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盛京城（今沈阳）尽管远距京师七百多公里，但却不是空有“陪都”名号。经过查证计算就可以知道，除北京外，清代皇帝到过最多的城市就是盛京。入关前的太祖、太宗自不必说，顺治皇帝出生和即位都在这里，康熙、乾隆、嘉庆、道光几位皇帝都曾不止一次地来此祭陵，而雍正皇帝虽继位之后未曾出京远行，但在他登上金龙宝座的前一年，即康熙六十年(1721)，却因代替年迈多病的父皇谒祭昭陵，以皇四子雍亲王的身份来到盛京。如此算来，从太祖努尔哈赤到宣宗曼宁的清朝前八位皇帝，或长或短都曾有在沈阳城生活的经历。至于咸丰以后的几位皇帝和掌握朝廷大权四十多年的慈禧皇太后，则因为大清朝江河日下，外忧内患接踵而至，既无心也无力再举行回乡祭祖的盛典，只留下向热河、西安方向逃难的耻辱，再无缘享受荣归故里的辉煌了。 康熙以后历次皇帝回盛京祭陵次数及年份如下： 清圣祖玄烨共三次：康熙十年(1671)、二十一年(1682)、三十七年(1698)； 清高宗弘历共四次：乾隆八年(1743)、十九年(1754)、四十三年(1778)、四十八年(1783)； 清仁宗颙琰共两次；嘉庆十年(1805)、二十三年(1818)； 清宣宗旻宁一次：道光九年(1829)。 从康熙帝开始，皇帝巡幸陪都的直接缘由，都是为亲自谒祭盛京三陵。因为福陵、昭陵在沈阳城郊，永陵则以沈阳为必经之地。当然，身为一国之君的皇帝，带领数千人马的庞大队伍千里远行，也同时具有巡视东北边疆等附带的政治意义，尤其是康熙、乾隆时期的几次谒陵，不仅要到盛京三陵行礼告祭，还在之前或之后至内蒙东部诸旗或吉林地区巡视。所以，这种出关谒陵的举动，同时也被称之为“东巡盛京”。 按照通常的情况，清帝东巡谒陵的大致路线有两条：一条是从北京出发，经通州、三河、蓟州、遵化、丰润、永平(今卢龙)、抚宁出山海关，沿宁远(今兴城)、锦州、广宁(今北镇)路经沈阳往新宾祭永陵，再回到沈阳祭福陵、昭陵后，入城至故宫小住数日，然后从沈阳按原路返回北京；另一条是事先从北京到承德，再从避暑山庄出发，经内蒙古东部敖汉、奈曼、科尔沁等旗人吉林境内，向东南行祭永陵，再至沈阳祭福陵、昭陵，仍入故宫小住后，从沈阳沿第一条路线回銮。 无论选择哪条路线，沈阳城都是东巡祭陵过程中必到之处和停留时间最长的地方，算上祭福陵、昭陵的时间，一般要连续在沈阳停留7～10天。如将以上10次东巡加起来，康、乾、嘉、道四朝皇帝在沈阳城及附近驻跸总共不超过三个月，若只计算在城内停留的时间，则不足两个月。与其间一百多年的漫长岁月比起来似乎微不足道，但对沈阳城的影响却是其他事件无法比拟的。 综合清代档案文献的记载，康熙时期和乾隆初年，因东巡谒陵各项典制尚不十分完备，加之沈阳故宫内尚无行宫建筑，所以每次在沈阳停留期间活动规律并不一致。从乾隆皇帝第二次来盛京开始，各项制度才渐趋完备，在盛京城里的主要活动也基本按固定程式进行。以下选择其中有代表性的几项略加介绍，从中大体可知努尔哈赤、皇太极的后世继位者们怎样度过在开国都城的时光。 按照盛京三陵所葬陵主的辈分，回乡谒陵的皇帝们通常要首先祭奠位于新宾的永陵，因为那里埋葬的肇、兴、景、显“四祖”虽然没有当过皇帝，却毕竟是努尔哈赤的直系长辈。这也是皇帝们虽然先路过沈阳，但既不进城也不祭陵却继续东行的原因。永陵的祭祀结束后，车驾再折回到沈阳境内，当天一般在福陵附近的马官桥或噶布垓扎营，先至福陵行谒陵礼，次日举行正式祭陵的大飨礼，然后移驾在昭陵附近的瓦子峪扎营，仍然是按照先谒陵后大飨的次序祭毕昭陵，这时候皇帝回乡祭陵的主要礼仪实际上已完成，于是重新排起卤簿仪仗，在众王公大臣侍卫的前引后护下，从道路两旁跪接的盛京官员和百姓之间威仪赫赫地进入盛京城驻跸故宫，在经过多日鞍马劳顿、行礼叩拜之后，终于住进了自己祖先留下的“家” (在满语中， “宫”和“家”都可用Boo一词来表示)。尽管沈阳故宫远不如北京紫禁城那般奢华雄伟，但毕竟远胜于沿途住过的露天营帐和简易行宫。 皇帝住在沈阳的几天，并非只是养尊处优，至少要做这样几件事：首先是至少要举行一次大型宴会，款待随驾东巡的满洲蒙古王公、大臣官员以及盛京的地方官、皇亲国戚和八旗父老乡亲的代表。其次要在宫内召见东北地区的高级官员，如盛京、吉林、黑龙江将军，盛京五部侍郎和奉天府尹等，听取他们的汇报并面授机宜。第三是要祭祀盛京城内外重要庙宇降香礼拜，如实胜寺、长宁寺、法轮寺、三官庙(景佑宫)等，因为这些庙中不仅有佛、道尊像，有的还供奉先皇遗物或入庙参拜的遗迹、题写的匾额等，作为后辈皇帝理当前去瞻仰。