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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王帖学笔法概说

 白水清风 2015-04-02

 
 
“二王”帖学用笔概说——兼论晋唐笔法之差异
 
 
内容提要:“二王”帖学一系在漫长的中国书法史中一直是帖学车轮前进的轴心,它作为学习书法的一种典范,传承给后人的既有其妍丽冲和的美学风韵,理性而又融于自然的章法酝酿,更有后朝书论谈及最多,却又像“天机不可泄露”一样欲盖弥彰的笔法系统。虽然晋以后学习“二王”的书家之多,以“二王”为题材立说之广是古今书坛家喻户晓的事实,但随着书法理论和书法批评的不断完善,史册上能入“二王”三昧之地的人只能是凤毛麟角。如果把“二王”书法比作一个六面魔方的话,后朝书家能将其三面磨成同色已经是一件很不容易的事情。虽有穷毕生之力下苦功追摹晋帖的赵孟頫,然而由于多种原因,评论家多以“俗媚”定性,更有何人能得其六面呢?本文主要从笔法方面对“二王”书法作一系统阐述,以求能客观呈现帖学源流的本色。
关键词:中锋  提按  绞转  篆分意度  米芾  沈尹默
 
一、沈尹默对“二王”的研究
    在十九世纪中叶以后的一百多年时间里,上海迅速孵化成为中国最具活力的城市。在她兼具东方文化特征和西方现代化色彩的神秘魅力感召下,这一时期中国文化史上几乎所有的精英,都在这里留下了足迹和身影。“海派”作为一种特殊的文化现象,既不是地域性名称,也非任何风格流派所能涵括,如果屏弃一切狭隘的片面的习惯认识,就其“大”和包容性而言,海纳百川应是“海派”最具积极意义的诠释。①在这样一个历史背景下,书法出现的情况是:由于清朝末期的碑学运动发展到一定程度也出现了不少危机:当时一些碑学家已不谙帖法,草书近乎灭绝,导致了像李瑞清,曾熙等的作品走上了过分板滞僵化的路子,这已和碑学运动最初的“活力”相违背了。在这种情况下很多原来崇碑的学者经过思考都试图以“碑帖结合”来挽回局面,而以沈尹默为代表的“海派书法”阵营开始首倡回归“二王”,将独立的帖学重新推上书坛。(这里的“海派”为狭义,单指沈尹默领导的“帖派”)
    沈尹默对“二王”的研究是其书法事业的主旋律,他早年曾临习唐楷与北碑,中年以后专写“二王”一路,遍临唐宋诸大家及文征明,但都是为了从中吸收“二王”的精髓。在用笔的基本方法上,沈氏最清晰的诠释了“中锋”用笔的方法和益处。他在《书法论》中说到:“笔笔中锋,点画自然,无不圆满可观,所以历代书家的书法,结构短长疏密,笔画肥瘦方圆,往往因人而异,而不能不相同的就是‘笔笔中锋’。”②因沈氏在中锋用笔的说法上极其忠实于唐人,故笔者以为这是他在临习和研究唐碑与唐帖的过程中得出的。他的《“二王”书法管窥》是一篇谈学习王字经验的文章,此文论述了三个问题:一、什么是王字 二、怎样去学习王字 三、对“内掖”与“外拓”的体会。首先“什么是王字”作者就花了大半的篇幅来论述,这无疑是在学习一家书体之前最艰巨和最有意义的工作,从中也不难看出先生书法之外的文史考据之学的扎实功底。论及羲之书法的师从,沈氏这样说:“卫夫人是羲之习字的蒙师,羲之从她学书,自然受到她的熏染,一遵钟法,姿媚之习尚,亦由之而成,后博览秦汉以来的篆隶淳古之迹,与卫夫人所传钟法新体有异,因而对师传有所不满。”不满使王羲之“遂改本师,仍于众碑学习焉”。而谈到王献之的师承,沈先生是这样说的:“献之幼学父书,次习张芝,后改制度,别创其法,率而师心,冥合天矩。”王献之初由其父得笔法,留意章草,更进而取法张芝草圣,推陈出新,遂成今法。③文中提到献之字因穷“伪略”,务求简易。穷“伪略”也是当时流行的一种风气,“伪”谓不拘于六书规范,“略”谓省并点画屈折,多以圆笔放纵,所以叫它作“破体”。而这种笔法与大王的笔致紧敛者有所不同。后人把后者称为“内擫”,前者称为“外拓”,并用内擫和外拓来区别二王的书迹。沈尹默认为初学书法宜用内掖,然后才能放手去习外拓方法。内擫要使每一笔,笔毫都在每一点画的中线上,不断地起伏顿挫着往来行动,使毫摄墨,不令溢出画外,务求骨气十足,刚劲不挠。④这仍是说一定要保证用笔的“笔笔中锋”,然中锋只保证笔画在中心线上还不够,如果笔毫在点画中“直过”,就是毫无变化的“平拖”过去,仍是显不出很足的力度;如果行笔像行路或唱戏一样一起一伏或是有高音有低音,这样不仅速度慢了下来,而且有了粗细变化,便取了涩势,显出骨力来。“如锥画沙”的意义正在此:不是用锥尖一扫而过,而是要让锥尖深入,而且必须不断地微微动荡着画下去,使一画两旁线上的沙粒稳定下来,才有线条可以看出。这是一种内敛,含蓄的力,是韧力;而外拓则在它的基础上“奔赴笔下,翰墨淋漓”,也就是颜真卿所说的“屋漏痕”,圆转笔多于折笔,放纵多于收敛。它当然也有韧力的特性,不过是一种“韧中带冲”的笔势,“破”也是因此而得名吧。
    弄清了“二王”书法的特点及差异,沈尹默谈到流传的“二王”书迹真伪及摹拓本的问题。因真迹已经当然无存,所以真伪之考也只是从后世流传的这么多仿制品中找出更接近“二王”书风的作品。公认的是“唐摹”最可靠,“宋拓’次之,因为只有唐人能见到“二王”的真迹,而其余的临本多带有书家自己的习气,其余的摹本的参照原本也都未必是真迹了,古时的印刷技术不像现在,想浏览唐摹本都可谓“千人一面”,更何况《丧乱》、《孔侍中》等几帖从中唐时代就流入日本,古人学习的范本是什么就很难说了,这也许是明清人学王仍不得其旨的原因。至于宋《淳化阁帖》,沈先生更是说王著“不深书学,又昧古今”,多有误失处,即要得“二王”法,《阁帖》是不可学的。而对《阁帖》的批评,古代早已开始,董其昌在其《画禅室随笔中》云:“书家好观《阁帖》,此正是病。盖王著辈绝不识晋唐人笔意,专得其形,故多正局。”⑤其余则不盛枚举。
 
