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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鲧堵禹疏”的兴起与历史真实 （刊于《阿坝师专学报》2014年第2期）
鲧是研究我国早期文明史研究必须重视的一个历史人物，正是因为有了他的“失败”，才有了后来的大禹成功治理大水患并因此而建立我国历史上的第一个国家——夏。不过，鲧是怎么失败的？在传统认识和历史文化类书籍采纳的说法中，都说他是因为用堙填之法治水不成功，例如，权威的《辞海》就说：“鲧：我国传说中原始时代的部落首领。居于崇（亦称有崇），号崇伯。由四岳推举，奉尧命治水。他用筑堤防水的方法治水，九年未治平，被舜杀死在羽山。”[1]需要指出的是，说鲧“用筑堤防水的方法治水，九年未治平”，他是败于治水这一认识和说法是完全错误的，并不符合历史的本来面目。 一、鲧在登场之时就暗藏危机 说鲧就必然说到禹，许多古代典籍说他们是父子关系，例如司马迁在《史记》中就是这样记载的。[2]鲧—禹时期的大洪水是直接关系到中华文明起源的重大问题。若干证据显示，这场大洪水是确实存在过的，因为大多数先秦文献都提到了史前的泛滥成灾的洪水。 我国古文献中最古老的《尚书·尧典》就讲到史前大洪水：“汤汤洪水方割，荡荡怀山襄陵，浩浩滔天。下民其咨，有能俾乂？”滔滔洪水淹没了平原，包围了丘陵和山岗。大批人口和牲畜死亡，房舍和积蓄被洪水吞噬。大水经年不退，灾民们只得扶老携幼，到处漂流。这证明那场洪水的确不小。 水与人类的诞生和发展有非常重要的关系。早期社会的人们因为生存能力有限，必须逐水而居，没有水当然不行，但大洪水却严重危害到人们的生活。大洪水来了，需要派得力的人去治理。帝尧召开部落联盟议事会议，讨论治水的人选，就是在这样的情况下，后来的“历史罪人”——鲧，非常高调地登场了。 《尚书·尧典》说：“帝曰：‘咨！四岳……’佥曰：‘於！鲧哉。’”当时部落联盟议事会议主要由“四岳”即四个部落首领组成。他们一致推荐有治水传统的夏族首领鲧主持治水。 《史记》的《五帝本纪》和《夏本记》都对鲧的登场情况有记载，但有稍许差异。 《五帝本纪》的记载说：“尧曰：‘谁可顺此事？’放齐曰：‘嗣子丹朱开明。’尧曰：‘吁！顽凶，不用。’尧又曰：‘谁可者？’欢兜曰：‘共工旁聚布功，可用。’尧曰：‘共工善言，其用僻，似恭漫天，不可。’尧又曰：‘嗟，四岳，汤汤洪水滔天，浩浩怀山襄陵，下民其忧，有能使治者？’皆曰鲧可。尧曰：‘鲧负命毁族，不可。’岳曰：‘异哉，试不可用而已。’尧于是听岳用鲧。九岁，功用不成。 《夏本记》的记载说：“当帝尧之时，鸿水滔天，浩浩怀山襄陵，下民其忧。尧求能治水者，群臣四岳皆曰鲧可。尧曰：‘鲧为人负命毁族，不可。’四岳曰：‘等之未有贤于鲧者，愿帝试之。’于是尧听四岳，用鲧治水。九年而水不息，功用不成。于是帝尧乃求人，更得舜。舜登用，摄行天子之政，巡狩。行视鲧之治水无状，乃殛鲧于羽山以死。天下皆以舜之诛为是。于是舜举鲧子禹，而使续鲧之业。” 在《五帝本纪》中，选择治水能人是与选择帝尧的接班人放在一起的。对帝尧的接班人，放齐提出丹朱，欢兜提出共工，但帝尧都没有同意。他说自己的儿子丹朱不是个好人，但是怎样的“不好”却没有再说，停留在“顽凶”的层面。对共工，他的评价是先说其“善言”，行为乖僻，爱走旁门左道；接着又说共工“似恭漫天”，看似恭敬却是敢欺天啊！话说到这个程度了，四岳也没有再坚持。 