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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代京城普济堂史迹
收藏于北京石刻艺术博物馆的《普济堂功德碑》，于1995年10月出土于莲花池南侧。该碑完好，座佚，为螭首立碑，边框雕饰攀龙，厚0.4米，宽1米，高2.93米，陈德华撰文，吴秉忠镌刻，乾隆十一年(1746年)岁次丙寅五月十日立石。碑文载写了康雍乾三代北京著名的慈善处所普济堂的缘起及沿革，为后人展现了清前期社会的风貌。
普济堂位于广宁门(今之广安门)外，建于清康熙三十六年(1697年)，是由北极庵的寂容和尚与居士关成悲悯修路夫役之饥苦而创建，初建时，名为“修路慈悲院”。继而又得处士王廷献倾其家产扩建了该处修路慈悲院，并经内侍高以喧协助，易名为“普济堂”，使之成为名播京城的慈善之所。康熙四十四年(1705年)，顺天府府尹钱晋锡上奏此事，康熙皇帝颁赐御书“膏泽回春”匾，并御制碑文，后两赐帑金，以表彰普济堂之善举。至雍正皇帝岁赐千金，乾隆帝初御皇极，即赐帑金，岁赏粟米三百石，并为定制，且后代有加无减。嘉庆七年(1802年)，赏银五千两生息。同治五年(1866年)，又加赏小米五百石，并为定例。直至光绪皇帝时，普济堂一直得到清王朝的关怀和支持，加之社会贤达、官宦等的捐助，普济堂得以成为清朝北京最大的慈善场所之一。
据文献记载，普济堂在历史上曾存有四通石碑。《日下旧闻考》卷九十二〈普济堂册〉中简述了普济堂的历史由来，并载有康熙四十四年(1705年)五月《御制普济堂碑记》的录文，该碑为康熙皇帝撰文，孙岳颁正书，朱圭镌刻。其它三通碑的碑文大略存于《北京市志稿·民政志》及《光绪顺天府志·京师志·厂局》中，即，乾隆年间，顺天府府尹蒋炳的《普济堂纪恩碑》和兵部左侍郎陈德华撰文的《普济堂功德碑》，以及嘉庆八年(1803年)，普济堂司事周振远的《增塑寂容和尚像碑记》。目前能见到的石碑除《普济堂功德碑》外，其它已下落不明。仅能从《北京图书馆藏中国历代石刻拓本汇编》中见到《御制普济堂碑记》的拓本。
普济堂设立之缘由
观其历史背景可见，清朝入关后的圈地政策，将京师内城划为八旗驻地，令内城汉人迁至外城及其它地区，造成大量流民、乞丐的出现。顺治十一年(1654年)，近畿和直隶受灾，饿死大批灾民。据户科给事中周题观的题奏，认为饿死人“因饥荒所致，实久被圈占之民与被圈占之民其差不啻霄壤”，加之水、旱、雹、震等天灾的侵袭，亦使众多百姓沦为无家可归的流民。《北京市志稿·民政志》(卷三)中就记载了当时的许多灾情，可见圈地政策和自然灾害形成大量流民，成为设立普济堂粥厂的原因之一。
就其地理位置而言，普济堂地处广宁门(今之广安门)外二里处之甘石桥，该地位于京师西南隅，历史上是辽南京、金中都的中心，清代更是北京对外交通的枢纽，因京师居国之北方，天下十八省官员、举子、由南方到京城陆路往来的商贾士子，无不取道卢沟桥经广宁门外大道进出京城。然清前期，此道路“轮蹄所践，岁月滋久，渐至深洼。时雨即降，潦水停注，则行旅径涉，淹蹇泥淖之中”(《广宁门外石道碑》)，因此广宁门外大道要年年修葺，至使大批夫役、流民聚集于此。然此等流民夫役衣不蔽身、食不裹腹，极为需要社会救济。此为设立普济堂的原因之一。