    说了这些对真伪摹本的考证,沈尹默先生仍是要把注意力集中在如何学习“二王”的重要话题上,而学习临帖,选帖固然是根本,这就用到了他辛苦考据的结果,沈的观点是:唐人参与摹过真迹,所以唐人还是很得晋法的。他列举了欧阳询《张翰帖》与《奉橘帖》的比较,陆柬之《文赋》与《兰亭序》的比较,认为风格用笔很相近,另外虞世南,褚遂良所临《兰亭序》,孙过庭《书谱》都是学大王的,学习他们这些真迹,能将唐摹的一些不出细微神采的地方弥补了。所以“学唐人”可以概括沈的学王思路,至于后朝的几个学王大家,沈只推崇米芾,而比较明确的否定了王宠、赵孟頫和明朝人,认为他们不是习气过重,就是株守《阁帖》,学他们的字难入“二王”法门。
 
二、“绞转”笔法的泯灭及晋唐笔法的差异
    沈尹默是中国现代书法史上深入研究“二王”的大家,对他学习“二王”,透析“二王”的绝大多数贡献我们谁也不可否认。可值得注意的一点是,在上文中,笔者反复提到沈先生把“唐人”当作“晋人”的一个翻版,并身体力行的学习唐人,笔者存疑的是唐人对晋人的继承是不是就如双钩廓填的那些摹本一样只是“下真迹一等”呢,若只是天赋功力上的差距,本文就没有什么论述的必要,但用笔是一个认真的事情。《书谱》里曾云:“若毫厘不察,则胡越殊风者焉。”,更何况王著对《淳化阁帖》的疏漏,导致了元明对“二王”的长期误读呢?要论晋唐笔法之差异,当然要从书迹上比较才可服人。说起“二王”书法中最具代表性的作品,非《兰亭》莫属,这也是后人为什么一学“二王”就争先恐后的涉入《兰亭》的圣池,当代书法爱好者也不例外。但对《兰亭序》冯承素摹本的印象,历朝历代的争论活动可谓没有停息过,甚至在60年代颇具火药味。有一说是《兰亭》根本不是王羲之的手迹,因为郭沫若认为那个时代根本不可能出现行草书,又一说是《兰亭》实属大王之作,但经冯的加工带有了明显的唐法,又一说是冯承素摹的原本已经是伪作了。这些争论不是一个人可以说得清的,与本文的关系也不大,故不作讨论,但被认为“天下第一行书”的《兰亭序》,谁也没有否定过它自身的艺术价值。这其中也无怪乎中国学者对古已有之的说法都格外谨慎,谁也不想用自己的异说换来一个“颠覆”的大名声来,不过唐人一睹《兰亭》真容,可以拍案叫绝,若后人接过来的摹本果真泯掉了许多古法,他们却比唐人拍的还要响,那么不是学识的原因就是有那么点违心了。 
    客观上说,比较神龙本《兰亭序》和大王的其他尺牍,如《孔侍中》、《丧乱帖》、《初月帖》等,不用细看就感到风格上差异很大。《兰亭》用笔老练娴熟,风格平实,结字紧密,具有一派静态之美,显现出平和的书写状态;而尺牍上的字大都结体自然天趣,开张,起伏跳跃的程度明显大于 《兰亭》,并且用笔中带有险峻与生涩的地方很多,笔墨酣畅。古人多次评价王书可用“龙跳天门,虎卧凤阙”来形容,则必不可能是《兰亭》,而是后者。王书具有精微、沉厚、爽利的特点,这些特点很符合晋人共有的书风。就拿唯一存世的晋人真迹《伯远帖》来比较,它的风格绝对近于“二王”的尺牍而不是《兰亭》,而唐人的一些墨迹正如沈尹默说的:陆柬之《文赋》是忠实于《兰亭》的柔美一路笔法的,只是不及晋人飘逸的神采。论其妍美精微,《兰亭》比其他手札都是有过之而无不及的,但较其沉厚古朴,一定不及《丧乱帖》等落有“羲之顿首”的信札,而王书的大多数作品都属于后者。可见《兰亭》不管是不是大王所书,它自己确是一篇优美的“合作”,古人更欣赏的是它浑然天成的章法,但它代表不了王羲之整体的艺术风貌。
