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尽管媒体对余秀华的报道、评论，几近地毯式的轰炸，可我连夜读完她的诗，还忍不住想说点什么：我宁愿诗歌成为话题，也不愿余秀华成为话题——这年头人人都是八婆。也许热爱八卦是人性使然。具体到余秀华，她的身体、婚姻等私生活当然是构成其诗歌的一部分，如果非得窥探诗人的私生活或她的真实想法，我觉得阅读其诗作，反向推测一下，更接近诗人，同时也更有趣，更能体会诗歌的魅力。
诗与诗人
诗歌，或者说文学，或者说全部艺术形式，为人类打开一扇又一扇通往无限可能的窗。余秀华将此比喻为“一根拐杖”。诗歌解放肉体，完善灵魂。这个前提是，你得视诗歌为你的一切，否则诗歌容易沦为文字游戏。余秀华强调，（火了之后）我不会被外界打乱创作的节奏，我还是孤独的。“只有在写诗的时候，我才是完整的，安静的，快乐的。”
在进入诗歌的刹那间，诗人已主动抛弃了所有的标签。除了诗人，他什么都不是。作为读者，我们在阅读诗歌的暂短时分，让灵魂跳跳舞，与诗人谈谈情。灵魂通过诗歌来展现自身，任何作品都不可避免地带有创作者本身的烙印。很多文学大家的第一部作品往往都有自传性质。对于余秀华这样足不出横店村的诗人来说，她的个体经验尤为重要，当然，她的艺术才能大多来自天生。同时，创作者必须从个体经验中跳出来，跳到比大众经验还要高的地方。“海上生明月”，谁都看得见，“天涯共此时”，却仿佛比海平面还远，短短五个字，便赋予读者的视角如神祗的广度和高度。余秀华的诗虽然不明显，但我们还是可以随便找出类似的句子。
例如：“深夜，看见父亲背着月亮吸烟／那个生长过万顷麦子的脊背越来越窄了”（《麦子黄了》）
在《低矮》一诗里，诗人先叙写了几种低矮的事物，麦子、油菜、蚂蚱等等，最后写到，“低矮的东西风是吹不走的／父亲的六十年，我的三十八年”。
诗歌，尤其是现代诗，可以做多种诠释。死亡与衰老属于终极问题，却很少被即刻感知，总是等到对镜自揽才惊觉老之将至。余秀华未必通读过《道德经》，但她用两个固定年纪，道出了“人之生也柔弱，其死也刚强”的大智慧。
诗人与时代
我不敢断言余秀华有这方面的自觉，我想说，好诗不一定非得有私人经验，但好诗人一定是敏感的。在浮躁快速、崇尚物质的时代，人的物化越来越严重。诗人当然需要粮食、财物，甚至放纵。与此同时，他需要保持足够的敏感，竭力伸向生活各处。我们阅读诗歌，知道了日常的月亮与诗歌中的月亮的不同。诗中月亮与日常的月亮共同建造了能够称为“生活”的事物。余秀华对此很清醒，亦很警惕。她当着媒体的面写下“假如你是沉默的／海水也会停止喧哗”。我希望突然蹿红的际遇，能给余秀华带来物质上的改善，这与写诗并不冲突。我从不相信“苦难成就诗人”这类站着说话不腰疼的鬼话。我对余秀华有信心，因为我读过她的诗。月光会永远地照在她的左手上，她用左手写诗。
诗人与爱情
与其说《我爱你》是一首情诗，不如说它表达了一种残酷，一种渴望和一种震惊。我注意到，余秀华不止一次地用到“按住”这个词。是什么促使诗人如此克制？余秀华承认她对爱情的渴望（对她来说近于绝望），她把实的，往虚里写，有时也把虚的，当作真实来写。爱情很重要，很要命，当一个诗人写到爱情时，爱情就不仅仅是爱情。爱情可以是虚的（例如曹植《洛神赋》），也可以比死亡更真实（例如汉乐府《上邪》）