帝尧实际上是希望其子丹朱作为接班人的。但是，虽然丹朱获得了提名，但随即又以最快的速度遭淘汰。对于此事，流传数千年的说法（代表着儒家思想）是帝尧认为自己的儿子没有这个才能，亲自作了否决。其实不然，因为同样的五帝时代，尧传舜、舜传禹，作为接班人的舜和禹也都“发扬”过高风格，均对先王之子丹朱、商均进行了一番谦让。即使在后来历朝历代的“禅让”中，就是走过场，新君都要谦让客气一番，说一些本人德行浅薄、不足以堪当重任之类的话，通常是要经过三请之后才会登上龙位。 可想而知，在当时的情况下，放齐刚刚说出“嗣子丹朱开明”，帝尧难道就能够不客气地说“不错，不错，正是我心目中的人选”吗？就是走过场，他也需要说说“这小子不怎么样”之类的话呀。只是，没想到这一“谦虚”，就再也没人提丹朱了。反而冒出了不识相的欢兜，举荐了共工！面对这种局面，帝尧只能狠煞煞地说共工欺天，否决了他。事到如今，四岳当然明白帝尧在想什么了。大家不开口，就是不支持让丹朱作为接班人。 帝尧只好转移话题，把接班人问题放在一边，又讨论治水人选，大家不约而同地提出了鲧。很明显，此时的治水与选择帝尧接班人，关系太大了，而四岳“皆曰鲧可”，说明了鲧在当时声望很高。 因为治水是当务之急，需要十分得力的人，而四岳“皆曰鲧可”。这个“皆”字，道出了鲧——当时的一个氏族部落首领——在大家心目中的地位。数千年的历史中，像鲧这样深得人心全票通过的状况并不多见。但是，帝尧仍然不同意，理由是“为人负命毁族”。就是鲧这个人不听话，在族里的名声很不好。这个反对的理由很奇怪。因为鲧在族里的名声再怎么不好，也是人家氏族内部的事，身为帝王的尧居然在朝堂之上堂而皇之地作为理由讲出来，这其中必有缘由！ 因为要寻找的是治水能人又不是道德模范！所以，四岳坚持，“等之未有贤于鲧者，愿帝试之”。很明显，这个“贤”字，是不赞成帝尧说鲧在族里的名声很不好这样的评价。 《五帝本纪》说四岳表了态：“异哉，试不可用而已。”《夏本记》说四岳很坚持：“等之未有贤于鲧者，愿帝试之。”在这样的情况下，帝尧只得接受了让鲧去治理水患的建议。 按照当时的惯例，下一任帝位接班人将在各个氏族部落首领中由大家共同推举产生，但是必须要获得现任首领的获准。这次会议对三个候选人丹朱、共工、鲧的讨论，可以说是层层递进，非常激烈。因为四岳坚持，而当时也找不出更合适的人选，帝尧勉强同意让鲧去治水。 身为帝王的尧之所以要反对鲧去治水，就是因为这与接班人的问题太有关系了。三位候选人丹朱、共工、鲧，很有代表性，可以说是三个氏族部落的利益代言人。 鲧的出场，其实不妨看作是各方势力调和的结果。帝尧心里明白，丹朱不会再有希望了。看不见的斗争在继续，虽然鲧没有一丝懈怠，积极投身到了治水大业中，但是，他已经在事实上被架在了火炉子上了。 鲧就这样高调登场了。他如果能够完成治水这项工作，必将是众望所归，铁定的帝位接班人。然而，他不幸在登场的同时就已经陷入了政治斗争的泥潭，巨大的危机在等待着他。 二、为鲧治水“失败”辨诬 与洪水尤其是特大洪水搏斗不是一朝一夕的事，当时还没有铁工具，所以打的是持久战。尽管鲧是全身心地投入治水，可是一晃九年过去了，鲧却治水“无功”。《尚书·尧典》说：“九载，绩用弗成”。就是说，鲧在九年中耗费了无数的人力、物力，却没有能制止水患。但“绩用弗成”四字也可以理解为：治水效果还未最终显现，就被认定为是治水“失败”。 《史记·夏本纪》说：“九年而水不息，功用不成。于是帝尧乃求人，更得舜。舜登用，摄行天子之政，巡狩。行视鲧之治水无状，乃殛鲧于羽山以死。”