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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原在中国历史上具有重要的影响，从先秦以来即是北部边境的战略重镇。为了充分发挥太原的战略优势，先秦秦汉政府对以太原为中心的交通线路关注有加，相继开辟了不同方向的交通线路，形成了供给便利的交通运输线，为北方地区的社会安定提供了有力的保障。 一、先秦交通线路开辟的概况 以太原为中心交通线路的开辟始于先秦时期。《史记》卷一《五帝本纪》载，黄帝“披山通道，未尝宁居”，其势力“北逐荤粥，合符釜山”。《集解》引《地理志》言“荤粥，居于北蛮”。黄帝部族的势力已经达到今山西省、陕西省北部地区，太原一带当有道路可通。大禹治水时曾经到过太原一带，《尚书•禹贡》：“既修太原，至于岳阳。”师古曰：“太原即今之晋阳是也。岳阳在太原西南。”因而有“禹凿龙门，通大夏”之说，[1]《正义》引《括地志》云：“大夏，今并州晋阳及汾、绛等州是。”《史记》卷二《夏本纪》：“禹于是遂即天子位。”《集解》皇甫谧曰：“都平阳，或在安邑，或在晋阳。”从平阳到安邑、晋阳之间都有往来的线路，说明远古时期的先人们即对以太原为中心交通线路的重视。吴起曾经对魏武侯说：“夏桀之居，左河济，右泰华，伊阙在其南，羊肠在其北。”[2]《正义》皇甫谧曰：“壶关有羊肠阪，在太原晋阳西北九十里。”说明夏朝的势力已远达晋阳西北一带。 殷商时期，太原附近道路的开辟没有更为明确的记载，但从相关史料可以推知，因为对北方少数部族的战争，商王朝的军队曾经抵达过太原。《易经•下经》：“高宗伐鬼方，三年克之，小人勿用。”“震用伐鬼方，三年，有赏于大国。”《汉书》卷二十七《五行志中之下》：“外伐鬼方，以安诸夏。” 师古曰：“鬼方，绝远之地，一曰国名。”《后汉书》卷八十七《西羌传•序》：“至于武丁，征西戎、鬼方，三年乃克。”鬼方活动于今晋北一带，为了抵御鬼方对中原地区的骚扰，商王朝的军队曾经达到山西的中北部地区。 西周建立后，即开始对太原一带进行控制。《史记》卷三十九《晋世家》载，周成王“封叔虞于唐。唐在河、汾之东，方百里，故曰唐叔虞”。张守节认为“在晋州平阳县”。到其子燮改为晋，称晋侯，迁往晋阳。《括地志》云：“故唐城在并州晋阳县北二里。《城记》云尧筑也。徐才《宗国都城记》云‘唐叔虞之子燮父徙居晋水傍。今并理故唐城。唐者，即燮父所徙之处，其城南半入州城，中削为坊，城墙北半见在’。《毛诗谱》云‘叔虞子燮父以尧墟南有晋水，改曰晋侯’。”徐才《宗国都城记》云：“唐国，帝尧之裔子所封。其北，帝夏禹都，汉曰太原郡，在古冀州太行恒山之西。其南有晋水。”《括地志》云：“今晋州所理平阳故城是也。平阳河水一名晋水也。”[3]《史记》卷四《周本纪》载，周厉王暴虐政治，引起国人暴动，“厉王出奔于彘”。《集解》韦昭曰：“彘，晋地，汉为县，属河东，今曰永安。”《正义》《括地志》云：“晋州霍邑县本汉彘县，后改彘曰永安。从鄗奔晋也。”说明从西周都城鎬京至彘（今山西省霍县）有道路相通。上述史实说明太原在西周初年已经与鎬京建立了交通往来的关系。 春秋时期全国道路的形势更为发达。