    《兰亭》的用笔以中锋居多,唯起收略带侧锋,整体都是笔锋笔腰所产生的“线条”的感觉,很有“如锥画沙”的写照。但观其其他手札时则不然,就拿《初月帖》中“羲之报”的“报”字,“遣此书信”的“遣”字来说,有些笔画显出的厚度与其说是“线条”不如称其为“块面”,“块面”的产生显然不是单用笔锋就能完成的,笔肚也要用上才行。而且这些块面的边廓都很不规则,不像是中锋铺毫的匀称效果,这就归功于“绞转”笔法的运用。用笔最主要的三种方法是平移、提按、翻绞,平移是篆书特有的笔法,其产生的线条边廓是平行边廓,提按在隶书以后广泛使用,其产生的线条边廓是大致对称的渐变边廓,翻绞多用于行草书,产生“非对称的曲线边廓”,正如王书中的很多字一样。对于翻绞,康有为的说法是:“圆笔用绞,方笔用翻,圆笔不绞则痿,方笔不翻则滞。”又云:“妙处在方圆并用,不方不圆,亦方亦圆,或体方而用圆,或用方而体圆,或笔方而章法圆,神而明之,存乎其人矣。”⑥翻折笔法一直流传到今天的行草书创作,而绞转笔法自唐朝以后运用的人就不多了,为了说明绞转产生和泯灭的原因,笔者想再次诠释一下“绞转”笔法。古代书论中评论书法最有价值的东西都在考据、流派与美学风格上,对具体怎样用笔的篇幅多以比喻拟人或叹为观止的辞藻来形容,其实这样的语言带给后人的印象是模糊的,往往导致学书的人仍苦苦不得其法。米芾讽刺的极是:“ 历观前贤论书,征引迂远,比况奇巧,如‘龙跳天门,虎卧凤阁’,是何等语?或遣词求工,去法逾远,无益学者。故吾所论,要在入人,不为溢辞。”所以论书不切合实际的赞叹是没有利于后人学书的意义的。关于“绞转”笔法的论述,在古人那里并不多见。宋人姜夔在《续书谱》提到的一段话基本上是切题的,他说:“用笔如折钗股,如屋漏痕,如锥画沙,如壁坼。此皆后人之论,折钗股欲其曲折圆而有力;屋漏痕欲其横直匀而藏锋;锥画沙欲其无起止之迹;壁坼者,欲其无布置之巧。然皆不必若是,笔正则锋藏,笔偃则锋出,一起一倒,一晦一明,而神奇出焉。”⑦这里的观点很明显的是在反对唐人“如锥画沙”之笔笔中锋的要求,而“绞转”笔法正是文中述的用笔自然连贯,该中则中,该侧则侧,而且侧锋与中锋的过度是在使转中有机连贯的进行的,不能说哪一笔是中锋或侧锋。“绞转”与“提按”的区别是:提按沿用中锋的运腕方法来使毛笔锋面(毛笔圆锥的锥面)不变而走完转后的笔路,绞转运腕和运指并用,锋面也要转,是一个多维的动作在瞬间进行,而且正如“绞转”的字面意思,操作后拿起毛笔观看,笔毫有向中心“拧绞”之势,笔画也因此而古朴生涩。但千万不要把绞转理解为单纯的侧锋取妍,那样就太简单了。明汤临初《书旨》中有述:“今观二王落笔处,多有侧锋向外者,昧者但谓侧以取妍,不知落笔稍偏,正所以济正锋之不及,未几卒归于正。间有一画全偏者随以正锋承之(如《平安帖》的“安”字的横画),所谓出奇应变,偶一为之耳。若谓侧笔专以取妍,则是藏锋书绝无姿态矣,可乎?”⑧
唐人在“尚法”的审美理念下把中锋用笔推向了一个高潮,对后世的影响不是一般的严重,偶有反对者也改变不了帖学取法唐人的主流趋势,如赵董帖学,都是在欲通过唐人上溯魏晋这一轴心的,但事与愿违,只有孙过庭、米芾这样少数聪明者没有被误导。孙过庭《书谱》中字较之其他唐人是最得“二王”法的。米芾《书史》:“过庭草书《书谱》甚有右军法。作字落脚差近前直,此乃过庭法。凡唐草得二王法,无出其右。”《书谱》中字的艺术特点也写照了文中 的论述精要,与大王“违而不犯,合而不同”,用笔中侧兼有,古朴厚重。不过由于守法太严,过于拘谨,有时候又单锋直垂,险峻犀利,没有了晋人“流水”的天然,反有唐诗的“剑气”。米芾的一句话也反映了他对晋人笔法的理解,那就是“笔有八面,字有八面”,单这么一说,就不是中锋提按那么简单了,性情、古法也由此而生。米芾能仿出后世有争议的《中秋帖》、《大道帖》、《鹅群帖》就说明他对晋人的理解和对唐人的批判是很有道理的,而其书作的具体细节在这则无须论述了。