修路受雇的夫役无家可归，每至冬季因寒饿而死者众多，遇灾病往往无力医治，穷病而亡，总是被弃于路旁沟中，尸身暴于沟壑、任由风雨野畜侵凌，是极其悲惨的。居于此地的和尚居士，出于慈悲济世之心，施粥救贫，扶病收尸，也就成了阐扬善举，设普济堂的原因之三。
普济堂设立及发展
1寂容和尚始建修路慈悲院
据康熙皇帝《御制普济堂碑记》载，当年行旅客商从千里之外长途跋涉至此，或有病或缺资粮，急需帮助。于是都人尚义，修建了普济堂，使他们“寒得衣而饥得食，羁旅如归；病有托而疗有方，疲癃立起”。另据顺天府府尹蒋炳《普济堂纪恩碑》和兵部左侍郎陈德华《普济堂功德碑》载，普济堂是“以处夫贫而无所归者”。可知普济堂当初是为往来贫病无所归者而建。嘉庆八年普济堂司事周振远的《增塑寂容和尚像碑记》载：“广宁门外每岁夫役修道，受雇者流丐居多，往往以寒饿死，死辄委沟壑中。”寂容和尚恻然悯之，与他人在甘石桥东北角购房建“修路慈悲院”(即普济堂始建之名)。由此可证，普济堂是寂容和尚为拯救修路夫役于水火而创建的。
据《普济堂功德碑》记载，普济堂于康熙三十六年(1697年)由处士王廷献醵金而建。而在嘉庆八年(1803年)周振远《增塑寂容和尚像碑》记载：“寂容和尚者，号如信，不详其族里。初，卓锡于广宁门外之北极庵，”每每见到夫役饥民之惨状，“寂容恻然悯之”，于是寂容和尚“谋诸关君名成者”，建立无偿提供修路夫役躲避风雨之所，即今广安门外手帕口桥西北角官道北侧，并报官注名为修路慈悲院。康熙三十七年(1698年)，“寂容复与关君十二人增屋十间，其中王居士名廷献者，尤踊跃乐善，既为寂容和尚所推引，倾产赴之”，扩展了慈悲院，“于是增其式，廊建殿阁，崇堂宇，复得内侍高君以暄住持其事，遂以落成，此慈悲院之所以为普济堂也”，喻佛家“普”渡众生、“济”世救民之意，再度光大义举。
在此后的扩建中，又得到王廷献、高以暄的相助，据《增塑寂容和尚像碑》云：“一旦寂容倡其先，王、高二人继于后”。然而在其他碑文中均未提寂容和尚倡建一事，或许因普济堂建成后，寂容未曾参与普济堂内管理之事所至。王、高二人相继管理和主持普济堂，以至后人多知王、高二人而不知有寂容和尚创建在先。为纪念王廷献、高以暄的功德，“堂有王、高二君像”，所以普济堂最初仅有王廷献、高以暄二人塑像，直至嘉庆七年(1802年)二人像“日久剥落”，当时普济堂的司事周振远“捐资修之，增塑寂容和尚像，结龛制幔”，以使后人不忘他们修建普济堂之功。至此可知普济堂实因寂容和尚出于“慈云法雨，资佛力以醒群迷”之心而建。
2皇室对普济堂的大力支持
普济堂能够成为声播四方的慈善场所，并一直持续到清末民初，与皇室的大力支持是分不开的。清朝自入关以后，即出于慈悲悯人之心，又出于弥合满汉之虑，加之安抚社会的政治需求，对慈善行举一直褒扬有加。顺治皇帝登基，与民宽政，粜米、舍衣、施粥，使全城饥民百姓得沐甘霖，“设饭厂以赈贫民，京师五城，城设一厂，日费米二石，作饭银一两供炊”。在北京首设的五城饭厂大力赈济了饥民，像这样的官办常年粥厂及私人募办的粥厂从《大清会典事例》中可看出清至光绪时，粥厂陆续多达80多家。