读到余秀华“告诉你一棵稗子提心吊胆的／春天”的句子，让我想起艾略特的“四月是最残忍的季节”。在诗歌里，爱情不再仅限于两情相悦，诗歌通过尖锐的对比从而完成了对生命圆满的达成。余秀华频繁地写到了爱情、婚姻以及性欲。她时而自信，时而慌张，更多的是必然失败的抵抗。所以她在《婚姻》里以“这辈子做不到的事情，我要写在墓志铭上／我要离开，给我自由”就不难理解了。最后一句让个体的悲喜，上升为人类对精神要求的维度。这是余秀华一些诗歌的闪光点。
由于身体的原因，余秀华对实现爱情基本上不抱有幻想，但正因为如此，她的失落与焦灼，渴望与憧憬，便自动涂上了一层悲剧色彩。很多人说，要不是顶着脑瘫的幌子，余秀华不会这么火。这种说法虽然偏颇，不那么厚道，却有一定道理。我们不去从社会传播学角度去解读，残缺的肉体与美好的情感本身就具备美学上的冲突。丑陋驼背的卡西莫多无可救药地爱上了美丽少女爱斯梅达拉，我们从一开始就知道这是没有结果的爱情，但我们还是感动得要命。出现在公共视线里的余秀华，言辞尖锐、大胆，对自己的身体、感情毫不回避，与其说这是她的真性情，不如说是她的一种自我保护。她说“我身体里有一列火车”，我解读成她对爱情的向往。诗歌写到：“月亮引起的笛鸣被我捂着”，“这是与春天相关的事物”。
余秀华的眼神和她蹒跚的步履的确叫人心动，这首《我身体里也有一列火车》写到：“我身体里的火车从来不会错轨/所以允许大雪，风暴，泥石流，和荒谬”。诗人把情感倾注于诗歌，消解了现实中的矛盾，也给读者带来了美的享受。
现如今，幸福丢掉了厚度，痛苦变成了笑料，成功变得可疑。所有的事情一旦严重，最终会以新闻事件或八卦流言收场。而所谓爱情，往往被小三霸占。在这个时候，生命的感觉消失殆尽，无人理睬。余秀华用她特殊的身份和诗歌，调动人们的目光。
但愿诗歌能在人们心里多停留一段时间。
诗人与世界
横店局限了余秀华，也成全了余秀华。她在横店的夜里眺望外面世界，搞不懂整日厮守的地方为何会有乡愁。余秀华不能“确定和横店村的关系”，我们又何尝能明晓自己与故乡的关系？悲观一点地说，如今的故乡不再是一个实体，她完全形而上了。出于类似的原因，每张文学餐桌，都有一道“心灵鸡汤”。
心灵鸡汤是被败坏了的词。在网络社会，没有什么不可以败坏，没有什么不可以重新解构。正是如此，能打动心灵的事物方值得珍惜，值得去鼓吹。很多人看不上汪国真席慕容，正因为他们，我们才知道食指北岛顾城的好处。余秀华有一部分诗歌明显带席慕容和海子的痕迹。比如《人到中年》、《每个春天，我都会唱歌》在一些“专业”诗人眼里，这类诗歌不够深度，但里面还是有余秀华特别的东西，比如“一朵花开的时间太短，一个春天驻足的日子太少／他喊：我听不清楚，听不清楚”。
余秀华的好诗往往带有叙事性质。比如《我养的小狗，叫小巫》、《下午，摔了一跤》、《清明祭祖》、《低矮》等等。艾略特以为，对于一个打算二十五岁以后还要继续做诗人的人，历史意识不可或缺。这是做诗人的充分条件吗？但的确，以说理见长的宋诗是干不过唐以前的以叙事为主的诗歌的。同为女诗人，余秀华没有马雁耐读，与岁数较大的蓝蓝、翟永明亦有差距。我觉得原因在此。但余秀华不必为此羞愧，因为这些都可以后天弥补。随着岁月延伸，余秀华会读更多的书，眺望更远的世界。我们期盼她的诗歌天赋不会被磨掉。
余秀华究竟能达到多高的水平，我们瞎嚷嚷没用。这个时代给予每个人的机会、选择太多；负面影响和干扰也太多。那个爱穿红衣服的中年女子，别管别的，只须一如既往地写下去就好。
也许作为一个事件，《穿过大半个中国去睡你》会写进当代诗歌史。我希望占有一席之地的是她的诗歌，而不是别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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