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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源(1794—1857)，字默深，湖南邵阳人。父魏邦鲁作过江苏嘉定、吴江等地巡检。他少年时代，家道中落，所以自幼从母读书，母绩子读的生活陶养了他的性格。年15岁补县学生员，好读史，并对阳明学很感兴趣。17岁时因家贫，一边学习且一边开始授徒。19岁时曾就读于湖南岳麓书院。年20随父至北京，从胡墨庄习汉儒家法，又问宋儒之学于姚敬塘，学公羊学于刘逢禄，并与龚自珍等切磨古文辞。在京3年，他的学问大有长进，后归湖南长沙授徒讲学。 1822年，魏源中顺天乡试举人。自此放下教业，充当地方官的幕僚。1825年，江苏布政使贺长龄聘他编纂《皇朝经世文编》，首开清末编辑时务政论文编的风气。由此他开始留意经世济用之学，并立志以经世济用之学来拯救清王朝。然而，魏源在仕途上极为坎坷，屡试不第，只好长期充当幕僚，寄人篱下。1829年时魏源36岁，考进士又未中，捐了一个内阁中书舍人，因此有机会接触到内阁的重要文献资料，这为他后来撰写《圣武记》准备了丰富资料。他自己说：“内阁为典籍之藏，国朝掌故之海，乃留意一代典故之学”。 魏源自32岁时起在贺长龄处作幕僚，至52岁时止，整整20年的时间，长期在江南作幕僚，为江苏布政使贺长龄、两江总督兼江苏巡抚陶澍、两江制府陈公銮、林则徐、陆建瀛等筹划漕、河、盐、兵政，办理漕粮改海运，改革官盐弊政等事，同时以经世致用的治学精神撰写了《默觚》、《老子本义》、《孙子集注》、《庸易通义》、《筹漕篇》、《筹河篇》、《军储篇》等著作。同时他还为两江总督陶澍筹议海运、水利、盐政，撰有《筹鹾篇》。在这些著作中，魏源阐发了革新社会、改良吏治、改革教育与学术的主张，成为当时与龚自珍齐名的“通经致用”代表人物，世称龚魏。 道光二十一年(1841)，魏源参加两江总督裕谦幕府，在浙江参加抗英斗争。鸦片战争失败后，他深感清王朝政治无能和军事外交腐败，以为非更法图强不能救国保种，于是他将长期积累的资料撰成《圣武记》十四卷，以清初的武功激励人民振奋民族自尊心和自信心，抗英救国。不久，他又接受林则徐的委托，在《四洲志》的基础上，撰成《海国图志》。 《海国图志》共100卷，到1847年完成，首刻于扬州，1852年最后定稿重印于高邮。该书除记述各国地理、历史之外，还介绍了一些先进的军事和科学技术，明确提出“师夷之长技以制夷”的进步主张。这部书在清末成为了解西方文化、军事、地理、历史的重要著作，并作为我国第一部世界地理教科书用于学校。 道光二十五年 (1845)，魏源以52岁的年龄参加了会试，始考中进士。以后出任东台、兴化知县。在兴化县任内，他体察民情疾苦，“为民诸命”，有“拯饥拯溺之功”。咸丰元年(1851)。他出任高邮知州，在此改建书院，创设义学，注重发展地方教育事业。咸丰三年，他倡办团练，组织地方武装对抗太平军。但不久因“迟误驿报”太平军起义而被革职。晚年他弃官举家迁往兴化，从此专心著述，直至咸丰七年病卒。 魏源生于清朝晚期，社会动荡不安，国家政治腐败，国防废驰，西方帝国主义列强把侵略势力扩展到中国，鸦片战争打破了长期封闭的古国大门，中国处于内忧外患之中，危机四伏，清王朝行将灭亡之势不可逆转。在错综复杂的民族矛盾和阶级矛盾之中，作为地方阶级改良派的知识分子，他忧国忧民，企望以经世致用之学来改造学术，改良教育，首倡“师夷长技以制夷。”尽管他没有认识到清王朝腐败的根源是封建社会制度，也没有提出从根本上改革封建社会制度的主张，但是他以拯时救弊的抱负，提出了学习西方改革弊政的经世思想，这在当时也是难能可贵的。魏源是中国近代史上最早提出向西方学习以改革封建教育的第一人，是我国近代著名思想家。他一生著有《古微堂集》、《古微堂诗集》、《老子本义》、《孙子集注》、《书古微》、《诗古微》、《元史新编》、《圣武记》、《海国图志》等重要著作。他的“师夷长技以制夷”等思想对当时思想界震动很大。 