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丝绸之路从陆地转向海洋 中国是文明古国，具有悠久的历史和灿烂的文化。很久以前，古代人民便知道种桑养蚕。嫘（léi）祖“教民蚕桑、治丝蚕，以供衣服”的故事，虽近似神话，但近年来浙江河姆渡考古发掘证明，七千年前我们的祖先对生产蚕丝已有认识。四千七百年前，浙江吴兴一带已能生产丝绢。长沙马王堆西汉古墓出土的素纱禅衣，长三尺七寸，重量却不足一两，它的精巧工艺轰动整个世界。江陵楚墓，出土了大量丝织品，被誉为“世界丝绸宝库”。西方人对中国的最初认识，就是从对丝绸的认识开始的。早在战国时，西方人就称中国为赛里斯（意为“丝国”），中国丝绸从此誉满天下。据记载中国丝绸至迟在公元前四世纪已由陆路传入印度和西方各国。这条传布丝绸的路，便被称为“丝绸之路”。中国丝绸极为精美，它一传到西方，就使西方人为之倾倒。罗马诗人称赞它比鲜花还美；恺撒大帝穿上中国丝袍去看戏，被认为是空前的豪华，引起全场轰动；罗马的贵族妇女都以能穿上中国丝织的透明衣裙为荣；中国丝绸成为罗马帝国最大的奢侈品之一。丝价飞涨竟与黄金价格相等，于是商人竞相到中国贩运丝绸，“丝绸之路”因此日益繁荣。中国丝绸遂成为古代国际贸易中运销最远，规模最大，价格最高，获利最丰的商品。但这条在汉唐时期异常活跃，“胡商贩客，日款于塞下”的“丝绸之路”，因为是从陆路外传，又有其一定的局限性。 首先，陆路要通过许多民族和国家。如果其中有一个发生变乱，或为垄断丝绸贸易，操纵了这条丝路，就会影响全线的畅通；其次，陆上“丝绸之路”位于我国西北，地处内陆，只能向西外传。而我国的主要外销商品如丝、瓷、茶等产区，都远在东南沿海，这样长途向西运输，既不经济，又不方便。随着商品生产的发展，尤其象瓷器等较重易碎的商品，陆运就难以承担。何况对环太平洋各国，陆路是无法到达的。再次，陆路的自然条件恶劣，要越过葱岭和戈壁沙漠，风沙弥漫，行程艰巨，运输量有限，时间久，运费高。这些致命的弱点，限制了陆上“丝绸之路”的发展。到唐代中期，土耳其等民族占据了中央亚细亚，而吐蕃（今西藏）的势力又占据了河西和陇右。这样，陆上“丝绸之路”就从此一蹶不振，逐渐衰落了。 陆路的这些缺陷，恰好是海路的优点。我国东南沿海有一万八千多公里的海岸线，有许多终年不冻的良港，又是造船和航海技术最发达的地区，陆路不能到达的海岛国家，从这里起航都可畅通，而且不受别国牵制，可以自由通航。罗马帝国为摆脱安息对陆上丝路的操纵，于公元166年打通了到中国的航路，就是例证。海运临近生产商品基地，海船的运输量比骆驼不知要大多少倍，且运费低廉，象瓷器等商品海运安全可靠。这些都显示出它的巨大优越性。正是上述这些原因，丝绸之路就由陆地转向海洋，而且日益兴盛。 海上“丝绸之路”的历史 海上“丝绸之路”的发展过程大致可分为以下几个历史阶段： （一）从周秦到唐代以前为形成时期。我们祖先从远古起就把丝绸外传和征服海洋的活动结合在一起，开拓出一条条向外传布丝绸的海上“丝绸之路”，并以它为纽带，同海外各民族进行了互利的友好往来和政治、经济、文化、技术的相互交流。早在公元以前，在我国就有东海和南海两条起航线。 东海起航线。相传在公元前1112年，周武王封箕子于朝鲜，箕子便将中国的养蚕织绸生产技术传至朝鲜，“教其民田蚕织作”。据《史记》等书记载，秦始皇（前219～210）为求长生不老仙药，曾遣徐福率童男女和“百工”数千，东渡求仙药至亶（Dǎn）洲（一般以为即今日本）。今天，日本的和歌山县和佐贺县，仍保留着纪念“徐福登陆地”的标柱和祭祀秦徐福的墓地。他被日本人民视为蚕桑之神来祭祀。