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串票”，一般是在讲到清代的钱粮征收时才被提到。这是因为这种单票技术，在清代的钱粮征收中成为一种普遍的技术，且由朝廷来颁布推行，写入了国家的典章。《大清会典》记载：“截票之法，开列地丁钱粮数目，分为限期，用印钤盖，就印字中截票为两，一给纳户为凭，一留库柜存验。”[1]这是清代顺治十年（1653）题准的二联截票之法。三十多年之后，即康熙二十八年（1689），清朝又颁行“三联印票之法，一存州县，一付差役应比，一付花户执照，照数填写。”[2]自此以后，虽然“串票”之法，在雍正年间有过变化[3]，但地方政府征收钱粮的单票格式，主要采用“三联串票”。雍正八年（1730），清朝颁定的“三联串票”，《大清会典》记载如下：“（雍正）八年覆准，嗣后州县征收粮米之时，豫将各里各甲花户额数的名填定，联三版串，一给纳户执照，一发经承销册，一存州县核对。按户征收，对册完纳，即行截给归农。未经截给者，即系欠户，该印官检摘追比。若遇有粮无票，有票无粮等情，即系胥吏侵蚀，立即监禁严追。各直省督抚转饬所属有漕州县，一例遵行。”[4]从此以后，清代地方政府在钱粮征收中，一直使用“三联串票”。这似乎给我们一个印象，以为“串票”是清代才产生的，且从“二联串票”发展成“三联串票”也是在清代完成的。
其实，“串票”不是清代才出现的，而是明代的发明。
明代，“串票”又叫“连票”。据笔者检阅所及，明代最早记载“连票”的文献，是朱廷立的《盐政志》。《盐政志》卷十载“李士翱禁约”，其中第七条云：
七曰谨出纳。赈济既复旧规，其出纳事宜，相应定拟，总司即置内号簿三扇，并通、泰、淮三分司外号簿三扇，空立前件，刻印空票。每分司若干张，上截于内号簿前件上编都字一号起至若干号止，下截于外号簿前件上编通字、泰字、淮字一号起至若干号止，俱用印钤。内号簿票，本司收贮。外号簿，发三分司收候。如遇商人赴司领引，即于内号簿附写商名引盐赈米数目，就行填票，付商赍赴该管分司处，比对外号相同，如前附写，照数收完。一面行场支盐，一面出给实收，给商连票，赍缴运司销号。
这份“禁约”是由两淮御史李士翱所颁行，时间在嘉靖九年(1530)[5]。它表明，在嘉靖初年，两淮盐运司系统已应用“二连票”：一票存于官府，一票给付盐商。这是盐政系统所采用的单票技术，还不是地方政府在钱粮征收中使用连票的证据，但可以说明“二连票”的单票技术，在嘉靖初年已经产生。
地方政府在钱粮征收中使用“连票”或“串票”，相关的文献资料，主要集中在万历年间。有意思的是，时人一提到“串票”，就指的是“三连票”。万历《嘉定县志》记载：
朱廷益，字汝虞。先是，邑中吏治操切，又积困漕粮，富家皆破于徭役，民多转徙，而田为墟莽矣。至则以廉俭自持，宽仁为政，数巡行阡陌，问民疾苦，悉见施行，百姓若解倒悬焉。尤奖借善类，不设城府，知瘠土之民，类苦岁额，则量其缓急，而次第赋之，不过为诛求。又以猾胥作弊，钱粮征比，多所影射，乃创为铁板册、三连票。民间纳户，始知所程，至今便之。[6]
朱廷益，浙江嘉善人。万历五年进士。先为福建漳浦县知县，“以赈荒忤上官”，于万历十一年，“谪贬连州判官”，“未行，复移嘉定”。《嘉定县志》记载，朱廷益任知县“后三年归”，其后任接于万历十四年。[7]因此，可以确定，朱廷益在南直隶苏州府嘉定县“创为铁板册、三连票”，发生在万历十一年至十四年间（1583－1586）。
仅仅根据方志所言“创为铁板册、三连票”，而推断“三连票”系创自朱廷益之手，是不够的。因为像方志这样的文献，往往囿于一时一地的眼光看事情，在当地为“创”，不一定在其他地方就不存在或尚未出现过。不过，在苏州府这样的地方，人言其“创”，其“创始”之义，当可凭信。时人嘉定娄坚，曾撰《乞祀朱、熊、王三公于名宦呈词》，其文如下：
照得前知嘉定县事，历官南京礼部吏部郎、江西按察司提学佥事、南京大理寺丞、通政司参议，嘉兴朱公讳廷益，其自闽移吴之日，当政猛民残之余，吏以急敛干和，民以屡侵多疫，公仁且洁，又简而宽，绝不自润以脂膏，惟有人沐以渗漉。邑之岁困漕粮，以土瘠不宜稻也，则为请于主者，仍得改输以银。邑之额设官布，以赋缓可纾民也，则为言于监司，因得渐弛其课。至于征敛有法，则创为板册、连票，虽愚民不至于倍输。[8]
这份乞增朱廷益入名宦祠的“呈词”，也以其“创为板册、连票”为功，就有很高的可信度。娄坚，嘉定人，万历间贡生。“其师友皆出(归)有光门”，“学有师承，经明行修，乡里推为大师。贡于国学，不仕而归。”与同乡唐时升、程嘉燧因文学之名，而时有“练川三老”之目。[9]这样的人，生活在苏州府这样的地方，眼光不至于太狭，且“呈词”是为入朱氏于名宦祠，言其功绩，从地方到朝廷，皆要推敲评议，不能过为虚夸。所以，至少在尚未获得其他证据之前，我们不妨相信，明代的“三连票”创始于万历十一年至十四年间，创始人为知县朱廷益，地点在苏州府嘉定县。
在万历年间，还有两则史料记载“三连串票”的建立。万历《南安府志》卷一七《宦迹传二》记载：
洪有助，字懋孙，福建南安县人。进士。万历二十一年任推官，高洁明敏，邻郡之讼皆归焉。尝摄大庾、南康，清洗宿弊，立征收串票之法（每号给一票纳户，一登柜口，一登都图，三款比串相同），无重追虚纳增减之害，两邑益爱戴。[10]