至康熙王朝，皇帝本人更是拨银赐匾每垂龙恩。康熙四十四年(1705年)，顺天府尹钱晋锡以其事上闻，康熙皇帝御书“膏泽回春”匾以志其功。并从国库拨发帑银以资支持。“从前皇考曾两赐帑金，并赐温纶，以旌义举”。《普济堂纪恩碑》云：“复御制碑文，命侍郎孙岳颁书石，以垂永久。”普济堂功德无量，声播四方，康熙帝《御制普济堂碑》云：“夫好义轻施，乃良民之美行；恤灾拯患，实盛世之休风。喜见我民，还敦古道。咸能体朕忧民之念，推朕救民之心。创建虽肇乎都城，效法期及乎寰宇”。“爰赐之额曰膏泽回春，而为之记”。拨银、赐匾、制碑，“体朕忧民之念，推朕救民之心”，书传诗咏“此则朕之志也”。皇恩浩荡，下如连珠，足见康熙皇帝居庙堂之高而忧其民的圣祖之风。
雍正皇帝对良善黎民亦非常关心。“闻其事，心善之”，在其为皇子之时，“世宗宪皇帝龙潜藩邸，即岁赐白金千两，以资其费，至今岁以为常”。从康熙中朝开始几十年中，每年捐献普济堂白银一千两。《普济堂功德碑》云：“既讫工，有司以其事上闻，恭荷圣祖仁皇帝赐之碑额，世宗宪皇帝银米岁颁”。“雍正元年，特颁谕旨嘉奖”。据《北京市志稿·民政志》所收雍正二年谕：“凡老疾无依之人，每栖于此，司其事者殊为可嘉。圣祖仁皇帝曾赐额立碑，以旌好义。有地方之责者，宜时奖勤鼓舞之”。雍正四年(1726年)，“赏给孤贫额余银米，着为定例”。雍正十三年(1735年)，再降谕旨曰：“京师有普济堂二处，育婴堂一处收养无依以贫民，及抛弃之婴孩，由来已久，其经营之人，实心善良，有存孤恤志之风。从前皇考曾两赐帑金，并赐温伦，以旌义举。今朕即位，广布思膏，而辇毂之下，乐善良民，敦行不怠朕嘉悦。三处各赐银五百两，以助其饥养之费。着内务府既行给拨，并将朕旨喻知之”。这是雍正帝以国家形式褒扬善举，拨银赈饥。
至乾隆皇帝登基，更承乃祖遗风，《普济堂功德碑》有云：“皇上垂注拳拳，赏赉有加，遂著为典，而领于京兆，详载今府尹蒋公纪恩碑中”。
碑刻所提及的蒋公纪恩碑(即《普济堂纪恩碑》)中记载着乾隆皇帝垂顾普济堂并降旨加赏之事：“我皇上御极之初，即垂轸念，颁赐帑金。八年冬，又以岁旱谷贵，本堂缺粟，俯允臣炳之请，颁发天瘐米二百石以赈，全活无算，朝廷之恩德被于是堂者，可谓至矣”。乾隆帝初御皇极立刻就关注了普济堂之事，继续每年赏银一千两，“乾隆元年，每岁赏粟米三百石”并为定制，历代有加无减。乾隆八年，国遭旱灾，“京城米价腾贵”飞涨，灾民经受不住粮荒，纷纷背井离乡，乞讨过活。到冬天，天寒地冻，灾民就更难以活命。此刻乾隆颁发库存粮米，“乾隆八年又特颁赈米二百石。盖自帑金定额之外，频沐优施，圣朝之于恤穷黎者，洵有加无已矣”。并带动社会乐输，这一举救活了无数的饥民，对于当时的社会安定以及官府的治理都有很大好处，并以此善化人心。乾隆帝以后的嘉庆、同治、光绪帝无不倍聆祖范，皆加赏银米。“嘉庆七年，赏银五千两生息”。嘉庆八年(1803年)，《增塑寂容和尚像碑记》载：“迄于今，皇上仍岁赏银一千两，米三百石，内拨给功德林一百石”。据《清会典事例》(卷二六九)载，道光七年(1827年)，“定普济堂每年在崇文门祗领恩赏银一千两”。