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四堡乡间寻墨韵 车子沿着不甚平整的路面驶过一座又一座山，冠豸山那样好似斧砍刀削般的山岩渐渐从视线中消失，取而代之的是一座座生长着矮树的山峰。四堡乡就是这一片毛茸茸的群山之中的狭窄盆地，闽西地区常见的“九曲十八弯”的河流照例蜿蜒地穿行其间，已是秋日的午后阳光中却依然躁动着夏日的明媚。但沐浴在阳光下的四堡，仍有无法掩饰的破败气息，从风雨剥蚀的砖墙、裂纹丛生的木棱以及长着青苔的砖缝中溢出。 走在鸡犬相闻的巷里，却感到四堡的一条条石板路似乎比培田更加曲折无序，与周边农田的齐整有序相去甚远，两个村落也都缺乏显而易见的对外出入口，在民居里折返穿行，不经意一抬头却发现前方已是农田。心中的疑问还来不及脱口而出，当地领队小王开心地招呼着走在后面的人：“到了到了，大家进来啊。” 这座位于四堡乡政府旁的雕版印刷展览馆原是座古祠，有着比一般民居更宽广的院落。雕版博物馆的馆长老邹热情地迎上，引我们逐室参观。四堡的先民来自中原地区，为了逃离是非不断、动乱连连的故乡，来到并不适应的闽地水土。今时的我们自然无法体会“身在异乡为异客”的酸楚，但如今留下的一座座严谨的“回”字形建筑，仍清晰地昭示着他们对于读书的敬意，以及内心深处对于陌生地域的防备。由此，老邹解答了我之前的疑惑：避难的中原人在这块文明程度相对低下的蛮夷之地，为了自保，只有用消极的方法来抵御外敌的入侵，办法就是如我们所看到的，将内部秩序通过村庄的外在尽量表现得零散无序，隐蔽入口、模糊路径以迷惑外敌，同时又从内在认知上严谨规划，增强秩序性。至于那些古书坊内秩序井然的宇坪、围屋、厅堂和横屋，乃至门楼外弯月形的池塘或水圳，无不是四堡先民们用心良苦设计的“作坊+住居”模式，他们将书房的文化格调与书坊的商用功能合而为一, 把内心深处的文化情结毫不掩饰地运用于建筑的各个地方, 譬如鳌鱼形的屋脊雕饰，八字形的门楼平面，以及宇坪院外卵石铺地的书卷、龙凤等图样。 建筑如是，印书更如是。我们在博物馆中不仅看到了老旧的切纸刀、刻版刀、压书机和石槽墨缸等古代印刷器具，也看到了从民间征集来的数量可观的木雕刻版、印本。老邹叹息着说，这些雕版才是冰山一角，四堡在明末清初时盛况初起，印书数量可用汗牛充栋来形容，而且规模与形式也较江南等传统文化重镇更为自由：既有在四堡首印的《金瓶梅》，也有将《三国演义》与《水浒》这样不宜老少同读的书装订一册的合订本，四书五经、农学医药、小说诗词、星相佛经等更是不可尽述。由四堡通往外埠的北线、南线、西线三条水陆通道, 不知运出了多少书籍，奔走过多少书商。据传，国家历史博物馆里保存的一千六百多块雕版，有一千五百多块都是连城的，还有大量的雕版至今散在民间，被贱卖或私用。 一位老妈妈走到我们面前，在我们每人手中放了一张雪白的宣纸，并拿出一块裂痕斑斑的老雕版抹了油墨，我们覆上纸张，用刷子轻刷纸面，雪白的宣纸上立刻出现了雕版上的图样文字，笔法纯熟，浑朴凝重，浓淡相宜的墨色泛着无法言说的美。我们将带着墨香的作品迎着风晾干，然后小心翼翼地收藏起来——当然，这样简省的过程并不能如实反映出雕版印刷的全貌，在我们轻松地撷取最终成果前，还有制板、写样、天头、上板、雕刻、印刷等多道工序。这也是四堡如今衰落的主因，在先后经历了新兴的印刷工艺和生产模式的冲击后，在嘉庆、乾隆时到达鼎盛的四堡雕版业“至咸、同以后乃不振”，最终在民国时永远地衰败、沉寂下去。 其实，并非所有人都遗忘了这里，美国俄勒岗大学教授包筠雅、日本东北大学教授咸部彰等海外学者曾先后在这里长期驻停、调研，包女士的新著《文化贸易: 清代至民国时期四堡的书籍交易》已由哈佛大学亚洲研究中心出版，被誉为“迄今研究清代印刷出版史最为深入的成果之一”。只是，远隔太平洋的学术研究浪潮却无法滋润这个深藏于闽西盆地的小小乡村，无论从旅游或文化角度，雕版印刷即便有着国家级非遗的头衔，却依然如同久置的墨汁般无可避免地干涸。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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