澶渊之盟后辽朝社会与文化的若干变化

文化龙乡 2015-04-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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澶渊之盟后辽朝社会与文化的若干变化

关树东

辽朝社会大致经历三次较明显的变化。第一次变化始于会同元年（938年）燕云十六州的并入，经济、社会构成的变化促使契丹族加快了封建化步伐，辽朝建立了中央集权、胡汉分治的政治体制。第二次变化始于澶渊之盟（1004-1005年），辽朝结束了与中原政权长达数十年的战争状态，双方的经济文化交流不断深入，辽境农耕地区和草原地区的经济文化都有较大发展，并加大了经略西北、西南、东北边疆民族地区的力度，促进了各民族的交流与融合。第三次变化始于大康年间（1075-1084年），耶律乙辛诬害道宗皇后和太子，擅权恣肆。自此，辽朝统治集团内部矛盾激化，政治腐败，经济衰落，阶级矛盾民族矛盾日趋尖锐。本文试就澶渊之盟后辽朝社会构成与社会文化的若干变化略陈管见。限于学识及史料的匮乏，所论难免是肤浅甚至错误的恳请同仁指正。

一、阶级关系和社会构成的变化

建国前契丹族尚未完全进入阶级社会。随着大量各族战俘的迁入，特别是征服渤海国和获得幽云汉地后，契丹族很快完成了向封建社会的过渡。但辽朝社会始终存在大量的贱民奴隶。官奴主要是宫户奴隶，私奴称驱口[1]。从辽初至圣宗时期，屡见将生口、俘户、宫户、叛户分赐贵族、群臣、将校的记载。奴隶的来源包括战俘、债务奴、犯罪籍没、依仗权势抑良为奴等，而以建国后开疆拓土所得的战俘奴隶最多。

出于发展封建经济、增加财政收入、征调兵徭的需要圣宗初期即见抑制奴隶制因素的记载。《辽史》卷一一统和四年（宋太宗雍熙三年）986年，四月壬戌载，辽军“围固安城统军使颇德先登，城遂破，大纵俘获。居民先被俘者，命以官物赎之”。这是说城破以前被辽军将士俘获的居民，用官物赎还为民。统和七年二月，“诏南征所俘有亲属分隶诸帐者，给官钱赎之，使相从。”[2]用官钱向诸族帐赎奴，可能变私奴为官奴，更有可能是释奴为良，让他们承担国家的赋役。实际上，自辽初起，并非将战俘一律变为奴隶。在那些用战俘建置的州县，战俘就不是奴隶。统和十三年四月，“诏诸道民户，穆宗，应历以来胁从为部曲者，仍籍州县。”[3]部曲是地主贵族的依附民，或即处于奴隶地位。被胁从为部曲，是豪强兼并的结果。澶渊之盟切断了辽朝掳掠人口的主要来源，是对奴隶制因素的极大抑制。战后，不少被掠的汉人得以归乡。宋真宗景德二年（1005）二月，诏“没蕃汉口归业者，均给资粮”。[4]次年又“诏河北诸州民陷契丹而归者旧住庄产勿限编敕年岁并给之”。[5]据河东安抚司大中祥符七年1014的报告“北界自景德二年后汉口被掠自归者千六百二十五人。”[6]澶渊之盟后在对外战争中仍见将俘虏抑为奴隶的情况如统和二十八年征伐高丽后次年二月将“所俘高丽人分置诸陵庙余赐内戚、大臣”。[7]但对国内抑良为贱的现象则继续予以制止。开泰元年1012十二月诏令“诸道水灾饥民质男女者起来年正月日计佣钱十文价折佣尽遣还其家。”[8]这实际是用雇佣劳动取消债务奴隶。开泰八年南京一带发生灾荒同知南京留守杨佶就采取这种计佣赎身的办法解放了不少卖身为奴的人[9]。