 

 三、“绞转”笔法成因的推测
  有人说唐朝是书法笔法史的分水岭,唐以前多用绞转,唐以后多用提按。造成这个分水岭的主观原因有很多,但本文想谈的是客观原因,即执笔和坐姿。启功先生说:“古人,特别是宋以前,在没有高桌,席地而坐(跪)写字时,他们采用的是“三指握管法”,就像今天我们拿钢笔的方法。”⑨在《北齐校书图》中可见的示意是:古人席地而坐,左手执卷,右手执笔。卷是朝斜上方向倾斜的,笔也是倾斜的,这样卷与笔恰好成垂直状态。宋初高桌出现之后,在高桌上书写时纸和笔本身已经成为垂直的角度,所以这时候握笔最好的方法就是沈尹默先生说的“五字执笔法”了。
    不过对宋以后才改变古法的观点,笔者仍存疑。考古学者杨泓说:“南北朝流行坐在高坐具上,两足垂在身体前面,足趾着地而足跟不着地的姿势,这是虏俗胡风,五代顾闳中的《韩熙夜宴图》中的人物有三种坐姿,一为跪坐,一为盘腿而坐(如东北人坐在炕上),另一种就是高坐,但已经成为现在脚跟着地的坐法了。”⑩可见当时既有高座也有与之相配的高桌了,最起码高于魏晋时期的,但那时人的执笔依然是“古法”,这样坐姿为胡式,执笔为古式的书写习惯一直延续到宋。
 