可见徐福不仅是丝绸的传布者，也是东海“丝绸之路”的开拓者。另据《日本书纪》记载，中国蚕种是由秦始皇第十一世孙经朝鲜的百济，于公元199年传入日本的。早在应神时代（270～310年），就有大批中国人经朝鲜半岛渡海迁徙到日本，至钦明天皇元年（540年）移民户数达7，053户，人口18，670人。这样多的人东渡日本，说明当时造船和航海技术已发展到相当高水平，为海上“丝绸之路”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公元五世纪，南朝时的吴国曾派四名丝织和裁缝女工到日本传授技术，日本开始有吴服（即和服），公元607年，日本遣小野妹子，访隋都洛阳，目睹对外贸易盛况，回国时隋炀帝派裴世清等同他一起回访。其来回航线都经过了朝鲜半岛和对马、壹岐等岛屿，可见早期的东海“丝绸之路”是沿着朝鲜半岛航行的，这条航路已经把中、朝、日三个兄弟邻邦连接在一起了。 南海起航线。据《汉书·地理志》记载，早在汉武帝（前140～前87年）时，我国海船就携带大批丝绸、黄金，从雷州半岛起航途经今越南、泰国、马来半岛、缅甸等国，远航到印度的黄支国（今印度康契普拉姆Kancipuram）去换取这些国家的珍珠、宝石等特产。然后从已程不国（今斯里兰卡）返航。这是中国丝绸作为商品传入东南亚和南亚各国的最早记录。 锡兰（今斯里兰卡）是东西方海上航路的要冲，公元411年法显由此地乘海船，经耶婆提（今爪哇）回国。他在《佛国记》（又名《法显传》）中提到：他在锡兰时见到商人供奉在佛像前的中国绢扇，便思念起祖国和故乡，不禁热泪盈眶。可见不但中国丝绸，而且由丝绸制作的绢扇这时也通过商人之手传入锡兰。《佛国记》还记载了他途中经过的南亚、东南亚各国的历史、地理、水文、气象等情况及其航海的经历。该书是研究当时南海“丝绸之路”的第一手资料。 公元607年，隋炀帝派常骏等携带赏赐给赤土国王的五千段丝绸，出使赤土国（今马来西亚的吉打Kedah），受到国王的隆重礼待。回国时，国王还派王子和常骏一起来中国作友好访问。这是中国“丝绸外交”的首次胜利。不久，大臣裴矩“以蛮夷朝贡者多”，在隋都洛阳举行一次变相的“交易会”。参加“交易会”的有不少是以朝贡为名，从海路来中国互市的使者和海商，他们的目的都是想获得中国的丝绸。隋朝政府重视海外贸易，标志海上“丝绸之路”已处于发展时期的前夕。 （二）唐宋时为发展时期。唐代对外贸易有了很大发展，唐政府在广州等海港城市设市舶司专管海外贸易。市舶税收成为国库的一项重要财政收入，因而政府采取了一系列开放和奖励外商来华贸易的开明政策：“任其来往通流，自为交易”，从而吸引了大批外国使者和商人。这时，东海航路更加繁荣，日本派遣遣唐使来华多达十九次（有四次未成行），每次多者达五百余人，名义上虽是“朝贡”，实质上是变相的官方贸易。日本贡品中以沙金、银、琥珀为主，中国回赠的赏赐则以丝绸为主。以公元805年一次为例，来者为270人，共赐绢1，350匹。 两宋时同日本、朝鲜的朝贡贸易更加频繁。自宋神宗开始，朝鲜每次来贡都“照例回赐浙绢一万匹，永为定数”。可见中国丝绸传入朝鲜数量之多。此外，还出现频繁的民间贸易，商人自置船只，贩运丝绸、瓷器到朝鲜、日本出售。今天日本法隆寺和正仓院还珍藏着大批唐、宋时传入的中国丝织品和各地出土的唐宋时代的瓷器及铜钱。 唐代初期，东海航路仍以北线为主，至公元702年日本第七次遣唐使时，才开辟了南线航路。即从日本南岛出发，直接横渡东海至长江口一带的扬州、楚州（今淮安）、苏州和明州（今宁波）。这条航路的开辟大大缩短了航程。从明州起航利用季风只需三至六昼夜。因而明州港日渐成为南线航路中最发达的海港城市。 