以洛邑为中心全国性道路网的建立，将北方地区重要交通枢纽的晋国晋阳纳入其交通序列中来，晋阳的对外交通开始繁荣起来。《史记》卷三十二《齐太公世家》载，齐桓公三十五年（公元前651年）平定晋国内乱以后，与诸侯盟会，曾经说：“寡人南伐至召陵，望熊山。北伐山戎、离枝、孤竹。西伐大夏，涉流沙。束马悬车登太行，至卑耳山而还。”《正义》：“大夏，并州晋阳是也。”意即齐国的军队已经达到晋阳一带，究其实齐桓公的军队只到达晋国高粱（今山西省平阳县西南），但这也从一个方面说明当时已经有了从齐国到达晋阳的线路。《春秋》载，昭公元年（公元前541年）六月，“晋荀吴帅师败狄于大卤”。“大卤”《公羊传》与《谷梁传》均作“大原”。“大原，晋阳县”。晋定公十五年（公元前497年），赵简子（赵鞅）要求邯郸大夫午归还他送给的卫人五百家，并打算“吾将置之晋阳”。因邯郸午食言，乃囚之晋阳。是年十月，范、中行氏联合讨伐赵简子，赵简子逃奔晋阳，晋定公率人包围晋阳。十一月，范、中行氏被打败，十二月，“赵鞅入绛，盟于公宫”。[4]这段史料虽然反映的是春秋末年新兴地主阶级与奴隶主阶级斗争的史实，但由之可知，从晋阳到邯郸和绛（今山西省曲沃县西南）之间都有了交通线路。是后，晋阳成为赵国的军事堡垒。晋出公死后，知伯掌握晋国大权，“请地韩、魏，韩、魏与之。请地赵，赵不与，以其围郑之辱。知伯怒，遂率韩、魏攻赵。赵襄子惧，乃奔保晋阳”。[5]以上事实说明从太原到邯郸和齐国都有了往来的线路。 从晋阳南行可以直达洛邑（今河南省洛阳市）。从洛邑过黄河，有一地名曰阳樊，周襄王十二年（公元前640年），王子带发动叛乱，周襄王求救于晋，时晋文公刚刚周游列国后急于取得威望，听从了谋臣赵衰的建议，“三月甲辰，晋乃发兵至阳樊，围温，入襄王于周。四月，杀王弟带。周襄王赐晋河内阳樊之地”。[6]《集解》服虔曰：“阳樊，周地。阳，邑名也，樊仲山之所居，故曰阳樊。” 《史记》卷四《周本纪》《正义》贾逵云：“晋有功，赏之以地，杨樊、温、原、攒茅之田也。”从晋阳可以直接发兵洛邑，说明其间的道路是畅通的。《左传•闵公二年（公元前660年）》：“晋侯使大子申生伐东山皋落氏。”东山皋落氏在今山西垣曲县东南。说明有从晋阳到皋落的道路。从皋落到绛，然后沿汾河河谷经昆都（今山西省临汾市）、彘、中都、祁、魏榆直达晋阳。[7]晋人在这一线路上活动的史料史书中时有披露。如《左传•僖公十六年（公元前644年）》：“秋，狄侵晋，取狐、厨、受铎，涉汾，及昆都，因晋败也。”狐、厨、受铎、昆都是晋国城邑。《左传•昭公二年（公元前540年）》：“夏四月，韩须如齐逆女。齐陈无宇送女，致少姜。少姜有宠于晋侯，晋侯谓之少齐。谓陈无宇非卿，执诸中都。” 战国时期以太原为中心交通线路的开辟与统一战争有着密切的关系，并且在统一战争中发挥了重大作用。秦惠文王九年（公元前316年），“伐取赵中都、西阳”。《正义》引《括地志》云：“中都故县在汾州平遥县西十二里，即西都也。西阳即中阳也，在汾州隰城县东十里。《地理志》云西都、中阳属西河郡。”此云“伐取赵中都西阳”，说明从晋南沿汾水可以直达晋阳。赵惠文王十一年（公元前288年），“秦取梗阳”。《集解》：杜预曰：“太原晋阳县南梗阳城也。”《索隐》：“《地理志》云太原榆次有梗阳乡。与杜预所据小别也。”