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客为什么不来“创新屋”
柏可林摄
新车间一角。 上海的“创新屋”计划提出，让每个人在家门口就能创新，免费提供3D打印机等先进科技设备，市民随时可来，但问题在于，建好之后，却很少人去。 为什么？创新并非只有一个空间问题。“新车间”的自运作说明，创客空间和创客也自有规律，资本、政策甚至政府管理，过早过频干预，反而适得其反，那些空空的创新屋，已经在提醒急吼吼的资本了 创客之所以不叫创业者，是因为他们认为这只是兴趣，而不是赚钱。 但现在的问题是，大量的资本来了，各种利好政策也来了，甚至各部门的官员也来了，小众的创客空间，成为大众瞩目的焦点，到底是开门，还是关门？ “小小创客”的发起人“85后女孩”石李珊就有些抵制。3月29日，科技部火炬中心、上海市科学技术委员会、共青团上海市委员会等单位的相关领导共同为“上海众创空间联盟”揭牌。 但石李珊说，众创空间联盟，并不能代表创客。无独有偶，中国第一家创客空间“新车间”也表示，暂不加入联盟。 有钱不要，有政策也不稀罕，创客们是怎么想的？官员也很不理解，他们特地去问为什么不加入，“新车间”联合创办人李大维说，其实是他也没权力决定。 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 自运转的创客空间 “新车间”有一个意见箱，底是空的，下面就是垃圾桶。这代表，兄弟，自己动手吧，别光说不练了 要读懂创客们的心理，先要了解创客空间本身。 在“新车间”的门口，《国际金融报》记者就看见有位外国男士，他正聚精会神把一辆摩托车和软沙发组装在一起。 外国男士叫Leo，是新车间在2011年成立时的会员，“很多人来问，你们这谁是老板？我说没有老板。他们都很难理解。” 这就是创客空间的第一个不同之处：会员自主。没有老板，自己管理自己、自己服务自己。 “新车间不属于任何人，不依附于任何人，每个会员都是主人，大家自由民主决定公共事情。”Leo说。 “新车间”的会员是流动的，每月交一次会费，每次100元。会员人数大概维持在100人左右。会员们缴费后，就成为新空间的主人了，随意使用新车间各种设备。 继续了解，就会发现更多有趣之处。“新车间”大概也就上百平方米的工作间，屋里摆卖大概上万个各种工具，激光切割机、3D打印机等“高大上”的工具也不少。而且大多工具都是捐来的。 没有老板，谁来管理？“大家自由民主决定公共事情。”Leo说，“新车间”日常琐事由员工会员投票决策，但重大事务是所有会员都来民主投票。 “而且重大决定，还不仅是一轮投票，可能多轮投票，从各个角度，大家表达自己意愿。”2013年还在新车间的石李珊告诉《国际金融报》记者。 新车间还有一个特点，别等着别人为你提供服务。 记者在现场看到了一位第一次来体验的男士，询问新车间能否建立一个让创客们网络沟通的社区，Leo说，“很好啊，那你来做吧。” 而当这位男士再进一步抱怨说，创客们缺少沟通时，Leo指着墙上挂着的“意见箱”说，“你知道这个意见箱代表什么吗？” 这个意见箱在创客看来，是创客精神的象征。“意见箱的底是空的，它下面就是垃圾桶，如果你写好你的抱怨，投进意见箱，这张纸就直接掉进了垃圾桶。这代表，兄弟，自己动手吧，别光说不练了！”李大维说。 新车间的会员，还不希望它变成投机工具。“如果你想来新车间捞钱，我们不欢迎。你想捞钱，可以去其他地方。”Leo说。 但不刻意商业化，不代表赚不到钱。新车间往里走，还有一个新Lab，是巴西人鲁修创办的。 鲁修自己设计组装了很多台3D打印机，他甚至让原本巨大的3D打印机，变得能随身携带，而且只要4000元一台，而市场价格至少上万。而如果使用实验室的设备。“你自己3D打印，就2元每克，如果需要我服务，就4元每克。”鲁修说。 已经快到晚上11点，创客们还在继续用3D打印机创作着自己的作品。而“新车间”里，摆满了各种锤子等机械工具、拆卸的摩托车部件，就像置身于摩托车修理厂。 这正是“新车间”当初诞生的一个原因。2010年，因为家里堆满了他“捣弄”出来的各种机器，“老婆受不了了，逼我几天内把它们全部丢出去。”于是，李大维只好跟朋友一起，找一个可以堆这些机器，又能继续做研发的地方。 就这样，中国第一个创客空间——新车间，诞生了。 “小而美”的大平台 李大维的“小而美”的平台，会做很多原始小作坊，做小众市场，但虽然小众，但利用互联网，做全球生意 很快，李大维就不满足只在“新车间”里玩了。 2014年7月，李大维跟德必地产一起开发了AC117这个专门做智能硬件的创业加速器。 所谓创业加速器，是指在创客空间形成产品后，到加速器里来进一步做成公司。AC117免费提供场地和孵化平台。 