在封建观念的影响下有的人主动放奴。宋朝名臣田况之父景德中由辽境南归“始契丹寇澶州略得数百人以属况父延昭。延昭哀之悉纵去因自脱归中国。”[10]有的官奴婢被赎出去组成新的家庭。如涿州新城县人李家兴“以钱二十千赎得南界掠来妇人阿杜为妻”。[11]法律的调整也减少了罪奴的数量。如辽朝一向“蕃人殴汉人死者偿以牛马汉人则斩之仍没其亲属为奴婢”圣宗母承天太后始“一以汉法论”即一律依据律令裁决。[12]太平七年1027“诏诸帐院庶孽并从其母论贵贱。”[13]次年“诏庶孽虽已为良不得预世选”又“诏两国舅及南北王府乃国之贵族贱庶不得任本部官”。[14]庶孽即妾之子。以上规定显然是出于维护封建等级制度的目的但却反映了现实生活中婢生子转良现象的普遍存在。兴宗重熙十五年1046年“禁契丹以奴婢鬻与汉人”。[15]契丹人既不能与汉人进行奴隶贸易当他们需要钱时就可能听驱口赎身。

辽圣宗时部分奴隶被编置成国家直属的部落成为国家编户。如稍瓦部、曷术部部民本是“诸宫及横帐大族奴隶”国家取之置石烈分别从事狩猎和冶铁业。圣宗“以户口蕃息置部”。[16]从奴隶到编户平民不仅提高了他们的劳动积极性也使国家获得封建赋役的承担者。原来隶于诸宫卫的各族宫分人圣宗时也有不少从宫卫中划出来编为直属国家的部落或州县。圣宗三十四部中撒里葛部、窈爪部、耨盌爪部、讹仆括部、奥衍女真部等十九部“皆俘获诸国之民初隶诸宫户口蕃息置部。”脱离宫卫后诸部分隶南、北宰相府镇戍边疆[17]。上京定霸县、保和县、宣化县都是圣宗统和八年“以诸宫提辖司人户置”[18]统和八年以诸宫提辖司人户所置州县还有仪坤州来远县[19]、显州属辽西州长庆县[20]、川州弘理县[21]。开泰初所建信州及二属县析平州提辖司人户并他县人户置[22]来州属隰州“圣宗括帐户迁信州大雪不能进建城于此置焉。”[23]帐户即宫帐户、宫分户有契丹等游牧民也有汉、渤海族等定居农耕民。提辖司亦称制置司乃提辖制置司的简称是设在府州、管理各地汉、渤海人宫分户的机构。[24]

《地理志》所记其他州县想必还有以宫分人建置而漏记者。《辽史》卷15《圣宗本纪六》开泰二年四月记载“以韩斌所括赡国、挞鲁河、奉、豪等州户二万五千四百有奇置长霸、兴仁、保和等十县。”

豪州为头下州奉州或为头下州丰州之异写而赡国、挞鲁河人户很可能就是宫分人。如果《本纪》保和县的记载纪年无误的话此推理便能成立。以宫分户编置的州县或者隶属宫卫或者直隶朝廷。隶属宫卫州县的编户不是宫分人。宫卫属于内府、内库皇室是其所有者。控制宫卫的极度膨胀对国家经济发展、健全财政、赋役制度都是有利的。

贵族的头下军州圣宗以后不少被国家收归国有成为宫卫州县或直属朝廷的州县。头下军州“皆诸王、外戚、大臣及诸部从征俘掠或置生口各团结建州县以居之”“加以私奴置”[25]本身就是辽朝抑制奴隶制的产物。俘户、私奴编入头下军州其身份与驱口贱奴不同是为转户类似客户。[26]头下军州户的赋税在头下主与国家之间分配他们对头下主保留较强的依附关系。圣宗以前或因犯罪籍没或因绝嗣头下军州也有收归国有的。圣宗以后随着封建经济的发展以及中央集权的加强国家强化了对头下军州的控制除少数以公主媵臣户建立的头下军州外不再见新的头下军州建立原有的也不少收归国有。[27]

自辽太宗“籍五京户丁”以来直到圣宗时期方见统计户口的记载。一次是统和九年“通括户口”一次是统和十五年“通括宫分人户”。统和二十一年又见“通括南院部民”。[28]户口统计工作与上述州县、部落的建置沿革不无关系。这是辽朝经济社会发展的必然结果。它肇始于统和前期而于澶渊之盟后继续进行并得以巩固。圣宗时期奴隶的法律地位也有所提高。原先奴隶主可以任意杀害奴隶统和二十四年规定“奴婢犯罪至死听送有司其主无得擅杀”。

