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火神派传人与传承

 易天健 2020-02-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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火神派卢氏传人

郑钦安的人室弟子卢铸之(1876一1963年),字禹臣,1890年师从郑钦安,“三载亲炙,有闻必录”,继承了郑钦安学术思想,屡起沉疴,时人尊为“卢火神”。其子卢永定(1901一1986年)传其衣钵,在60余年的实践中善用大剂附子、桂枝、生姜等品,屡起痼疾顽症,民间亦尊为“卢火神”。卢铸之之孙卢崇汉教授,深得祖、父两辈悉心教培,医道日进,17岁即悬壶蓉城,19岁已有医名,临证善用姜、桂、附起沉疴大疾,亦有“火神”之称,可谓是一门三代,薪火相传。

郑钦安的学说著作传播较广,特别是卢铸之与卢永定在成都开办的“扶阳医坛”,为郑钦安的学术思想传播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听讲于“扶阳医坛”的著名医家有吴佩衡教授、祝味菊教授、唐步祺医师、范中林。吴佩衡人称“吴附子”,祝味菊人谓“祝附子”,唐步祺称为“唐火神”,范中林称为“范火神”。从这四位的雅称,都可以看到他们应用郑钦安扶阳学说的一斑,可知他们应用姜、桂、附三味的深刻体验。而得上述四位名医亲传者又不乏其人。除了直接得传于卢氏家族以外,私淑、遥承火神派者更多。如重庆的“火神菩萨”补晓岚(1856一1950年),“刘附子”刘民叔(1897一1960年),其他的如有贵州李彦师(1906一1978年)、重庆龚志贤(1907一?)、成都戴云波(1888一1968年)、无锡张剑秋、湘潭朱卓夫(1893一1969年)、西昌张紫衣、云南李继昌(1879一1982年)等,皆为当代名医,传承火神派衣钵,以擅用附子而著称。

郑钦安的再传弟子、卢氏第三代传人卢崇汉(1947一)教授,是当今火神派传人及其发扬者。卢崇汉深得祖、父二辈悉心教培,临床积40余年的经验,深得扶阳三味,善用姜、桂、附起沉疴大疾。从他著的《扶阳讲记》中我们可略见一斑:1年里,他共诊治了2745人,20013人次,开出了20076张处方,所涉及的病有83种,全年用药有42种。在20076张处方里,用生姜的有20016张处方,这里面包括干姜、生姜、煨姜、筠姜、炮黑姜。姜的使用占了全年处方的99.7%。用桂枝(或肉桂、官桂)的处方一共有19852张,占全年处方的98.8%。而制附子(天雄片、黄附子、黑顺片、熟附子)应用处方共有19423张,这当中还包括了制附子与制川乌同时应用,占全年处方的96.8%。至于药物的用量:生姜或煨姜的用量,每剂药为30~200 g;干姜、筠姜或炮黑姜的用量为25~90 g。桂枝的用量,每剂为15~75 g;而肉桂或者官桂的用量,每剂药为15~30 g。制附子用量,最轻的一剂是60 g,最重的一剂是250 g。

至于为什么要这么用药,卢崇汉认为,作为一个中医师,不论是哪一个流派,宗哪一家,首先要提高疗效。如果能够治疗很多的疑难病证,而且是疗效显著,这样的中医师就能得到病人的信赖。扶阳学说认为,阳损了,人就亡了。而把这个偏到极处的状态拉回来,也就是“起死回生”,唯一的方法就是用一个同样具有极偏之性,但是方向相反的东西。这种方法就是用好扶阳三味姜、桂、附。

深得扶阳三味,是卢氏家族200余年临证实践的认知与体验。卢氏心法的重心是“人生立命在于以火立极,治病立法在于以火消阴”。如何来认识这个问题,卢崇汉认为,人生立命在于以火立极,实际上也就是以阳立根;治病立法在于以火消阴,实际上也就是以温热消阴。治病的立法与人生的立命是紧扣着的,这里面的渊源很深。可以说,整个中医学经典,乃至传统文化的其他经典,都能够作为它的支撑。卢氏家族擅用扶阳,喜姜、附,是立命之需要。扶阳离不开温热,而温热药中,首当其冲的就是附子。附子这味药,是公认的扶阳第一要药。卢氏家族认为:“附子暖命门而破阴霾,堪称扶阳第一要药。”在应用的方剂中,首推四逆汤,可谓是扶阳第一要方。四逆汤不仅在《伤寒论》中应用广泛,郑钦安对四逆汤的应用更是得心应手、情有独钟。

