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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15-04-07 有些国家的诞生全属意外。1788年1月18日，当一批英国人（包括736名囚犯）远渡重洋，在澳大利亚的植物湾登陆时，他们并不认为自己是来创建一个国家的，那只不过是一次惩罚性的放逐。这个新殖民地距离母国之遥远，只有未来的月球定居点才能打破其纪录，而它当时在这些流放者的眼里，其荒凉程度大概和月球也不相上下，并且，甚至还不如我们对月球了解得多。 澳大利亚，那个时代最后的空旷大陆，在第一舰队抵达时，只有30万土著人在此漫游。虽然有些乐观的历史学家把它和美洲并称为“上帝迟迟加给亚当和夏娃的两处乐土”，而且“在人类登上属于另一颗恒星的适于住人的行星之前，这种状况决不会再重复”，然而正如一个古老的笑话所说的，澳大利亚要成为伊甸园，所缺的只是水，而地狱所缺的也正是水。在所有大陆中，澳洲的土地最为干旱贫瘠，气候的变幻莫测却远远超过别处，在有些干燥的沙漠地带，据说连乌鸦都要倒着飞，以免风沙吹进眼里。这可不是一个值得羡慕的新世界。如果不是强制流放囚犯过来，恐怕也很难会有人自愿移民过来（相比起来，新西兰却是自由劳工建立的国家）。值得补充的是，最早发现澳洲的是荷兰人，但荷兰东印度公司拒绝在此拓殖，因为这里既没有香料也缺乏本地劳动力，能否变成一个财源实在是极为可疑的。
曾有人打趣说，澳大利亚注定前景光明，“澳大利亚人都是英格兰最优秀的法官挑选出来的”（当然，新西兰人一向认为自己是“更为优秀的大不列颠人”）。在帝国的这种前哨站，难免要依靠强制劳动力来建造定居点，就像早期新加坡城市也大量使用加尔各答运来的犯人来建造市政工程。在澳大利亚自然更是如此了：1820年代澳洲殖民地的文秘人员几乎全是曾经的伪造证件者，最早的建筑师是流犯、第一个出版商是前商店扒手、早期的律师和艺术家几乎没有一个是以自由人的身份来的，而为开拓西澳洲提供资金的富商Solomon Levey同样是前流犯，他在1814年因偷了一盒茶叶而被判流放。那时的英国法律严苛无比，盗取超过40先令价值的物品或偷猎兔子、砍伐一株用以装饰的灌木，均可被处以绞刑，一些人被判流放澳大利亚7年（实际上意味着终生）只是因为偷了一两只鸡。 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澳大利亚人每每被嘲笑为是流放犯的后代，仿佛那是一个代代继承的污点，而这种羞耻感激起他们两种看似矛盾的反应：一是竭力掩盖和遗忘这些不光彩的事（“流犯还能有什么值得一提的历史？”）；二是相信自己那些被判刑的祖先其实都是不公正法律之下受罪的好人，换作今天，他们或许根本连罚款都不会。这两种史观都以部分的事实为基础，却都误解澳大利亚的早期历史。在这部史诗般的流放史（我认为给试图撰写同样题材的后来者制造了无可逾越的障碍）中，罗伯特?休斯无懈可击地证明了一点：这段让澳洲人常感难以启齿的经历，不仅能真正说明澳大利亚作为一个国家的起源与诞生，而且正是这些受压抑的往事，塑造了今天的澳大利亚特性。这其中包括喜欢粗野的幽默、目光短浅的机会主义，以及对权威的阳奉阴违。近些年来反移民的政客Pauline Hanson以粗鲁无文、对国家政治无知著称，但她却对媒体和选民具有不可抵御的吸引力，大概便源自澳洲文化深处这种对粗俗直率的偏好。 一言以蔽之，澳大利亚是一处“新边疆”。它的历史经历与这一点密不可分——流放制度的存在本身就取决于“中心—边疆”的二元存在，所谓流放当然是把人从中心地带放逐到边缘去，否则它就不成其为一种刑罚了。