因为治水九年未成，帝尧的接班人舜就以此为理由，将鲧流放于羽山并让他死在了那里。 1、治理大水患该有九年的期限吗？ 如果仅以治水九年无功就该被流放或者处死，那么，在鲧之后继续治水的大禹可是整整花了十三年啊！须知，大禹这十三年，是在鲧已经治理九年的基础上继续进行的。如果治水九年无功就该受处分，那大禹早就该得到处分了，而似乎尧也好，舜也好，并没有因为禹治水九年还没有成功就为难过他。这说明，虽然治水很重要，但是治水的时间和成效并不是鲧被流放致死的原因。 2、鲧治水只知道得堙、填之法吗？ 同样是治理尧舜时期的大洪水，为什么鲧惨重地失败了，而其子禹却成功了？从春秋战国时期开始，许多典籍便把这原因归之于鲧和禹治水方法的不同。说鲧只懂得堙、填之法。近现代学者和历史教材都一直认为，禹治水时采用疏导的方法，而鲧治水是用堵截的方法；因此禹成功了，而其父鲧失败了。 可是，关于禹的治水方法，《汉书·沟洫志》引《夏书》说：“禹堙洪水十三年。”堙，本字作“垔”，许慎《说文》：“垔，塞也。”[3]《山海经·大荒北经》上说“禹堙洪水杀相繇”、《淮南子·坠形训》上说“禹乃以息土填洪水”等，均指出禹也曾用过“堙”的方法。屈原的《天问》中也有“纂就前绪，逐成考功”的句子。说明禹也采用过堵塞之法。 认为鲧治水失败在于他采用堵塞的方法，而禹则依靠疏导获得了成功这种意见，其实既经不起推敲，也不符合历史文献的记载。 按常识分析，大凡治水，都需要结合实际情况，将堵塞与疏导灵活结合起来，而且，即使是为了更好地疏导洪水，也需要在某些地方对洪水进行堵塞。堵塞与疏导，岂能分离？ 想当初，当帝尧咨询治水人选时，四岳都举荐鲧，尧嫌鲧执拗，不肯用，但四岳坚持说鲧可以，尧不得已而用之。就这段记载看，鲧是善于治水的。尧起初不同意起用鲧，也只是嫌其不听话，并非不信任鲧的能力。屈原的《天问》曾质疑：“不任汩洪，师何以尚之？”林庚先生解释为：“鲧如果不善于治理洪水，为甚么又那么孚于众望呢？”[4]鲧既善于治水，显然不可能如传统说法那样：只知道得堙、填之法，而且九年未成。 由此可知，鲧禹治水之成败，其区别显然不是在治水的方法和手段上。 鲧治水之所以失败，不在于他不懂得疏导，而在于他的地位和性格；更具体说，就是鲧是在群众中有一定威望的治水专家和尧帝的接班候选人之一，而他的性格却非常执拗，甚至不听帝尧之教命。因为他在在群众中有一定威望，又是治水专家，所以四岳不顾帝尧反对仍然坚持举荐他去治水，应该说当时的所有人都明白，一旦鲧治水成功，他就是帝尧的当然继承人。 在《史记》中，尧说鲧是一个“负命毁族”的人。结合其他文献来看，鲧负的恐怕是尧的命，毁的恐怕也是尧的族。如《山海经·海内经》说：“洪水滔天。鲧窃帝之息壤以堙洪水，不待帝命。帝令祝融杀鲧于羽郊。”帝尧既然任用鲧去治理洪水，那么，像息壤这样宝贵的抗洪物资早就应该交给鲧使用，他不给，为什么呢？洪水泛滥，要疏导，但是将洪水导向何处，却是个牵扯极广，利害攸关的大问题。鲧既然将帝尧阻挡洪水的息壤拿走，那么洪水会流向何方也就不言而喻了。这岂不就是尧帝所谓的“毁族”吗？ 屈原《天问》曾说：“鸱龟曳衔，鲧何听焉？顺欲成功，帝何刑焉？”按南宋洪兴祖的解释，此句是说鲧违逆尧帝之命，却听从鸱龟的曳衔。如果顺从帝尧的希望，怎么会遭受刑罚呢？不过，今人更喜欢将“顺欲”理解为顺从大家的欲望。就诗中来看，则显然是顺从鸱、龟的愿望。所以，推测起来，鲧窃息壤后，恐怕是给了以鸱为图腾的和以龟为图腾的氏族抵挡洪水，这样为民求利却遭帝尧的刑罚，所以常常为民生疾苦而叹息的屈原当然要表示一下质疑了。