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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语》中有为数不少的相人现象，引人注目。作为一道独特的景观，这意味着什么？有何意义与价值？前人罕见论及于此。本文拟对此试作探讨，以期引起更深入的研究。 （一）相人在《国语》时代的出现 什么是相人？相人，即通过观察人的外貌、形体以及言语动作来推测其命运的一种手段和方法。那么，它究竟是如何出现的呢？任何事物的出现都有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相人现象也不例外。早在原始社会，原始初民们就发现许多自然现象与他们的生活息息相关，一些严重的自然灾害甚至对他们的生存构成了致命的威胁。但是，在千变万化的自然现象面前，他们的认识能力就显得极其有限了。在这样的前提下，他们只能通过把自然现象神化来解释这些问题。于是他们自然而然地认为各种自然现象都由某种神秘的力量（神）来主宰，而人类却不能掌握自身命运。“东北有的民族认为暴雨是蛇神所致，所以在大雨倾盆之时，多向房外丢刀斧，以此巫术镇住蛇神降雨。”（1）这种对于自然现象的原始崇拜蕴涵着这样一种认识：人的命运由某些神秘的外力控制，人类自身却不能掌握自己的命运。随着人类社会由蛮荒向文明的过渡，奴隶社会的统治秩序建立起来了。为了适应人间统治者的需要，神界也不再被认为诸神平等，取而代之的是森严的等级制度。正如人间的君主一样，一位新的至高无上的神诞生了，诸神必须供他驱遣。这位至上神在商人眼中，他是“帝”；在周人眼中，他是“天”。总之，人类必须听从他的安排，否则惩罚就会降临到自己的头上。这种人类命运决定于至上神意旨的认识就为相人的诞生提供了认识论方面的依据——宿命观点。 如果神意不可知，那么相人不会产生；如果神意人人可知，相人同样不会产生。按照先秦文献的说法，原来大地是一体的，人人皆可与神灵往来。“及少皞之衰也，九黎乱德，民神杂糅，不可方物。夫人作享，家为巫史，无有要质。民匮于祀，而不知其福。烝享无度，民神同位。民渎齐盟，无有严威。神狎民则，不蠲其为。嘉生不降，无物以享。祸灾荐臻，莫尽其气。颛顼受之，乃命南正重司天以属神，命火正黎司地以属民，使复旧常，无相侵渎，是谓绝地天通。”（2）于是，神意由原来的人人可知转而成为巫、觋等少数人的专利。普通民众失去了和神灵交通的能力，只有他们可以通过某种途径如占卜来探知神意，预测未来。这一说法正证明古人相信神意可以通过某种特殊的手段来探知。那么作为占卜的一种变体——相人的出现就变得顺理成章了。 这便是相人现象在《国语》时代出现的历史背景。 （二）相人在《国语》的分类 《国语》书中记述的相人纷繁复杂，为了便于分析，笔者试将其归为以下四类：（1）相形貌。书中明确的相形貌的记载有两处：一处是晋国大夫叔向之母为儿子叔鱼相形貌，叔鱼为人“虎目而豕口，鸢肩而牛腹，溪壑可盈，是不可厌也，必以贿死。”（3）另一处是周大夫王孙说为鲁使叔孙侨如看相，“其状方上而锐下，宜触冒人，王其勿赐。”（4） （2）相声音。这在《国语》书中只有一处，相者仍是叔向的母亲，只是被相者换成了其孙杨食我。“其声，豺狼之声，终灭羊舌氏之宗者，必是子也。（5）”，因为这两类在书中的相人描述中所占比例较小，并且有一些共通之处，所以笔者把它们放在一起谈。其实无论是相形貌还是相声音，相者都在有意或无意地遵循这样一条基木原则：表意类比。这种相法源于原始人的图腾崇拜。