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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8年5月，法国巴黎和其他地区爆发了一场接近革命规模的“五月风暴”，并且迅速波及到世界各地，成为有史以来第一个被电视台正式转播的城市暴动。尽管越战以后，年轻一代争取政治权利的乌托邦行动不在少数，但是随着60年代末嬉皮文化的彻底衰落，无政府主义之风似乎也变得谨小慎微起来，而1968年，正是使艺术风格再度演变为政治姿态的分水岭。 到了5月底，巴黎街头已经被各种自相矛盾又便于组合的海报和涂鸦挤得水泄不通，戴高乐不得不通过电视讲话重树权威，以确保五月风暴作为也仅作为一个历史瞬间的定格。革命结束了，犹如一场含混不清的瞬时对话，但它背后势必将要席卷整个世界的流行风潮还在负隅抵抗，而它们首先击中的，就是英格兰海峡对岸克罗伊登艺术学校里一群百无聊赖的学生。 这是一所完全让人摸不着头脑的艺术院校，坐落在战后英国的新商业大本营克罗伊登，学生都是“在某一方面小有突破或技艺成熟，拥有无限可能性，但前路却不甚明朗”的青年游魂。学校没有任何入学资格限制，相应的，即使修完所有课程，你也拿不到任何资格证书。这里是波西米亚疯子，同性恋社群，垮掉派，毒品贩子，摩登族和政治活跃分子后代的聚集地。此时朋克运动的主角，马尔科姆·麦克拉伦正混迹其中，如果硬要将其像罪犯一样打上标签，他的人生已经包括迷恋戈雅、在笔记本上写下“黑色是最激烈的颜色”、薇薇安·韦斯特伍德和一部胎死腹中的牛津街电影等基本要素，至于朋克，谁也想不到他会在这条路上走那么远。 
1971年11月，麦克拉伦和韦斯特伍德入驻了国王街430号，并在接下来的12年时间里维持着一种奇异的情侣关系：韦斯特伍德出生于北英格兰的工人家庭，在麦克拉伦前有过一任丈夫，并且育有一个儿子本·韦斯特伍德，她离家前往伦敦投奔弟弟，在弟弟的多人宿舍里结识了麦克拉伦。麦克拉伦算得上是犹太贵族后裔，族谱中唯一一位非犹太族人是他的父亲，而后者早在麦克拉伦出生18个月后就消失无踪，并且被强悍的外祖母彻底从家族历史中抹去。在遇见韦斯特伍德之前，麦克拉伦所有对女性的认知都来源于这位离经叛道的嬉皮士外祖母。 那时候，朋克诞生的诸多条件——音乐教材、先锋宣言、低俗小说，皆以具备，只剩下一处可以让韦斯特伍德和麦克拉伦创造朋克的的空白场所。 
国王街430号最初名为“世界尽头”，是一栋维多利亚晚期的四层建筑，它扩建过的一楼是一家形状怪异的小店铺，店铺中央竖着一根铁柱子支撑着天花板，整个房间只有一扇前窗能射进阳光。在经历过游艇代理处、摩托车店等颠沛的命运后，1967年冬天，商人迈克尔·雷尼终于为此地注入了一点时髦的气息——它变成了一家名为“随你（Hang on You）”的服装店，不过，真正将时装概念发挥到极致的却是它的下一任主人特雷弗·米尔斯和汤米·罗伯茨，他们买下了430号，并用一部地下电影的名字做店名——“自由先生”。他们设计自己的服装：闪电贴花、火箭图样的长T恤裙，米奇T恤，要知道，当时的人们完全没有别的潮流可以追，“自由先生”就像是给伦敦服装界扔下了一颗炸弹。 
这里对于韦斯特伍德和麦克拉伦来说颇有一份“应许之地”的意味，甚至无需过多的装修工作，“让它摇滚（Let It Rock）”就开张了，他们贩卖各种自制和非自制的服饰，并且很快就引起了战后媒体一代的注意，“朋克教父”和“朋克教母”正式踏入了时尚圈。然而，他们的分歧在最初就已十分明显，尽管出生于正统的犹太家庭，麦克拉伦对资本主义却十分厌恶，他在店铺生意好时会亲自买蛋糕和礼物送给客人，并且将店铺内部装扮成与其说一家服装店不如说一个地下摇滚大本营：比利·弗里的海报，各种激进的社会主义期刊和黄色杂志。 摇滚乐50年代从美国传入英国，英国人对这种不知所云的嚎叫完全无从抵抗，只能用大量的消费来吸收它们。事实上1957年或者1958年那时候，英国BBC根本不放摇滚乐，简直就像是在蓄意谋划，阻止人们知道这种音乐形式，这也成为《海盗电台》等矫情过了头但还是让乐迷们血脉喷张的摇滚电影的时代背景。许多摇滚明星在美国度过鼎盛期之后，又在英国再次体验了一把偶像的滋味。摇滚点燃的不仅是英国青年的激情，也催促他们早日从大英帝国的旧梦中苏醒过来——即便英国赢了二战，还是不可挽回的失去了王位。于是在这场封神仪式中，以“让它摇滚”为代表的商店成了神庙。 时至今日，说到“性手枪”，仍有很多人认为那就是马尔科姆·麦克拉伦一手缔造的神话，把几个一无是处的废物捧成了国际巨星。像披头士和滚石乐队一样，性手枪大红大紫之前，颇经历了一段颠沛流离的日子，在甚至租不起排练室的情况下，他们所有的音乐设备都是顶尖的——史蒂夫·琼斯为乐队带去了“我们喜欢谁就偷谁”的优良传统，所以把这些器材加起来，差不多就组成了那个时代青少年的偶像目录。 