在《离骚》中，鲧被称作“婞直”，也就是刚直，这样的称谓似乎也不是为谋私利者所准备的。 3、禹治水何以成功？ 根据《尚书》的记载，鲧治水“失败”被流放后，因为大洪水还必须继续治理，已经被确定为帝尧接班人的舜不仅是“殛鲧于羽山以死”，还因四岳的建议而“举鲧子禹，而使续鲧之业”。[5]禹承担继续治水事业后，审时度势，采取了十分谨慎的态度。“禹不敢怨，而反事之，官为司空。以通水潦，颜色黎黑。步不相过，窍气不通，以中帝心。” [6] 尽管禹不一定如此地奴颜婢膝，在舜的左右总迈着小步行走，甚至连大气都不敢出，但在鲧被杀后还能担任要职这一事实至少可说明禹是懂得首先要自保的。 总之，禹接受了部落联盟议事会的任命，开始了他父亲的未竟事业，主持了对大洪水的治理。当然，禹的性格、禹的能力，使他获得的是与他父亲完全不同的结局。 禹联合了共工氏和伯益、后稷等许多部落，继续向洪水展开大规模的斗争。过去人们多认为大禹治水是疏通河道，其父鲧治水是拦截洪水，所以说大禹是吸取了他父亲治水失败的惨痛教训，改变单纯筑堤堵水的办法，采用疏导的策略。《淮南子》一书，就多处提到大禹治水是“决江疏河”，例如：《淮南子·原道训》：“是故禹之决渎也，因水以为师。”《淮南子·诠言训》：“故禹决江河，因水也。”说大禹治水是以水为师，善于总结水流运动规律，利用水往低处流的自然流势，因势利导地治理洪水。这样的理解是既正确又不完全正确。说它是正确的，是因为大禹治水确实基本上是这样做的；说它不完全正确，是因为这样的理解是不合乎历史事实的。 拦截洪水和疏通河道，这两种治水方式不是绝对的，要看是在什么情况下使用。鲧—禹治水，实际上是两个不同时期，所以在主要的治水方式上应该是有区别的。 在尧舜时期的大洪水初期，鲧面对洪水的来临，更多的只能是用建堤防的方式来阻拦洪水侵犯所居住之处，保护宫室建筑。而禹治水之时，已经到了洪水后期，为了使人们安居生活，重返家园，更多的是疏通壅塞，开通淤积，疏导河流。 《墨子·兼爱中》说：“古者禹治天下，西为西河渔窦，以泄渠孙皇之水；北为防原派，注后之邸，呼池之窦。洒为底柱；凿为龙门，以利燕、代、胡、貉与西河之民。东方漏之陆，防孟诸之泽，洒为九浍，以楗东土之水，以利冀州之民。南为江、汉、淮、汝，东流注之五湖之处，以利荆、楚、干、越与南夷之民。” 《庄子?天下》说：“昔者禹之湮洪水，决江河而通四夷九州也，名川三百，支川三千，小者无数。禹亲自操耒耜，而九杂天下之川。腓无胈，胫无毛。沐甚雨，栉疾风，置万国。” 《吕氏春秋·古乐》说：“禹立，勤劳天下，日夜不懈，通大川，决壅塞，凿龙门，降通漻水以导河，疏三江五湖，注之东海，以利黔首。” 以上所说大禹治水的过程中，不管是开凿龙门，挖通淤塞，还是疏通众多的河流，都应是大洪水过去之后进行的工作，决不可能是大洪水正盛期间就能够进行的。实际上，大禹在治水时也有修治河湖堤防的情况，如《墨子·兼爱中》所说“北为防原派”、“东方漏之陆，防孟诸之泽”，这些文字中的“防”就是为原派之水与孟诸之泽而修治堤防。这些工作实际上与鲧所作的工作差不多，只是一个在大洪水初期，用堵截洪水的办法，给下游民众带来了很大的危害；而在禹的时期便不同了，同样的方法便把洪水后期的后遗症治理好了，使民众能够安居乐业。 这样说，决不是贬低大禹治水的历史功绩，而是正确认识历史的本来面目。事实上，大禹治水之所以能够成功并且在历史上获得那样的赞誉，是确有他的过人之处并且是付出了万般辛苦的。 