原始人认为自己与本民族或部落所敬奉的动物图腾之间存在某种血缘亲属关系，所以他们之间在各方面都互相渗透感应、转化。人如果在形体或举止上像动物图腾，那么在人与图腾之间就有了某种神秘的“同质”关系或“交感”关系。二者休戚与共，一损俱损，一荣俱荣。当叔向母看到叔鱼“虎目而豕口，鸢肩而牛腹”就断定其“必以贿死”，这一原则就是促使她作出如此判断的依据。虎、鸢，或为凶残的猛兽，或为暴戾的飞禽。豕、牛则皆为贪婪好食的家畜。在相者看来，身具四种动物特征于一身的叔鱼就必定是一个残暴贪婪的人。禽兽贪食，人则贪财，所以母亲才会为儿子下这样的定语。杨食我“豺狼之声”般的声音，叔孙侨如“方上而锐下”的相貌，之所以被相者得出或“灭宗”或“宜触冒人”的结论，都源于这一原则的运用。必须指出，这种用人的先天因素来预测后天作为，用自然属性去解说社会属性的做法既不科学，又牵强附会。然而，这一相人原则对后世却影响甚大，不管是在相书中，还是在相士的相人实践中，它一直是一条金科玉律。 （3）相语言。《国语》既然是一部以记言为主的史书，关于语言的记述在其中就占了绝对比重。于是，通过对方的语言来推测他的命运就有其可行性。“言为心声”，通过语言来相人与仅仅通过对方的外表推测其性格及命运相比，似乎更为有效与可取。周大夫单襄公就是根据晋国三位郤姓大夫的语言来预测他们的命运的：三人，一为“其语犯”（6）；一为“其语迂”（7）；一为“其语伐”（8）；各不相同。“犯则陵人，迂则诬人，伐则掩人。有是宠也，而益之以三怨，其谁能忍之？”（9）而齐国佐“立于淫乱之国而好尽言，以招人过，怨之本也。”（10）所以他的命运也不会好到哪里去。单襄公相公子晋周，根据他“言志必及意，言信必及身，言仁必及人，言义必及利，言智必及事，言勇必及制，言教必及辩，言孝必及神，言惠必及和，言让必及敌”（11）的言语判断他将来必将 （4）相行。顾名思义，相行就是通过观察对方的行为举止来对其命运作出预测。《国语》中关于相行的描述也不在少数。周史官内史过通过观察晋惠公“执玉卑，拜不揖首”（12）的细微动作和“吕甥、郤芮相晋侯不敬”（13）的微妙态度，推测出“晋不亡，其君必无后，且吕郤将不免”（14）的结果。周大夫单襄公看到晋厉公“视远步高”（15），便断言“晋将有乱”（16）。鲁大夫叔孙穆子看到楚公子围“二人执戈先焉”（17）的仪仗变化，就窥视出公子围有不臣之心。周大夫王孙满看到秦军在过周北门时“超乘者三百乘”（18）这一轻慢骄纵的行为，就推断出秦师必将败绩。当然，这只是其中的一部分。通过人物的语言与行为来相人的记载在《国语》的相人描述中处于绝对优势，远较相形貌、相声音的描述为胜。这两种相人之法之所以较前两者更为可取，是因为把人的生理特征当作决定人的性格、本质属性的决定因素不足取信。即使预言应验也只能是偶然的巧合或是后人增饰和附会的结果。相反，以语言、行为举止作为评判、预测人物的标准则合理得多。语言与行为在不同方面，不同程度地向外界传达着个人方方面面的信息，在此基础上经过合理而科学的分析就可以大致推断出其命运的走向。这两种做法显然具有一定辨证的意味。当然，如果依据不准确，推理过程不科学，也会得出错误的结论。《国语》中同样不乏这样的例子。比如单襄公仅仅因为王孙季子替郤至在周王室为其晋升正卿争取支持，依据《太誓》中“民之所欲，天必从之”（19）的一句话，便断定他的命运将与郤至雷同。卫大夫彪傒则因为刘文公与苌弘打算加筑成周城郭，依据周诗《支》：“天之所支，不可坏也；其所坏，亦不可支也”（20）判断二人逆天而动，必遭天谴。当然，还有其他一些例子，但其预言却都得到了验证，这只有经过作者精心选择和修饰才有可能。