可见唐朝人已有桌的依托不再是必须左手执卷的拿着书写了,也未必要悬肘,这样从功力和灵活程度上肯定不及晋人的自然。再一重要的是,唐人伏案书写,纸面是平的,晋人执卷,因一手不可执卷的两端,故将卷卷成孤面较小的圆筒状,在一个曲面上书写,写一点放开一点。一有曲面的概念,则一切中锋、侧锋、绞转都不再是刻意而为,而是靠着娴熟的技法“纯出天然”的表现出来,这样毛笔锥面与弧面的立体接触,加之“笔软则奇怪生焉”的古训,怎么能不比纯粹的中锋裹笔在平面上提按画沙要丰富得多呢!此则后人难得绞转的要因,而且用笔用锋刻意计较中侧了。 
    但“功力”二字仍是前提,当代书家较之唐宋人尚不能十一,在平面上书写尚且浮躁,何谈左手执卷耶?所以操作起来不是那么简单的。


四、“二王”书风中的篆分意度

    解决了用笔用锋的主要矛盾,“二王”帖学的取法问题对我们学习的过程也有很重要的影响。前文提到王羲之不满卫夫人之书,则“仍于众碑学习焉”,众碑乃指秦汉碑刻。大王传世之作多为行草书,所以后人对他精于古体的事实不是很在意。张怀瓘 《书断》曰:“羲之隶书、行书、草书、章草、飞白入神,八分入妙。”⑾所以王羲之是在充分博涉古碑的基础上转而专攻行草书的。他的很多手札中都含章草、隶书笔意,乃至大篆笔意,这种意趣就叫“篆分意度”。行草书中含有篆分意度也就应了“取法乎上”的道理,显得“古质”,宋以后再学二王者因取法《阁帖》或直接学“二王”本身,而不重视篆隶的作用,风格就
妍,直至“俗媚”,成为明清的时弊。而学习书法讲求溯本求源,清朝人就是在帖学“馆阁”的时弊中找不到出路才上溯到帖学以前的时代中找解药,因为文风和思想的左右,学碑者甚多,但一定有人认识到了其源头乃是篆隶。有人说“隶魏不分”,学碑者没有不学篆隶的。这样虽不学“二王”,但其中学到了别人学“二王”所忽视的东西,要是加以碑帖结合,无意是成功的典型,抛开“二王”不说,历史上这样的例子有很多:颜真卿书中的“篆籀气”不是一直为人称道吗?近了来说,于右任先生草书虽结体不太似“二王”,但有他早年临习《十七帖》的基础,加之一辈子致力于碑学,字中的淳厚气息较之沈尹默先生,大有“道高一尺,魔高一丈”的意思了。
   虽然“二王”书法属于帖学之祖,但和南北朝众多被称为“民间书法”的碑刻是有融通点的,况碑帖古时只以形式和用途来界定,后代冒出“碑学”和“帖学”来,大有将书法分为“经典”与“非经典”或“民间”两派之势,当代学者对此一定也有不少非难之说。而帖学发展的整个历程,是继“二王”之自觉融合走向绝对的官方化,再经过裂变与建构,最后又走向对“二王”的重新解读与回归。陈振濂,孙晓云倡导的“新帖学”就是这样一个在书史全面开放的情况下走出的一条阳光大道,一反赵董帖学的误读和海派帖学的因循守旧。
 
  
 
参考文献
 
①《海派的旗帜》 周慧珺(《中国书法》2006,12 71页)
②《书法论丛》 沈尹默 5页 上海教育出版社 1979,11
③ 同上,83-84页
④ 同上,95-96页
⑤《明代书论》 潘运告主编 325页 湖南美术出版社 2002,11
⑥《晚清书论》 潘运告 410页 同上
⑦《宋代书论》 水采田注 244页 同上
⑧ 同 ⑤ 303页
⑨《启功讲学录》 启功 202页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5,1
⑩《图说中国文化 中国书法》 刘涛 70页 海天出版社 2006.5
⑾《张怀瓘书论》 潘运告 143页 湖南美术出版社 1997,4


 
http://wenku.baidu.com/view/3fc63f7101f69e31433294c7.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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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学习书法,首当厘正笔法

      点、横、撇、捺是汉字结构的基本元素,把它们有机地组合,流畅地书写,才能体现出每个字的外在形态之美。而目前的书法教育则存在着与“写”背道而驰的现象。

        中华传统书法传播之广远,代有所述,毋庸赘言。唯书风之变自晋唐以至逊清,日趋追求外表之华而少内在之神韵,皆世风不古及笔法失传使然也。时下则更如工艺美术之创作,变写字为画字、做字,难怪乎有人作“书法断层”之叹。