秦国的军事力量已经深入到了晋阳一带，其线路的畅通当属必然。秦昭襄王四十八年（公元前259年）“司马梗北定太原”。秦庄襄王二年（公元前248年），“使蒙骜攻赵，定太原”。三年，“初置太原郡”。[8]至此，晋阳入秦国版图。随后又攻取了魏榆、狼孟等地。秦始皇即王位，“晋阳反，元年，将军蒙骜击定之”。秦王政八年，“又以河西太原郡更为毐国”。虽然嫪毐不居于封国，但太原与咸阳便利的交通是他得以收取赋税的重要保障。秦始皇十五年，“大兴兵，一军至邺，一军至太原，取狼孟”。狼孟在太原北。十九年，“秦王还，从太原、上郡归。”[9]说明秦始皇是沿着汾河河谷，然后渡过黄河回到咸阳的。秦始皇统一天下后，分天下三十六郡，其中有太原郡。在琅邪台石刻中有“六合之内，皇帝之土。西涉流沙，南尽北户。东有东海，北过大夏”。说明秦朝的面积之大。汉代贾捐之曾说秦朝“地南不过闽越，北不过太原”。[10]说明太原一带是秦朝北部边境的军事重镇。 秦末农民战争中太原成为兵家必争之地，从常山可直达太原，战略地位非常重要。陈胜派武臣与张耳、陈余进攻河北，渡黄河以后，武臣自立为赵王，分三路攻城掠地，其中李良进攻常山，李良占领常山后，“赵王复使良略太原。至石邑，秦兵塞井陉，未能前”。[11]石邑在常山境内，应劭曰：“井陉山在南。”师古曰：“井陉之口，赵之西界山险道也。”这是从常山进入太原的必经之地。汉三年，韩信、张耳“东下井陉击赵”。控制了井陉，即可“以令于赵，胁燕定齐”，韩信就是这样做的。[12]广武君李左车对成安君陈余谈及井陉的形势时说：“今井陉之道，车不得方轨，骑不得成列。”然而成安君不听，结果赵被韩信打败。[13] 综观战国时期以太原为中心的交通线路的开始稠密起来。从洛阳渡过黄河，经野王（今河南省沁阳市）达上党郡（今山西省长子县），经屯留、铜醍至祁再到魏榆，达太原郡。这是南线。《战国策》卷十七《楚策四》载汗明对春申君说：“夫骥之齿至矣，服盐车而上太行。”马拉盐车上太行，说明沿太行山的南北道路已经开辟。向东经魏榆、马首可通燕国。这是东线。 二、两汉太原的交通线路 西汉太原的交通形势较之先秦有了很大的发展，开始建立起通往全国的道路系统，使太原周边地区完全纳入了中央政权的控制之下。汉三年，刘邦派遣将军韩信进攻魏，俘虏魏王豹，“遂定魏地，置三郡，曰河东、太原、上党”。太原正式纳入西汉政权的控制之下。汉六年十二月，“以太原郡三十一县为韩国，徙韩王信都晋阳”，以防备匈奴的入侵。而韩王信以“国被边，匈奴数入，晋阳去塞远”为由，“请治马邑（今山西省朔州市——引者注）”，刘邦答应其请求。但又不信任而去信指责他，“信得书，恐诛，因与匈奴约共攻汉，以马邑降胡，击太原”。次年冬，韩王信投降匈奴，“匈奴使左右贤王将万余骑与王黄等屯广武（今山西省代县——引者注）以南，至晋阳，与汉兵战，汉兵大破之，追至于离石，复破之。匈奴复聚兵楼烦（今山西省神池县——引者注）西北”。[14]《汉书》卷九十四上《匈奴传上》云：“汉初定，徙韩王信于代，都马邑。匈奴大攻围马邑，韩信降匈奴。匈奴得信，因引兵南踰句注，攻太原，至晋阳下。”在这次战争中，匈奴假装失败，引诱汉兵到平城（今山西省大同市东北），发生了历史上有名的“白登之围”。《汉书》卷一《高帝纪下》云：“上从晋阳连战，乘胜逐北，至楼烦，会大寒，士卒堕指者什二三。”