在我们如今这个时代，已很难想象这一点，因为“全球化”本身就意味着一定程度上的去中心化，只有外太空才是我们的新边疆。 所有的新边疆都有两重形象：它既是荒凉落后之地，又可能是自由和机会之地。这两者其实是一体两面，都源自于其远离中心的根本特质。就像在美国西部片所表明的那样，那个巨大的新空间没有秩序和安全，但也因此自由自在、无法无天，并强烈地推崇男性气概；澳大利亚尽管一度被视为巨大的监狱，但这里所提供的机会，也是许多流放犯在英格兰无论如何得不到的。如今的20澳元纸币上的头像Mary Reibey便是一例：她14岁因盗马被判流放澳洲，结果却在这里成为一名极其成功的商人。在这个英国官方的西伯利亚，许多被流放的抗议者再未公开反抗帝国，原因之一他们在这里获得了相对丰裕的生活，有人写信回家说，到这里后获得的茶叶和糖，“多得几乎可以在里面游泳了。” 与此同时，这种边疆社会不可避免的边缘性，又造成了一种自卑的外省心态和外省文化。历史学家Niall Ferguson在《帝国》一书中说：“澳大利亚历史最让人不解的一点在于，虽然它最早的移民都是被英国抛弃的一群人，但长期以来，他们却对大英帝国如此忠诚”，相反，自由富裕的美洲殖民地却反叛了英国而建立美国。在殖民地时期，除了对英格兰从不抱有幻想的爱尔兰人之外，受过教育的澳洲人想到英格兰都不免涌起阵阵乡愁。借用书中的话说，“悉尼社会是一种向日葵似的社会，它面向的太阳——遥远、抽象，而且号令四方——是英国皇家，大家都通过其代理即总督来观望这个太阳。”在越南战争之前，澳大利亚参加的每一次战争都是为了英国的利益。许多人都发现澳大利亚人常常表现得比英国人更英国人，而当他们“谈论亚洲的时候就好象他们还生活在欧洲”。直到1984年，当政府宣布以《前进，美丽的澳大利亚》取代《天佑女王》为国歌时，还令许多君主主义者倍感痛心和气愤。 这说起来是并不奇怪的，正因为在帝国的“中心—边缘”结构的视野之下，这里在政治地位、文化等各方面都低人一等，所以他们才加倍地想要以自己近乎谄媚的效忠来证明自己。尤其是，在很长时间里澳大利亚人一直恐惧自己会沾染上“热带文化”而带上许多所谓“亚洲”特点，诸如身体“孱弱”和“胸无大志”，在这种情况下，成为一个“英国人”无疑比当一个“澳大利亚人”更有吸引力——而看不起自己同胞，却膜拜英国，更是一种典型的外省心态。这种文化上的低劣感，又由于澳大利亚的边疆社会特性而更趋强烈，那就是：这里长久以来不信任知识分子，曾有一位教育家说，一般的澳大利亚人“宁可跑半里路也不愿坐下来深思五分钟”。你在美国西部片里会看到马贼、牛仔、警察，但很少会看到知识分子，他们在边疆社会里将会过得很艰难。 澳洲流放制度的终结，最终固然是由于时代变化之下诸多因素的合力，但尤为值得关注的一点，无疑是澳洲社会本身的发展，使得当地人无法忍受英国再向这里“倾倒垃圾”。然而，那种文化上对英国的追随仰慕心态却一直延续了下来。澳大利亚作家Donald Horne在1998年出版《澳大利亚人》一书中认为，“在某种意义上，澳大利亚至今还是英国的一个省”，这里“大多数活动都是模仿和派生出来的，大多数新思想都是从外国引入的；其制造业和战略方面的主要决策都是由海外的中心控制的，时髦的东西通常是别处的过时货”，而澳洲人关注英美有时比关注本国还更有兴趣、更内行，这些便是明证。然而真正的问题在于：澳大利亚为何没有成为第二个美国呢？或者，美国为何不像澳大利亚那样对英国怀有持久的乡愁？除了其规模不同之外，恐怕更为本质的差异还是在它们各自的经历之中吧。（《致命的海滩》书评/维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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