        古人于技艺传习之道,大多数用口传心授之法,更有门户之见,绝难轻示外人,故有“秘方”“秘谱”“家学”之说。故历代之善书者多书评、论书之著而少笔法之述,笔法之佚,势在必然。而笔法之得,端赖习书者之悟而有所成也。昔人云“习欧者众,得欧者鲜”,皆因众人未得欧书运笔之妙也。

        由于笔法佚久,用毛笔流利地写出楷书独具的外表形态似非易事,近代出现以图解的方式,在双钩的楷书笔画轮廓内,标上提、顿、折、回的运笔路线,作为习书入门的基本笔法(目前施行的书法教育仍依此法),实际上,已改写字为画字、做字。殊不知此法大谬。

        古人云“君子慎始,差之毫厘、谬以千里。”习书之初,所授笔法即与传统笔法相悖,其失何止千里耶?
    写字,顾名思义是用笔流畅地在纸上运行。元代赵松雪一个时辰(现两小时)可书千余字(笔者在工作期间一小时可书八百余),绝不可能写一个字须用笔在纸上做若干个提、顿、折、回、藏锋的动作。

        我们的祖先传下众多风格迥异的书法作品,虽然这些作品的艺术风格不同,但都是符合汉字书写规范,都是用笔流畅、一气呵成的作品,绝不会是画或做派而成的。

        习艺之道,强调“大德不可逾,小德有出入”。先贤们治学态度严谨,在方形汉字的书写方法上也是积多年之功,以各自的运笔习惯(实际上就是对运笔走势、力度的掌控)不同,形成了不同的书法(书体)风格,亦可谓昔人的书法创作(创新)。由此可见,正确的书写方法,即是能娴熟用笔流利地在纸上写出各种风格的楷、行、草书。

        写一手端正的字,历来是读书人的本分,为什么时下学生普遍存在视习书若畏途?(陶沛昌)

     

    院体

        【院体】书法术语。宋太祖时曾置御书院,书院成员都是学习王義之的字,以用于书写当时朝廷的各种文告敕令。这种字,体轻势弱,多呆板无神,了无高韵,人称“院体”。后来,人们不管其书者为谁,书为何体,凡无骨力、无神韵的书法皆被人称为“院体”。故这一书法术语。用以对书法气格的品评,一般含有贬意。

     

    钩填

       【钩填】书法术语。复制法书的一种方法。以较透明的纸蒙在法书上,先以细笔双勾,后用墨廓填故称。亦称“双勾廊填”。南宋姜夔《续书谱》谓:“双勾之法,须得墨晕不出字外,或廓填其内、或朱其背,正得肥瘦之本体。”

     

    法帖

        【法帖】亦称“帖”。指古代名人的墨迹,摹刻在石版或木板上的法书及其拓本;称为“法帖”,即可供效法者。宋太宗淳化三年(992),命侍书学士王著摹刻祕阁所藏法书,编为十卷,每卷首刻“法帖第x”,汤《淳化阁法帖》,其“法帖”之名相传由此始行。《法帖谱系》称:“熙陵(宋太宗)留意翰墨,出御府历代所藏真迹,命王著摹刻禁中,厘为十卷,此历代法帖之祖。”

     

    书法

        【书法】中国传统艺术之一。是以毛笔书写汉字的方法,来表达作者精神美的艺术。它的基本要求有:一是使用柔软的毛笔,二是书写形象丰富的汉字。因此,其有两义:一指毛笔字书写的法则,主要包括执笔、用笔、点划、结构、分布等方法;一指以书写汉字来表达作者精神美的艺术。就是借助于精湛的技法、生动的造型来表达出作者的性格、趣味、学养、气质等精神因素,其为侧重于“心画”。二者相融合,便构成了中国的书法艺术。所以从书法构成的要素来说,包括了三个方面:一是笔法,要求熟练地执使毛笔,还握正确的指法、腕法、身法、用笔法、用墨法等技巧;二是笔势。要求妥当地组织好点画与点画之间、字与字之间、行与行之间的承接呼应关系;三是笔意。要求在书写过程中表现出书者的气质、情趣、学素和人品。从书体、风格上说,更是多姿多态,美不胜收。我国的书法艺术有三千多年的历史,之所以成为一门艺术,主要取决于中国人善于把实用的东西上升为美的艺术,同时与中国独特的文字和毛笔关系密切有关。其文字以象构思、立象尽意的特点酝酿着书法艺术的灵魂,而方块构形,灿然于目的姿质又构成书法艺术的形式基础。其工具,“惟笔软则奇怪生焉”,可生出方圆藏露、逆顺向背的韵味,轻重肥瘦、浓淡湿涩的情趣,抑扬顿挫、聚散疏密的笔调。断连承接、刚柔雄秀的气势;再辅以专门制作的纸墨,使书法艺术更趋变幻莫测。韵味无穷。书法不仅成为表达最高意境与情操的民族艺术,而且居于所有艺术之首。书法在中国不仅举世同好,千古一风,而且早已走出国门,成为传播友谊的媒介,在东方世界颇有影响,也倍受西方世界的瞩目。

