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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连线》杂志主编克里斯·安德森说过：“每一种形式的充裕，都创造了一种新的匮乏。”对我这样一个“恋声族”来说，当名目繁多的所谓“好声音”遍布左右，选择就成为一种匮乏。几天前，来自微信群里的一声招呼，提醒我配音大师邱岳峰逝世三十五周年的纪念日到了，也让我开始认真回味起他那一把真正令人难忘的好声音。 初识邱岳峰，是多年前的一个夏夜的露天电影。人群间闪烁的影像是那么模糊，更多的在是“听”电影。而在这般特殊的环境里，倒更容易产生布莱希特所谓的“间离效果”：因为看不清画面，所以你更多靠声音走出身在的自然空间，进入电影的叙事空间。影片里传来的那略带沙哑却极具磁性的声音，属于邱岳峰。 熟悉邱老的作品，最初并非通过正宗的译制电影，而是美术片。在童年的印象里，邱老的声音很特别，如果出现在美术片里，往往是给小朋友一个“要出事”的信号。比如《渔童》里面，邱岳峰配音的神甫让我和小伙伴们为淳朴的渔翁真真捏了一把汗。但是，邱岳峰千变万化、亦庄亦谐的嗓音，绝非“要出事”一张标签所能尽述。一如他在写给观众的一封信中说的那样：“配音演员不应该只让观众听出'字儿'（台词），还应该让观众听出'事儿'（潜台词）。如果再能使观众品出点'味儿'（艺术享受）来，那就更好了。”在《音乐之声》中，他化身迈尔斯，一句“这为了奥地利，也是为了我”的玩笑话，为上校一家争得脱身的机会；在《尼罗河惨案》里，雷斯上校紧密配合大侦探波罗，一句“每个人都有可能，每个人都有原因”，诱使心虚的嫌犯自投罗网；而在《悲惨世界》里，邱岳峰为老兵德纳第埃送上长达69个字的“机关枪独白”：“有钱的老爷，您竟敢这样叫我们，因为我们穷你就叫我们流氓，正月里你们吃的是芦笋和小豌豆，你们想知道天有多冷就看看寒暑表，而我们—流氓—我们的寒暑表是皮肤！” 更有意思的是，从一些台词念白中，还能感受到他在上海久居生活所浸染的语言习惯。在波兰电影《不屈的城》中，他所配的苏联红军伞兵费雅卡向后方汇报射击方位：“更正目标，偏左零零五，目标一百十四。”这一段总会让像我这样的“新上海人”抱以会心一笑。沪式普通话能把“一百一十四”再次压缩，着实也是个功夫。 过去介绍邱岳峰的文章，基本是谈论他为主角配音的影片，可是在更多老译制片中，他的声音形象往往如珠玉散落在影片某个不知名的角落，用一位同好的话说：“多数情况下，毕克、富润声、程引（的声音）会在演职字母表滚过30秒后呈现出来，而邱岳峰则要去找，去等，就好比一叶明信片夹在某一本书里，无意间翻开，他那所集聚已久的能量会瞬间释放出来。”或许，这就是我喜欢邱岳峰的原因之一：在当下大量译制作品“有呻吟，无声音；有嘲笑，无幽默；有感觉，无灵魂”的年代，不挑剔角色，不在乎配音多少，却始终不惜代价追求完美的邱岳峰，只会让我们更加肃然起敬。 邱岳峰以及所有上译老艺术家们真正让声音参与了影视作品的“二度创作”，给观众带来了增值的艺术享受。虽然我们与这些大师不曾谋面，但我们之“恋声”，或许就在于对那种艺术的认知与推崇，而且并非简单集中在某个演员个人身上，更在于对那个时代的尊重、反思和记忆。如果有人问我，中国如何再出现一个邱岳峰？我想起石黑一雄的那句话：“我喜欢这样的艺术大师，他的尊严在于具有不背离职业本色的才能。”今天多元化的艺术选择本质上是某种迷惑，配音艺术则像一个成熟的果实，需要时间的沉淀和沉静的生长，甚至连它的敌人也是深沉的。在邱岳峰的身上，相比人们所津津乐道的成就，我觉得，反思什么是“成熟的艺术”，才更重要。 来源：新民晚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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