乾隆后，国势中平，至咸丰国势向衰，但赈济灾民一直没有停止过。咸丰三年(1853年)，“加赏普济堂，功德林煮赈小米二百石”。“同治元年三月癸未，加赏普济堂，功德林赈米二百石，展期两月”。“所有普济堂一厂，著如例赏小米三百石之外，再加小米三百石”等，“同治五年，加赏小米五百石，著为定例”。皇室对于社会慈善业广有支持，以至有清一代官办、民办、衣局、饭厂贯穿始终。从另一方面讲，广行善举，安抚流离饥民，对于国家政治稳定而言，也有极大益处。
自寂容和尚、关成居士及王廷献居士等开设普济堂粥厂以来，清历代皇帝每加垂恩，从未间断，使平民的善举得以国体加强，国家的恩泽得到兆民的推广。此种义行在整个清王朝广为实践，从普济堂公德碑碑阴捐资人名可窥其一斑。
3普济堂之发展
普济堂初建之时为民间慈善组织，至康熙四十四年(1705年)顺天府府尹钱晋锡将王廷献等人的义举上奏，康熙皇帝于康熙四十五年(1706年)御书匾额“膏泽回春”，复御制碑文，以记其事。据雍正十三年(1735年)上谕可知康熙皇帝在位时曾两赐帑金，资助普济堂。并每岁赏崇文门税银千两，口粮银二百两……为赡养孤贫之用。普济堂自建立起，至康熙四十五年(1706年)始得官府资助。《普济堂纪恩碑》载有雍正皇帝龙潜藩邸时，即每岁赐千两白金，但碑文未载雍正皇帝赐金始于何时，从普济堂得康熙御书匾额之事推断，雍正皇帝赐金应在康熙四十五年(1706年)以后，雍正四年(1726年)，“赏给孤贫额余银米，著为定例”。据《清会典事例》(卷二六九)，嘉庆四年，谕，“嗣后普济堂，著照五城饭厂之例，居期奏派满汉御史二员监放稽察，以昭慎重。”又有，光绪四年(1878年)府尹周家楣访闻功德林粥厂庙僧戒行不严，奏请比照普济堂例，每年由顺天府派员轮管。可知普济堂由初始的民间慈善组织至此早已成为官设。如此直至清末，普济堂一直是贯穿整个清朝的大型慈善处所。
清廷对普济堂的支持，不仅体现在拨银赐谷，从乾隆朝在全国范围广设衣局饭厂，也可见之。
据《清会典事例》(卷二六九)载：“乾隆元年议准各省会及通都大郡，概设立普济堂，养赡老疾无依之人，拨给入官田产，及罚赎银两，社仓积谷，以资养赡”。据此可断，普济堂在京城为首设，至乾隆元年方推及各地，且以官方田产作为设建之地，以地方罚赎之款为其资金，用官方谷仓之粮养济。乾隆元年，“四川省普济堂动用司库充公项下银两，交商生息。……统入普济堂项下支销。”乾隆二年，“议准漕船纤夫中途患病，弃置河岸，……遇有此等病夫，就近送入各州县普济堂调养。”乾隆四年，覆准“广东省曲江县普济堂经费，于肇庆府煤羡赢余内拨银一千两。交商生息，按季收银备用”。以至贵州、湖北、江西、云南、湖南之地均设普济堂，形成通都大郡官设普济堂。由此可见，普济堂对清朝的慈善救济影响深远。
