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吕老的嗓子好，可以一直在歌咏队唱下去，后来怎么改成作曲了呢？ 吕老向我娓娓道来：“因为1941年春末夏初，音乐家贺绿汀教授（曾任上海音乐学院院长）从上海到天长来了，上面通知我们二师的文艺工作者，全部集中到天长抗大八分校去学习。就是那次的学习使我迷上了音乐，后来走上了作曲的道路。”说完，吕老叫家人拿出一张泛黄的老照片，“这是我在那时拍的。” 我一看，有些讶然，“怎么是小光头？” 吕老感慨万千，“当时的生活很艰苦，没条件经常洗头洗澡，一天我姐姐给我梳头，发现我头上长了很多疥疮，虱子把头皮都咬破了，没办法治，后来，就请人把我的头发剃光了。” 原来如此。我又转而去问另一个我关心的问题：“贺绿汀在抗大八分校给你们上课时，主要讲什么？” 吕老款款追述道：“他每天来给我们上半天课，主要教我们学习音乐基础知识，还给我们排练合唱。那时大家的水平都很低，合唱经常唱不到一起去，有的人还老跑调，他非常耐心，一个声部、一个声部地教我们，像《游击队歌》《垦春泥》《保家乡》《干一场》《胜利进行曲》等歌曲，我都是在那时学的。他给我们排练好后，便带我们到师部给首长、广大指战员演唱，很受欢迎，罗炳辉将军特别喜欢我，一次看话剧《一个打十个》，他从头到尾抱着我坐在他腿上看。 “贺教授是我的启蒙老师” “贺教授还经常在夜晚给我们演奏小提琴，让我们欣赏，使我对音乐越来越着迷。”吕老沉浸在对往昔的忆念中，“我一直记得1942年春夏之交发生的一件事。那天晚上，皓月当空，远远地，我忽然听到有小提琴声，便猜一定是贺教授在拉——当时只有他会拉，我就悄悄跑了过去，躲在旁边痴看。后来他看到了我，就亲切地走过来跟我说话，告诉我刚才拉的是贝多芬的《小步舞曲》，还跟我讲小提琴常识，最后又鼓动我去找爸爸买一把小提琴，以后好好地在音乐上下下功夫……哎呀！贺教授真是我的启蒙老师，他对我的鼓励非比寻常，从此，我就一心想着学音乐。” 吕老停了片刻，似在默默追忆恩师，然后接着说：“有一次，我们团开联欢会，要大家准备节目。我想出什么节目呢？一想，有了，贺教授写了那么多好听的合唱曲，我也跟他学，写一个。我只读过4年书，不会写词，所以，就根据军号曲调写了一个无词的四部合唱曲《向前进》，又找了几个比我大的孩子组成一个小歌队。开联欢会时，我跑到台上神气活现地指挥他们咿咿呀呀地唱。大人们看了直乐，一边笑着一边拍手给我们加油。” “我的音乐之路从这里起步” 3个月后，贺绿汀离开了天长，吕老到哪里去了呢？ 吕老说：“他走后，我也于1942年底被调到皖江七师文工团去了，一边从事文艺宣传一边拜师学习音乐。1944年我创作了第一首抒情歌曲《大雪》，此后又写了《军队向前进》等歌曲，解放后转业到上海电影制片厂，任小提琴演奏员，兼写一些音乐作品，1951年调到‘北影’新闻纪录片组任专业作曲，1955年又调回上海，为谢晋导演的电影处女作《水乡的春天》配乐，这也是我的电影音乐处女作，《铁道游击队》是我的第二部电影音乐作品。后来我担任了‘上影乐团’团长，先后为近40部电影写过音乐，1965年还被点名为‘上海之春’音乐会创作了《红旗颂》……” 吕老细细地描画着自己漫长、曲折的人生轨迹，最后深情地说：“不过，如果追溯起来，我的音乐之路最初就是从你们天长的抗大八分校开始起步的，那3个月的生活对我的影响太大了，是我人生最为重要的一个转折点。” 后 记 不久，吕老病愈，给我寄来了“我在天长抗大八分校开始学习音乐”的题字。 2006年底，我被借调到天长市委机关报《今日天长》，担任“文化副刊”的责任编辑。期间，开过一个栏目，曰“名家飞鸿”，我跟吕老约稿，吕老欣然应允，并很快寄来的题词：“我于少年时代参加新四军，曾在天长生活过，并在那里的抗大八分校开始学习音乐。希望天长人民保护好抗大八分校遗址，为历史保留一份鲜活的记忆。祝《今日天长》读者生活幸福！吕其明，2007年1月15日于上海”。 吕其明 音乐之路从天长抗大八分校起步 □王捷梅 1992年错过拜访吕老的机会 这是我无意中在与友人的一次谈话中获悉的。其时，我十分后悔，后悔自己知道这件事太迟，否则，1992年我绝不会婉谢去他家拜访的机会。 那年，我应邀去上海电影制片厂为一部电视剧做后期，其间，冯笑导演接我到他家过中秋节。闲谈时，曾谈到他先后主演、导演的影视片《铁道游击队》，我说：“我非常喜欢吕其明为这两部片子写的曲子。”冯导说：“他就住在我们‘上影公寓’附近，如果你想去，我带你去见他。”