毕竟这些缺陷是由于时代和相者自身的局限所致，我们不能因此因噎废食，对其全盘否定。 前两种相人方法和后两种相人手段随着时间的推移逐渐分流，走上了两条截然不同的道路：前者成为相士们谋生的工具，并在民间具有广泛的影响；后者则因为其实践性而代代传承，至今仍然是我们评判人物的标准之一。所谓“听其言而观其行”，说的就是后者。 （三）《国语》中相人出现的价值 作为一种独特的现象，相人在《国语》中的出现自有其非同寻常的价值。 首先来说它的认识价值：人类自古就对未来充满了恐惧和好奇，这刺激着人类采用各种方式来预测未来。同占卜一样，相人同样是人类预知个人未来的方法。有了它，人类就可以方便地预测未来并规避潜在的危险。《国语》中之所以有这么多的相人现象，正说明相人在当时已经成为一种社会风气。基于史官“秉笔直书”的天职，作者有责任把这种社会历史现象如实记录下来。另外，在记录历史事件，描写历史人物时，作者也无法回避他们对相人之术的大量运用。所以，《国语》中出现大量的相人就不足为奇了。 从文学性角度来讲，相人的文学价值更值得我们注意： （1）以相见人，一笔两端的人物塑造手法。作者并非是为写相人而写相人，而是有其目的的，为塑造人物服务就是其中最重要的一点。相人这一行为，涉及到两方：相者和被相者。由相者之眼与口来勾画被相者的形象远比作者从第三者角度来塑造人物要简约得多。相人过程中实践经验的运用及其预言的准确性既可以刻画出相者的真实形象，又把被相者细致入微地矗立在读者面前，实可谓为一笔两端的人物塑造手法。这种一笔两端，借一人之口写两方人物的写法，不仅节省了笔墨，而且人物形象也得到了深化与升华。比如作者着力塑造的贤臣——单襄公，就是通过他一系列的相人之举在读者的面前逐渐清晰起来的。书中记载他相晋厉公，相三郤，相齐国佐，相晋周等诸多人物，并且他的预言都一一得到印证。在柯陵之会上看到晋厉公“视远步高”，他便有了对其命运预测的结果。他依据的是丰富的人生阅历和老到的从政经验，“夫目以定体，足以从之，是以观其容而知其心矣。目以从之，足以步目，今晋侯视远而步高，目不在体，而足不步目，其心必异矣。目体不相从，何以能久？……视远，日绝其义；足高，日弃其德；言爽，日反其信；听淫，日离其名。夫目以处义，足以践德，口以庇信，耳以听名者也，故不可不慎也。偏丧有咎，师丧则国从之。晋侯爽二，吾是以云”（21）。还有他相晋国大夫郤至之语，“夫人性，陵上者也，不可盖也。求盖人，其亦下兹甚……今郤至在七人之下而欲上之，是求盖七人也，其亦有七誓公程财聚马市怨。怨在小丑，犹不可堪，而况在侈卿乎？其何以待之？……而郤至佻天之功以为己力，不亦难乎？”（22）在这些相人实践中，读者不但可以清晰地看到那位高瞻远瞩，深谋远虑，目光敏锐的单襄公，弃义轻德的晋厉公和夸夸其谈、佻天之功的郤至的形象也在读者面前凸现出来。之所以能有这样的效果，正是一笔两端的手法在起作用。相对于在矛盾冲突中动态地描摹人物，这种静态地刻画人物的手法自有其独特的魅力。 （2）气势充沛，咄咄逼人的语言。《国语》是一部以记言为主之作，关于相人的描写自然也是以记述为主。为了使相人的预言能够成立，相者必须言之有理，持之有据。这样，他的相人语言就必须经过了相当程度的提炼加工，其文学色彩也就更浓。相人语言的突出特点是排比句式的大量运用。试举两例：其一，“敬王命，顺之道也；成礼义，德之则也。则德以导诸侯，诸侯必归之，且礼所以观忠、信、仁、义也，忠所以分也，仁所以行也，信所以守也，义所以节也。忠分则均，仁行则报。信守则固，义节则度。分均无怨，行报无匮。守固不偷，节度不携”（23）。其二，“夫敬，文之恭也；忠，文之宾也；信，文之孚也；仁，文之爱也；义，文之制也。