《默觚》集中反映了魏源的修身论、认识论、天理论、人才观、历史观等思想。全书分为两篇，即学篇、治篇。《学篇》（1—14）阐述了为仁、为德、为善、忠孝以及谦虚、格物等修身内容和方法。他主张学习要用志不分、勤学好问、格出欲念、反情复性、循序渐进；还论证了天人合一、人定胜天、君师道一等观点。《治篇》(1—16)主要论述了他的人才观、历史观和为政思想等。提出了培养人才、任用人才、识别人才的方法。他将三代以上和三代以下的历史加以比较总结出了许多历史经验。还分析了教化、诤谏、立法、刑赏、卜筮等对治理国家的作用；强调了人才培养在国家治与乱、盛与衰中的重要影响。 本书主要思想有： （一）反对“生而知之”的观点，强调“行”对人的认识的重要性和人的后天实践作用。他认为人的认识是“及之而后知，履之而后艰，乌有不行而能知者乎？”“今人益于古人”，“身教亲于言教”。人们要了解事物，就必须亲自与它接触；反对从书本中寻找知识的治学方法。他举例说：看了五岳地图的人，以为了解了山，却不如上山打柴的人走一趟知道得更清楚。他还以“敏者与鲁者共学，敏不获而鲁反获之；敏者日鲁，鲁者日敏”的例子，说明不存在天生的聪明与天生的愚蠢的人。 （二）在修身方法上，他主张：(1)去掉自身的异端，“攻他人之异端，不如攻一身之异端”，“攻一身之异端”始而以道德战纷华，既而以中行绳过、不及，内御日强，外侮日退，则人我一矣，则自身之异端尽矣。”(2)要不断进取，勤于学习，以致“去禽而人，由常人而善人，而贤人，而圣人，而人道始尽。”(3)要智勇与德结合，“用智如水，水滥则溢；用勇如火，火烈而焚；故知勇有时而困，且有时自害”，只有君子的德行才能使它们“多而不溢，积而不焚”。(4)要逸乐勤劳，积善成德，居安思危，于治忧乱。(5)要经常反省自己，不自以为是。“物望不孚，德业不进者，无不由于自是而自大。”“作德之事千万端，皆从自反而起”，“能自反而心常畏，畏生谦，谦生虚，虚生受，而无一物不可容。”(6)要格物，“立德、立功、立言、立节”。“何谓大人之学格本末之物？曰：意之所构，一念一虑皆物焉；心之所构，四端五性皆物焉；身之所构，五事五伦皆物焉；家国天下之所构，万几百虑皆物焉。”（7）要遵循孝道，他说“人之为道也，敬天地之性而不敢亵，全天地之性而不敢亏。事亲如事天、事天如事亲”，“孝之外无学，孝之外无道”。 （三）在学习方法上，他认为：(1)学习要注意力集中，“溺心于邪，久必有鬼凭之；潜心于道，久必有神相之。”他说，这不是鬼神之力而是由于精诚之极。他还说“君子之于道也，始于一，韬于一，积于一，优游般乐于一。一生变，变生化，化生无穷。”“道以多歧亡羊，学以多方丧生。”(2)要反情复性，“凡不学之人，患莫甚货、色；学道之人，患莫甚好名，而皆起于我见。”所以，“君子之学，不主逆而主复。”他引用管子言学的话说：“止怒莫若诗，去忧莫若乐，节乐莫若礼，守礼莫若敬，守敬莫若静，外敬内静，能反其性，性将大定。”(3)学习不能急于求成，“政未熟而急求治，治必乱；化未熟而急变俗，俗必骇；虑未熟而急图功，功必阻；德未熟而急知名，名必辱。”(4)要虚心，勤学好问，“经天纬地之文，由勤学好问之文而入，文之外无学，文之外无教也。” （四）“学问之道”得来不费功夫的，必定很容易失去；只有经过自己艰苦卓绝的努力得到的，才能兢兢业业保持下去。他认为“圣人之道”不在豪放高远的虚幻理想中，而在枯槁寂寞的平常实践中。他主张“君师道一”，“三代以上，君师道一而礼乐为治法；三代以下，君师道二而礼乐为虚文。”他分析说：“礼乐”为“道之器”，“兵刑”为“道之断”，“食货”为“道之资”。“道”体现于每一件事中叫做“治”；把这些事情写进方略，使后世求道制事以它作依据，就叫“经”；将“经”放入成均、辟雍，由师氏、保氏、大乐正加以传授，这就叫“师儒”；“师儒”所教育的学生，由小学进入国学，由侯国贡给朝廷，就称做“士”，九年能通经的“士”，“以淑其身，以形为事业，则能以周易决疑，以洪范占变，以春秋断事，以礼、乐服制兴教化，以周官致太平，以禹贡行河，以三百五篇当谏书，以出使专对。” （五）魏源认为学问是无止境的，“有豢身之学，爵禄而止矣；有华身之学，謏闻而止矣；有以身济身之学，犹效邦国而止矣；有践形尽性之学，耄老不足，死生夭寿不可离，则未知所止矣。”