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与酒

        我国的酒文化不仅源远流长，而且在所有的饮食文化中是最富有诗意和浪漫气息的创造。历史上，大凡诗人都与酒结下不解之缘，“诗酒因缘” 这一话题，便展示了中华酒文化的一个独特视角。千百年来，诗人与酒，酒与诗歌，就是这样紧密相连：酒助诗兴，诗借酒情；或酒以诗传，或诗以酒名；美酒能孕育出好诗，好诗便是艺术的美酒。正如清朝诗人赵执信在《谈龙录》中所言：“意喻之为米，文则炊而为饭，诗则酿而为酒。”因此，诗人们爱酒成癖，“以酒为命”，写下了“我生无所嗜，唯嗜酒与诗”（梅尧臣），“清瘦诗成癖，粗豪酒放狂”（白居易），“四座欢欣观酒德，一灯明灭又诗成”（黄庭坚）这样的诗句。
　　诗人好酒，酒后赋诗在古代是一种相当普遍的文化现象。虽然大多诗人不像陶潜写诗那样几乎“篇篇有酒”，但其字里行间也总是沾点儿酒昧酒痕。这类“酒诗”不仅是诗与酒在题材和内容上的有机结合，也是诗人在思维模式、审美情趣上的完美体现。在《文苑英华》、《御定佩文斋咏物诗选》、明陈继儒《酒颠补》以及清人俞琰《咏物诗选》中都能见到一些历代的酒诗，只是难窥全豹；《古今图书集成》“酒部汇考”中收录的历代酒诗也似嫌不足。尽管如此，从这些酒诗中仍强烈地感受到“诗能体物，每以物而兴怀；物可引诗，亦因诗而睹态”（《咏物诗选》序）。而且，纵览历代酒诗，我们会发现“酒”之为“物”，在精神层面上还有其多重功效。屈原“操余弧兮反沦降，援北斗兮酌桂浆”，抒发了誓灭强敌，以酒当歌的爱国热忱。陶渊明“得酒当作乐，斗酒聚比邻”，表现了淡泊名利、归隐田园的清高志趣。“李白斗酒诗百篇，长安市上酒家眠。”是酒使
　　诗人触发了诗兴与灵感。“醉中拂剑光射月，往往悲歌独流涕。”是酒使陆游激起了豪情和悲愤。《诗经》中有“伐木许许，酾酒有藇”（《小雅·伐木》）的诗句，是说酒能调剂体力，愉悦精神，解除疲劳。韩愈在酒诗中写道：“初喧或忿争，中静杂嘲戏。”（《醉后》）是说酒能调解人际关系，是融洽感情的媒介。元稹认为：“酡颜返童貌，安用成丹砂。”（《酬乐天劝酒》）是说酒能通络除病，益寿延年。然而，酒不仅有利，也有其弊。它能使人振奋，也能使人潦倒；可遣兴，也可添愁；是兴奋剂，也是麻醉品……利耶，弊耶？功耶，过耶？是耶，非耶？究其因不在酒而在人。因此，一酒入题的诗也并不都是“咏酒诗”、“劝酒歌”之类，其中不乏“非酒”、“止酒”的诗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