此段记载，大约是现在可以看到的关于“三连串票”格式的最早记载。“三款比串相同”：一票给纳户，一票登柜口，一票则给都图。与后来清朝颁行的“联三版串”在格式上完全相同。可以肯定，清代康熙二十八年所颁行的“三联串票”，采用的就是万历年间已经成熟的单票技术。
这是洪有助在江西南安府任推官，署任大庾、南康二县知县时，所立的“征收串票之法”。洪氏在南安府署任知县的情况不详，因而不能确定他建立串票之法的确切年份，但应该在万历二十一年稍后的年份内。
另一则资料是万历《武进县志》的记载。万历二十九年(1601)，知县晏文辉“立收放稽查钱库法”，有十三项，其中第四项为立“银头收银流水簿”，内容如下：
往年流水簿，因无刷刻式样，串票又不钤印，悉据银头填注，多有侵弊。今设立刊刻号簿，并三连串票，责令银头编号，同三串票钤印。如遇限下收银，随即登簿发票。一票给人户存照，一票给总催，一票存县查考。所收之银，开数付角总登入比簿，遇晚将本日所收银数，开单付粮房填入日收堂报簿内，次日将前银拆封。或三五日吊比簿，查对完数，庶银头亦无侵欺之弊。[11]
晏文辉在南直隶常州府武进县设立“三连串票”，时间在万历二十九年。在格式上，“三连串票”：一票给人户存照，一票给总催，一票存县查考。这与洪有助在江西大庾、南康二县所立的串票之法完全相同。“一票给总催”就是洪氏的“一票登都图”，地方政府的钱粮征收由都图的粮长、里长等“里甲正役”（在一条鞭法之后则称经催、催头、总催等）负责具体的催征，三连串票的其中一张“连票”，给付催征人役，以便于其催收钱粮。“一票存县查考”就是所谓“一票登柜口”，“柜”是征收钱粮的“银柜”，也就是如所周知的“自封投柜”的“柜”，收银的“柜口”留存三连串票的一页“连票”，用来与“流水日收簿”等帐簿“核对”，这就是今天我们还在“发票”上沿用的所谓“存根”。至于还有一连给付纳户收执的单票，不用赘言，就是现在发票中的“收据”。今天通常所使用的“发票”，也用“三联”的格式，一联为存根，一联为记帐凭证，一联为收执。这种三联票的技术，在四百多年前的明代万历年间已经形成。
不过，明代所产生的“三连串票”，其中“一票登都图”或“一票给总催”的连票，与今天的“发票”中“记帐联”，还有不同。明代串票中的这一联，虽然也有“记帐”的作用，但主要的作用不是记帐，而在于“催征”和“比较”钱粮。这一联由都图的催征人役收掌，目的在于让“总催”这样的催征人役知道所经管的纳户所交钱粮的完欠情况，以便其向纳户催征未完的钱粮。“三连串票”的这种技术，是与地方行政的具体运作一致的。这种情况，一直延续到清代雍正年间。雍正八年所颁行的“联三版串”：一给纳户执照，一发经承销册，一存州县核对。其中“发经承销册”的一联，就与今天发票中的“记帐联”完全一样了。从明代万历年间至清代雍正年间，地方政府在钱粮征收的具体运作发生了一些变化，这个变化导致了三联串票在技术上的变化。从今天所使用的“发票”的角度看，三联串票的技术，产生于明代万历年间，成熟于清代雍正年间。这种单票技术的成熟，距今也已有二百八十年。
晏文辉在武进县设立“三连串票”，离邻府的嘉定县创立三连票，已晚了十五年。不过，从上引文可以看出，武进县在立“三连串票”之前，已用“串票”，只是管理还不严格，“不钤印，悉由银头填注”。在嘉定县创立“三连票”之前，苏州府于嘉靖十六年（1537）已规定纳户交纳税银之时，官府需要“给票付照”。万历《武进县志》记载，嘉靖十六年，苏州府知府应槚“行并征均则法”，其中“立柜头”一条云：
先年收头，将银两径收私家，任意侵费。今令各县置柜，窍其上方，纳户于包封上自填姓名银数，当官秤收，给票付照。不到者，不许隶卒下乡催扰，止令里排各催其甲，凡勾摄公事，专属见年里长。[12]
从这条资料看，苏州府所属州县在衙门里设置收银之“柜”，令纳户“自封投柜”，始于嘉靖十六年。此后，官府征收钱粮，需要对纳户“给票付照”。苏州府出现“三连票”是五十年之后的万历年间。这五十年间苏州府所属州县所给付为照的“票”，应该已经出现了“二连票”，因为“三连票”是从“二连票”发展而来的。
“二连票”在明代后期一直存在，并没有被“三连票”所取代。清初顺治十年所颁定的“串票”格式就是“二连票”。据《歙纪》记载，崇祯年间，在南直隶徽州府歙县，钱粮征收还使用“二连票”。因为“二连票”缺少其中“登都图”或“给总催”的一票，不能“逐里查对，弊蠹自生”，所以知县傅岩就推行“增连票”的办法。《歙纪》记载：
一增连票以便查对。纳粮收附，旧止两连，一给花户收执，散漫无稽，一存户房算登比簿，临期迫促，不能逐里查对，弊蠹自生。今立三连票，凡纳户投银，粮里将连票一样填注，裂第三幅付纳户，第二幅存户房查算，第一幅每日晚堂缴进，候临比日查对比单，知差错拘究。[13]
歙县增加的“连票”，是“每日晚堂缴进，候临比日查对比单”的“第一幅”。这说明原来所使用的“二连票”，是一幅付纳户，一幅存户房查算。也就是一幅是收执，一幅是存根。这应该是嘉靖年间在苏州府等地方所应用的“二连票”格式。
苏州府于嘉靖十六年推行民户交纳钱粮，用“自封投柜”的方式，“当官秤收，给票付照”。虽然没有资料直接证明，这时官府给付纳户用作“执照”的“票”，就是收执与存根相对应的“二连票”，但可以肯定，“二连票”是在出现官府在衙门内设置“柜收”，令民户“自封投柜”之后产生的。而且，这种“二连票”的产生，是与赋役折银征收，也就是与“折色银”的产生直接相关联的。