唐代的南海航路，以地理学家贾耽的《广州通海夷道》记载最为详尽。它记录了我国海船从广州经南海、印度洋航行到波斯湾巴士拉港的全线日程、地名和航线。这条航路把中国同东南亚、南亚和西亚这三个地区连接在一起。到了宋代，不只是中国丝绸、瓷器，连中国的发明创造如指南针、火药、造纸和活字印刷术等，也通过阿拉伯、波斯等国商人，经由这条航路西传到欧洲。 广州是南海“丝绸之路”的门户。当时，阿拉伯地区是海外贸易的主要对象之一。阿拉伯等国商人在广州开店列肆，其聚居区称为蕃坊。今天广州的怀圣寺就是唐代阿拉伯商人兴建的。唐代宗年间每年来广州的外国商船多达四千艘，盛况空前。据阿拉伯商人苏莱曼（Sulay－man）的《东游记》说，黄巢起义军进广州时，城中有阿拉伯等国商人达十二万，足见当时对外贸易的兴旺。杜环在他写的《经行纪》中还提到他在大食（阿拉伯国家总称）时，亲自看到中国的“绫绢机杼……织络者河东人乐、吕礼”，据此，唐代不仅丝绸大量外传，就连生产丝绸的工人也有不少移居到阿拉伯国家，带去了着生产技术和生产工具。从五世纪起，中国商船就出没在波斯湾西拉夫等海港。公元762年，杜环就是乘中国商船回到广州的，可见这条航路的繁荣。 宋代，中国商船已能从波斯湾经今阿曼佐法儿到亚丁乃至东非沿岸，海外贸易也有更大的发展。此时钱币外流日益增多，为防止钱币外流，南宋政府于1219年下令以丝绸、瓷器交换外国舶来品。这样，中国丝绸和瓷器向海外传布的数量日益增多，范围也更加扩大。近年来，循海上“丝绸之路”航线，东至日本，西至东非海岸，几乎都出土了大量宋代瓷器和钱币。这些都是海上“丝绸之路”的历史见证。 （三）元、明两代为海上“丝绸之路”发展的极盛时期。这时，海外航路和对外贸易发展到最高潮。商品种类，从宋代的几十种增至二百二十多种，数量也大大超过前代。从输入商品的产地推知，同我国贸易的地区和国家已扩大到亚、非、欧、美各大洲。这时，虽然实行了海禁，但东海航路的中日贸易，除官方特许贸易外，民间海商走私贩运丝绸仍非常盛行。一斤丝运到日本可卖原来二十倍的价钱。宁波港外双屿岛上有舶商万人，港内海船拥挤以至无处停泊。1547年政府军队至该岛海禁缉私，一次逃脱的中外走私船只，就达一千二百九十艘。 南海航路，据元代航海家汪大渊的《岛夷志略》记载，光同中国进行丝绸贸易的地区和国家就有几十个。汪大渊从公元1328～1339年曾两次远航，航海生涯长达十二年之久，虽然在他的《岛夷志略》中只列了一百个国家和地区的名称，但他实际到达的地区多达二百二十个，《岛夷志略》已成为今天研究十四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最有价值的名著。 1405～1433年，明代伟大的航海家郑和曾七次率船队远航。他的船队十分庞大，拥有60多艘可容千人以上的宝船，再加上中小型船只共达200余艘，人数达27，800多人。它比哥伦布和达·伽马的远航，还要早半个多世纪，船队的规模和船只之大、航程之远、范围之广、时间之久、人之多、影响之大也都大大超过他们。这在我国乃至世界航海史上都是空前的，标志着海上“丝绸之路”发展到极盛时期。 明代，除郑和船队的官方贸易外，闽粤沿海的民间商人冲破海禁，泛海到东南亚各地经商的也很多。公元1567年海禁开放后，福建海商到吕宋经商的更加频繁，仅在涧内一地就有数万人之多。西班牙殖民者占领菲律宾后，还开辟了一条由南海航路派生出去的，经马尼拉通向拉丁美洲的新的海上“丝绸之路”。从马尼拉远航到墨西哥的大帆船都满载中国丝绸，因而人们称之为“丝绸之船”。直到十八世纪末，在墨西哥的进口总值中，中国丝绸等商品仍占63%。