清后期，普济堂因管理不严，收养者大半皆为少壮游惰之人，在清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五月，御史王振声奏请变通官设粥厂，改为教养局，用以工代赈形式救济饥困民众。至此普济堂从当初的单一救助，变成具有了教育的功能。《北京市志稿·民政志》(卷三)载，“将普济堂、功德林两粥厂改为教养局……两处各有房屋七、八十间”可知普济堂已具相当大的规模。民国二十七年(1938年)在普济堂旧址成立了临时乞丐收容所。据记载普济堂其部分建筑一直保留到建国以后，至1965年其遗留建筑因城建而最终拆除，在原址处建立了甘石桥副食商场，亦已不存。普济堂应大体坐落在今广安门外手帕口桥西北角向西经北京建筑工程院至北京钢厂东墙这一区域。
普济堂设建之意义
满清入关以后，历代皇族、勋贵都是讲究至孝的。明君原本的德行加上政治上的需要，就更在思想和行政上讲究慈悲行善了。普济堂在整个清朝慈善业内的地位和影响都是不可等闲而视的。在整个清朝特别是中朝以前，此种由民办到官营以及私营的粥厂、衣局之类很多，如同样著名的粥厂功德林，及私营粥厂继德堂和同德堂，还有栖流所(专门收容贫民乞丐)、育婴堂、施衣局、施棺材、敬惜字纸会、陆慈航(收尸掩埋)、施善书、施医药等等，各种义举不一而足，均有官办和私办者。
普济堂的设立以及历史沿革反映了清朝修行的僧人、皇帝和官僚士大夫对贫民役夫给予的恩泽与教化，从一个侧面揭示了康雍乾三代之所以成为历史上著名的康乾盛世的一种人本道德方面的原因，体现了清王朝特别是康雍乾三代多以儒家思想为行政根本，以孝为德，而化黎民。佛家的慈悲济世的法理也对民众影响至深，儒家仁、义、礼、智、信的思想更是遍及社会每一角落，成为评判人们行为的准则。所以清初从顺治、康熙朝一直延续到光绪末年，社会慈善事业一直成为民间和国政中的重大事项备受关注和支持。
附：普济堂功德碑录文
赐进士及第诰授通奉大夫兵部左侍郎陈德华撰
京师广宁门外有普济堂距城二里行旅辐辏之冲康熙三十六年处士王廷献醵金庀材于此以处往来贫病之无所归者门宇庭室┛庖湢库厩依绪以就每岁冬聚穷人而廪之庤其米薪时其饘粥春则给衣屡资刀布以任其自力其有疾者药之养之分医以治而┛稽其事病各有坊疕者疡者遘四时疠疾者彼此异区不相乱死则蔽以棺而书其所以待识取者舁以归无则收瘗外此又延塾师┛训童稚其兼及於教如此置隙地纵六畜其旁周於物又如此初堂之建也盖汇同志有力者私为之既讫工有司以事上┛闻恭荷┛圣祖仁皇帝赐之碑额┛世宗宪皇帝银米岁领┛皇上垂注拳拳┛赏赉有加遂著为典而领於京兆详载今府尹蒋公纪┛恩碑中又王公贵胄达官荐绅以至处士耆老及贸迁之徒其输资以助各有差具泐之石嗟夫好行其德虽一介之士类能之然是堂┛之建事剧而烦费广而巨盖非一人一日之力而密迩┛圣化好义相先群然响应而图之唯恐不及阅今五十余年廪无缺藏金无缺炊医药敛埋无缺用左之右之务致其详朝斯夕斯以急其┛事饮之者无吝心董之者无德色可不谓盛举欤自斯以来人不幸有穷饿之虞老癃疲残之苦而得以居以食以调以阺以免於死┛虽死亦不至为沟中之瘠以得所终上以体┛朝廷恤鳏寡惠茕独之至意灌输於性之所同然而措注於情之不可以已美矣哉虽仁人君子之用心不是过已王廷献既始厥后又有┛贾煓高以暄梁穟相继综理之今承事勿替者王景勋也其善皆不忍没因附识於此以矣后之有志者知所劝焉是为记┛乾隆十有一年岁次丙寅五月十日┛江宁吴秉忠镌┛
(作者为北京石刻艺术博物馆业务人员和馆员)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