[29]公主、贵族擅杀奴隶也要论罪。圣宗开泰六年公主赛哥杀害一名婢女公主、驸马受到降爵削职的处分[30]兴宗重熙年间契丹贵族耶律袅履擅杀他人婢女有司拟以大辟论因其善画讨得兴宗的欢心被免死流于边地。[31]对奴隶的刑罚也有所减轻。兴宗重熙二年规定奴婢犯逃或盗窃主家财物“主无得擅黥其面”只能刺臂部、颈部。

这和同时颁布的在全国废除鲸面的法令是一致的[32]。原来规定只有主人犯谋反大逆等死刑罪时奴隶才能告发官府道宗清宁四年掌内藏库官员赃满两贯就允许奴隶告官[33]。封建经济文化的发展政治法律制度的完善是抑制奴隶制因素、提高奴隶法律地位的根本原因。

阶级关系、社会构成的变化、民族融合的加快出现统一官制、整齐风俗的呼声并需作相应的法律调整。辽初基本是“因俗而治”“以国制治契丹以汉制待汉人” [34]“定治契丹及诸夷之法汉人则断以唐律令。”因而“同罪异论者盖多” [35]。圣宗太平七年七月诏更定法令要求“《制条》中有遗缺及轻重失中者其条上之议增改焉”[36]。兴宗重熙五年四月颁行太平七年以来新定《条制》[37]。重熙二十年再诏更定《条制》[38]。道宗咸雍六年1070“帝以契丹、汉人风俗不同国法不可异施”命令更定《条制》“凡合于律令者具载之其不合者别存之。”大康、大安间续有增订[39]。道宗清宁三年1057帝以“君臣同志,华夷同风”诗进呈皇太

后[40]。这种政治理念的出现尽管与现实存在一定的距离但确是辽朝政治、经济、文化发展的必然反映了民族融合的趋势是社会进步的表现。早在兴宗重熙七年萧孝忠任东京留守时奏请取消渤海人击鞠的禁令认为“天子以四海为家何分彼此”五年以后他入朝任北院枢密使又奏请“一国二枢密风俗所以不同。若并为一天下幸甚。”[41]圣宗以来的法律改革基本沿着糅合番、汉法律的道路进行反映了社会生产生活的深刻变化。但道宗过于偏向汉制对契丹等族的传统法律、习惯扬弃过甚加之吏治腐败社会矛盾错综复杂法律改革以失败告终。史载“条约既繁典者不能遍习愚民莫知所避犯法者众吏得因缘为奸”大安五年复行重熙旧法[42]。

总之澶渊之盟后历史发展的事实说明和盟对辽宋双方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的发展都具有重要的影响尤其是对发展相对落后的契丹族和幽云以北地区来说积极意义十分明显。实际上自辽太宗入侵中原遭受重创以来契丹社会上下都已厌苦得不偿失、无休无止的南侵战争。辽穆宗实行休养生息遂致“户口丰殖”“年谷屡稔”南大王耶律挞烈、北大王耶律屋质终成“富民大王”。[43]辽景宗在位时继续实行睦宋政策保宁六年宋太祖开宝七年974年涿州刺史耶律琮致书宋雄州守臣希望双方修好得到积极响应。[44]萧太后953-1009年自幼目睹应历951-968年以来和平环境下社会经济的繁荣亲历乾亨979-982年以来辽宋交恶对辽朝社会经济的破坏。

当意外虏获宋真宗的藩邸亲信、宋将王继忠后王继忠又晓陈和战利害并表示愿意为辽宋和好上书宋真宗。[45]萧太后遂决意大举南下以兵逼和期望一劳永逸尽快结束辽宋敌对状态签订和盟在她有生之年为她的子孙后代创造一个和平有利的发展空间。[46]

二文教昌兴与礼法观念在契丹人中的推广

澶渊之盟前辽朝大量吸纳中原官僚儒士进入统治机构。占领燕云地区后在积极使用该地区汉族文人的同时仍重视从晋、周、宋统治区引进人才。统和七年“宋进士十七人挈家来归命有司考其中第者补国学官余授县主簿、尉。”[47]统和十二年十一月“官宋俘卫德升等六人”并“诏诸部所俘宋人有官吏儒生抱器能者”具以名闻。同时“诏郡邑贡明经、茂才异等”。[48]

