
周老师讲勿下去了。大家都安慰着她。这也是5号里的人第一次知道周老师的心里有着这么多的委屈啊。歇了一下周老师继续讲——
老张是在教室里上课的时候被公安局的人抓走的。当天我在学校里正好没有课，就在办公室里备课。来了三个公安局的人由阿拉校长陪着找到我。他们通知我，老张被抓起来了。我当时就昏了过去。醒来的时候已经在医院了，两个女儿站在我的床边哭泣着。在医院急诊间的走道里，我们母女三人抱头痛哭啊。那一刻我真的感觉整个天要塌下来了。老张是家里的顶梁柱啊，失去了顶梁柱，这今后的日子可怎么过啊。那时，我真不敢想，也不想活下去了。但是望着身边的两个女儿，我咬咬牙想，无论如何一定要活下去。为了女儿，也是为了老张啊！
我母亲在一旁听着，一直在暗暗流泪。父亲不时啪啪母亲的肩膀安慰着。吴局长的脸色很难看，一会儿煞白一会儿灰暗。周老师继续讲道——
没有人来看望，也有人来安慰。两个女儿一个5岁一个3岁，两口饭也没有吃。后来我才得知是老张办公室的秘书见到小姐妹俩等在家门口，才把她俩送到医院的。我咬咬牙站起来，一手搀着一个女儿回到家里。那一夜是怎样过来的我都记不清了。第二天一早我在门缝里看见一个信封，里面装着200元钱。是谁送的至今都勿晓得。一会儿大学里总务处的人上门来了，讲要阿拉一家迁出去。几天以后，我们一家被赶出大学的宿舍，来到了5号里。这些年，我是又当爹又当妈的，好不容易把孩子拉扯大了。大的一个工作了，可以减轻一些我的负担了，现在轮到阿勤要去上山下乡了。我现在啥个也勿盼了，就像盼老张早点出来，一家门总归要团团圆圆啊。还好啊，这些年都靠你们大家的帮助和照顾，否者这个日子真的勿晓得怎样过下去啊。没有这么多的好邻居的关心，我真的勿晓得能活到今天。在我关在“牛棚”里的日子，都是靠你们帮忙，两个女儿才能活下来。真的，我向你们磕个头啊。”
周老师越说越激动，越说越伤心。大家不时劝说着周老师，明天还是去看看老张。
父亲讲，那个时候批判胡风的时候，阿拉厂里还好，没有啥。大家只晓得党委布置什么我们就讲什么的。今天听周老师一讲才晓得勿少事体啊。今朝这个运动又来了，大家都要小心一些啊。
吴局长感慨地讲，昨日我是站在台上专门批判别人咯，今朝呢，轮到自己了。这个味道勿好受啊。想想自己这一路走来，也冤枉了一些人。活该，这叫报应啊！
家里面的空气太沉闷了。
第二天，周老师从监狱回来就病倒了。躺在家里，一动也不动的仰望着天花板，从早到晚一直说着一句话：“我看到伊了，我看到伊了，冤枉啊，冤枉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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