比起同时期的华丽摇滚纽约娃娃，雷蒙斯，还有已经在专业音乐杂志上发表对兰波见解的帕蒂·史密斯，性手枪的音乐旋律普遍不算动听，歌词也未必算得上有深度，但出名却是早晚的事儿。几乎所有在早期见过性手枪的人都不可避免的提及他们表现出的那种“憎恶”，无论是史蒂夫·琼斯，保罗·库克，还是后来的约翰·莱顿和席德·维瑟斯，他们对于演出这件事都多少有些不屑一顾，甚至厌烦。然而正是这种情绪，这种流氓态度，迷倒了一个时代。 与此同时，韦斯特伍德也在服装的道路上另辟蹊径，“让它摇滚”数易其名，从“生则太快，死则太早”到“性”，店铺贩卖的橡胶T恤和情色装扮成为国王路上的鲜艳旗帜，模特乔丹穿着大胆剪裁的T恤和网袜坐地铁上下班，任凭那些西装革履的中年男人摊开报纸铺在腿上。韦斯特伍德直到今天仍然被标榜为令英国女王头疼的另类服饰之母，日本摇滚动漫《NANA》的作者矢泽爱就是铁杆土星迷，所有人物的服装饰品都以Vivienne Westwood为原型，男主之一本城莲的人物形象更是直接来源于性手枪成员席德·维瑟斯——一样的南京锁，一样的冲天直发（据说席德本人为了让头发竖起来，曾经倒立着把头装进烤箱），一样的从小众乐队被挖墙脚（席德最初的乐队名为浪漫之花，他和性手枪的约翰·莱顿是死党；而NANA中本城莲则是从老家的BLAST被挖到东京的Trapnest）至于大崎娜娜的形象则可以看做是对Nancy的再创作。 
说到席德·维瑟斯，电影《席德与南茜》很多人看过，他是货真价实的朋克，“减少一半寿命，发出两倍光”。除此之外，所有与朋克一代有关的名字，可以说都只是极其出色的演员。我们很难想象70年代如果没有席德·维瑟斯和他的死，人们还能从何种事件中拾捡拼凑自己的灵魂。 
马尔科姆·麦克拉伦日后接受采访时说：“南茜来到我店里的时候，我和薇薇安的感觉就是，战争狂人博士把这个可怕的空难专门给我们送到英国来了，专门送到我们的店里来了。我对性手枪乐队的所有人说，这不是什么好兆头。我想尽一切可能把她赶走，下毒，绑架，或者把她用船运回纽约。”可以想象，一个美艳的女毒品贩子，瘾君子，彻头彻尾的贱人，对于当时已经乱成一团的“性手枪”来说，无疑就是一根让事情变得更糟的搅屎棍子，更何况她来伦敦的身份就是“一心想要跟性手枪的成员（随便哪个）上床的骨肉皮（果儿）”。 
人们为烂牙（约翰·莱顿）欢呼，但是只会扔给席德·维瑟斯毒品，这毒瘾正是南茜带给席德的。性手枪大部分演出时，席德的贝斯都没插电，他翻唱的《My Way》真可以说是20世纪最搞笑的歌曲。然而正是这个伦敦郊区流氓，成了朋克历史上不可取代的旗帜。席德讨厌所有事情，除了南茜和毒品。最后南茜被捅死在酒店，而席德正睡在一旁，连南茜的母亲都不相信席德会杀死她。马尔科姆为席德交了保释金，但是不久后席德还是死于吸毒过量，南茜的死因也成了摇滚历史上的又一谜团。 这是一段垃圾堆里生长出的爱情，用畸形、变态或者完美来形容它都不 过分。席德和南茜不是罗密欧和朱丽叶，他们是暴虐狂加精神分裂症的绝佳组合，在那个时代里他们满腔愤怒，但是竟然找不到任何父辈或者社会阻力可以用以反抗——根本就没人有功夫管他们。两条社会最底层的爬虫凑在一起，日复一日的注射毒品，做爱，卑贱地活到死。席德在给南茜母亲的一封信中写道：“我们一直知道我们将死在同样的地方，我们希望死在彼此的怀抱里，每当想到这些我就忍不住要哭，我向她发过誓，如果她出了意外我也不活了，她也发了同样的誓，这是我对我的爱的最后的承诺。”席德和南茜离世时分别是22岁和20岁。 等到1994年，科特·柯本写下“与其苟延残喘，不如从容燃烧（It’s better to burn out than to fade away）”，如愿加入27俱乐部，留下曾被他描述为“我觉得她没什么特别吸引我的，就是很像南茜”的科特尼·洛芙，人们不禁感到被抽走的一块时光有卷土重来之意。 
至于马尔科姆·麦克拉伦和薇薇安·韦斯特伍德，在合作完成1982/1983年春夏系列的“布法罗女郎（Buffalo Girls）”之后就已分道扬镳，前者批评后者已经丧失了街头服饰的美感，后者则表示“性”所有的朋克服饰创意都是自己一手包办。他们在各自的传记和采访中都毫不吝啬对彼此恶语相加，直到2010年马尔科姆离世，韦斯特伍德才给出自己的最终评价：“他是一个非常有魅力、特别和才华横溢的人。” 
文／宗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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