由于征战不已实无暇顾及发展文化教育培养自己的人才。而发展较落后的契丹统治阶级对文教事业的认识也是有限的。到景宗、圣宗统治时期封建化的发展奠定了文教事业进步的基础。澶渊之盟关闭了吸收中原儒士官僚的大门为培育人才辽朝重视发展教育文化进一步推行科举制。与宋朝的经济文化往来也开阔了辽朝人的眼界。契丹人的整体文化素养显著提高儒家礼法观占居主导地位。这无疑是辽朝社会的重大变化。

《辽史》卷103《文学列传上》的赞论说“统和、重熙之间务修文治”。这当然是和平环境下的政策取向。统和九年枢密使室昉、翰林学士承旨邢抱朴等进呈所修本朝《实录》[49]。圣宗在位末期命令更定法令。兴宗重熙中命臣僚编撰契丹建国前事迹及诸帝《实录》又以“礼书未作无以示后世”编修《礼典》颁行新订的《律令条制》并“诏译诸书”。兴宗时还有修国史的计划但晚到道宗大康中始置局编修。[50]汉儒给辽道宗讲解《论语》避讳“夷狄之有君”句道宗

说“上世獯鬻、猃狁荡无礼法故谓之夷。吾修文物彬彬不异中华何嫌之有”[51]道宗时期在圣宗、兴宗的基础上辽朝接受汉文化的程度、封建礼法制度的完善程度确实达到很高的水准。大康七年《义丰县卧如院碑记》有云“伏维今皇帝璿衡御极玉斗乘时。程文选入彀之英恤孤颁省刑之诏。礼乐交举车书混同。行大圣之遗风锺兴宗之正体。” [52]就是将辽朝兴举礼乐作为圣宗、兴宗以来的遗风、正体。澶渊之盟后的第三年辽朝在上京以南、奚王故居“拟神都之制”建中京大定府。李锡厚先生指出中京是辽朝汉化逐步加深过程中兴建的一座完全汉化的都城。[53]

创办学校、增加科举取士的人数是文化教育昌兴的重要标志。辽初已在上京设置国子监。幽云地区的州县学校多废于战火辽早期自然难以兴复。现传世有统和以前重修寺庙、经幢的石刻若干通独不见兴修学校的记载[54]。燕京建有太学圣宗统和十三年995年“以南京太学生员浸广特赐水硙庄一区”。[55]澶渊之盟后学校间有兴建。

开泰元年归州上言“居民本新罗所迁未习文字请设学以教之”诏允所请[56]。但学校教育的普遍化似在道宗时期。清宁元年十二月“诏设学养士颁《五经》传疏置博士、助教各一员。”[57]中京国子监、应州、滦州、高州、良乡县、新城县、玉田县等州县的学校都是道宗以后创办的。[58]医巫闾山、南山、太宁山等处似建有书院供有志的读书人在此研习学问见下文。但是朝野上下、黎民百姓对“阐扬儒教辅助国风”[59]的孔庙、学校的建设热情显然远逊于对

寺院的热情。辽朝文教事业远不及宋后来的金也大大超过了它。佞佛与契丹人的游牧生产生活方式是文教发展的两个重要不利因素。

汉族文人儒士入辽后大多见用入仕之外读书、作文、赋诗仍是他们的立身之本。澶渊之盟后随着统治者对文教事业的倡导汉人中崇儒尚学之风逐渐形成。宦官王继恩统和间南征被俘时不足十岁后“通书及辽语??市书至万卷载以自随诵读不倦”[60]。涿州人王鼎“幼好学居太宁山数年博通经史。时马唐俊有文名幽、蓟间适上巳与同志祓禊水滨酌酒赋诗。鼎偶造席唐俊见鼎朴野置下坐。欲以诗困之先出所作索赋鼎援笔立成。唐俊惊其敏妙因与定