卢崇汉认为,我们不能把四逆单纯理解为“四肢厥逆”。四逆汤是一个救危、救急、救逆的方,是一个起死回生的方。由此可见,四逆汤方名是很有深意的,不仅提示一个现象、一个手足冷,主要提示人的胃气没有了。人为什么没有了胃气?火气衰微,火不生土,没有来源,所以就没有胃气。而四逆的另一层意思,是逆春、逆夏、逆秋、逆冬,也就是逆四时之气。这就告诉我们,四逆汤不仅仅回阳,它所治的证目非常广泛。卢氏家族在四逆汤的基础上进行加减化裁,已经形成了一个完整的四逆法,用治内科、外科、妇科、儿科、耳鼻喉科、眼科诸疾,是扶阳诸法中决定性的一法。

四逆法,也可以说是卢氏研究传承张仲景及郑钦安之学术思想的一个很重要的体现。卢氏家族在治疗上提出“病在阳者,扶阳抑阴;病在阴者,用阳化阴”,可以说是对郑钦安扶阳学术思想进一步地发挥,并有效地指导应用于临床,使其传承者成为火神派一代名家。卢崇汉现供职于成都中医药大学,有《扶阳讲记》一书问世,是我们研究与传承火神派学术思想的重要著作。

由于《扶阳讲记》一书的影响,从师者众多,人室弟子刘力红博士是其代表之一。

火神派沪上传人祝味菊

祝味菊(1884一1951年)教授,名积德,字味菊,20世纪初沪上著名中医学家、火神派沪上领军人物。《医林春秋》中称其:“学兼中西,擅长内科,喜用附子、麻黄、桂枝等温热药,尤善用附子,屡起沉疴,名噪一时,时人誉为‘祝附子’。”

祝味菊祖籍浙江绍兴祝家桥,先祖曾世代为医。后因其祖父紫园公人仕,奉调人川,遂全家迁居四川成都。祝味菊就出生在成都市小关庙街。父母早亡后,青年的祝味菊寄居在姑父严岳莲处,协助姑父经营盐务,暇余时间则习读岐黄之学。祝味菊精勤苦读,自学不倦,遍阅家中各种典籍,因此打下了深厚的中医学基础。1908年,23岁的祝味菊考入四川陆军军医学堂,学习2年西方医学,因学习成绩优良而得到校方和老师的赞赏。后因学校改组,祝味菊遂随该校教师石田东渡日本,继续学习,1年后返回四川。回国后,他先以西医为业,曾先后担任成都市主政官立医院的医务主任等7年,颇有建树。

其间曾听讲于卢铸之开办的“扶阳医坛”,对郑钦安的《医理真传》《医法圆通》《伤寒恒论》三书受益颇深。

1924年,祝味菊以避乱为名来到上海。到上海不久,他参加了上海神州医药总会,但当时并未悬壶开业,而是隐迹考察了近1年,并结识了当时的名医朱少坡、徐小圃(1887一1959年)等。徐小圃是儿科名家,但因其长子徐伯远患伤寒重症,诸医束手,祝味菊却在其高热神昏、病情危笃的情况下,投附子为主的温热峻剂,一夜竟大获转机而痊愈,于是徐小圃改变几代家传的医术,重新向祝味菊学习,还让次子徐仲才(1911一1991年)拜师于祝味菊门下。当时的名医章次公(1903一1959年)与祝味菊、徐小圃二人交往甚密,虚心向他们学习,也擅用附子。祝味菊最杰出的弟子、著名中医学家陈苏生(1909一1999年),“向守其师承轻淡之术”,悬壶不久即有声名,后结识祝味菊,“听得许多闻所未闻的见解”,顿开茅塞,以35岁之年执弟子礼于祝味菊门下,成为祝味菊学派的得力传人。祝味菊与弟子合著的《伤寒质难》

及后人总结的《祝味菊医案经验集》,为我们研究其学术思想提供了详细的资料。

祝味菊一生学生颇多,人室弟子也较多。据陆鸿元教授称,其入室弟子有20多人,如罗济安、王均仪、胡觉人、康立人、王兆基、徐伯远、王云峰、郑邦达等,有许多人都成为新中国成立前后中医界承前启后的栋梁之材。