大体地说，明代赋役征派有一个由“本色”征收到“折色”征收的转化。这个转化的划时代事件，是“一条鞭法”。如所周知，“一条鞭法”是在万历九年（1581）在张居正执政时推行于全国。这个年份，与本文前引的关于“三连串票”的记载联系起来，可以看到“三连票”是在一条鞭法普遍推行之后才产生的。然而，一条鞭法并不是万历年间才出现的。《明史·食货志》说：“嘉靖间，数行数止，至万历九年乃尽行之。”固然点明了一条鞭法在嘉靖年间业已出现，但“数行数止”一语，会给人以误解，以为嘉靖年间推行一条鞭法是断断续续的。一条鞭法自嘉靖九年（1530）由桂萼提出之后，很快就在江西等地推行。关于江西的一条鞭法，文献的记载确实给我们一个“数行数止”的印象。一些地方所推行一条鞭法，确实出现过反复的情况。但从嘉靖以后，徭役折银征收，且将征收对象从“人丁”转向“地亩”，这已是一个不可逆转的趋势。嘉靖年间役法改革的核心就在于此。这样的改革，虽然有巡抚、巡按这样的“钦差”，在地方上着力推行，但具体实施是由州县官来作出的。州县官推行这样的改革，当然必须结合本州本县的实际，需要因地制宜来进行。因此，各州县实际推行的情况很不一样，也存在“人在政在，人亡政息”的情况。但总的来说，徭役折银征收是官府与民间上下都认同的办法。在嘉靖后期，江西、浙江和南直隶等省份，实际上已普遍地实行了将“徭役”折银，以银代役的做法，且“折色银”的折征范围，已经扩大到除漕、白二粮之外的田赋。梁方仲先生早就指出：“从历史看来，一条鞭法的产生，它的最初和最主要的目的是为改革役法，田赋方面的改革是由于役法的改革而来的。”[14]而役法的改革，在明代中期可以说既是一场政治运动，又是一场社会运动。改革的核心是“以银代役”，所以“银差”的出现，是明代役法改革的一个转折点。这也是“一条鞭法”的起点。
徭役的对象本来是“丁”，但这个“丁”并不是孤立存在，他们存在于不同的“户”中，而各户的“田产”情况是千差万别的。另一方面，官府的徭役，主要是到官府充役的库子、斗级、门子、听差等等，各种名目的徭役轻重负担也很不相同。因此，按照原来“黄册”编审确定的“十年一周”的轮役方法，难于落实，而且具体的分派，也容易出现弊端。正统年间，江西出现了“均徭法”，“以民间税粮多寡，官为定其徭役”[15]。这是将徭役的征派的对象从“人丁”转向“地亩”的做法，目的是避免“有丁无田”的民户难以承担徭役的情况。官府不能没有应差的徭役，民间有丁无田的民户承担不起繁重的徭役，因此只有一个办法，就是将徭役的征派对象转向“地亩”。有田就有粮，就有实力来承担官府的徭役。可是有田的民户，尤其是民间田地较多的民户，往往是乡宦人家或者绅衿之家。这些势豪人家享有一定的优免特权。正统之后，又恰好进入了这个阶层迅速发展的时期，生员各额的增加，优免特权的扩大，愈演愈烈。这样就构成一个矛盾，就是一方面官府要将徭役的征派转向地亩，田地多的人家承担更多的徭役，另一方面田地较多的民户往往是势豪人家，他们享有优免的特权。这个矛盾，对于地方政府来说，是一个十分棘手的问题。但地方政府也别无选择，“惟正之供”当然是要不折不扣地完成，各个衙门的“在官人役”也必须向民间征派。因此，必须强制推行各种名目的办法，如“均徭册”、“虎头鼠尾册”等等，徭役的编审也打破了原来“黄册”十年一轮的办法，除“里甲”仍然为十年一编审之外，其他“均徭”和“杂泛”之役，则按照徭役的轻重，分别采取五年、三年、一年一编审的办法。然而，仅仅通过这样的办法，还是不能解决上述矛盾。一个州县的均徭之役，总不能让势豪人家来承担大部分。到官府里去，除了做官，别的行当，在明代是低人一等的。明朝还规定，到衙门里的“吏员”和“贴役”，有功名的人是不能充当的。“在官人役”中，“吏员”是仅次于官员、比较高级的“公门人”，连这个行当都不能让有功名或者说有身份的人去充当，等而下之的官府杂役，又怎么能让官家子弟去应当呢？所以，那些有田有地的势豪人家，在面对官府将徭役的征派，更多地转向自己的时候，就出现了让家内的仆人去应役，或者出钱让别人代役。“以银代役”，就是所谓“银差”。这并不是“均徭法”之后才有的事。它古已有之。以明代而论，洪武年间，就存在以银代役。宣德年间确立的“柴薪皂隶”，也是以银代役。
在明代中叶普遍地出现“银差”的时候，征收的办法仍然沿用原来由粮长、里甲来负责征收。如所周知，“一条鞭法”的一项重要内容是所谓“官收官解”。这是相对于原来的“民收民解”而言的。在原来用“本色”征收赋役之时，田赋部分，分“起运”和“存留”两大部分，其中“起运”部分，除白粮一直沿用“民解”，漕粮则于成化年间改为“军运”，已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原来“民解”的做法。“存留”部分，包括解运到州县、府、两司和卫所的兵饷，仍然由“民解”到指定的粮仓。徭役原来极大部分是“力役”，是需要“丁”亲身当役的。此时不存在“收解”的问题。出现了“银差”之后，一部分“丁”以银代役，这部分代役的“银”，就出现了“收”与“解”的问题。明代在嘉靖以前，“银差”收解，仍然由粮长和里甲负责。这一点，我们在前文所引嘉靖十六年苏州府的“立柜头”之法中可以看到。“先年收头，将银两径收私家”，这是原来粮长制度下的做法。粮长负责一个粮区的税粮征收，将所在民户的税粮收缴起来，本来就存贮在民间的仓房之内。其中的漕、白粮则按照规定的期限，负责起运，后来则与运军交兑。存留部分，则根据各级官府需要，临时解运。而当普遍地出现“银差”之后，收解的办法，也仍然沿用原来的老办法。但新的问题出现了，“银差”之银，是官府要用于“雇役”的。应当的徭役，如系代人充役，就需要给以“工食”。按照官府里的做法，“工食”与“俸薪”一样，是一季发放一次。于是，粮长、里甲所负责的“银差”征收，就需要更为及时，不得有丝毫拖欠。而严重的问题是，粮长对于“银差”出现了侵蚀、挪用的舞弊。原来粮长负责征收本色粮食，侵蚀的情况也存在，但因为是粮食，总不可能将全部粮食消耗殆尽，但对于“银子”，情况就大不同。一旦发生即使数量只有几两银子的侵蚀，也成为一个大问题。官府不能及时收到“银差”，无以应付各种名目的差徭，在粮长、里甲与纳户之间，也产生了严重的麻烦。解决的办法，其实也很简单，就是将银差征收的权力上收，收到州县衙门。