可知由太原西北行可通过马邑抵达大同。既是匈奴南侵的线路，也是汉军抵抗匈奴的线路。汉十一年，刘邦在邯郸诛灭陈豨时，其残部在北方各地起兵，“太尉周勃道太原入，定代地。至马邑，马邑不下，即攻残之”。[15]这些事实说明西汉初年从邯郸可以直接进入太原，从太原西北行可以攻入马邑。而匈奴进攻汉朝时，也是由此南下。 为了加强这一地区的安全，刘邦立其子刘恒为代王，都晋阳（《史记》卷十《孝文本纪》言“都中都”）。汉文帝前元二年，又立其子刘参为太原王。前元三年五月，“辛卯，帝自甘泉之高奴，因幸太原”。汉文帝从关中的甘泉到高奴（今陕西省延安市——引者注）渡过黄河至太原，在太原停了十余日。此时，济北王得知文帝准备攻打匈奴，于是起兵造反，“七月辛亥，帝自太原至长安”。说明长安与太原之间的交通线路是非常便利的。汉武帝巡幸全国时，也曾到达太原。元封四年（公元前107年）十月，“行幸雍，祠五畤。通回中道，遂北出萧关，历独鹿、鸣泽，自代而还，幸河东”。在河东他曾“幸中都宫”。[16] 汉宣帝五凤年间，大司农中丞耿寿昌上奏：“故事，岁漕关东谷四百万斛以给京师，用卒六万人。宜籴三辅、弘农、河东、上党、太原郡谷足供京师，可以省关东漕卒过半。”[17]从此段史料我们可以得出以下学术信息，从包括太原郡在内的5个郡直接运粮到关中有着较之水路更为便利的陆路运输条件，交通道路的发达自不待言。 从《汉书》卷二十八《地理志》所记述的相关内容，我们也可以看出太原周围地区便利的交通网络。太原郡的郡治晋阳，下辖21个县，依次是：晋阳、葰人、界休、榆次、中都、于离、兹氏、狼孟、邬、盂、平陶、汾阳、京陵、阳曲、大陵、原平、祁、上艾、虑虒、阳邑、广武等，除晋阳外，在20个县与晋阳之间必然建立起了交通往来的线路。在叙述赵地时说：“西有太原、定襄、云中、五原、上党。”从另一个方面说明了从邯郸到太原之间有便利的交通条件，通过太原可直达云中、五原等地。 两汉之际，更始二年（公元24年），更始帝派遣鲍永安定北方，冯衍劝说他“镇太原，抚上党，收百姓之欢心”。鲍永“乃以衍为立汉将军，领狼孟长，屯太原，与上党太守田邑等缮甲养士，捍卫并土”。而田邑后来投降刘秀，冯衍对他进行了指责，田邑在答复他的信中有“河东畔国，兵不入彘，上党见围，不窥大谷”之语。[18]李贤注云：“大谷自太原趣上党之道。不窥言不来救也。今并州大谷县西有大谷是也。”从太原到上党必经大谷。西汉末年，第五伦为乡啬夫，平徭赋，理怨结，得人欢心。“自以为久宦不达，遂将家属客河东，变名姓，自称王伯齐，载盐往来太原、上党，所过辄为粪除而去，陌上号为道士，亲友故人莫知其处”。[19]从河东到太原和上党等地交通的发展，为商贸运输提供了方便。 东汉初年，为了加强北部边境的防务，建武二年（公元26年）四月，光武帝以“兄子章为太原王”。建武九年正月，“徙雁门吏人于太原”。[20]因匈奴继续南侵，为了抵御匈奴，东汉政府在太原周围及沿边各镇建立了相互往来的立体交通体系以抵抗匈奴，形成了颇为便利的交通网络。建武七年，光武帝“诏（杜）茂引兵北屯田晋阳、广武，以备胡寇。九年，与雁门太守郭凉击卢芳将尹由于繁畤，芳将贾览率胡骑万余救之，茂战，军败，引入楼烦城（今山西省神池县——引者注）”。