司马迁在《史记》的《夏本纪》中说：“禹伤先人父鲧功之不成受诛，乃劳身焦思，居外十三年，过家门不敢入。”这里有两点值得注意：其一，大禹伤的是“父鲧之不成受诛”，而不是“父鲧之不成”，也就是说重点是“受诛”；其二，《孟子·滕文公上》说“禹八年于外，三过其门而不入”，时间不同，但更主要的，“不入”变成了“不敢入”，虽然只是多了一个“敢”字，但却显示了司马迁对世态人生的认识具有非凡的深刻性。禹是“过家门不敢入”，而不是“过家门不入”。为什么“不敢入”呢？因为如果他治水不成，很可能就是鲧的下场翻版。在这种脑袋都不一定保得住的情况下，他还有心思回家吗？ 鲧、禹治水的具体规划到底有何不同，我们无从知晓，但是，禹的小心谨慎的性格较之鲧的刚直执拗更适合协和万邦，则显然应是其成功的一个重要原因。 三、“鲧堵禹疏”论源于春秋战国 鲧、禹治水，现在通行的说法是“鲧堵禹疏”。即是说鲧用堵塞的办法失败了，禹用疏导的办法成功了。这个完全不符合历史实际而且对鲧是诬陷的说法，产生于春秋战国时期。这是有原因的。 1、西周灭亡与“堵疏论” 西周的灭亡就是因为周厉王堵塞言论。据《国语?周语上》：“厉王虐，国人谤王。召公告曰：‘民不堪命矣！’王怒，得卫巫，使监谤者。以告，则杀之。国人莫敢言，道路以目。王喜，告召公曰：‘吾能弭谤矣，乃不敢言。’召公曰：‘是障之也。防民之口，甚于防川。川壅而溃，伤人必多，民亦如之。是故为川者决之使导，为民者宣之使言。故天子听政，使公卿至于列士献诗，瞽献曲，史献书，师箴，瞍赋，曚诵，百工谏，庶人传语，近臣尽规，亲戚补察，瞽、史教诲，耆、艾修之，而后王斟酌焉，是以事行而不悖。民之有口，犹土之有山川也，财用于是乎出；犹其有原隰衍沃也，衣食于是乎生。口之宣言也，善败于是乎兴。行善而备败，其所以阜财用衣食者也。夫民虑之于心而宣之于口，成而行之，胡可壅也？若壅其口，其与能几何？’王不听，于是国人莫敢出言。三年，乃流王于彘。” 召公说得多么好啊！阻塞人们的言论，就是堵住人民的嘴，比堵塞河流更严重。河流壅塞而崩溃泛滥，伤害人一定很多。人民也是这样。因此，治水的人要挖开水道，使它通畅流淌;治民的人也应开导他们，使他们畅所欲言。但是，周厉王不听，百姓不堪忍受，于是便揭竿而起，使他变成了流亡国君。为避免权力真空，周公与召公不得不共同主持朝政以扶持太子即位，然则朝廷衰败若江河日下。历史进入东周即春秋时代。 西周因为堵塞言论而灭亡的教训，可以说影响了整个春秋战国时期。 西周灭亡后，虽然周王室继续存在，但作为“宗主”的地位大大下降。春秋战国时期是群雄割据，也是中国思想最为辉煌灿烂、群星闪烁的时代。 春秋战国时期，社会结构急遽变化，社会矛盾异常尖锐，兼并战争接连不断，文化思想空前活跃，社会的各阶级、阶层的思想家，都能够自由地著书立说和四处奔走宣传自己的思想和主张，并不受到统治阶级及其统治思想的排挤和束缚。在学术自由的环境中，学者们冲破旧传统的思想束缚，努力去探求和创新，大大促进了学术的发展。因此，各家各派的著作如雨后春笋般涌现出来，各种观点纷然并存，各种针锋相对的辩论时有发生，于是，就出现了诸子百家彼此诘难，相互争鸣的盛况空前的学术局面。班固在《汉书?艺文志》中对此记载说：“凡诸子百家，……蜂出并作，各引一端，崇其所善，以此驰说，联合诸侯。”后来的历史学家据此即把这在中国思想发展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的时期和活动称为“百家争鸣”。 百家争鸣之所以在春秋战国时期长期存在，有一个基础和前提条件，那就是整个社会的言论自由。