嘉靖十六年，苏州府“立柜头”，“令各县置柜，窍其上方，纳户于包封上自填姓名银数，当官秤收”，这就是将征收银差及其他杂役的折役银征收，上收到州县衙门的做法。由此而产生设柜收纳和“自封投柜”的办法。这种办法，不一定是苏州府最早创立，但大体上可以确定，它产生于嘉靖年间。这是与全国普遍地出现“银差”相一致的。
原来由粮长（收头）负责征收“银差”之时，也一定有给付纳户收执的单票。但目前尚未看到资料，可以证明这就是“连票”。粮长收粮或者收银，一定会登记簿册，但给付纳户的“收执”，大约不是“连票”，而只是“登簿发票”或者“出票注簿”。这个“票”，并不是与“存根”相对应的单票，而是与“簿册”相关联的单票。
最简单的单票技术，就是一票一簿相对应、相配合的。所谓“登簿发票”，就是这种技术的最明确表达。当然，即使是出“三连串票”，也可以此语表达。因此，仅仅根据“登簿发票”或“出票注簿”，尚不能判断当时所使用的单票是或者不是“连票”。但有一点可以推断，最早格式的单票，就是与册簿相对应配合的单票。后文将要说明的宋代“户钞”，当是与册簿相配合的簿票技术。在明代，这样的技术一直存在。吴遵《初仕录》记载：常平仓收贮“赎谷”，置簿两扇，一存县，一给斗级。“犯人赎谷，先书县簿，给小票挂号，发犯人赴仓交纳。斗给亦书簿，给与犯人收票，赴县销缴。”[16]这里的“收票”就是与册簿相配合的“收执”。在票簿相对应的簿票技术中，“册簿”是主体，单票是一种辅助性手段。而在“连票”出现之后，虽然“册簿”的地位没有改变，但“单票”在功能上独立了。质言之，“存根联”的产生，使单票在功能上自我满足。“连票”一票作收执，一票为存根，因为“存根联”的出现，在技术上复杂化了。这是在一票一簿基础上的演进。而“三连票”又是在“二连票”的基础上进一步发展。顺便说明，单票技术的发展确实存在着一个从简单到复杂的演化过程，在特定领域也确实存在复杂技术取代简单技术的现象，但这并不意味着在复杂技术出现之后，简单技术就退出历史舞台。即以最简单的一票一簿相对应的技术，直到今天还在应用。一种技术的存在，既取决于需要，也取决于应用技术的条件。
为什么会出现“连票”或者“串票”？简单地说，是为了防止收纳税粮过程出现侵蚀等舞弊。从文献记载看，“连票”的出现，与“柜收”相关，或者说与“自封投柜”相关。让纳户在交纳税银时“自封投柜”，显然是为了防止柜收的侵蚀。在此，再次强调用“折色银”交纳赋役，与用本色粮食交纳的不同。田赋原来都用本色粮食交纳，交纳之时出现了“踢斛”、“淋尖”之类的手法，以为“巧取于民”的手段。虽然这种做法，一直受到官方的禁止，但其实一直存在，而且成为一种“规礼”。只要做得不是太过分，纳户即使到忍无可忍的地步，也只能接受，他们以完纳钱粮为目的，个中的不满就只好忍声吞气。这也就是说，在用本色交纳之时，纳户与收粮吏役之间，虽然也是斤斤计较，但诸如通过“踢斛”、“淋尖”之类的手段而有所增加，也在所不计。可是，当出现“银差”，后来还出现“一条鞭法”，纳户交纳的税银本来不多，少则几钱，多则几两。而且这些银子并不是纳户的土产，是粮食或农副产品从市场上换得的。一丁点儿的碎银子，都是通过生产、加工、交易而获得，而且表示着巨大的劳动和心血。这就使得纳户在上柜交银之时，必须“锱铢必较”。官府也启用了戥子来秤收，且将“火耗银”明确计算，多少“正额”，就有多少“耗银”，“正耗”合算，就是纳户要缴的数目。如果在此外再有舞弊，纳户不能接受。一丁点儿的多收，就是“额银”的几分之一。这与本色粮食交纳因为踢斛淋尖的手法而每石多交五、六升，不能同日而语。基于同样原因，官府也经不起柜收的侵蚀，如果不加严密禁防，就会产生严重的“亏短”。因此，纳户上柜交纳税银，需要“自封投柜”，以防止柜收在纳户交纳之后可以方便地侵蚀舞弊。
把纳户交纳的银子，通过“包封”，再投入不易取出的“柜”中，固然可以防止柜收吏役用最简单地手法侵蚀舞弊，但还不能完全阻止柜收吏役的侵蚀舞弊。因为还有一层，即簿票处理上还有空子可钻。“登簿出票”，给付纳户以“收执”，但在诸如柜收的“流水日收簿”上到底如何登记，存在“多交少登”的空间。以帐簿的登记为依据，所交钱粮不足，就是“未完”或者“民欠”，这当然首先要追究纳户。但纳户手上有“收执”，如果簿票不对，帐簿的登记少于收执上的数目，显然就是柜收吏役的问题。事情当然会很快水落石出。但地方行政事务变得繁复而琐碎，就像官府收到的一包包细碎银子一样。这个方面，主要表现为官府需要不断地对纳户加以“比较”，对纳户“未完”而造成的“拖欠”加以追究。另一个方面，钱粮征收中行政性舞弊，也需要亟待防止。“多收少登”导致纳户缴纳税银的短少。这种侵蚀纳户税银的舞弊行为，当然为政府所不允许，相关条文明载律典。因事因人而作出刑罚，当然免不了，但制度上必须作出反应，且需要可操作的办法来防止这种极容易产生，又会导致一系列行政麻烦的舞弊行为。于是，单票的“存根联”便应运而生。