李大维的这个孵化器只做一个方向：智能硬件。必须说明的是，李大维经历过美国互联网大泡沫后，在中国他从“新车间”开始，做的就是智能硬件，而不是软件。 “2009年到2010年，我做开源硬件，这是我的兴趣。”李大维说。而所谓的“开源”，即没有知识产权保护，而是开放性、共享性的共同创新。 某些人将没有知识产权保护的开发，就叫作“山寨”，但李大维谈起山寨却很坦然，“中国山寨是全球最大的开放创新系统，在不同生态系都有山寨。”李大维非常重视开放性创新，“因为各自封闭的知识产权保护，已经阻碍了创新，我们需要更开放的创新”。 李大维认为，中国是全球开放性创新最有潜力的地区。“我发现创客还是在迅速成长，全球开放创新市场在中国。而山寨，本身就是非常成熟的开放创新系统。” “如果2005年，有人告诉你诺基亚手机会消失，山寨手机会风靡，你信吗？小米、魅族等OEM、ODM的竞争力，不是来自于自己的研发，而是开放性的创新能力。” 李大维似乎一直走在中国科技创新的前沿。当许多公司仍在努力争取大流量、大投资时，他早就成为比阿里巴巴更大的网络巨头公司的顾问，为这些大巨头谋划他们“再不变小，就等死”的应对策略。 “腾讯等大公司就无法组一个团队，去做一个在全球只有500个客户的硬件。这就是全球大公司的软肋。”李大维说。 所以李大维要做“小而美”。于是他成立一个“创客大爆炸”的创客平台。在李大伟的设想里，这个平台是一个宏大的计划，全球性的创客平台，AC117还只是这个平台下的一个上海分支而已。 “创客大爆炸这个平台，会做很多原始小作坊，做小众市场，但虽然小众，但利用互联网，做全球生意。不需要大到在各国开分店，可以做网络社区销售。创客是这个潮流最先出现的人，越往后，每个人都会参与创新。” 什么是平台？“第一，做开发的软件工具要平民化、可视化，不需要学程序语言，就可以做开发。要更简单、能让更多人创作互动，自由创作新的不同物件。”李大维说。 “希望每个人都是一个小作坊，通过互联网，人与人之间的连接是直接的，不是两个大厂商之间的关系，是两个人之间的互通有无。”李大维说，智能硬件强调的是“人”之间的互动。 “第二，从想法，到做出原型，到做出实际产品，到批量生产，这一个流程要打通。”李大维这一想法，听起来简单，而业内人士就知道，需要整合产业链多少利益团体。 因此，精准定位大公司不愿进攻的小众市场，并把小众零散的各种资源，整合成为大平台，利用互联网把生产、营销网络覆盖全球，这是李大维正在努力实现的零成本、自运转平台。他希望让每个人创意、创业的成本，几乎为零，而且每个人有了创意，都能很快看到实际成果。 而这个大平台吸引来的各种创客以及他们的公司，在这个大平台上相互激发创新，形成创意创业生态圈，让创业者、孵化平台、投资人等各方，都几乎没有风险和成本。而李大维得到的，是一部分的分红、公司股权。 李大维坦诚地向记者分享其中的股权关系，“德必地产是创客大爆炸在上海落地的合作伙伴，所有公司是我和德必地产一起挑选的。我是创客大爆炸的股东，创客大爆炸跟德比地产一起是AC117的股东，AC117再做被孵化企业的股东。” 拒绝资本泡沫 美国的草根创新遭遇了后来的大泡沫，中国这一轮创新潮要避免走老路，就要在一开始警惕风险资本 现在李大维参股的公司，大约有二三十家。但李大维区别于其他孵化平台，最明显的特征之一，就是减少金融泡沫，集中在实体交易，用他的话说，是“不要风险投资”。 “钱确实可以驱动公司发展，但钱不需要一定来自投资人，可以是众筹，可以是买东西的人。”针对创业者普遍最担心的缺钱问题，李大维有办法解决。 “众筹只是卖东西，不卖股权。”李大维解释，也就是说，创业者掌控自己的现金流，投资人无权干涉，投资人只得到实物的东西，就推动创业者去做出更有趣的东西，而不是逼创业者推高公司股价。 “你跑进来告诉我说，你这个东西会很有市场，我哪知道你说的这个小众市场是什么样，所以我们选择对双方都风险很低的方式。”李大维说。 这个方式就是，“你来找我，我都答应，提供场地、技术支持、工程师、平台资源，我们搭台子，让大家去唱戏，你做出来东西，我们就帮你去众筹。”李大维说。 为什么不要风险投资？“我绝大多数的生涯是在追投资人，我已经被这个泡沫冲昏头脑太久了。不是说泡沫没有诱惑力，而是这个泡泡到底有没有用？它的能量，会不会逼出有趣的东西？”李大维说。 之所以对网络泡沫如此忌讳，是因为李大维在美国互联网泡沫的年代，像其他常见的互联网精英一样，辍学、创业、失败、再战、再败、再战。 李大维向记者回忆起互联网大泡沫时代。“我1990年高中毕业去美国，1995博士计算机读一半，开始互联网创业，经过互联网泡沫，2003年卖掉了最后一家公司，就全球四处走，2003年走到上海就住下了。” 