这既是当时时代的需要，也是西周因堵塞言论而灭亡的教训。那个时期出了个有名的政治家——子产，他自郑简公时（前554）被立为卿，公元前543年到522年执掌郑国国政。子产没有著述传世，他的言行事迹，主要载于《左传》、《史记》等书籍。 子产最有名的故事是“不毁乡校”。据《左传?襄公三十一年》：“郑人游于乡校，以论执政。然明谓子产曰：‘毁乡校，何如？’子产曰：‘何为？夫人朝夕退而游焉，以议执政之善否。其所善者，吾则行之；其所恶者，吾则改之，是吾师也，若之何毁之？我闻忠善以损怨，不闻作威以防怨。岂不遽止？然犹防川：大决所犯，伤人必多，吾不克救也；不如小决使道，不如吾闻而药之也。’然明曰：‘蔑也，今而后知吾子之信可事也。小人实不才。若果行此，其郑国实赖之，岂唯二三臣？’仲尼闻是语也，曰：‘以是观之，人谓子产不仁，吾不信也。’” 子产在这里提出的“犹防川”、“小决使道”，意思就是：对待言论，就像对待河流，不能去堵塞，只能去疏通，引导。 由此，关于“堵疏”及“鲧堵禹疏”这方面的议论逐渐兴起。 3、“鲧堵禹疏论”的兴起 “鲧堵禹疏论”最早见于《国语?周语下》的记载： 周灵王二十二年，谷水、洛水发洪水，将毁王宫，灵王想筑堤防护，太子晋谏灵王说：“古之长民者，不堕山，不崇薮，不防川，不窦泽。……昔共工弃此道也，……欲壅防百川，堕高堙庳，以害天下。皇天弗福，庶民弗助，祸乱并兴，共工用灭。其在有虞，有崇伯鲧，播其淫心，称遂共工之过，尧用之殛于羽山。其后伯禹念前之非度，厘改制量，象物天地，比类百则，仪之于民，而度之于群生，共之从孙四岳佐之，高高下下，疏川导滞，钟水丰物，封崇九山，决汩九川，陂障九泽，丰殖九薮，汩越九原，宅居九墺，合通四海。”[7] 太子晋说“鲧堵禹疏”也不全是他的创造，因为《尚书?洪范》就说：“鲧陻洪水，汩陈其五行。帝乃震怒，不畀洪范九畴，彝伦攸斁。鲧则殛死，禹乃嗣兴。天乃锡禹洪范九畴，彝伦攸叙。”在《洪范》中，“天”与“帝”是互称的，可见帝即是天；殛鲧的是天，兴禹的亦是天。而“鲧陻洪水，……帝乃震怒”也是有依据的。 说禹用疏川导滞的办法治服了洪水，虽然两千年来备受称赞，可惜历代治水专家并没有去真正践行它；反而是包括黄河、长江在内各大小河流上的防川堤防越修越高。明代潘季驯提出的“筑堤束水，以水攻沙”，[9]至今还在黄河上应用。现代的防洪水利工程，更是将堵断河流的拦河大坝作为重要的防洪手段。所以，历史的情况是明摆着的：历代都是在用修堤筑坝防堵洪水，但是禹的疏导治水说仍然流行。原因何在？ 本为治水的“堵疏”论之所以广为流行，很重要的一个原因是因为它被提高到了政治层面上，说是对民意只能疏导而不能堵塞，而这是与春秋战国时期的政治形势大有关系的。太子晋关于鲧用堵的方法、禹用“疏川导滞”之法，带来两种不同结果的认定，就为春秋战国时期需要言论自由的各学派纷纷将大禹定为“圣人”，并为他的“疏导”提供了理论依据。 所以，在春秋战国时期就普遍认可鲧堵洪水而失败，禹疏洪水而成功的说法。以《墨子》为代表的诸子典籍中，就称大禹治水常用疏导之法，而且将过去的治水成果均记载在大禹身上。例如说“禹之湮洪水，决江河而通四夷九州也。名山三百，支川三千。”[10]“禹疏九河，瀹济漯而注诸海，决汝汉排淮泗而注之江，然后中国可得而食也。”[11] 据顾颉刚、童书业先生合著的《鲧禹的传说》的考证，鲧禹治水用的方法是一样的，是填；后来演变成鲧防洪水而失败禹疏洪水而成功，成了不移的史实。