交。清宁五年擢进士第。”这说明兴宗时期幽蓟地区存在诗文友社之类的组织。

辽太宗获取幽云地区后为笼络士人延揽人才曾开科取士。后来科举兴废无常。圣宗统和八年诏开贡举自此到圣宗末年大抵每年开科一次。兴宗以后效宋制每三年一试。进士的录取人数在澶渊之盟后明显增加。据研究辽代“其初放进士每次仅一、二人或三、四人直至辽圣宗统和末年不过二十余人其后逐渐增多辽兴宗时达五六十人至道宗时增至一百数十人。增多的原因主要是辽圣宗统和二十三年1005辽宋缔结澶渊之盟以后南北交欢友好相处政治比较安定辽朝社会经济有所发展朝野都趋向于文化教育的提高重视科举应举者多所以录取也逐渐增多。”[61]太平五年秋冬圣宗驻跸南京十一月召见进士七十二人据其赋诗工拙分别授予太子校书郎和崇文馆校书郎之职[62]。太平九年十一月皇城进士张人纪、赵睦等二十二人入朝试以诗赋皆赐第[63]。朝廷对进士的优待激励汉、渤海族官僚、地主乃至一般平民子弟读书求取功名。兴宗以后进士成为南面官的清选中高级官员中进士出身者的比例大大提高。风气所至那些号称豪门大族一向靠祖荫入仕的子弟也纷纷加入科考行列。有的契丹人也以金榜题名为人生的理想和荣耀见下文。这对社会文化教育事业的发展是有一定积极意义的。

辽朝号称“以用武立国”[64],前期庶事草创国家致力于拓展疆域契丹贵族、平民多在马背上征战四方“弋猎为务戈矛是功”[65]文事多交由汉人处理。契丹贵族中虽也有若干好学能文者如太祖长子耶律倍、耶律隆先父子、六院皇族耶律羽之、耶律突吕不但实属个别。且前三人都曾多年在渤海国旧地任职耶律倍娶渤海贵族大氏、高氏女耶律隆先之母就是大氏他们的文化修养应深受汉化程度较高的渤海人的熏陶[66]。契丹人逐水草而居以鞍马为家这种生活方式似也不利于文化教育的传承。但是随着契丹社会文明程度的提高以及实行偃武修文政策契丹人的文化教育有了较大的进步。统和之后关于契丹人好学能诗文的记载颇多有的成为文人雅士并有文集传世。

圣宗、兴宗、道宗皇帝都有较高的汉文化修养。宋真宗大中祥符元年辽圣宗统和二十六年1008年宋使路振出使辽朝报告说“番、汉官子孙有秀茂者必令学中国书篆习读经史。自与朝廷通好以来岁选人才尤异、聪敏知文史者以备南使故中朝声教皆略知梗概。”[67]辽朝派往宋朝的贺正使、生辰使以及迎送宋使的伴使既有汉人也有契丹人他们都要具备一定的文史知识。更重要的是国家提倡文治礼法治国要求各族各级官员具备基本的文化修养。如太平七年十一月诸亲王“匡义军节度使中山郡王查葛、保宁军节度使长沙郡王谢家奴、广德军节度使乐安郡王遂哥奏各将之官乞选伴读书史。

从之”。[68]可能就在不久遂有“诸王文学馆”之设置诸王教授、伴读[69]。

在这种政策和环境的影响下契丹人中喜好读书的风气遂逐渐形成。国舅帐萧劳古“善属文为圣宗诗友”其子萧朴“博学多智”。[70]六院部人耶律谷欲工文章与兴宗结为诗友。涅剌部人萧韩家奴“少好学弱冠入南山读书博览经史通辽、汉文字”兴宗“以卿文学为时大儒”授予翰林都林牙兼修国史之职组织编修《实录》、《礼典》翻译汉籍并有《六义集》十二卷行于世[71]。重熙初始补牌印郎君的耶律庶成“幼好学书过目不忘。善辽、汉文字于诗尤工??有诗文行于世。”他还参与编撰《实录》、《礼典》修定律令。

耶律庶成侄蒲鲁“幼聪悟好学甫七岁能诵契丹大字。习汉文未十年博通经籍。重熙中举进士第。”由于法令不允许契丹人应举他的愿望自然无法实现[72]。重熙中始补寝殿小底的著帐郎君之后耶律良“生于乾州读书医巫闾山。学既博将入南山肆业友人止之曰‘尔无仆御驱弛千里纵闻见过人年亦垂暮。今若即仕已有余地。’良曰‘穷通命也非尔所知。’不听留数年而归。”道宗清宁中时任知制诰的耶律良奏请编御制诗文题名《清宁集》而道宗亦命名耶律良诗集为《庆会集》[73]。有的契丹人文武双全戎马倥偬间创作了不少作品如萧柳、萧孝穆等都曾有诗文集传世[74]。

