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一代“吴附子”: 吴佩衡
吴佩衡（名钟权，1888~1971）教授，四川会理县人（实际上是西昌的），云南四大名医之一，云南中医学公认为云南经方学理的开创者、云南火神派开创并奠基之人。先生18岁时，受业于当地名医彭恩溥先生，20岁左右时曾听学于火神派真传弟子卢铸之先生的“扶阳医坛”，获益匪浅。其后深研《内经》、《难经》、《伤寒论》经典著作及火神派创始人郑钦安先生（1804~1901）《医理真传》、《医法圆通》、《伤寒恒论》三部著作，中年以后集中精力研究仲张景学术思想，认为“盖凡一种学问，非寝馈其中数十年，斯难知其精义之所在”。
吴佩衡教授在1921年曾为朱德将军治过病，并在朱德的建议下，由云南禄丰县行医到昆明发展，初到昆明的吴佩衡由于人地生疏，“备受刁难和欺负”，才取得行医资格证书。1930年先生代表云南中医界应邀赴沪，出席全国神州中医总会，抗议汪精卫取缔中医之反动条例。其后留沪行医，在沪期间，吴佩衡治愈了调赴抗日前线的滇军第三军军长王军的多年胃病。在王军的鼓励和帮助下，他留在上海行医6年，后因战事危急，1936年底率全家回到昆明。
昆明市和云南省先后成立了“中医公会”，吴佩衡均被推举为理事长。1945年创办《国医周刊》杂志，以资促进中医学交流。1948~1950年间，创办云南私立中医药专科学校，任校长职，首开云南中医办校之先河。解放后，先后任云南中医进修学校副校长、云南中医药学校校长、云南中医学院院长等职，桃李满门，从事中医临床、教学60年。特别是吴佩衡先生，对《伤寒论》及郑钦安医学三书的扶阳学说十分推崇，可以说终生都在传播与传承火神派的学术思想，从理论到教学及临床实践以一线贯穿之，在1962年他主持云南中医学院工作之时，把火神派之著作《医理真传》和《医法圆通》作为教学参考资料翻印，这在学院一级的大学中推广一个人们尚未认识的学派与学术思想，可谓是天下第一，能使火神派学术思想在教学中广泛推广学习，可以说是发扬光大火神派学术思想最有效的方法，他曾经说过：“郑钦安先生的著作，是在实践中阐发仲景医学的真理，其独到之处能发前人所未发，我认为在治疗疾病上很有价值，可以作为中医科学化的基本材料”。
吴佩衡先生得学于郑钦安火神派学术思想，多注重扶人之阳气，擅用附子，长于使用经方，应用附子，胆识过人，对疑难重证、失治、误治之阴寒重症，每以大剂附子力挽沉疴，处方每剂附子辄用60g，重则每剂250~500g，剂量之大，世所罕见，名闻天下，因获“吴附子”雅号，因此，这才有在中医界吴佩衡——“吴附子”的尊称，原因在于其在治疗过程中善用附子。其实吴附子善用附子是事实，但其擅长的治疗技术还有许多，不仅仅是附子，其学术面非常广，只是应用附子而改变了当地的医疗风气，因此才会有这一点带面的说法。吴佩衡先生针对当地风干物燥，凉药使用太多的实际情况，研究出独特的“温热治疗”方法，同时治愈了两个当地名流之子的疾病，渐渐立稳了脚跟。一是昆明市长的儿子，患伤寒西医久治不愈，并宣告无治，但被其治好；二是昆华医院（现云南省人民医院）院长的儿子同样患伤寒，院长虽为西医却无法救治儿子，同样被吴佩衡治愈。由此而名声大震，而吴附子之名，实际上已经成为吴佩衡教授之尊称。以至于东南亚的华人同道中有些并不熟悉吴佩衡，但是他们却知道“吴附子”。在1984年黄树则等编著的《中国现代名医传》中，吴佩衡教授名列第16位，与名列第1位的张锡纯先生具有同样的影响力。
先生的主要著作有《吴佩衡医案》、《吴佩衡中药十大主帅古今谈》、《附子的药理及临床应用问题》、《医药简述》等著作，显示了吴附子的学术思想和特色。他在自己的著作中多次引用郑钦安的学说，在临床实践中，他处处发扬郑氏学说，例如他总结辨别寒热证的十六字要诀：寒证“身重恶寒，目瞑嗜卧，声低息短，少气懒言”；热证“身轻恶热，张目不眠，声音洪亮，口臭气粗”。这些均来源于郑钦安的阴阳辨证要诀之中，出于一源，可谓是进行简化、深化郑氏的阴阳辨证之法。吴氏临床擅用四逆辈之类，并自创用的大回阳饮（附子、干姜、炙甘草、肉桂）等方剂，得到不少火神派学习者重复研究与应用，且吴氏在附子的应用与研究上均有过于郑氏学说，他精辨寒热、十六字诀，推重阳气、擅用附子，崇尚经方、善用峻药，独步医林，为后世学习火神派扶阳学术思想留下了重要的学术经验，由此并成为云南火神派奠基并创始之人。
第二代“吴附子”: 吴生元
吴生元、教授、主任医师，吴佩衡、吴附子之子，吴附子之得力传人，全国第二批名老中医学术经验继承人指导老师。吴生元曾说“云南历史上的中医名家不少，学术各有千秋，被尊称为‘吴附子’的吴佩衡有着非凡的经历和故事”。