[12]之所以会出现这样的改变，不仅是百家争鸣的政治需要，也是由于在战国时，交通四辟，水利大兴，人们为了防止水患，就盛行了筑堤的办法，为利便交通，振兴农业，又盛行了疏水灌溉的办法。但是筑堤的害处多而利益少，疏水灌溉则是有利而无弊的事，所以防洪水的典故便归了上帝所杀的万恶的鲧，而疏洪水的典故就归了天所兴的万能的禹。传说发生变化正如顾颉刚所言：离时代越远，离真相也就更远。 四、鲧是失败于与舜的权力之争 鲧是在治水的过程中，当然治水还没有成功，但是也肯定还不是失败的时候而被帝尧的接班人流放致死的。个中曲折，按《史记》的说法，帝尧是先知先觉，，早就知道鲧不足以担当此重任。不过，此时的他，闭口不谈这件事，也没有提到对鲧的处分问题。而是重新组织了一次会议，讨论帝位接班人的老话题。经过帝尧数年经营，大家都看出苗头来了，共工和鲧当然是不行的了。最倒霉的，当属共工的推举人欢兜，他和共工、鲧在后来的“四罪”中就占了三席。唐人沈佺期在《从驩州廨宅移住山间水亭赠苏使君》诗中说：“古来尧禅舜，何必罪欢兜？”算是一语道破了其中艰险。 接班人总是需要的。帝尧破除常规，他发出了一项指令：“悉举贵戚及疏远隐匿者。”[13]选举的范围一下子扩大了。一切都像是排练好的节目，众皆言于帝尧：“有矜在民间，曰虞舜。”帝尧自然答应：“然，朕闻之。其何如？”舜就这样登场了。此人虽来自民间，但只要让他成为帝尧家中的重要成员，便可以堵住很多人的口。难道还有比他更好的人选吗？ 帝尧的办法就是政治联姻，他将自己的两个女儿娥皇、女英，一并赐予舜为妻。为了美化此事，帝尧说这是考验舜——有谁见过为了考验人才将自己的女儿，还是两个女儿，全部搭进去的？ 这场戏或许几年前就已经悄然开场了，当然是由帝尧导演的。参会者都是演员，懂得配合就好。以这个“矜”字来说，同“鳏”，指的是无妻之人。而舜，分明有妻登比氏。可见，这只是一场准备好的政治秀。而鲧，很可悲，事情都发展到了如此地步了，他还不觉悟。《韩非子·外储说右上》记载：“尧欲传天下于舜，鲧谏曰：‘不祥哉！孰以天下而传之于匹夫乎？’尧不听，举兵而诛杀鲧于羽山之郊。”鲧身为圈中人，缺乏政治敏感性，当属他的不幸！ 按照一些古书的记载，治水“失败”只是鲧被放逐而死的表面原因，而根本原因就是鲧与舜的争权夺位。当帝尧欲将权位传给舜时，鲧极力反对，他“怒于尧曰：‘得天下之道者为帝，为帝之道者三公。今我得天地之道，而不以我为三公’”。认为尧帝“失论”，为了夺位，他“怒其猛兽，欲以为乱”，且“召之不来，仿佯于野，以患帝舜！” [14]以至遭到放逐和诛杀。 总而言之，鲧治水“失败”，根子应在于没有处理好治水中各部落与氏族之间的利害关系，尤其与舜争位还伤害了帝尧一族的利益。政治斗争是血腥的，在远古时期就是如此。 舜被确定为帝尧接班人后，不仅是“殛鲧于羽山以死”，还采纳四岳建议，“举鲧子禹，而使续鲧之业”。这很值得玩味。 其一，鲧治水没有成功是事实，但是不是因为治水没有成功就必须被流放处死？最蹊跷的是鲧不是被帝尧处分，而是被作为为帝尧接班人的舜流放处死，这其中会不会有因为鲧的声望大，还曾经被酝酿为接班人而“威胁”到舜的地位？ 其二，杀了鲧却启用鲧的儿子禹，这当然可以说是没办法，只得起用出于治水世家的禹。杀人父用人子，舜难道不知道，杀父之仇不共戴天吗？但是，禹继承父业一方面可以说是他该为父亲“黩罪”，而另一方面却是险象环生，一旦失败了，舜可以用同样的理由将禹杀了。 当时的情况应该就是这样，鲧---禹这个部落，善于治水，而且在部落联盟中有很高的威望，当时除了禹，没有人有能力治水，舜不得不控制性地使用禹。