[21]建武十四年，马成率军屯常山、中山以守备北部边境。又代骠骑大将军杜茂“缮治障塞”，建立起“自西河至渭桥，河上至安邑，太原至井陉，中山至邺”的边防防护体系，形成“皆筑保壁，起烽燧，十里一候”的战略防务。[22]由此可知，太原已经成为北部边境重要的军事堡垒，其便利的交通是其充当此重要位置的关键。 虽然说交通形势有了很大改善，但是，在太原地区地形险峻之处的交通环境仍然不容乐观，特别是对粮食运输带来了不利，因而有疏通河流发展水运的做法，永平年间，“理虖沱、石臼河，从都虑至羊肠仓，欲令通漕。太原吏人苦役，连年无成，转运所经三百八十九隘，前后没溺死者不可胜算”。建初三年（公元76年），汉章帝授予邓训为谒者，“使监领其事”。邓训经过考察认为不可行，上言肃宗，“遂罢其役，更用驴辇，岁省费亿万计，全活徒士数千人”。[23]李贤注引《水经注》云：“汾阳故城，积粟所在，谓之羊肠仓（今山西省静乐县，汾水由此流向太原——引者注），在晋阳西北，石隥萦委，若羊肠焉，故以为名。今岚州界羊肠阪是也。”《后汉书》卷三《肃宗孝章帝纪》载，建初三年，“夏四月己巳，罢常山沲呼石臼河漕”。李贤注云：“石臼，河名也，在今定州唐县东北。时邓训上言此漕难成，遂罢之。”说明从水路通往太原的交通线路因为地形的限制而无法成功。 以太原为中心交通线路的便利，也为东汉都城洛阳的城市建设提供了有利条件。汉灵帝时，因洛阳南宫被大火烧毁，为重修洛阳南宫，宦官张让等劝说灵帝“发太原、河东、狄道诸郡材木及文石，每州郡部送至京师”。[24]虽然因宦官的掣肘而使宫室难成，但从洛阳到太原较为便利的交通线为运输木材提供了方便则是显而易见的。黄巾农民起义时，“黄巾余贼郭太等起于西河白波谷，寇太原、河东。”[25]交通条件也有利于农民起义的发展。 （薛瑞泽，河南科技大学学报编辑部 河南洛阳 471003） 注释： [1] [9]《史记》卷六《秦始皇本纪》。 [2]《史记》卷六十五《孙子吴起列传》。 [3]《史记》卷一《五帝本纪》。 [4] [5]《史记》卷四十三《赵世家》。 [6]《史记》卷三十九《晋世家》。 [7]中国古代交通史编审委员会《中国古代道路交通史》，人民交通出版社，1994年第1版，第16页。 [8]《史记》卷五《秦本纪》。 [10]《汉书》卷六十四《贾捐之传》。 [11]《史记》卷八十九《张耳陈馀列传》。 [12]《汉书》卷四十五《蒯通传》。 [13]《汉书》卷三十四《韩信传》。 [14]《汉书》卷三十三《韩王信传》。 [15]《史记》卷八《高祖本纪》。 [16]《汉书》卷六《武帝纪》。 [17]《汉书》卷二十四上《食货志上》。 [18]《后汉书》卷二十八上《冯衍传》。 [19]《后汉书》卷四十一《第五伦传》 [20]《后汉书》卷一《光武帝纪》。 [21]《后汉书》卷二十二《杜茂传》。 [22]《后汉书》卷二十二《马成传》。 [23]《后汉书》卷十六《邓禹传附子训传》。 [24]《后汉书》卷七十八《宦者传•张让传》。 [25]《后汉书》卷八《孝灵帝纪》。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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