中国丝绸运抵墨西哥后，还传布到秘鲁、阿根廷、智利和南美大陆其他地区；也传布到中美洲加勒比海地区。一位美国作家说：“沿南美洲海岸，几乎无处没有中国丝织品（货物）的踪迹。”这条通往美洲新航线的开辟，意味着中国丝绸通过海上“丝绸之路”的外传，几乎遍及全世界。 海上“丝绸之路”的影响和贡献 （一）海上“丝绸之路”向外传布中国丝绸，改善和美化了人民生活。如三国时朱应、康泰访问扶南（今柬埔寨）时，男子还是裸体的。经康泰建议，始用中国丝绸制筒裙，改变了人民裸体的习俗，起了移风易俗的作用。古代的缅甸妇女“悉披罗缎”，男子也喜用“色帛系发髻来美化自己。特别是在丝绸上刺绣的山水花鸟、名人书画，传至海外用作陈设挂轴，被认为是美化和丰富人民生活的“罕世之宝”。 经由海上“丝绸之路”不仅把我国的丝绸传向世界，而且还带去了我国饲养家蚕的技术。中国养蚕织绸的技术最先东传至朝鲜、日本，五世纪又西传到中亚、欧洲。目前世界上有五十多个国家养蚕，最初饲养家蚕的生产技术几乎都是或直接或间接的从我国传入的。养蚕技术的传入，有助于这些国家丝绸工业的发展。丝绸外传，也为中国丝绸的销售开拓了广阔的国际市场，刺激了我国丝织工业的发展和繁荣。以产丝著称的盛泽镇为例，这个被称为“青草摊”的小镇，明初只有50户人家。到明末，从事出口丝织业的不下万户，男女工人在五万以上，年产各种丝绸多至一百万匹，从而为我国资本主义经济萌芽的产生和民族工业的发展，创造了必要的条件。 （二）海上“丝绸之路”还向外传布中国瓷器和制瓷技术，对改善和美化人民生活以及对世界文明的影响和贡献，绝不亚于丝绸。美国学者卜德还说：“全世界公认，只有瓷器最能表达中国人民的智慧和绝技”。近年来国外考古发现沿海上“丝绸之路”的古代海港，几乎到处出土大量中国古瓷，远在东非坦桑尼亚海岸一带就有四十六处出土了中国古瓷和宋钱，它们还被用来断代该地出土的文物。所以西方学者认为象基尔瓦等地的历史是依靠地下出土的中国瓷器写成的。因而也有人称当时的海上“丝绸之路”为“丝瓷之路”。 （三）海上“丝绸之路”，还把中国发明的火药、指南针、印刷术等等科学技术外传到世界各地。马克思把火药、罗盘针、印刷术作为预兆资产阶级社会到来的三项伟大发明。（见马克思：《经济学手稿》，《马恩全集》中文本第47卷427页）其实，从中国传入欧洲的伟大发明何止这些。李约瑟在《中国科学技术史》中记录有二十六项，也比实际数字大大缩小。它们对促进世界各国社会经济发展的影响是无法估计的。 （四）海上“丝绸之路”不仅把中国的文明传至世界各地，而且也把世界各地的文明传入中国，促进了中国社会经济文化的发展。只举香药输入为例，唐代孙思邈《千金方》中采用进口香药的医方还只有数十个，随着海上“丝绸之路”的发展，到宋代的各种医学著作中以进口香药为原料的汤剂、成药不下二三百种，大大促进了我国医学和药物学的发展。此外，如珍珠、宝石、玻璃、象牙等各种特产；狮、虎、豹、大象等各种动物；棉花、蕃薯、玉米、花生、烟草、西红柿等各种农作物也都通过这条海上大动脉传入中国，不仅改善和丰富了我国人民的生活，也促进了我国古代社会经济的繁荣以及生产力的发展和提高。 海上“丝绸之路”还带来了世界各地的宗教、哲学、医学、天文学、化学、数学、法学、美学艺术等等。这些对中国科学技术与文化艺术的发展，也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本文节选自《文史知识》1985年第10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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