禹后来治水时“三过家门而不敢入”，除了表明他敬业外，也许更主要的原因还是不想让帝舜抓住他一丝一毫的缺失。如果他治水过程中过家门而入的话，帝舜完全可以因此下诏斥责他“疏于职守”，“为家忘国”，甚至扣上更严重的政治帽子。大禹后来以俭朴著称，恐怕也与他所处的百般猜忌的政治环境有关。 方法不当的因素也好，人事干扰的因素也罢，鲧的治水毕竟没有成功，说他是失败也好，半途而废也好，总之是没有成功。鲧治水没有成功，大洪水对人们生活和生产的威胁就继续存在，治水工作就还得继续进行。部落联盟议事会推荐鲧的儿子禹继续治理洪水。为什么大家要推荐禹？这只能说，鲧—禹这个家族确有治水的经验，他们在部落中也确有一定的威望。在部落联盟的长老中，或者是真的希望由禹来迅速结束水患，甚至还可能是让禹替他冤死的父亲间接平反；而在舜那里，他可能是还不能公然与部落联盟众多长老对抗，甚至希望禹的治水也不成功再找到处分他的理由。 五、鲧的失败造就了禹的成功 尧舜时代遭遇到历史上罕见的大洪水，这场大洪水让鲧和禹都很出名。先是禹之父鲧治水“失败”而为舜所杀，后是鲧之子禹却因为治水成功而成为天下共主。这就是《左传?僖公三十三年》臼季胥臣所说的：“舜之罪也，殛鲧；其举也，兴禹。”即是说，鲧是失败于政治斗争而不是失败于治水。虽然鲧是失败于与舜的政治斗争，但是天下的事情就这么奇妙，鲧的儿子禹却在与舜的政治斗争中大获全胜，并且建立了中国历史上的第一个国家——夏。 夏朝实际上是由鲧、禹、启三代共同缔造的，而又是以禹居首功的。 鲧应该是失败的英雄，而且是个非常有群众基础的英雄。他的“失败”，显然是因为在群众中的威望和影响威胁到了舜作为接班人的地位。鲧是政治权力斗争的失败者，至于说他治水失败，不过是为处理他找个理由罢了。 屈原曾在《离骚》中咏道：“曰鲧婞直以亡身兮，终然夭乎羽之野。”在这里，屈原赞扬鲧“婞直”，就是刚直、倔强的意思，对他“夭乎”于羽这个地方很惋惜。在屈原眼中，鲧不是个罪人。 鲧虽然死了，但是，他的能力，他的影响，他被流放的原因，大家都清楚，所以，在鲧死后，洪水还得治，于是“舜举鲧子禹，而使续鲧之业”。 禹接任了鲧的职位后，联合众多部落，逐步展开治水的工作。他依据地势的高下，疏导高地的川流积水，使肥沃的平原能减少洪水泛滥的灾害。经过治理之后，原来大都集中在大平原边沿地势较高地区的居民，纷纷迁移到比较低平的原野中，开垦那些肥沃的土地。那些草木茂盛、禽兽繁殖的薮泽地，成为人们乐于定居的地方。社会生产力有了显著的提高，这就为国家的建立提供了必要的经济基础。 大禹治水成功，至少一半的功劳应该归鲧。因为治水是鲧家世代相传的“家技”绝活，是鲧的父亲教会了鲧治水，是鲧培养造就了我国古代最杰出的水利专家禹！在水利工程上，鲧通过九年努力已经打下了很好的基础，禹是在他父亲的基础上完成治水大业的。 大禹在治水的过程显示出来的能力和获得的威望，帝舜心里一清二楚，所以他在死前把帝位“禅让”给了禹，也算是对他们家的补偿吧。 大禹是来自中原夏族部落联盟的首领，他在成为天下的“共主”之后，组建军队，南征三苗，修建城池，制定刑法，我国历史上第一个国家——夏朝——建立了。
参考文献： [1]《辞海》（缩印本）“鲧”条，上海辞书出版社1979年版 [2][5]《史记·夏本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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