女性耶律常哥“能诗文”“读《通历》见前人得失历能品藻”道宗咸雍间曾作文以述时政[75]。圣宗外甥女、秦晋国王妃“博览经史聚书数千卷。能于文词其歌诗赋咏落笔则传诵朝野脍炙人口。性不好音律不修容饰颇习骑射尝在猎围料其能中则发发即应玄而倒。雅善飞白尤工丹青所居屏扇多其笔也。轻财重义延纳群彦。士之寒素者赈给之士之才俊者升荐之。故内外显僚多出其门。座客常满日无虚席。每商榷今古谈论兴亡??撰《见志集》若干卷行于世。”[76]

澶渊之盟后通过榷场贸易或其他途径中原文献源源不断流入辽朝成为契、汉读书人的珍藏。如宋陕州逸士魏野工诗“契丹使者尝言本国得其《草堂集》半帙愿求全部诏与之。”[77]辽道宗时使辽的宋使苏辙反映“本朝印本文字多已流传在彼”“贩入虏中其利十倍”[78]

澶渊之盟后辽朝文教昌兴的标志性事件是房山白带山、涿鹿山云居寺石经的续刻。辽末天庆八年《大辽涿州涿鹿山云居寺续秘藏石经塔记》载自隋朝沙门静琬刻经以来门人“师资相踵五代按谓师承五世造经亦未满师愿。至大辽留公法师奏闻圣宗皇帝赐普度坛利钱续而又造。次兴宗皇帝赐钱又造。相国杨公遵勖、梁公颖奏闻道宗皇帝赐钱造经四十七帙。通前上石共计一百八十七帙。”至大安十年又有通理大师倡议开坛放戒化缘刻经四十四帙。而据道宗清宁四年《涿州白带山云居寺东峰续镌成四大部经记》所载辽朝续刻始于太平七年涿州刺史韩绍芳有感于“自唐以降不闻继造。佛之言教将见其废”奏请朝廷圣宗“乃委故瑜伽大师法讳可元提点镌修。勘讹刊谬补缺续新”。出土于今辽宁省朝阳市的辽天庆六年《灵感寺释迦佛舍利塔碑铭》对辽朝佛教盛行的解释是“皇朝定天下以武守天下以文。太平既久而人心向善故此教所以盛宏。凡民间建立佛寺靡弗如意。今此塔自太平九年柳城人梁氏之所建也”[79]可见圣宗太平年间续修石经实得益于澶渊之盟后偃武修文政策。

随着汉人、渤海人的大量进入草原以及渤海国、幽云汉地的并入契丹、奚族与汉族、渤海族的交往日益广泛。澶渊之盟后辽宋双方也保持着友好往来促进了辽朝各族人民对中原文化的学习。契丹、奚等族人民不断吸收汉族的先进文化汉族也受到契丹文化的深刻影响呈现民族融合的趋势。这突出地表现在道德观念、宗教信仰、丧葬、服饰、游戏、岁时礼俗中[80]。汉语成为辽境内各族人民彼此交流的通用语言。如东北接近女真的黄龙府诸族混居“凡聚会处诸国人语言不能通晓则各以汉语为证方能辨之。”[81]各民族既然交错杂居彼此通婚早已有之但统治者人为制造民族隔阂禁止民族通婚。辽兴宗时在汉官韩绍方等的建议下放宽了对民族通婚的限制[82]。