这些弟子们的传人,仍然在传承这个学派的精神。这些医家形成了上海地区擅用温热药的流派。这个流派,就是火神派。当时也有人称祝味菊是“祝派医学”的创始人。

火神派当代传人唐步祺

唐步祺(1917一2004年)医师,当代火神派代表人物之一;郑钦安学术思想忠实的传播者与发扬者。唐步祺生于四川省永川县,1941年毕业于国立四川大学。其祖父蓉生公以医闻世,私淑清末伤寒大师郑钦安。唐步祺幼承庭训,习郑钦安之学,后又游学于伤寒学家吴棹仙教授之门,听学于“卢火神”卢永定“扶阳医坛”,继问难于任应秋教授。行医半个世纪,精于伤寒与郑钦安学术,善于辨阳虚阴虚证,妙于应用姜、桂、附,屡起沉疴,世人誉称“唐火神”。

唐步祺服膺郑钦安之学,毕生研究、传承火神派学说,多年致力于郑钦安医学著作的阐释与研究,曾几次专门走访郑钦安嫡孙及亲属,进一步得到一些有关他的遗闻轶事。唐步祺晚年历时15年阐释濒于失传之郑钦安遗著,并完成《医理真传》《医法圆通》《伤寒恒论》三书的阐释,先后付梓。自1991年三书阐释本分别出版以来,受到各界好评。后又将郑钦安三书统一体例,合为一本,定名为《郑钦安医书阐释》,1996年由四川巴蜀书社出版,2004年由该社再次修订出版。唐步祺阐释郑钦安著作多用自己的临证实践进行论证,医理既得真传,理法方药又一线贯穿,特别是医案和治疗体验,让人有郑钦安大师在世之感觉。该书对郑钦安原著精勘细校,订正错讹,按节进行阐释,并附有自己的验案40多个。在该书的序、跋中,唐步祺还对郑钦安学说做了初步的归纳和整理,这些已成为传承、研究火神派学术思想极其重要的文献和依据。

《郑钦安医书阐释》一书出版之后,受到临床医者的高度关注与研习,并深受海内外医家赞赏,慕名上门求教者络绎不绝,反应强烈,被誉为“自成体系,风格独到,火神风范犹存。”唐步祺的弟子曾两次邀请其赴欧洲,一次赴新西兰讲学授徒。其门人弟子广布亚洲、欧洲等地,可谓是桃李满天下。

河南民间的向天清拜唐步祺为师,成为其传人之一。

火神派重要传人吴佩衡

吴佩衡(1886一1971年)教授,名钟友,四川会理县人(西昌人)。1921年至云南行医,为云南四大名医之一,当代火神派的重要传人之一。吴佩衡18岁时,受业于当地名医彭恩溥,20岁左右曾听学于火神派真传弟子卢铸之“扶阳医坛”,获益匪浅。其后深研经典著作《黄帝内经》《难经》《伤寒论》,以及火神派创始人郑钦安的《医理真传》《医法圆通》《伤寒恒论》三部著作。

中年以后,集中精力研究张仲景学术思想,认为“盖凡一种学问,非寝馈其中数十年,斯难知其精义之所在”。

吴佩衡曾先后任云南中医进修学校副校长、云南中医药学校校长、云南中医学院院长等职,桃李满门,从事中医临床、教学60年,为火神派传播竭尽力量。吴佩衡对《伤寒论》及郑钦安医学三书的扶阳学说十分推崇,终生都在传播与传承火神派的学术思想,从理论到教学及临床实践以一线贯穿。

其在1962年主持云南中医学院工作之时,把火神派著作《医理真传》和《医法圆通》作为教学参考资料翻印,这在学院一级的大学中,推广一个人们尚未认识的学派与学术思想,可谓是有益的尝试,能使火神派学术思想在教学中广泛推广、发扬光大。他曾经说过:“郑钦安先生的著作,是在实践中阐发张仲景医学的真理,其独到之处能发前人所未发,我认为在治疗疾病上很有价值,可以作为中医科学化的基本材料。”由其后人整理的《吴佩衡医案》一书,为我们学习其学术思想提供了可靠的文献资料。

吴佩衡在云、贵一带影响深远,在当代传播火神派学术思想中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吴佩衡之长孙吴荣祖(1945一)教授、主任医师,是吴佩衡得力的传人,也是当今火神派的重要传人。吴荣祖幼承庭训,耳濡目染,因家学渊源,于郑钦安之思想,体会深切。不仅善用附子于临床,疗效卓著,且于附子颗粒及提取诸多方面之研究,独具匠心。对中药附子的临床配伍应用及《伤寒论》三阴寒化证的病因病机有深层次的认识。对临床各病种疑难危重阶段,凡属三阴寒化证型者能以扶阳抑阴为大法,大剂量使用中药附子为君药的配伍方剂,临床疗效显著,发表相关论文40余篇。特别是在《扶阳论坛》