1955年，吴生元考上了云南大学医学院（今昆明医学院）学习西医。1960年毕业后作为“优秀西医人才”被政府有关部门指定为父亲的“学术继承人”。他认为“我自小在这样的中医家庭长大，可以说对中医的知识和功效是深有所知。”吴生元说，“全家人无论得了什么病，都是父亲用中医治疗好的”。
关于近年来火神派的提法，吴生元教授认为：“我并不认可有人将我们使用附子的方法称作‘火神派’。”他说，“附子在中国各地区使用情况的不同其实很有趣，四川、云南一带的中医比较接受我父亲的学术观念，而北方和沿海地区的中医则不尽然，他们一般只敢开3g，最多不超过10g”。并认为：“由于附子有毒副作用，中国药典规定用量为3～15g，但父亲在具体治疗中远远超过这个‘规定’，最多时甚至达到了800g，而且对病人都很有效，从未造成不良案例。父亲常表示‘古有病大药大、药毒病毒之说’，关键是要诊断确切，处方对证。当然，附子的用量也并非越大越好”。
究其原因，吴佩衡有过如此见解：中国沿海、北方地区自古达官贵人居多，故当地中医们担心得罪不起，在下药方面非常小心，剂量使用都非常保守，而给皇帝治病的太医们就更不用说了，稍有不慎就会换来满门抄斩；因此那些地区就出现“只能治小病，不敢治大病”的情况，这也是皇帝们的病总是不能彻底治愈，寿命不长的重要原因之一。
“而较以前的西南地区而言，经济相对贫困，百姓生活质量较低，也就给了中医们大展身手的机会了。”吴生元说，“父亲就是在这样的环境下勇敢地进行了自己的医疗尝试，并且获得了成功，的确是挑战与机遇并存的结果。他父亲曾经开玩笑说，北方和沿海地区的中医属于‘官家派’，而西南地区的中医属于‘民间派’，最大的区别并不在于水平高低，而在于胆识的大小”。
现在，在临床具体的治疗中，吴生元教授对附子的使用明显少于他父亲，他最多用到100g，少有的严重病症也只用到200g。对比他自己与父亲的异同，吴生元认为在胆识和经验方面自己不如他父亲。而随着西医大量运用各种物理、化学仪器，同时在药理病理方面研究的进步，以前许多需要凭经验判断的病情现在通过仪器检测就可以轻易完成，所以吴生元认为“自己在诊断方面明显超过父亲”，“但是也因为可以借助的仪器太多，影响了自己学术上的进步”。
第三代“吴附子”: 吴荣祖
吴荣祖（1945~）教授、主任医师，1968年毕业于云南中医学院，吴佩衡长孙，吴附子之得力传人之一。先生幼承庭训，耳濡目染，因家学渊源，于钦安之思想体会深切，不仅善用附子于临床，疗效卓著，且于附子提取诸多方面之研究，独具匠心。有40余篇相关论文刊行。
作为云南省著名中医学家吴佩衡先生的传人，出身于中医世家，得续家传，从事中医临床实践基奠丰厚。他注重《伤寒论》研究应用，尤其是附子及附子复方的临床及应用研究，曾先后完成多项课题研究。尤为重视中医临床思维方法的研究，从方法论高度指导临床，深获患者笃信及中外学子欢迎。在中药附子的临床配伍应用及对《伤寒论》三阴寒化证的病因病机，有深层次认识，对临床各病种疑难危重阶段证属三阴寒化证型者能以扶阳抑阴为大法，大剂量使用中药附子为君药的配伍方剂，并且取得了显著疗效。
吴荣祖教授不仅倡导扶阳学说，而且临床上也重剂应用附子，轻者30~60g，重则100g以上，颇有其祖父之大将风范。近些年在深圳、广西及北京等地演讲，力倡扶阳学说，特别是其对人类早期对太阳的崇拜研究，对于我们理解扶阳理念具有重要意义。深圳晶报社记者曾问他说：“您祖父吴佩衡先生以用附子而闻名，可是我们知道，附子本身是有毒的，这是否也是中医的辨证思维?”吴荣祖说到：“对，附子就像电，雷电从前能杀人，你能够驯服它，就可以造福于人类。附子治疗寒病疗效很好，但不能用于热体，热体用附子相当于火上浇油。辨证是中医的核心，是中医生存的要素。附子确实疗效好，阳是根，是命，没有太阳，恐龙都要灭绝。不是中医才开始讲扶阳，人类最早就有对太阳的崇拜。从石器时期就开始了”。表明，中医的扶阳理念具有悠久的历史渊源，临床上倡导扶阳学说并大剂量应用好附子，对临床疗效可以得到明显的提高。
吴荣祖教授认为，文化对于传承中医是非常重要的。他认为：“我从小就在祖父身边长大，我上大学时祖父就是校长，老师讲完课，我就到祖父那里去听，近水楼台，从小就会写‘附片’两个字，一笔写成，这是吴家的行草。儿子也学中医，第四代了。家传这一点我很重视，我认为中医文化是不会断的，只是我们要营造更好的环境让它传承下去”。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