有了“存根”，原来的单票就演变为“连票”。“收执”与“存根”是刻印在一张纸上的两“幅”单票。这种将两幅单票印在一张纸上的做法，目的显而易见，就是让填注在两幅单票的数目完全一致。纳户上柜交银、“自封投柜”之时，可以“眼同”柜头吏役填注单票。所在，这其中除柜收自我监督之外，还有让纳户监督的作用在内。而有了“存根”，相关吏役再要在“流水日收簿”和“日收总簿”上“多收少登”，就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了。可以在前文所引的资料中看到，当时官府要求隔三五天，甚至每天晚上将这些“簿”、“票”送呈居于衙门内的官员查核。如果这个过程，每个环节都认真做，“柜头”的舞弊当可杜绝。从技术上说，“自封投柜”和“存根”的出现，解决了柜收的舞弊。
“存根”与“收执”构成“连票”，这是明代出现的单票技术。这有必要考察一下明代以前的情况。
在明代以前，相当于明代“连票”的公文书，称之为“钞”。这令我们不禁想起炙手可热的“钞票”。现在流行的“钞票”一词，作为纸币的俗用语，一般认为是清代咸丰年间发行“大清宝钞”和“户部官票”，各取一字合称而来。其实，明代发行的纸币就叫“大明宝钞”。这种纸币称为“钞”，可以直接追溯到金、元时的“交钞”。从纸币的角度，一般认为宋代出现的“交子”，是最早的纸币。再将“会子”、“关子”，甚至“钱引”都包括进来，恰好说明宋代的纸币不称“钞”。可是，在宋代，“钞”是一种公文书的专门称谓。
朱熹《晦庵集》卷二九《乞给由子与纳税户条目》记载：
一诸县人户，送纳税物，官司交讫，合给朱钞。县钞即关主簿勾销，户钞即付人户执照，使人户免致重叠，追呼搔扰。近年诸县间有受纳钱物，不即印钞，即以钞单给付人户。既无官印，不可行用，及至追呼，不为点对、勘断、监纳，山谷细民被害尤甚。欲乞检坐敕条，行下约束，诸县仓库，交到人户税物一钱以上，须管当日印给朱钞，令所纳人当官交领，不得似前只将钞单脱赚人户。
文中说到“钞”有“县钞”和“户钞”两种。“县钞”是诸县仓库用于送呈主管钱粮的主簿，“勾销”民户的钱粮征额的票单；“户钞”则由仓库“即付人户执照”。给付人户执照的“户钞”，要求“当日印给朱钞”。“户钞”因为由官府用印钤盖，所以又称“朱钞”。
这份“朱钞”，清人陆陇其在《读朱随笔》卷四，有如下解释：
朱钞即今之串票也。今《律》亦有朱钞字样。又《社仓事目》内有“印历”字样，盖即印簿也。古人谓票为钞，谓簿为历。[17]
陆陇其所释释的“朱钞”，见《晦庵集》卷九九《约束差公人及朱钞事》。这件公移说：“应军县仓库送纳过人户钱米，经日不得朱钞，仰人户赴军陈诉，定追犯人勘断，当官给还。”显而易见，这里所说的“朱钞”，与前引文的“朱钞”或“户钞”是一回事。陆陇其解释宋代的“朱钞”就是清代的“串票”，确切地说，是清代“串票”的收执联。没有证据表明，宋代的“户钞”与“县钞”之间是一种“连票”的格式。从朱熹关于“朱钞”的记载看，给付纳户的“钞单”，是单独用印，与“县钞”是分开的。所以还不是“连票”。“连票”在明代中期开始之时，也没有用印，但后来为了防止舞弊，官府规定盖印。这样的“连票”，在清代顺治十年所颁行的截票之法说得很清楚，“用印钤盖，就印字中截票为两。”这就是“串票”或者“连票”称之为“截票”的由来。王庆云在《石渠余纪》中说得更清楚：“截票，列地丁实数，按月分为十限，完则截之。其票钤印中分，官民各执其半，即串票也。”[18]二连串票是刻印在一张纸上的两幅，两幅之间的中缝盖上官印，所以才能“就印字中截票为两”。将刻印在一纸上的单票“截票为两”，所以才说“官民各执其半”。
宋代的“县钞”和“户钞”，确实如陆陇其所说的那样，已经具备了后来“串票”的功能。“县钞”可以与后来的“存根联”或“记帐联”相等同，“户钞”就是“收执”。但还不是“连票”，而是“户钞”和“县钞”分别对应于登记的册簿，这也就最简单的“登簿发票”技术。“连票”将两票印在一纸张上，表面上看来事情很简单，实质上是一个巨大进步。因为这样可以有效地防止行政过程中的内部舞弊。宋代的钱粮，多用铜钱交纳，财政货币化程度较高，所以出现了“县钞”与“户钞”的钞单技术。相比之下，明代前期财政多用实物处理，税收规定用“宝钞”交纳，目的也在于纸币的强制推行，并不是自然而然的发展。因此，可以说，明代前期在财政史上出现了某种倒退的现象。但中期以后，货币白银化，财政也跟着货币化。而此时的货币是白银，虽然与铜钱兼用，但白银已经占居了主导地位。它本身的价值，按照官方的规定，也已是铜钱的一千倍。而当一种比铜贵重得多的金属充当货币之后，为了防止税收过程中的舞弊，就需要相应的更为严密的防弊手段。
