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春秋时期的济水祭祀规格是和华夏民族的人文始祖伏羲相并列的。《左传·僖公二十一年》：“任、宿、须句、颛臾，风姓也，实司太皞与有济之祀，以服事诸夏。”这四个诸侯小国都在济水流域东部，任国在今山东济宁，宿、须句东平湖东岸，颛臾在泗水附近。这四个小国共同负责掌管太皞伏羲氏和济水神的祭祀并朝贡中原，可见济水在古人心目中的崇高地位。 秦始皇称帝以后，在泰山大搞封禅活动，并重新颁布了天下名山大川的序次和祭祀的规格，济水名列四渎之首。 隋唐以后，济水逐渐衰微，尤其是济水下游，由于泥沙淤积，大多河段断流，但是济水的祭祀和加封规格却日渐提高。这种似乎不合逻辑的现象，自有其深厚的社会根源。隋唐时期是中国农耕经济发展的重要时期，“水是万物之源”的朴素意识在社会生活中日益加强，水神崇拜无论是官方还是民间都日渐盛行。官方的水神崇拜主要体现在祭祀礼制的进一步提高并列入国典。唐朝“四渎”仍为江、河、淮、济，又增加“四海”，即东海、南海、西海、北海。唐天宝六年封河渎为灵源公，济渎为清源公，江渎为广源公，淮渎为长源公。天宝十年又封东海为广德王，南海为广利王，西海为广润王，北海为广泽王。“四渎”“四海”分别按春、夏、秋、冬四季祭祀：立春在山东莱州祭东海神，在河南桐柏祭淮渎神；立夏在广州祭南海神，在成都祭江渎神；立秋在陕西大荔祭西海神和河渎神；立冬在河南济源祭济渎神和北海神。祭祀时朝廷还要派两京官员亲临现场。 济源的济渎庙就是在这样的社会背景下建立起来的。隋开皇十六年以济水之源命名政区名，设立济源县。唐代以后，济渎庙又有扩建，形成占地130亩的规模，一直保存至今。在朝廷日益隆重的祭祀活动影响下，济水流经的荥阳、原阳、菏泽等地也相继建起了济渎庙。 济水封号从唐玄宗封济水为“清源公”开始，历代有加。宋徽宗封为“清源忠护王”，元仁宗封为“清源善济王”。到了明代，朱元璋登基之后，为了显示皇权地位，悉数革去了历代帝王对天下岳渎镇海和忠臣烈士的封号（惟孔子封号未改），颁布《太祖改正岳渎神号诏》，重新对天下五岳、五镇、四海、四渎神号进行命名，四渎分别改名为：东渎大淮之神，南渎大江之神，西渎大河之神，北渎大济之神。至今在北京地坛仍可看到四渎神位仍为此名。 济渎庙在“四海”“四渎”水神祭祀中具有特殊地位，庙内的龙池和北海池是分别用来祭祀济水神和北海神的。济渎庙“身兼二职”的原因，是因为“四渎”均有庙宇，“四海”却是按方位加封的，当时为四海神建的庙宇只有东海庙和南海庙，分别在广东莱州和广州南海，而西海和北海只是泛指，没有具体地点，无法设立庙宇，于是把祭祀北海神和西海神的地点分别定在济渎庙和河渎庙。 清代是一个少数民族统治汉民族的朝代，在统治手段和策略上更加小心翼翼，千方百计利用一切可以利用的汉文化，巩固统治地位。对历代祭祀山水的典章制度，自然也要沿袭使用。清王朝规定，每遇太子继位、寿辰大典、离宫出巡、平暴治乱等等大事，都要派大臣前往各地祭告五岳四渎。据《济源县志》记载，康熙八岁登基，二十三年离宫出巡，二十七年封孝庄皇后为圣文皇后，三十六年“荡平漠北”，五十八年封孝惠皇后为圣章皇后，以及康熙五十、六十大寿，都曾颁诏并派使臣到济渎庙祭祀济渎神和北海神。 济水崇拜从本质上来说，是人类对大自然的一种诉求，祈求天无灾祸，风调雨顺，国泰民安，因此在官方和民间都很盛行，只是相对而言，官方的济水崇拜具有规范的礼仪程式，体现出封建制度的威严，而民间的济水崇拜则比较贴近生活，还体现出神话化和世俗化的特征。如《酉阳杂俎》中有一则颇具政治色彩的故事：南北朝时南燕有一位长白山人，名叫邵敬伯，收到一封信函，写信人自称是吴江使官，上司令他到济庙拜谒济水神并送去书函，听说敬伯前往济源，请代为送达。敬伯致济庙，入水府，豁然见宫殿宏丽，一九十老翁坐于精床，发函开书曰：“裕兴超灭”。果然就在这一年（410年），宋武帝刘裕灭掉了南燕慕容超政权。又如，济渎庙内有一碑记，记的是李货郎传书的神话故事：济源有个李货郎，常到云南做生意。有一年，云南大旱，李货郎告诉云南地方官，济水神有求必应，应该前去求雨。地方官为解百姓苦难，万里苦行来到济庙，当晚就睡在庙里，睡梦中见到济水神，求其前往云南降雨。济水神只说了一句“心诚则灵”就飘然而去。这位官员回到云南后，率众祈雨，果然甘霖普降，解除了旱情。地方官见济水神如此灵验，遂写信托李货郎捎给济水神，以表感谢。从此，云南一带每逢干旱，就托李货郎传书济水神，每每有求必应。李货郎因此成为云南贵客，生意也越做越好。 济水神的世俗化主要表现在民间对它的祈愿，最明显的表现是济渎庙寝宫里供奉的济渎神及其三位夫人的形象：正位上端坐的是三位娘娘，分别掌管水政、财政和家政，济渎神则在宫内东侧卧榻上熟睡。其中的寓意即宫门对联：“河神高枕农无患，黎庶安康民长歌。”体现的仍然是风调雨顺、国泰民安的美好祈愿。在济源百姓心目中，济水神除了有安澜去灾行云布雨的功力，还能赐福赐寿。如清《济源县志》记载：每年三月间，远近百姓都要到济渎庙进香求愿，并“多密带金银仙佛银娃金盒之类，乘人不见，抛于池中，谓之抛长生。” 明清时期济渎崇拜与祭祀达到高潮的另一个标志，是在与济水相关的北方地区，分布有数量众多的济渎庙。据相关记载，河南原阳、荥阳、新乡都有柘城、濮阳有“济渎池”。山东曹县、定陶地方志载有济渎庙，菏泽至今仍有保存完好的济渎庙。河北曲阳的“济渎岩”，元代称为“济渎神祠”。山西曲沃有“济渎祠”，黄帝庙原为济渎庙；孝义县、长治县有“济渎庙”，高平县有“济渎池”和二座“济渎庙”，凤台县有二座“济渎庙”，阳城县的成汤庙，“有二泉亢旱不竭，与济渎通”。这些为数众多的济渎庙，大部分并不在济水流域，说明济水崇拜已经成为一种文化信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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