尽管“辽居北方风化视中土为疏”[83]但封建礼法既为统治者所倡导如圣宗太平年间“时太平日久帝留心翰墨始画谱牒以别嫡庶”[84]封建礼法在契丹人中的影响不断增大。圣宗太平年间始仕的楮特部人萧德“笃学好礼法”重熙中兴宗嘱燕赵国王傅萧惟信“以道规诲使知君父之义”惟信遵命“辅导以礼”[85]。重熙中补护卫的宫分人萧乌野“性孝悌尚礼法雅为乡党所称。”道宗清宁中为护卫太保的国舅帐萧韩家奴“动循礼法”。[86]公主之女、耶律奴妻萧意辛“事亲睦族以萧谨闻。尝与娣姒会争言厌魅以取夫宠。意辛曰‘厌魅不若礼法。’众问其故意辛曰‘修己以洁奉长以敬事夫以柔抚下以宽毋使君子见其轻易此之为礼法自然取重于夫。以厌魅获胜独不愧于心乎’闻者大惭。”道宗太子被诬害耶律奴受牵连举家遭籍没流放边地。道宗因意辛为公主之女让她与耶律奴绝婚意辛辞以“夫妇之义生死以之??背纲常之道于禽兽何异”她所遵循的完全是一套儒家伦理[87]。契丹人信奉儒家礼法也反映在他们的汉语名字中。如兴宗母舅名萧孝穆、孝先、孝诚忠、孝友、孝惠[88]圣宗朝南府宰相耶律思忠五子名仁先、义先、礼先、智先、信先。[89]这在辽前期也是不多见的。

葬俗是民族文化的重要载体。辽圣宗以后契丹族的墓葬更多地吸收了汉族的礼俗。目前学术界一般将辽代契丹族的墓葬制度划分为三个时期景宗及以前年代的划为早期圣宗、兴宗两朝划为中期道宗和天祚帝两朝划为晚期[90]。杨晶认为就壁画而言“早期契丹人和汉人壁画墓的装饰题材区别较大契丹人墓中保留了较多的民族特色到了中晚期两种族属的墓葬装饰题材日趋接近反映了民族文化间的交流与融合。”李逸友指出已发现的有明确纪年的辽代画像石墓葬始于圣宗统和年间墓主有汉人也有契丹人除出行图、宴饮图、伎乐图等外还有孝悌图内容大都出自《孝子传》、《二十四孝》“但画像石的人物画则是契丹人装束头带毡帽身穿窄袖长袍腰束带脚着长靴。”[91]可见圣宗统和以后儒家伦理观念已经深植契丹人心里。

辽朝社会与文化的上述变化有其社会发展的内在必然性不是一朝一夕形成的大多于统和早期即可见端倪而于澶渊之盟后愈益明显。澶渊之盟的签订结束了辽宋之间敌对、战争的局面双方化干戈为玉帛和平相处经济、文化交流不断深入辽朝社会与文化的进步遂加快了步伐。澶渊之盟对我国历史发展的重大推动作用值得我们认真研究。适此盟约签订一千周年之际特撰此文以誌纪念。愿我国各族人民珍惜今天来之不易的民族团结局面为中华民族的复兴和完全统一共同努力

原载张希清等主编《澶渊之盟新论》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年

[1]详见李锡厚《辽金时期契丹及女真族社会性质的演变》、《论驱口》载《临潢集》河北大学出版社2001年。

[2]《辽史》卷一二《圣宗本纪三》。

[3]《辽史》卷一三《圣宗本纪四》。

[4]《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五九景德二年二月甲午中华书局点校本。

[5]《续资治通鉴长编》卷六二景德三年二月己丑。

[6]《续资治通鉴长编》卷八二真宗大中祥符七年三月己酉。

[7]《辽史》卷一五《圣宗本纪》统和二十九年二月。

[8]《辽史》卷一五《圣宗本纪》开泰元年十二月。

[9]《辽史》卷八九《杨佶传》。

[10]《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一九八仁宗嘉祐八年二月乙酉《宋史》卷二九二《田况传》。

[11]《续资治通鉴长编》卷六十真宗景德三年庚戌。

[12]《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七二大中祥符二年十二月癸卯《辽史》卷61《刑法志上》。

[13]《辽史》卷一七《圣宗本纪八》太平七年十月。

[14]《辽史》卷一七《圣宗本纪八》太平八年十二月。

[15]《辽史》卷一九《兴宗本纪》重熙十五年正月。

[16]《辽史》卷三三《营卫志下·部族》“圣宗三十四部”条。

[17]同10。

[18]《辽史》卷三七《地理志一》。据卷一五《圣宗本纪六》保和置县在开泰二年四月。

[19]后并入广义县见《辽史》卷三七《地理志一》。

[20]《辽史》卷三八《地理志二》。

[21]《辽史》卷三九《地理志三》。

[22]《辽史》卷三八《地理志二》。

[23]《辽史》卷三九《地理志三》。

[24]《辽史》卷一○五《马人望传》见南京诸宫提辖制置《韩资道墓志》见诸宫制置使《刘存规墓志》见积庆宫都提辖司。《墓志》如无特别说明均出向南编著《辽代石刻文编》河北教育出版社1995年。