智，文之兴也；勇，文之帅也；教，文之施也；孝，文之本也；惠，文之慈也；让，文之材也。象天能敬，帅义能忠，思身能信，爱人能仁，利制能义，事建能制，帅义能勇，施辩能教，昭神能孝，慈和能惠，推敌能让。”（24）这些排比句式的运用，使其语言气势充沛，如江河直下；词锋逼人，似高屋建瓴，已然显现出《战国策》中纵横家语言的影子。 相人者为使其语言更加明畅通俗，更易于被对方接受，往往在其中根据需要随时引用《诗》、《书》、民间谣谚等，把古语、今语、口语、警策语等自然、和谐地熔为一炉，构成浑然的艺术整体。这是其相人语言的另外一个特点。仅举其中两例：《周语中.单襄公论郤至佻天之功》中就有“谚曰：‘兽恶其网，民恶其上。’《书》曰：‘民可近也，而不可上也。’《诗》曰：‘恺悌君子，求福不回’……《太誓》曰：‘民之所欲，天必从之。’”；《周语上.内史过论晋惠公必无后》中有“《夏书》有之曰：‘众非无后，何戴？后非众，无以守邦’。在《汤誓》曰：‘余一人有罪，无以万夫；万夫有罪，在余一人’。在《盘庚》曰：‘国之臧，则惟女众。国之不臧，则惟余一人，是有逸罚。’”，这些经典权威的《诗》、《书》和通俗的民谣民谚，使其语言散发出既典雅又朴素的气息。 （3）源远流长，绵延不绝的影响。相人描述中的相人者为了使其预测更加令人信服，必须依靠可信的论据和缜密的论证。一段段的相人描述宛如一篇篇的微型论说文，它继承并且发扬了我国古代散文善于议论的特点，并把它推向了一个更加成熟的阶段。 相人描述中相形貌、相声音的相法，逐渐流变为后世较为系统的相人理论并催生了职业相士的出现。相人之风的普及当然会在后世文学中留下鲜明的烙印，这一点在明清小说中体现的最为明显。明清小说中人物形象的描绘用词普遍存在一种相人术语化的倾向。《三国志通俗演义》写刘备是“两耳垂肩，双手过膝，目能自顾其耳，面如冠玉，唇若涂朱”。写张飞是“豹头环眼，燕颔虎须，声若奔雷，势若奔马”。《水浒传》中的宋江“眼若丹凤，眉似卧蚕……坐定时浑如虎相，走动时有若狼形”。如果把同类人物的外貌描写归纳起来，就会发现大量的雷同，这实际上正是借用了相人术的同类人物的外貌特征，是相形貌、相声音的“同类类比”的原则的运用，如果不借用这一手段，显然会违背欣赏者所习惯的审美价值判断。把 《国语》中的相人描述，以其开拓性和独特性，在中国文学史，乃至在中国历史上留下了异彩闪烁的一章。 【参考文献】 （1）宋兆麟、黎家芳、杜耀西《中国原始社会史》[M] 北京 文物出版社 1983年版 （2）《国语.楚语下.观射父论绝地天通》[M]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1978 （3）（5）《国语.晋语八.叔向母论羊舌氏必灭》 （4）《国语.周语中.王孙说请勿赐叔孙侨如》 （6）—（10）（15）（16）（21）《国语.周语下.单襄公论晋将有乱》 （12）—（14）《国语.周语上.内史过论晋惠公必无后》 （17）《国语.鲁语下.叔孙穆子知楚公子围有篡国之心》 （18）《国语.周语中.王孙满观师》 （19）（22）《国语.周语中.单襄公论郤至佻天之功》 （20）《国语.周语下.刘文公与苌弘欲城周》 （23）《国语.周语上.内史兴论晋文公必霸》 （11）（24）《国语.周语下.单襄公论晋周将得晋国》 【作者简介】 叶会昌，工作于西南师范大学文学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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