到了元代，因为“交钞”的大量发行，“钞”就开始主要用于纸币。从称纸币为“钞”看，可以找到金、元时代的交钞，与宋代的“朱钞”之间的联系。二者都是官府发放的关于钱粮的凭证。当然，二者的差别也显而易见。宋代的“朱钞”仅仅是用作收据的凭证，而元代的交钞是通行的货币。然而，元代在将“钞”用于称谓纸币的同时，仍沿用宋代意义上的“朱钞”，用于交纳钱粮。《元史·刑法志》记载：“诸输纳官物，辄增改朱钞者，杖六十七，罢之。”[19]《至元新格》记载“诸仓库钱物，监临官吏取借侵使者以盗论，与者其罪同。若物不到官而虚给朱钞者，亦如之。仍于仓库门首出榜，常川禁治。” [20]“诸税石，严禁官吏势要人等不得结揽。若近下户计去仓地远，愿出钱就令近民带纳者，听。其总部税官，斟酌各处地里，定立先后运次，约以点集处所，觑得别无轻赍揽纳之数，令分部官管押入仓，依数交纳，得讫朱钞，即日发还。” [21]《国朝典章》除收入《至元新格》等条文外，对“朱钞”的记载更多，如“印押给付官民户朱钞各一纸”[22]等。显然，元代所谓“朱钞”，即是用于交纳钱粮的凭证。
在明代，《大明律·户律·仓库》有“虚出通关朱钞”一律。这条法律，也保留在《大明会典》。正德《明会典》和万历《明会典》都记载这一律条。[23]或许明代初期，交纳钱粮的单票，还沿用宋元以来的习惯，称为“朱钞”。也有可能是因袭元朝的法律，而保留了前朝旧条文。但从明代中叶以后，在相关的政书中，已很少看到“朱钞”的说法。
明代流行开来的一种公文称谓，就是“票”。当然，也存在“单”、“帖”的这样的说法。明代虽然在律典里保留着“朱钞”一词，但这个词已不再在日常生活中流行。这可能与“大明宝钞”有关。明代所谓“钞”，即指“大明宝钞”。一个经典性的例子，就是宣德年间设立的“钞关”。这个“钞”即指“宝钞”而言，没有任何歧义。嘉靖年间成书的雷梦麟《读律琐言》，对《大明律·户律·仓库》的“虚出通关朱钞”一律，已有如下注解：
钱粮通完，出给印信长单，谓之通关。仓库截收，与之朱批照票，谓之朱钞。[24]
本朝的法律用语，需要用“朱批照票”这样的话来解释，也正说明它已不再流行。
在明代文献中，对于纳户收执的单票，名称不一。有所谓“官票”[25]、“印票”、“号票”等等，还有与“放票”相对而言的“收票”。[26]几乎所有用于作为凭证的简单公文书，都称之为“票”。众所周知的“票拟”一词，也产生于明代。杨士奇《汉府之变二》云：“凡中外所进章疏，专命公批。未及命，携出条旨，许用小票墨书，帖各疏，面以进。”[27]这段文字，是解释明朝一代制度中的“票拟”的权威依据。“小票墨书”，说明当初的“票拟”之票，也是简单公文书。明代用“票”来指称公文书，在洪武年间业已出现。《明会典》记载：“（洪武）二十三年，榜谕各处税课司局巡拦，令计所办额课，日逐巡办，收于司局，按季交与官攒，出给印信收票。不许官攒侵欺，致令巡拦陪纳。违者重罪。”[28]这条材料虽然还需要找到更直接的证据予以证明，但大致可以说明，在明代初期，“票”也是一种公文书的名称。
成化、弘治间人陆容在《菽园杂记》中述及移文中的用字，有“日用而不知所自，及因袭误用而未能正者”。他“姑举一二”，其中举“票”字说：“票与慓同，本训急疾，今以为票帖。”[29]陆容说票本训急疾，系采用颜师古注《汉书》的说法。在宋人董冲的《唐书释音》中，“票”的释义有两个：一是“轻”，一是“急”，采取的也是颜师古的解释。虽然对于“票”在明代以前的情况，尚需要作进一步考察，但陆容的话，可以使我们确信，到明代中叶，“票”的主要意义已指公文书中的“票帖”。
从明代文献的记载看，关于“连票”或“串票”的记载，或者说“连票”和“串票”的说法，是在用“票”字指称公文书的“票帖”之后，也就是在“票”字流行之后才出现的。因此，可以推定：作为单票技术的“连票”和“串票”，产生于明代中期。
明代在单票技术的发展上，不仅在原来的簿票技术上产生了“二连票”，而且还进一步发展出了“三连票”。“三连票”是在“存根”和“收执”二票基础上，增加登都图或给总催的一票而形成的。为什么“二连票”会发展成“三连票”？易言之，为什么需要给一票与“都图”或“总催”？
回头看前引傅岩《歙纪》的记载。《歙纪》说，歙县所用的连票“旧止两连”，这种“二连票”有一个问题，就是“临期迫促，不能逐里查对，弊蠹自生”，所以需要“增连票以便查对”。所增的连票是“第一幅每日晚堂缴进，候临比日查对比单，知差错拘究。”歙县的做法，是将这一幅连票缴进“内衙”，但其用途在于“临比日查对比单，知差错拘究”。易言之，这一幅连票的作用在于催追民户未完的钱粮。但从万历年间各地出现的“串票”格式看，这一幅连票用于交给“都图”或“总催”，作用则与歙县的连票相同，是催比钱粮。这是明代后期的普遍做法。清代康熙年间颁行“三联印票”，所增的一联也是用于“会差役应比”。所以，明代后期流行的“三连票”，是分别由三方收掌：一票为存根，存于衙门，以便核算；一票为收执，给付纳户，以为交纳的凭证（执照）；一票则给催比钱粮人役执掌，以为催比钱粮的依据。
在“一条鞭法”之前，钱粮征收由粮长和里甲长负责。“一条鞭法”，将所有的徭役折银，由官府征收“银差”，再由官府雇役。但这个改革是不彻底的。政府雇役的部分，仅限于“均徭”和“杂泛”。“里甲正役”（包括粮长），虽然也在革除之列，但实际上仍然存在，他们还是以“力役”的方式为官府服务。不过，这场改革在这一点上，不是一点效果也没有，在钱粮征收上，相关徭役的名称改革了。在官方文书及相关文献上，由于黄册制度还存在，徭役编审仍然按照轮流的方式承担，所以出现了“里排”、“递年”的名称；催征钱粮方面，有“经催”、“催头”的说法；解运钱粮方面，则称“解户”、“解头”等等，避免了里长、甲首、粮长等原来的名称。但民间仍然延续了原来的称呼，还叫“里长”、“粮长”。