因此，人们应该不懈地努力学习。 （六）教育要培养有真才实学且能明德亲民的人才，为国家服务。他批评后世培养人才，“专以无益之画饼，无用之雕虫，不识兵农礼乐工虞士师为何事；及一旦用之也，则又一人遍责以六官之职，或一岁而遍历四方民夷之风俗；举孔门四科所不兼，唐、虞九官所不摄者，而望之科举免册之人。始也桃李望其松柏，继也彩胜望其桃李；及事不治，则拊髀而叹天下之无才。”他认为“清谈玄虚之士不可以治民”，“足民治赋之才不可以语性命，此亲民而未明德者也”，“潜修养性之儒未可皆共事功，此明德而未能亲民者也。”“学道者宜各自知所短，用人者宜各因其所长；勿以师儒治郡国，勿以方面之材责师儒”。 （七）国家的治理有赖于贤才，“功莫大于成君德，而立政次之，故有内匡，有外匡”。不然，临大事才去求人才就很艰难了。对于人才要有合理的态度，他说：“人主与忠信道德之士处，若服兰芍然，久而不知其芳”，“专以才取人，必致取利口；专以德取人，必致取乡愿。”“天下小人不可尽诛，小人之有才者尤不能不用，但止可驱策于边疆而不可用于腹心密勿之地。”这就是说，在发展教育的同时，要储备人才，合理利用人才，不能浪费人才。 （八）国家的荒乱有六种；堂陛玩愒，政令丛琐，物力耗匮，人材嵬茶，谣俗浇酗，边场弛警。历代亡天下的祸患有七种：暴君、强藩、女主、外戚、宦寺、权奸、鄙夫。他把整个国家比为人的身体，“后元首，相股肱，诤臣喉舌”，“庶人鼻息”。认为国家要养成“忠厚之治”很重要的一步，即兴教化，“有教而无化，无以格顽；有化而无教，无以格愚。” 魏源的《默觚》有这么几个优点：(1)运用朴素的唯物主义认识论和朴素的辩证法对他的修身论、人才观等作了阐述。认为世间的事物是不断发展变化的、反对“天不变，道亦不变”的儒家传统观点。他以这种变化的观点解释社会历史，肯定了教育的发展和社会历史的进化，断言“后世之事”可以“胜于三代”。（2）他毫不留情地对清的教育腐败现象予以揭露，指出：把持朝政的大官僚“除富贵而外不知国计民生为何事，除私党而外不知人才为何物”，明哲保身，不重视人才的培养，贻害国家。(3)魏源反对“贵以袭贵，贱以袭贱”的做法，主张实行“量能而授之职”的用人原则，以便学校培养的人才能公平地为社会所用。(4)他把老子、墨子也称为圣人，“老子治天下亦何可得哉，墨子治天下亦何可得哉!柳下、伯夷、伊尹，方以内之圣也，老聃、墨翟，方以外之圣也。”他十分鄙视因循守旧的孔孟之徒，将这些人称为“庸儒”、“腐儒”；怒斥“庸儒读周孔之书，用以误天下。”“腐儒之无用亦同于异端”。对宋朝理学也进行了严厉的抨击，揭露“宋儒专言三代”。把理学斥之为“俗学”，认为理学教育“上不足制国用，外不足靖疆圉，下不足苏民困。”实际上没有用处。他把教育育人与治理国家紧密结合，要求培养真才实学、亲民明德的人才，反对空疏无用的教育。 魏源对教育的一些认识相当精辟，他的思想在当时思想界产生了很大影响。但是，魏源的教育思想和《默觚》这部论著也有不少缺点。比如，在他看来“无一息之变”的事物中，“不变者道而已”，认为社会要变却反对根本改变封建教育制度；他不相信鬼神，却又十分强调人才培养客观条件的作用，相信“才量受诸天，福量受诸天”，功名与运会“相值而成，亦才十之三而天命十之七。”在他的道德观中认为“君令臣必共，父命子必宗，夫唱妇必从”，“劳心者不劳力，尚武者不修文”等都是很消极的。该书对教育的论述显得比较零散；而且《治篇》偏重阐发他自己的人才观、历史观和为政思想等，对教育的直接论述笔墨不多。 魏源作为近代睁眼看世界的地主阶级知识分子，敢于反对传统的儒家教育思想，揭露时弊，提出了适合当时社会实际的教育主张，极见爱国主义情怀。 （别必亮 毕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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