第四是要表示一下对开国功臣的尊敬和缅怀，具体行为就是祭祀沈阳城周围的清初功臣墓葬。从康熙皇帝开始，对于前文提到的岳托、费英东、额亦都、杨古利墓都要亲临祭奠，其他一些功臣墓则遣官代祭。第五是发布谕旨或诏书，至少有两项内容，一方面宣布谒陵典礼顺利告成，另一方面奖赏有功官员、宣布蠲免盛京及其他路经地区赋税等。 从乾隆皇帝第二次东巡(1754)起，还确定了入住故宫期间皇帝亲自参加的三项正式典礼，使此前尚带有一定随意性的此类礼仪制度化。 一是在入宫后次日或第三日，于崇政殿举行庆贺典礼，实际上是把康熙时期皇帝回京后的谒陵大典告成仪式提前于盛京举行。典礼的气氛颇为郑重，卤簿仪仗和乐器都按京师举行正规仪式时陈设，随驾和盛京地区王公官员、朝鲜国王派出的祝贺使臣等按制于殿前排班列队，宫廷乐手依仪节程序演奏庆平之章、和平之章、升平之章等乐曲，所用歌词都是结合皇帝东巡谒陵的情景编写。最后还要在大政殿前颁布诏书，布告全国。 二是回銮前一两日，在大政殿前举行大型筵宴，实际上就是将前述进入故宫后的大宴变成一项固定仪式。从档案有记载的几次看，其规模都在百张宴桌以上，与皇太极时期春节时在此举行的宴会不相上下。仪节要求也与北京清宫同类典礼一样正规，宴间除有君臣间的赐酒、敬酒礼仪外，还有清代宫廷大型喜庆宴会演出的满族庆隆舞(世德舞)表演助兴，而且其伴唱歌词，即《盛京筵宴世德舞辞十章》，是乾隆皇帝按照自己东巡盛京的见闻感受亲自撰写的，可见此项大宴的隆重程度。 三是清宁宫内的萨满祭祀。这本是皇太极时期宫中经常性祭典，顺治入关即随之移到北京宫中。乾隆帝初次东巡起又重新恢复，在驻跸故宫期间分两日举行，首日在宫内行朝祭、夕祭，次日于宫南前庭中索罗竿前还愿祭天。 这三项典礼并非皇帝某次东巡时可即兴所为，而是作为国家正式典制，入载于官方主持修撰的《大清会典》《大清通礼》之中，列为皇帝东巡谒陵期间必须按制而行的固定礼仪，直到道光皇帝最后一次来到这里时为止，无不如期举行。 由以上叙述可知，皇帝祭陵期间在陪都城短暂停留的几天，给这座城市带来的不仅是荣耀和喜庆，同时也是上上下下的紧张忙碌。连皇帝本人也很难有闲暇去游赏观光，除了上面列举的各项礼仪活动外，每天仍有全国范围内的重要事务需处理裁决。即使了结了当日的日程，晚上还要结合一天的所作所为吟诗作赋，官样文章地歌颂祖先创业的文德武功，表达自己谨慎勤勉治国守业的心愿。这虽非定制，但从自恃才高的乾隆皇帝初次来盛京时，几天之内作了几十首诗抒怀咏物开始，包括他自己和后来的嘉庆、道光皇帝，不管出于自愿还是无奈，凡遇到重要的景物和事件，都不得不“循例而行”，留下诗篇，甚至因为题咏对象相同，几次东巡中的许多御制诗标题都毫无差异，到头来却也给盛京文坛留下了一笔特殊的财富。 在百余年中，当朝天子多次驾临盛京，对这个城市的影响是多方面的。仅以城市基础建设设施而论，在每次皇帝确定东巡日期以后，北京和盛京的官员们除了安排相关日程和接驾事宜外，必定要投入比平时更多的人力和财力，新建或维修、增饰包括皇帝在这里要停留甚至是路过的地方的相关建筑和公共设施，故宫、两陵自不待言，其他如城池及城内外道路、重要庙宇、主要衙署、八旗官学、功臣墓葬等，都会被尽最大可能修建齐备或整饰一新，以表示对皇帝的尊重并彰显自己的政绩。 不仅如此，在皇帝在此居住或回銮以后，几乎每次都要对他在盛京期间所见到的不满意的地方提出批评暨作出整修的决定，有时还要根据一些人建议或他自己的意志，下令增设某些建筑或对某些地方作较大的改建，这方面的例子当然以乾隆时期最多，如他初次到盛京即决定对故宫原有建筑进行较大规模的增饰和改建，并决定增建东、西所行宫；第三次东巡驻跸期间更是别出心裁地传谕，要重新恢复清入关前都城的天坛、地坛、太庙和堂子，并把原来位于故宫大清门东的三官庙移至德盛门内路东扩充基址重新建造，以完善陪都城的“坛庙之制”，结果有关官员自然唯皇帝之命是从，丝毫不敢怠慢。五年后皇帝再次来这里时，已全部建造、修缮完工。类似的例子还有很多。查阅清代盛京内务府和工部的相关档案可获得一个深刻的印象，即清代盛京城许多重要的建筑活动，都是在皇帝历次东巡前后的几年中完成，即使在其他年份作出的决定，也与皇帝曾亲临盛京城熟知这里的状况相关。仅就这个方面的影响而论，皇帝还乡祭祖对于陪都盛京的发展和繁荣起到的促进作用也是相当巨大的。何况盛京城管理制度、官署设置等许多方面，也借助于皇帝东巡作出了有利的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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