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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同治帝：小混子的“作业诗” 清同治帝，一向给人以“天下第一纨绔”、“风流败家子儿”的印象，他和他妈慈禧太后的明争暗斗、他的嫖娼冶游、他的神秘死因，等等等等，都是帝王宫闱内幕的“富矿”，每每被人翻着花样儿的扯来扯去。这么一个皇上，他会写诗吗？ 同治帝爱新觉罗·载淳，咸丰六年（1856年）三月二十三日生于储秀宫，是清文宗咸丰帝的长子，生母叶赫那拉氏，也就是慈禧太后。同治帝是清朝是第十位皇帝，也是满清入关后的第八位皇帝，1861年即位，时年6岁。他在位13年，期间，清廷平定太平天国与“捻乱”，解决了陕西、甘肃的“回变”，兴办洋务新政，史称“同治中兴”。但这些与同治帝并无直接关系，因为他在同治十二年才亲政，此前的国事政务靠“两宫垂帘”、恭亲王辅政，朝政主要由慈禧太后把持。而他在亲政的第二年，即同治十三年一月十二日，就崩于养心殿，终年仅19岁。庙号穆宗，谥号继天开运受中居正保大定功圣智诚孝信敏恭宽明肃毅皇帝，葬于河北遵化清东陵之惠陵。 同治帝真的写过诗，留有《穆宗御制诗集》6卷，存诗320首。《爱新觉罗家族全书》评他的诗“大部分是读书咏史、四时风月之作。因为他长于深宫，与社会接触绝少，所以他的诗没有深切的社会内容。但清代诸帝冲龄时都受到良好的教育，其读书的功力和文学修养还是较为深厚的。所以载淳的诗虽然题材狭窄，但写身边琐事、眼前景物，还是清畅可读的，绝少郊庙八股之气，这也是他别于先祖圣制之处。” 这样的评论，真是很“厚道”了。 先让我们看看他怎么“受”的“良好教育”。他的老师自然都是饱学之士，前后有礼部尚书祁寯藻、管理工部事务前大学士翁心存、工部尚书倭仁、翰林院编修李鸿均、编修李鸿藻、礼部尚书倭拾珲部、左侍郎伊精阿臣、兵部尚书爱仁均，此外还有专人教他射箭、骑马、放洋枪。从同治四年十一月十一日开始，咸丰朝的状元、詹事府右中允翁同龢“蒙恩命在弘德殿行走”，教同治帝读书。这个师资阵容不可谓不强大，但依我看，大多思想陈腐保守，教育方法枯燥乏味，因袭了承平时代皇家教育的规矩，对风雷震撼、变动不居的时世，既不衔接，也不适应，更无应变的自觉。按此师资力量和教育方法，怎么能打造出一个挽狂澜于即倒的治世明君？ 更要命的是，这个处于“见习期”内的少年天子，不但资质非常平庸，而且性格非常顽劣，对自己肩负的王朝使命与历史责任，毫无体会、毫不关心。他似乎是个有“多动症”的孩子，读书时的轻佻顽劣、懒惰荒嬉都记载在《翁同龢日记》中，如“晨读浮甚，颇费唇舌，竟日如此，无一用心者”、“讲书费力，且有嬉笑”、“讲摺、读古文皆不佳，嬉笑意气皆全”、“晨读涩不可言，百方鼓舞，毫不能动”、“晨读又不用心，讲说如隔数层云雾”、“神思不属，每讲论如未闻”、“精神恍惚，全无振作之意”……类似记载，屡见不鲜。以致到了16岁，他对读书仍不上心、不用功：“晨读极散，因极陈光阴可惜，当求日进之方，上颔之而已，照常退。”“读甚散，敷衍而已。”而且，他也许脾胃不够健强，每次用膳之后，都显倦怠，昏昏欲睡，这在细心的翁师傅的日记中也是有记载的。 至于他的“诗才”，翁师傅这样描述： 同治十年二月初八的日记：“课题‘重农贵粟’；诗题‘东风已绿瀛洲草’，得洲字。