按照“一条鞭法”的宗旨，这些“差役”都是要革除的，统一由州县衙门来负责和实施一应钱粮的征收。但实际上这根本做不到。官府可以雇佣更多的“衙役”来催征钱粮，但这些衙役下到乡里，犹同虎落平阳，无从措手。所以，必须依靠“地方”，也就是里甲，来实施钱粮的催征。“一条鞭法”之后，虽然已颁行《赋役全书》，一省一府一州一县的钱粮，根据《赋役全书》来征收。但基层的黄册制度还存在，黄册仍然一年一大造，“徭里银”的编审，仍然按照轮年排役的方式进行。一些必须由“亲身力役”方式承当的差徭，仍然按照黄册编审而定的次序应役。这就是说，“一条鞭法”虽然出现了将赋役折银征收、将州县的钱粮征收的权力全部收归官府实施这样的重大举措，但原本的黄册制度并未有大的改变。黄册编审制度在明代发生了变化，但并不是“一条鞭法”的结果，而是经过明代前、中期长时期渐渐演化而成的。实际上，“一条鞭法”正是黄册制度演变中的一个产物。既然由黄册制度来维系的里甲制仍然存在，“一条鞭法”之后出现被后人所诟病的“条外有条，鞭外有鞭”，也是势所必然。至于明代晚期，面对时局而出现征派“无艺”，大概是任何一个时代任何一个政府都难以避免的。“一条鞭法”，将赋役合并征银，且规定让所有的纳户“自封投柜”，不允许“揽纳”，这似乎理顺了州县衙门与民户之间的钱粮征收关系，但民户交纳钱粮不可避免地存在迟纳和拖欠的情况。由谁来负责催交未完部分的钱粮？州县衙门可以直接作出反应的是，派遣衙役下乡催交。但正如前文指出，衙役下乡根本完不成衙门交给他的任务。更严重的是，衙役下乡出现了敲诈勒索的局面，不仅未能完成催粮的任务，反而激化了官府与民众的矛盾。所以，明代州县衙门一般还是采取先用“见年里长”催征本里钱粮，遇到拖欠不纳钱粮的“顽户”，再派差役拘比。
用“见年里长”负责催征本里钱粮，这是明初以来的老制度老办法。“见年里长”在“一条鞭法”之后既未革除，官府也没有给与“工食”，所以不是“雇役”，而仍然是赤头赤尾的“力役”。在“一条鞭法”之后，由于赋役合并折银，徭役和田赋变成了“条银”，“见年里长”的处境更为艰难了。由于折银征收，官府的征收办法也发生了改变。原来在“本色”征收之时，“任土作贡”，原则上是产什么就交什么，所以夏税秋粮所征收的主要是实物（粮食、布匹、丝绢等）。这些产物都是季节性的，征收非时，根本做不到。但当这些征收物被折算成银子（货币）交纳之后，情况就发生了变化。官府将民户一年承担的“条银”，分摊到除过年前后官府的“封印”期和夏季农忙时的“停忙”期大约两个月的时间之外的其余月份，用“分限”的办法，要求民户陆续交纳。
这种分限交纳的办法，在明中期“银差”出现之后就开始了。但在普遍推行“一条鞭法”之后，这种分限交纳的办法，分得更为细致，许多州县，尤其是长江下游地区的南直隶、浙江、江西等省份，开始分“十限”交纳的办法。
分十限交纳的做法，是在折色交纳的条件下才能产生。以“十”为数分成十个单位的做法，在明代以前也早就出现。但明代后期州县征收钱粮，分十限完成，当与张居正所推行的“考成法”有关。“考成法”的宗旨，在于提高行政效率。从朝廷的内阁、部院一直到州县，各级衙门都实施“考成法”。这种考成法，以“十分”计算官员的政绩，且与官员的仕途前程相关联。这就导致了地方官员用“十分”的办法，向民户征收钱粮。将民户一年所承担的钱粮，分为“十分”，大体上是每一个月完成一分。每一分以为“一限”，分别计算，单独完成。这种办法，毫无疑义促使了民户在一年之中，不断地需要将家庭生产所得投向市场，交换成货币来交纳官府的钱粮。因此，明代的赋役折银的财政制度，不仅是货币经济发展的产物，它也同时促进货币经济的发展。而在这样的货币经济时代，民众在交纳钱粮上完全打破了原来“两税法”的征收与生产相配合的季节性。而在承担着官府催征责任的“见年里长”，其工作也完全没有季节性可言。在“有漕省份”，漕粮以及白粮的征收，仍然按照十月开征，十一月兑完的制度。这段时间，“见年里长”以及其他“里递”或“排年”，还有“粮长”，会更加繁忙。但“有漕省份”也有“条银”，其他非有漕省份则完全以“条银”征收。这部分“条银”，就分配成“十分”交纳。每一分都是一限，都需要完成相应的份额。限期届临，“见年里长”都要到州县衙门去“应卯”。因为其目的是“比较”各里钱粮在本限内的完欠情况，所以又称为“应比”。
里长的“应比”，相当于官员的“述职”，但又不同。官员的述职是向上司陈述自己的政绩，当然也要作自我对照、自我检查。而里长的“应比”，完全是所谓“听比”。钱粮征收的完全情况，掌握在官府之手。官府有柜收的“流水日收簿”、“日收总簿”、还有连票的“存根”，负责一州一县的“户房”在一个限期将到之时，还会开具“比单”。因此，里长完全是听凭官府告知本里的钱粮完欠情况。完成情况好，当然会得到官府的奖励，但更多的是“责罚”，而且这种责罚不仅仅是口头上，往往有行为上的体罚。这种情况，与诉讼中的“刑讯”完全相同。“刑讯”与“刑罚”不同，“刑罚”是判决之后的处罚，其法载在《明律》，即笞、杖、徒、流、死，此外有充军、迁徙、凌迟和枷示、“罚赎”等；“刑讯”是在审讯之时所采用的审问手段，轻则掌嘴，重则讯杖，还有更为严厉的夹棍、桚指等。通常所谓“非刑”，便产生于审讯的环节。当然，催征钱粮的“见年里长”不是诉讼中的两造和中证，更不是命盗重案中的犯人，严厉的刑讯手段用不上，但轻则掌嘴，重则讯杖，往往难免。“责罚”的目的，当然在于让“见年里长”着力催追拖欠的钱粮。