     

    款识

        【款识】古代钟鼎彝器上铸刻的文字。《汉书·郊祀志下》:“今此鼎细小,又有款识,不宜荐见于宗庙。”颜师古注云:“款,刻也;识,记也。”此外,还有三说:一款是阴文凹入者,识是阳文凸出者;二,款在外,识在内;三,花纹为款,篆刻为识。(均见方以智《通雅》卷三十三所引。)后世在书、画上标题姓名,也称“款识”、“题款”或“款题”。画上款识唐人只小字藏树根石罅,书不工者多落纸背。至宋代,始记年月,也仅细楷,书不两行。唯苏拭有大行楷,或跋语三、五行。元人从款识姓名年月发展到诗文题跋,有百余字者。至明清题跋之风大盛,至今不衰。可见,款识,有二义:一、指书画作上的署名后款,二是古代神鼎彝器上铸刻之文字。

     

    结体

        【结体】亦称“结字”、“间架”“结构”。指每个字点划间的安排与形势的布置。汉字尚形,书法又是“形学”(清康有为)故结体尤显重要。元赵盂頫《兰亭跋》:“书法以用笔为上,而结字亦须用工。”汉字各种字体,皆由点划联结,搭配而成。笔划的长、短、粗、细、俯、仰、缩、伸,偏旁的宽、窄、高、低、欹、正,构成了每个字的不同形态,要使字的笔划搭配适宜、得体、匀美,研究其结体必不可少。正如清冯班在《纯吟书要》中所云:“先学间架,古人所谓结字也;间架既明,则学用笔。间架可看石碑,用笔非真迹不可。结字,晋人用理,唐人用法,宋人用意。”又云:“书法无他秘,只有用笔与结字耳。”可见,结字在书法中占有重要地位。

     

    笔锋

        【笔锋】笔毫的尖铁。姜夔《续书谱·用墨》云:“笔欲锋长劲而圆,长则含墨,可以运动,劲则有力,圆则妍美。”字的锋芒,也叫“笔锋”。能将笔之锋尖保持在字的点划之中者,叫“中锋”;能藏在点划中间的不出角者,叫“藏锋”;将笔之锋尖偏在字的点划一面者,叫“偏锋”。一般以“偏锋”为书法之病。清周星莲《临池管见》云:“能将此笔正用、侧用、顺用、逆用、重用、轻用、虚用、实用,擒得定,纵得出,遒得紧,拓得开,浑身都是解数,全仗笔尖毫末锋芒指使,乃为合拍。”

     

    飞白

        【飞白】亦称“草篆”。一种书写方法特殊的字体。笔画是枯丝平行,转折处笔路毕显。相传东汉灵帝时修饰鸿都门,工匠用刷白粉的帚子刷字,蔡各得到启发而作飞白书。唐代张怀瓘《书断》载:“飞白者,后汉左中郎将蔡邕所作也。王隐、王愔共云:'飞白变楷制也’。本是宫殿题署,势既寻丈,字宜轻微不满,名曰飞白。”北宋黄伯思称“取其若丝发处谓之白,其势飞举谓之飞。”明代赵宦光称“白而不飞者似篆,飞而不白者似隶。”今人将书画的干枯笔触部分泛称为“飞白”。传世的唐宋御制碑多以飞白题额,如《晋祠铭》、《昇仙太子碑》等。清张燕昌、陆纪曾有《飞白录》二卷。

     