[25]《辽史》卷三七《地理志一》序、上京道头下军州。

[26]详见李锡厚《头下与辽金“二税户”》《临潢集》。

[27]参见冯永谦《辽代头下州探索》《北方文物》1986年第4期刘浦江《辽代的头下制度与头下军州》《中国史研究》2000年第3期。

[28]以上分见《辽史》卷一三《圣宗本纪四》统和九年七月、统和十五年三月卷一四《圣宗本纪五》统和二十一年十一月。 [29]《辽史》卷六一《刑法志上》。

[30]《辽史》卷一五《圣宗本纪六》。

[31]《辽史》卷八六本传。

[32]《辽史》卷六二《刑法志下》。

[33]参见《辽史》卷六一《刑法志上》圣宗统和二十四年诏卷二一《道宗本纪一》清宁四年七月。

[34]《辽史》卷四五《百官志一》序。

[35]《辽史》卷六一《刑法志上》。

[36]《辽史》卷六一《刑法志上》卷一七圣宗太平七年七月。

[37]《辽史》卷一八《兴宗本纪》重熙五年四月《辽史》卷六二《刑法志下》。

[38]《辽史》卷二○《兴宗本纪》重熙二十年九月。

[39]《辽史》卷六二《刑法志下》。

[40]《辽史》卷二一《道宗本纪一》清宁三年八月。

[41]《辽史》卷八一《萧孝忠传》。

[42]《辽史》卷六二《刑法志下》。《辽史》卷二五《道宗本纪》大安五年十月

“以新定法令太烦复行旧法。”

[43] 《辽史》卷七七《耶律挞烈传》。

[44] 《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一五太祖开宝七年十一月甲午《宋会要辑稿》蕃夷一之一录耶律琮书全文中华书局影印本第八册第7673页《太平治绩统类》卷二“太祖经略幽燕”条也载信件全文以及次年契丹遣使聘好事称“自是契丹始与中国交聘”。江苏广陵古籍刻印社影印本1990年第29页。《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二七太宗雍熙三年正月戊寅条载知雄州贺令图等上言“自国家伐太原而契丹渝盟发兵以援??”《耶律琮神道碑》残文有“远结欢盟玉帛交通须为政”之语陈述辑校《全辽文》卷四中华书局1982年第86页。由此可见辽景宗保宁六年也就是澶渊之盟前的30年辽宋之间就曾缔结和盟。

[45] 《宋史》卷二七九《王继忠传》。

[46] 统和二二年辽朝出兵南下的战略意图及王继忠在澶渊之盟中的作用见柳立言《宋辽澶渊之盟新探》《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台北61本3分册1990年何天明《澶渊议和与王继忠》《内蒙古社会科学》2002年第3期。

[47]《辽史》卷十二圣宗统和七年三月。

[48]《辽史》卷十三圣宗统和十二年十一月。

[49]《辽史》卷七九《室昉传》、卷八○《邢抱朴传》。

[50]参见《辽史》卷一○三《萧韩家奴传》卷八九《耶律庶成传》卷一○四《耶律孟简传》。

[51]洪皓《松漠纪闻》豫章丛书本。

[52]《辽代石刻文编》。大圣所指辽太祖谥大圣大明神烈天皇帝但下句兴宗用的是庙号故大圣当也指庙号圣宗。

[53] 《辽史》卷三九《地理志三》“中京大定府”条。武则天时一度改东都洛阳为神都见李锡厚《辽中期以后的捺钵及其与斡鲁朵中京的关系》《临潢集》。

[54]见《辽代石刻文编》。辽中后期佞佛更甚有关的石刻颇多而兴建庙、学的石刻仅见个别。 [55]《辽史》卷一三《圣宗本纪四》统和十三年九月。

[56]《辽史》卷一五《圣宗本纪六》开泰元年十二月。

[57]《辽史》卷二一《道宗本纪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