但这样的“听比”，也让“见年里长”常常觉得冤枉，因为他们并不知道所在里甲民户在本限内的实际完欠情况。他们在年初之时，从官府里领取了本里民户所纳钱粮的“由帖”或“由票”，分发给本里民户，但每限的交纳，是纳户自己到衙门里“自封投柜”，“见年里长”并不都眼同交纳。里甲民户，按照黄册编审，陈陈相因，但一里之内的民户早就不是明初时同住一个地方，或者相邻数个村庄那么简单，而是散居在不同的地方，甚至还有外州外县的寄庄户。这些纳户在交纳钱粮之后，并没有告知“见年里长”，“见年里长”本身也只是普通的民户，不过轮年值役而已，也有生产、完粮的责任。因此，当“听比”之时，因为一里内有民户未完本限钱粮而受责罚，不免冤枉。再者，一年分作十限，即使以十次听比而言，每次都要受到责罚，“见年里长”已无可承受。事实上，在收获时节，官府还会加大催征力度，再分上、中、下三限的办法，来催比钱粮。“见年”的苦难，可以想见。
显然，责罚可以让“见年里长”更为用心用力来催征钱粮。但是，因为他们不知道纳户的交纳情况，“责罚”不过是事后的追究，如果让他们“事前”及时知道本里纳户的交纳情况，“见年里长”在催征钱粮过程中便可以做到有的放矢，催征的效果会好得多。因此，必须在制度上作出安排，以提高“见年里长”催收民户交纳钱粮的效率。说到底，是提高官府催比钱粮的效率。于是，“二连票”又增出一幅，成为“三连串票”。
万历《嘉定县志》说知县朱廷益创立“三连票”，“民间纳户，始知所程”。娄坚所撰《乞祀朱、熊、王三公于名宦呈词》所谓“虽愚民不至于倍输”。万历《南安府志》载大庾、南康二县实行三连串票之法，也说“无重追虚纳增减之害”。都在强调“三连票”中纳户收执一连的意义。而在傅岩《歙纪》中，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了在“二连票”基础上再增加一连票的成为“三连票”的意义。增设的第三连票，其作用在于催征。
[1]康熙《大清会典》卷二四，户部八，赋役一，征收。
[2]雍正《大清会典》卷三一，户部九，赋役一，征收。
[3]雍正《大清会典》卷三一，户部九，赋役一，征收：雍正三年议准，“令各省布政司严督各州县，务须查明的户实征数目，亲查欠户，次第摘催。更刊四连串票，一张送府，一存串根，一给花户。其一张于完钱粮柜傍另设一柜，花户完银之时，即将一张自投柜中。每夜，州县官取出批对流水，勾销欠册。”
[4]乾隆《大清会典则例》卷三十六，户部，田赋三，催科事例。
[5]朱廷立：《盐政志》卷一〇，禁约。
[6]万历《嘉定县志》卷九，职官考下，宦迹。
[7]万历《嘉定县志》卷八，官师考上，官师年表；卷九，职官考下，宦迹。
[8]娄坚：《学古绪言》卷二〇。
[9]《明史》卷二八八，唐时升传。
[10]案：清康熙《南安府志》卷一二，宦迹纪，有洪有助传，内容一承万历志，略有删节。雍正《江西通志》卷六五，名宦九，南安府，也有洪有助传，系抄录康熙志。
[11]万历《武进县志》卷四，钱谷二，征输。
[12]万历《武进县志》卷四，钱谷二，征输。
[13]傅岩：《歙纪》卷八，纪条示，立法征收。
[14]梁方仲：《明代一条鞭法的论战》，梁方仲经济史论文集，中华书局，1989年，第304页。
[15]徐学聚：《国朝典汇》卷九十，户部四，赋役。
[16]吴遵：《初仕录》（《官常政要》本），立治篇，户属，慎仓库。
[17]陆陇其：《读朱随笔》卷四，“朱子大全集卷九十九”。案：《律》指《大清律》。《大清律例》户律·仓库上，载有“虚出通关朱钞”律。此律系因袭《大明律》。《大清律例》注：“凡钱粮通完出给印信长单为‘通关’。仓库截收则暂给红批照票为‘朱钞’。”这也是明人的解释。……又，《社仓事目》见《晦庵集》卷九九，其中云：“收支米讫，逐日转上，本县所给印历，事毕日具总数申府县照会。”
[18]王庆云：《石渠余纪》卷三，纪赋册粮票。
[19]《元史》卷一〇五，刑法志四。
[20]《通制条格》卷一四，仓库，关防。
[21]《通制条格》卷一七，赋役，科差。
[22]《大元圣政国朝典章》户部卷一一，典章二五。
[23]正德《明会典》卷一三五，刑部十，仓库，明律（四库全书本）；万历《大明会典》卷一百六十四，律例五，户律二，仓库。
[24]雷梦麟：《读律琐言》，法律出版社，2000年，第168页。
[25]《初仕要览》“催科”条：“愚谓每都图应设一长单，前载本图粮赋之总额，尾分各甲银米之多寡，约以日期，计以银数，每限完至几分，违则令里长经催各执，一月至期，依则输纳自到投柜，不假揽歇之手。纳后给我官票，填彼长单完及数目，不必候点，不及者拘正身责之。”
[26]《新刻牧民政要》“号票”条：“印信收票，州县皆行之。但限数不明，号数不对，有用假票瞒官者，有买真票抵限者，有诈伪而侵匿者，弊不可言。今以每限之银，编每限之号票，与簿合钤年月，如印日限簿带号，互为稽查。虽积猾老奸，无所容其洗改矣。若钤号或有重编，印票不无用剩，关防查验，是在有司加之意耳。”
[27]黄训：《名臣经济录》卷二，保治。案杨士奇在此文述宣德时夏原吉事，“公”指夏原吉。
[28]正德《明会典》卷三二，户部一七，金科，库藏一，课程，事例。
[29]陆容：《菽园杂记》卷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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