    章法

        【章法】指安排布置整幅作品中,字与字、行与行之间呼应、照顾等关系的方法。亦即整幅作品的“布白”。亦称“大章法”。习惯上又称一字之中的点画布置,和一字与数字之间布置的关系为“小章法”。明张绅《书法通释》云:“古人写字正如作文有字法。章法、篇法,终篇结构首尾相应。故云:'一点成一字之规;一字乃终篇之主’”。明董其昌《画禅室随笔·评书法》云:“古人论书以章法为一大事,盖所谓行间茂密是也。余见米痴小楷,作《西园雅集图记》,是纨扇,其直如弦,此必非有他道,乃平日留意章法耳。右军《兰亭叙》,章法为古今第一,其字皆映带而生,或小或大,随手所如,皆入法则,所以为神品也。”可见,章书在一件书法作品中显得十分重要,书写时必须处理好字中之布白、逐字之布白、行间之布白,使点画与点画之间顾盼呼应,字与字之间随势而安,行与行之间递相映带,如是自能神完气畅,精妙和谐,产生“字里金生,行间玉润”的效果。布白的形式大体有三:一是纵有行横有列,二是:纵有行横无列(或横有行纵无列),三是纵无行,横无列,它们或有“镂金错采”的人工美,或具“芙蓉出水”的自然美。

     

    墨法

        【墨法】亦称“血法”。一曰:用墨之法。前人谓水墨者,字之血也。故临地作书时极为讲究。墨过淡则伤神彩,太浓则滞笔锋。必须做到“浓欲其活,谈欲其华。”宋姜夔《续书谱·用墨》云:“凡作楷,墨欲乾,然不可太燥。行、草则燥润相杂,以润取妍,以燥取险。墨浓则笔滞,燥则笔枯,亦不可知也。”清包世臣《艺舟双辑·述书下》云:“画法、字法,本于笔,成于墨,则墨法尤书艺一大关键已。笔实则墨沉,笔飘则墨浮。…… ”用墨作风,一方面往往因时因人而异。如北宋浓墨实用,南宋浓墨活用;刘墉喜用浓墨,梦楼专尚淡墨。另一方面,又常因书体风格、纸张性能的不同而有所区别。二曰:磨墨之法。宋苏易简《文房四谱·墨谱》云:“研墨如病,盖重其调匀而不泥也。”研墨要凉,凉则生光。墨不宜热,热则生沫。盖忌其研急而墨热。又李阳冰曰:“用者旋研,无今停久,久时尘埃相污,胶力隳亡。如此泥钝不任下笔矣。”元陈绎曾《翰林要诀·肉法》云:“磨墨之法,重按轻推,运行近折。”“凡磨墨不得用砚池水,令墨滞笔沍,须以水滴汲新水临时斟酌之”,“凡书不得自磨墨,令手颤、筋骨大强,是大忌也。”

     

    笔法

        【笔法】写字作画用笔的方法。中国书画主要都以线条表现,所用工具都是尖锋毛笔,要使书画的线条点画富有变化,必先讲究执笔,在运笔时掌握轻重、快慢、偏正。曲直等方法,称为“笔法”。唐张怀瓘道《玉堂禁经·用笔祛》云:大凡笔法,点画八体,备于“永”字。故元赵孟頫于《兰亭跋》中云:“盖结字因时相传,用笔千古不易。”

     

        运笔方法

      运笔是书法的根基,若不得其要领,则再怎么写也没用。所以书法以此为重。运笔的方法有三种:一是指运法,二是腕运法,三是肘运法.书法家张廷相曾说:“运笔之法有三:曰指,曰肘,曰腕;小字宜指,中字宜腕,大字宜肘,……

      指运法:

      指运法是运笔的其中一个持法,做法是将左手垫于右手之下。通称枕腕式。亦可放一重厚物于右手腕之下代替,而这样做,腕部就固定了,只剩下手掌手指部份可动,因此只能书写细短的笔画,适合用于小字。但若书写草书的小字时,也不适合使用枕腕式。因为此法较不灵活,写时会缺乏一股流动之气,无法表现其气概。总之,指运法书写时最稳且牢固,可作为练习运笔的第一步骤,由此而进步至提腕或悬腕,就较容易许多。因此,初学者当多加练习。

      腕运法:

      腕运法就是固定肘部,将腕部提起,一般通称提腕式。而此法将腕部提起,活动范围就较枕腕式大,可以书写较大的中字。但也不适合书写于大字,因为肘部仍着地,活动范围仍受限制。

      肘运法:

      肘运法是连肘部一起悬空,以肘部来运笔,一般通称悬腕式。而此法以肩膀为中心,腕肘均不放于案上,所以最为灵活,活动范围最大,挥洒自如,易于表现笔力。适用于大楷、行草等书体。总之,悬腕式是运笔的极致用法,如欲尽善尽美,此法非熟练不可,不然大字无法逞其雄势,行草不得其纵逸,各不得要领是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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