可以简单描述的是，他经历过美国网络经济大泡沫时代后，在中国并不想要继续跟随这一波网络泡沫，而是引领下一波的智能硬件潮流，而且是让每个人都能以“好玩”的方式参与创新创业。 尽管外界提起创客运动最常谈论的，是把李大维定义为“中国第一个创客空间的创始人”，但其实，新车间只是他个人有空时的兴趣，而后来他大部分的工作，是继续从事由美国科学基金会支持的研究，以及为公司做咨询顾问。“我会一直做到这一波中国草根创新结束的那天。” 在发起“新车间”的同时，2个美国学术界的朋友，纽约大学网络文化的教授、加州大学科技社会学教授，从美国科学基金会申请到研究基金，找李大维一起研究中国可能出现的草根创客运动。当时中国开始出现了“新单位”这样的SOHO租用办公空间，于是他开始了持续至今的对中国草根创新运动的研究。 “我研究讨论这一轮草根性的开放创新进入中国，会产生什么影响。做很多调研，从2011年开始北京、深圳的创客空间，到后来给公司做顾问、智库所涉及的创客。” “泡沫是永远不会结束的，任何时期都有，而是它的终点是什么？第一代的互联网泡沫至少做了个科普。现在科技公司需要资金去做东西，赚钱最快就是钱玩钱，2000年过来的泡沫就是金融衍生品堆积的，那现在这一波的终点是什么？” 李大维希望，中国这一波运动的结局，是大众创造出更有意思的创新，而不是像美国一样的泡沫破灭。 家门口的创新屋 如果普通民众在家门口，就有免费的创新空间和3D打印机等设备，那接下来创新缺的是空间吗 “很多人一上来就问，你这东西能卖多少钱？创业不等于创新，允许人回到‘玩’的本性，一定是这一波创新的要诀。”李大维反复向记者强调，创业的热情来自兴趣，而不是钱。 为什么“新车间”之后，再也出现不了第二个能自运转的创客空间？而需要政府巨额补贴？ “如果没有丰厚的群众基础，创新创业的浪潮只能是昙花一现。”上海浦东第一家创客空间“蘑菇云”负责人王铭杰向《国际金融报》记者坦言，蘑菇云一直希望复制“新车间”的自运转模式，但苦于现在创业太热，而创新的群众基础不强。 而创新的群众基础，是政府的题中之义。 实际上，上海科委2013年启动了创新屋项目，目标是让每个人在街道里，免费拥有创新活动空间，里面有3D打印机等先进科技设备。目前全上海已经在各街道，拥有72家这样的创新屋，今年将完成100家，市科委要求每家至少100平方米。 尤其在静安区、黄浦区等地价昂贵的地区，开辟至少100平方米的区域，供市民免费使用，科委能推动成功并不容易，但问题在于，建好之后，却很少有人去。 上海市科委副主任陈杰表示，要满足大众创新创业的要求，不是大兴土木搞建筑，而是要优化完善现有的创业服务模式，形成开放式的创业生态系统。 因此科委考虑把创新屋都包给专业的创客团队来运营，政府购买他们的服务，这笔金额尚未确定，但上海科委2014年用于扶持创新机构的金额是400万元。“以后支持力度应该更大。”王铭杰说。 负责全市创新屋项目的上海市科委科普处处长杨平在接受《国际金融报》记者采访时表示，今年4月，中宣部来上海要讨论的重要内容之一，就是政府购买，包括其中各区文化中心也是事业单位，也可能要委托给专业化的第三方来管理。 政府购买服务，这是新一届政府行政改革的重大突破，政府拨款将原来用于政府的项目开支，交给第三方来运营管理。 “因为是新兴事物，我们还没想好具体方案，各部门也都在讨论，涉及部门包括科委、教育、宣传文广等。”杨平说。 “很有可能是承包给某一家机构，但具体管理是各个街道。为了避免某家机构垄断，我们可能考虑采取几家机构形成小组，共同运营的模式，而且每年考核，不达标的第二年就不能继续运营。”杨平说。 社会组织的机遇是，目前上海有能力从事创新教育的机构并不多，人们普遍忙于有重大融资的大项目，小项目却较少引起关注。 而石李珊发起的“小小创客”是其中为数不多的机构之一，而且探索的模式可以基本实现，不依靠政府补贴，又能调动民众参与创客教育。 “小小创客”从2013年开始就跟上海图书馆等机构合作，邀请各类创客，为市民开办课程，而图书馆等公共部门却不需要支付费用。最近，“小小创客”又为宝山路街道开发生态种植系统，街道也不需要支付费用，个人微信上报名付费即可。 而这种第三方机构的自我创新能力，正是政府需要的。“关键是能调动民众的创新，激发别人一起来创新。所以机构自己要带头创新，自己要能做出创新的成果。”杨平说。 上海市科委主任寿子琪在接受《国际金融报》记者采访时表示，现在政府要让各创新创业的机构、个人，自己管理自己，形成联盟是为了让联盟收集各创业群体的建议，共同向各部门提要求以解决实际困难。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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