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别林斯基、赫尔岑的“中国”隐喻 《中国社会科学报》 【核心提示】以别林斯基和赫尔岑为代表的俄国19世纪中期的知识分子，常常将“中国”作为俄国发展的参照和隐喻，在这一过程中，思考中国的历史发展特点和文化特性。 以别林斯基和赫尔岑为代表的俄国19世纪中期的知识分子，常常将“中国”作为俄国发展的参照和隐喻，在这一过程中，思考中国的历史发展特点和文化特性。 在俄罗斯文学史上，自18世纪古典主义文学兴起之时，苏马罗科夫、拉季舍夫等便关注到中国。在19世纪俄罗斯文坛里，普希金的故园情思中常常出现“中国风格”的美好画面，普希金在《文学报》担任编辑工作时，该报发表的 《三字经》俄译本的长篇评论更是将“中国”主题呈现给俄国精英群体。别林斯基、赫尔岑等19世纪的俄国思想家，也借助“中国”这一隐喻，思考解决俄国现实问题的途径，关注俄国的未来发展。 1812年，俄法战争的胜利和战后俄军的欧洲远征，培养了俄罗斯民族的自我意识。俄国封建专制制度与现实社会思潮的矛盾愈演愈烈，1825年12月，思想进步的俄国贵族青年在彼得堡参政院广场宣布推翻沙皇政府，召开立宪会议，成立临时政府，废除农奴制度，解放全国农奴，实行资产阶级的民主自由。这次起义虽然最后失败了，却进一步唤起了俄国社会各阶层对俄国未来的关注，人们积极对十二月党人提出的政治问题和社会问题进行思考，并探索解决这些问题的途径。在这一过程中，俄国知识分子对德国古典哲学产生了极大兴趣，1820至1840年代，知识分子们研究费希特、谢林、黑格尔的著作，大学的哲学小组也研读这些著作。俄国社会进入政治思想活跃、人心激荡的时期。 莫斯科大学的哲学小组培养了别林斯基和赫尔岑的自由思想和爱国主义精神。当时，为稳固沙皇的专制统治，沙俄国民教育部部长乌瓦罗夫提出“东正教、专制制度和国民性的三位一体说”，认为国民教育必须统一于这一思想，以维持俄国的政治、社会稳定。然而，当时俄国社会思潮中的西方派将“先进的”资本主义视为俄国进一步发展的楷模。别林斯基和赫尔岑都持西方派观点，认为俄罗斯应摆脱民族文化的樊篱去接近先进的文明，努力迈向发达国家之列。与此同时，19世纪欧洲造就的“腐朽停滞落后的中国”形象与欧洲哲学思想一起进入别林斯基和赫尔岑的脑海中，他们不赞同俄国像偏于一隅的东方大国中国那样如一潭静水几千年不变。 19世纪30年代起，比丘林在彼得堡大量发表关于中国的著作和文章，将中国美好的一面介绍给俄国；在彼得堡的各类沙龙集会上，比丘林对“中国停滞腐朽”论进行着有力辩驳。1848年，比丘林出版了《中国及其居民、道德、习俗、教育》一书，肯定中国文化的独特性，认为中国具有与全人类、全世界各民族的相通之处，同时也拥有完全不同于欧洲各国的优秀特质。比丘林在书中介绍中国国家管理机构的结构和活动、中国的立法和司法程序、教育机构的特点、粮食供给状况以及中国人的社会生活和家庭生活。俄国的知识界对比丘林这部著作表现出了极高的兴趣，这部新作也进入了别林斯基的视野。别林斯基认为，作者过于美化中国，甚至把中国官吏和英国勋爵、法国贵族相比较，这种比较过于生硬，显得天真可笑。他认为，比丘林笔下的中国是“穿着礼服、正襟危坐”的中国，而不是“身穿居家睡袍”的中国的常态。别林斯基提议读者应结合其他东正教使团返俄人员记录中国的文字去了解中国。 别林斯基对中国的看法，与19世纪西方关于中国的各种著述中对中国的民族偏见和文化歧视如出一辙。而中国的“专制”和“固守陈规”，又不可避免地与尼古拉一世倡导的“东正教、专制制度和国民性的三位一体说”及其强调的“俄罗斯固有因素”相勾连，成为当时俄国进步知识分子诟病的对象。在别林斯基眼里，即便比丘林所描述的“理想化的中国”是真实的，中国也只不过是一个闭塞的大国，对俄国社会迫切需要的“进步”和“发展”并无帮助。 同别林斯基一样，在俄国与世界的关系问题上，持西方派观点的赫尔岑认为俄罗斯文化具有离心的、现代主义的倾向，具有革命性和解放性，这种思想为文化的发展注入了活力，加速了俄罗斯与世界大家庭的融合。赫尔岑不认为资本主义是俄国发展的必然，他从空想社会主义思想出发，认为俄国应在未来世界的发展中发挥更大的作用。赫尔岑熟知俄国和欧洲关于东方的著作。他因袭19世纪欧洲的中国观，借用其中的“停滞的中国”，在《往事与随想》中阐述自己的思想，认为资本主义的欧洲已到了发展的尽头而陷入了“中国式的平静”。在赫尔岑那里，“中国”成了社会停滞的象征，其历史和发展都处于停滞状态。赫尔岑赞同密尔《论自由》中的观点，认为欧洲日趋以集体平衡为主导而排斥一切独特发展。1861年俄国农奴制改革后，赫尔岑在《终结与开始》中再次谈及“中国”。他明确提出，俄国将可以把欧洲从“中国”状态下解救出来。赫尔岑反对俄国走欧洲道路，他认为，俄国欧洲化将会把自身引向“中国化”，即变成停滞的大国。 可见，在别林斯基和赫尔岑那里，“中国”形象主要是消极的。在别林斯基的笔下，“中国”一词象征着停滞、落后和闭塞；在赫尔岑笔下，中国式的“平庸”是俄国未来发展的警示。这种观点显然是片面的，也与当时中国本身的闭关锁国、发展滞后相关，我们在这里不针对他们的观点本身作更多的评论。需要指出的是，以别林斯基和赫尔岑为代表的俄国19世纪中期的知识分子，常常将“中国”作为俄国发展的参照和隐喻，在这一过程中，思考中国的历史发展特点和文化特性。正是以这种思维方式为基础，俄国泛斯拉夫主义者达尼列夫斯基于1869年在《俄国与欧洲》中提出著名的人类“历史文化类型”理论，把中国文明作为人类历史上先后出现的10种历史文化类型中的一种。达氏的这一思想又引发了19世纪末俄国宗教哲学家索洛维约夫以“中国与欧洲”为主题，思考“进步”和“欧洲中国化”的问题。因此，别林斯基与赫尔岑对中国的认识虽然没形成专论，但其思想对于后世俄罗斯对中国文化的认识、俄罗斯思想发展的影响是十分深远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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