一书中,吴荣祖对人类早期对太阳的崇拜及对吴佩衡学术思想的阐发,颇多新意,对传播火神派扶阳理念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陈菊仙(1916一)老中医为吴佩衡重要传人,曾亲获吴佩衡教诲,尤擅用大剂量附子诊治虚寒病证。吴佩衡之子吴生元(1937一)主任医师、其两个外甥顾树华(1949一)与顾树祥(1943一)副主任医师、云南中医学院的王金城医师及成都中医药大学的曾生平(1945一)教授,还有王子泉(1910一1985年)等,都师从吴佩衡教授,均是当代擅用附子之传人。特别是现在,吴佩衡家族中从事中医临床工作者有20多人,大部分都是应用附子的高手。

火神派李可老中医

李可(1933一)老中医,山西灵石县人。致力于中医临床与研究近50年,崇尚张仲景学说,擅长融寒温于一炉,以重剂救治重危急症,自创方剂28首,对各科疑难杂症有独到的救治经验,是山西中医界独具特色的临床家之一。在他的《李可老中医急危重症疑难病经验专辑》一书中,我们可以发现他曾多次引用郑钦安的扶阳观点,足见其私淑郑钦安学术思想。通过研究他的临床特色与应用附子的经验,可以认为他是当今火神派的一位创新者。

李可认为,现代使用经方的药物剂量仅为原方的1/10,与原方悬殊太大,剂量过轻,难堪大任。近代用法,大违张仲景立方本义与用药原貌,无疑严重影响了经方临床效用的发挥,阻碍了张仲景学说的发展与创新。方剂能否治病,除了恰中病机、配伍精当外,便是特定的剂量。而其重用附子30~100 g 治疗急危重症,特别是附子边煎边服用的方法,可谓是附子应用上的一大创新,为应用好附子增添了新的思路与方法。

有人把李可老中医列为火神派的“一枝独秀”,事实的确如此。由于《李可老中医急危重症疑难病经验专辑》一书的传播,从师者众多,其弟子有陈新安、郭博、刘力红、孔乐凯、吕英、孙启新等。

火神派范中林老中医

范中林(1895一1989年)老中医,四川郫县太和镇人,蜀中名医,曾师从潘竹均等名医。多年来潜心于《伤寒论》的研究,善用经方,擅于应用六经辨证方法治疗外感或内伤杂病,临床上积累了丰富的经验,深受火神派郑钦安学术思想的影响,对于虚寒证的疗效尤为显著。擅用大剂附子,因而有“范火神”之誉。

范中林对《伤寒论》十分推崇,主张“伤寒之中有万病,仲景约法能合万病”。临床上善用六经辨证处理各种病证,用药依据《伤寒论》。其《范中林六经辨证医案选》中69个内科、外科、妇科、儿科例案均用《伤寒论》之方。同时,其深受郑钦安学术思想的影响,传承了火神派注重扶阳、擅用大剂附子的独特风格,在其书中体现得淋漓尽致。并且,其书中多处引用郑钦安著作原文,可以窥见其与火神派的传承关系。成都的唐步祺为其早期弟子之一。

火神派其他传人

由于学习与传承关系,辽宁中医药大学的张存悌(1947一)主任医师在《辽宁中医杂志》上连载关于火神派的介绍,在全国掀起了学习火神派的良好开端。其所著《中医火神派探讨》及《中医火神派医案全解》《中医火神派医案新选》

《火神派温阳九法》等系列著作,是火神派扶阳理念学习的重要资料。

由笔者所著的火神派系列著作《火神派学习与临证实践》《火神派方药临证指要》《火神派当代医家验案集》《火神派扶阳第一要药——附子》《火神派扶阳临证备要》《火神派扶阳用药心悟》《扶阳要药论附子》,为学习火神派理论与实践提供了具体的思路与方法,将对火神派理法方药体系的形成,起到积极的推动作用。

当代北京民间的王正龙、河南郑州民间的向天清,以及三七生等,都是以擅用附子而著称,都可谓是当代火神派的传人。一些未知名的火神派崇拜者与学习者则更多,尤其在民间,更是不乏其人。可见郑钦安的扶阳学说思想,已经得到了更多人的研究与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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