我当然想去，但又觉得就这么去有些冒昧、唐突，且没什么话题可谈，如果只说喜欢他的作品，我估计人家早就听滥了，没什么意思；如果问他是怎么作曲的，那是多么外行啊！音乐能三言两语说清楚么？于是，我摇摇头，“就不去了吧。”冯导听了，便随了我的意思，没再说什么。 如果当时我知道吕老曾在天长待过，那次我肯定会去他家问问“城南旧事”，请他谈谈当年在天长的生活情况。 一眨眼，14年过去了，冯导早去世，吕老近况如何？“尚能饭否”？谁能帮我联系上他？我想起了他的同事、第一位获得“金鸡奖”的苗家人、为《喜盈门》等电影写过音乐的作曲家杨绍榈老师。他曾为我写的主题歌谱过曲子，我们做后期配乐时也曾在一起吃过饭。于是，我从抽屉里翻出了沉睡多日的名片。非常巧，就是杨老师接的，他立即把吕老家的电话告诉了我。又非常巧，吕老正好在家，他刚刚为CCTV《音乐人生》做完节目回来。我便跟他说起了冯导，说起了《铁道游击队》，说起了抗大八分校，他一听，非常高兴。我们很快约定了访谈时间。 稍微懂点音乐的人，几乎没有不知道吕其明的，他是20世纪中国乐坛标志性的一个人物，谁能绕开他和他的作品呢？ 我是在学生时代知道他的，而且，十分喜欢他写的旋律，像《铁道游击队》《红日》《庐山恋》等电影的插曲《弹起我心爱的土琵琶》《谁不说俺家乡好》《啊！故乡》，还有他为《春苗》《家》《霓虹灯下的哨兵》《白求恩大夫》《子夜》《杜十娘》《城南旧事》《雷雨》《寒夜》《焦裕禄》等影片写的配乐等。另外，我还特别喜欢他的管弦乐作品《红旗颂》，乃至能把该谱全部哼下来。在我的心中，他是一个真正靠才气而不是运气在乐坛立足的音乐家！但我怎么也没想到这个大作曲家的艺术之路，是从天长“抗大八分校”起步的。 “我10岁就参加了革命” 是一个双休日。我去拜访时，吕老正因小病在家中打点滴，不过，精神看上去很好，76岁了，说话声音依然那样洪亮，而且脑筋清楚，聊起往事来如数家珍。 “我是无为人，我们应该是安徽老乡了。”吕老说完，微微眯起双目，思绪回到了遥远的过去，“我是10岁时从家乡出来，去皖东参加新四军队伍的。” 我一惊，“这么小就参加革命了？” 吕老一笑，“我参加新四军主要是因为父亲。他从北平大学毕业后，抱着教育救国的思想回到家乡，想在教育上干一番事业。但当时的国民党政府要他去担任《安徽日报》总编，他不愿意和他们打交道，就婉言拒绝了。1937年抗战爆发，新四军到了我的家乡，我父亲依靠自己的威望给他们募集了很多弹药、粮食，这下，激怒了国民党，他们把我父亲看成眼中钉，准备对他下毒手。地下党很快得到了这个情报，连忙告诉我父亲，后来，他就带着我们全家逃出了县城，到了皖东新四军所在地。当时我们4个孩子，最小的4岁，姐姐11岁，弟弟7岁，我10岁。” 是这样，我心中豁然，但又有一个问号浮上心海，“那时你还是一个儿童，按理，应该在家里或当地的什么学校读读书，怎么会加入革命队伍？新四军又怎么会收你呢？” “非常巧。”吕老娓娓道来，“那年的5月，新四军二师抗日军团准备排练一部歌剧《农村曲》，需要小演员，无意中他们看到了我，觉得我很合适，后来便派两个女兵到我家来要人，叫我去参军。我母亲舍不得，那两位女兵就去找我父亲，我父亲一口答应了，说，应该让孩子到艰苦的地方去锻炼。最后，就叫我，还有我姐姐一起去参了军。 我好奇地问：“那次，你在歌剧里演什么角色？” “演一个逃难中的小毛子。后来，他们发现我声音清亮，就叫我在歌咏队里充当‘女高音’。很快，我就成了大家喜欢的一个小明星。” 吕其明逸事 1998年11月，吕其明家里来了三位不速之客,他们是南京雨花台烈士陵园管理局的领导和工作人员.一进门,他们就提出,要请他为扩建后的纪念馆谱写背景音乐。 吕其明是烈士后代,他的父亲吕惠生就被囚禁和杀害于雨花台.吕其明对三位客人说:为烈士纪念馆写背景音乐,是我的责任,也是我的光荣.当客人问他有什么要求时,他说,有一个要求,希望再到雨花台烈士纪念馆瞻仰学习.他又与纪念馆“约法三章”：一不取报酬；二不住高级宾馆；三不接受媒体采访。 半年后,一部深沉,委婉,令人思绪万千的管弦乐组曲诞生了,它就是《雨花祭》。 事后，有人问吕其明，你为什么提这些“不合时宜”的“约法三章” ，他回答：为革命先烈写一部音乐作品，是我心中多年的愿望，感谢雨花台纪念馆给了我这样一次机会，我谢都来不及呢，怎么还能要什么报酬，当然，更不能宣传自己了。像这样的艺术家，现今屈指可数啦！ 摄于1948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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