文思极涩，初稿几无一字可留，且虚字亦不顺，复逐字拆开讲过，仍凑泊而成数段，未毕退。午正再入，坐四刻而不成一字。遂作诗，诗亦不佳。如此光景，奈何奈何！”还有“诗题‘邹子吹律’，大致尚可，惟一韵凑耳。”“未初一作诗，‘山意冲寒欲放梅’，不甚佳，仅调平仄耳。”“诗题‘山水有清音’，不能妥惬，笔致稍呆也。”“诗题‘柳塘春水漫’，则极涩滞，改几次不就。”“诗题‘花发上林’，亦平钝。”有时同治帝发神经，偶尔做出一首顺畅的，翁师傅就像得了意外之喜，如他写了“只因新水长，便觉旧痕迷。碧浪三篙活，红桥数寸齐”，翁师傅直夸“甚细切”！又如他写出“风吹香暗度，日映影频移”，翁师傅连呼“甚细腻”、“诗笔大进”。 前文说过，作为清代帝王，按祖宗传统，是必须要过“写诗”这一关的。那么这个“必修课”，翁师傅是怎么教的呢？起手，还是传统的方法——“对对子”。其实同治帝这小子并不傻，若稍稍用心，还是能以“大宝箴”对“中兴颂”、以“寒山红叶”对“秋圃黄花”、以“细柳屯兵”对“长杨校猎”、以“星共北辰明”对“天临南极近”。为了让他继承皇家的“帝王诗”传统，写出直追乃祖乃父的像模像样的“御制诗”，也为了让他“涵养性情”，翁师傅主张让他读唐诗，先从康熙帝《御选唐诗》中摘录了30多首五言诗，以此为教材，渐次启蒙，然后由浅入深，由五言而增至七言，耐心教导，循循善诱，到16岁，同治帝才开始习作七言律诗。 但做诗这个东东，不全是靠“教”的，诗自心灵出，心灵的空洞、平庸、俗气、麻木，是任何“诗的教育”也无可补救的。让我们看看同治帝的几首诗，很可能都是翁师傅出题，他写的“作业”。 其一、《琼岛春荫》：“楼阁层云里，春光一片阴。远看琼岛上，树杪入烟深。” 其二、《湖光山色共一楼》：“湖山佳胜处，中有最高楼。秀色千重入，波光一望收。当窗痕滴翠，卷幔影含秋。不尽登临兴，凭将妙句酬。” 其三、《冬日书斋即事》：“寸阴爱惜到三余，讲幄深严日读书。晴旭烘窗炉火暖，一编静对乐何如。” 纵观以上诗作，句句皆是言前人之所言，见他人之所见，诗思局促，语言平庸，陷于窠臼，毫无新意，即没有“文人气”，也没有“帝王气”，这个水平的诗作，旧时文人大多熟门熟路熟裤裆，三杯村酒下喉，一腔酸气上涌，唱和之间可信手拈来，庸常的很。 而这还是同治帝诗作中比较好的，且未必没有经过翁师傅的修改润色——翁师傅为皇帝学生改诗，这在他的日记中屡有记载，如同治九年十二月二十日的日记中就有“诗题‘世家清景在新春’，大致平稳，改笔‘乾坤清气在，助我笔如神’，尚切。”又如同治十年三月初八有一首诗：“昨宵霑霢霂，余润田郊畬。为念三农苦，还祈一雨甘。天心应早格，云意已全酣。苍璧明朝荐，精禋闿泽覃。”但翁师傅也有明文记载说：“诗题‘以祈甘雨’，将及申时脱稿，余改数联……” 网上传一首同治帝《歌风台》诗，有人觉得还不错吗，诗中写道：“ 作为一个皇家少年、一个王朝危难中的帝王，即将接管整个风雨飘摇的王朝，必须延续祖上金戈铁马打下来的江山，他的使命感、责任感应该是与生俱来、无可推卸的，他可以不会写诗，但不能不努力治理这个国家，可惜，他两个都不会，做得都不好。 幸亏他十九岁就死了，他也解脱了，一个危机中的王朝也可以重新洗牌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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