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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命的余韵》译者后记
疾病的处理和老年的安顿是个人、家庭和社会的根本问题和文化最重要的表征，也是我自己长期关注和思考的现象，所以，去年十月，看到《纽约时报》、《纽约时报书评》、《纽约书评》推介印度裔美国医生、医学作家阿图尔·葛文德《生命的余韵：医学与临终要事》时，感觉正好回应了我的关切，我非常好奇美国人如何思考和处理病、老、死问题，我相信一定会有丰硕的收获，于是立时买来读了。
我自己非常喜欢这本书，其中既有一个个真切的个人故事，也采用了大量的心理学、社会学实证研究成果，感觉受启发、有意思、信息量非常大，我觉得这么好的书应该让更多的人知晓和分享，所以，读后立即写了题为《养老与临终护理的他山之石》的读后感，同时还觉得意犹未尽，强烈希望把它介绍给中国社会和中文读者，遂开始着手翻译。 在本书中，葛文德主要讨论了两大话题：临终医疗、护理和养老。 透过作者提供的一个个案例，读者可以看到美国人享受到良好、充分的医疗；可以看到美国病人和医生的互动过程；他对美国养老历史及现状的考察，让我们看到美国老年人普遍享受到比较体面、舒适的老年生活，养老的社会化既保证老年人受到专业、可靠的照顾，又不增加儿女事务性的负担;类型多样、选择丰富的养老机构可以保障老年人的安全、医疗、生活、社交等需求，而且还在不断地改进，往更人性化、更个性化的方向发展。 以我一个中国人的眼光看，美国的医疗和养老令人艳羡，不过，葛文德写本书可不是为了表扬美国的成就，而是对美国医界提出了严重、深刻的批评——他认为美国医学界没有做好照顾临终患者和老年人的准备；医务人员对临终病人和老年人的心理需求、情感需求了解关怀不够，常常不关心治疗是不是符合病人的最大利益，即意义地活着；他批评医生在明知治疗已经没有意义的时候，还在继续提供治疗方案，提供虚假希望，导致病人以非常不人道的方式死去，他认为这样的治疗很野蛮，是对病人的折磨。他描写的那些被过度、无效治疗折磨的病例是“奢侈的遭罪”，读之令人不寒而栗。 葛文德高度评价姑息治疗、善终服务——我理解，这是积极医疗无效和最终死亡之间的一个新的医学与护理阶段，不以治疗为主，而以帮助病人减少痛苦，在亲人的陪伴下，在善终服务医护人员的调理下，安宁地死去为要。他提供的几个实例阐述了善终服务的方式、内容及其对于临终病人的利益——这样的临终、死亡方式值得期待。 葛文德对医患沟通方式的臧否对于时下中国紧张的医患关系应该有启迪。他批评传统的家长式关系——医生拥有全部的权威，做治疗决定，病人是医生决定的被动接受者;他也反对“信息提供式”关系——这是一种零售式的关系，医生负责提供信息，病人负责做决定，却常常很茫然，很难做出正确的决定;他推崇“解释式”医患关系——医生和病人共同做治疗决定，为此，医生要充分了解病人的治疗目标、生命愿望，然后努力帮助病人实现。 “解释性”医患关系要求以病人为中心、以病人的目标和愿望为中心，因此，需要医生充分了解病人，同病人进行“艰难的谈话”——葛文德通过包括他父亲在内的几个具体案例，对“艰难的谈话”的意义以及具体操作，给予了详细的介绍。 美国老年人从以居家养老、子女照顾为主到以社会化养老为主，与工业化、少子化、经济发展程度、现代化水平息息相关——正在进入相似状态的中国，传统养老方式越来越难以为继，不过，社会的准备、政策的配套、人们的心理，都还处于社会化养老的准备阶段。美国老人的社会化养老已经相当成熟、成体系了，可以为起步阶段的中国养老事业提供极有价值的借鉴。 葛文德是一位优秀的医生，也是一位深具慈悲心肠、富有人道精神和人文情怀的作家，他通过一个个具体的案例，从他作为医生、朋友、亲人、儿子的不同角度，思考医学、疾病与老年，他的观察和思考有助于读者更好地思考这些切身的问题，帮助读者做好应对的准备，因此读者可能成为更明智的病人、病人家属，读者以及家人有可能老得更舒服，死得更安详;对医疗、养老领域的读者，葛文德的观察和思考尤其有价值，如果我们的医护人员、老年照顾者能够阅读、思考和借鉴美国同行的研究、实践成果，我们的医疗、临终和老年生活的品质及生命的长度可望提高——而且，根据美国学者的研究，很可能伴随费用降低、住院及用药减少。 葛文德是美国最著名的医学作家之一。《生命的余韵》一书自去年十月发行以来，在美国媒体和读者中反响巨大，《纽约时报》、《纽约客》、《纽约书评》都发了评论文章，一直高居《纽约时报书评》非虚构类作品排行榜前五位。 对于中国读者来说，除了可以了解到美国人的临终医疗、护理和养老情况，也可以通过那些真实的故事，了解到美国人的亲情——他们的儿女如何陪伴和支持、照顾生病、年老的父母;他们的夫妻，无论处于绝境的是丈夫还是妻子，互相之间的那种相濡以沫、体贴入微感人至深;书中写到的成年儿女弭患重病的时候，父母提供了深切的关心和陪伴;朋友之间的牵挂和关爱也令人动容。就人与人之间的情谊而言，美国人跟中国人那么相似，并不是传说中的人情冷漠。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作者的父母是从印度移民到美国的医生，与母国的亲人保持着密切的联系，在美国发达以后不仅寄钱给父亲及兄弟，也为乡里修桥补路，甚至在家乡建了一所以母亲的名字命名的大学，并且一直是虔诚的印度教徒。家庭的背景使得作者在观察和写作的时候，自然地带上了跨文化比较的视野——他比较的是印度养老方式(传统)与美国养老方式(现代)的区别。不过，读完本书以后，也许会觉得，这些原来以为的文化差异，其实更多地根源于社会、经济发展水平和及现代化进程的差异，全世界的养老方式，同医疗方式一样，越来越趋同。 本书的英文书名Being Mortal，是把mortal being换了顺序。Mortal being的意思是凡人——相对于神、上帝的存在。信徒认为，神、上帝在生命的意义上是永生不死的，在智慧、能力的意义上是全知全能、无限性的存在，而凡人则在生理意义上有生老病死，在认识、理解和能力上，是有限性的存在。being mortal 直译就是凡人、有死，我曾经想过翻译成“终有一死”、“身为凡人”，但是考虑到中文读者对“死”字比较忌讳，而“身为凡人”不容易揭示书的内容，同时，考虑到本书针对的临终者、老年人虽然临近死亡，但是，在周到、悉心照顾下，在姑息治疗、善终服务支持下，这个阶段仍然可能尽可能过得舒服、体面、有尊严、有意义，所以，我想不妨理解为“残阳依旧好”，给人一些遐想和指望，所以，我把中文书名处理为《生命的余韵》。 本书的翻译得到了我的夫君、汉学家、翻译家白亚仁(Allan H.Barr)先生最大的支持和帮助。在翻译过程中，他充当我的顾问，随时回答我的问题，同我讨论一些文词语句的理解和翻译;亚仁和我共同的朋友、作家、翻译家孔亚雷先生促成了出版机构同译者的合作，他也阅读我的部分译稿，并提供了中肯的建议;本书编辑季阳女士为本书的出版付出了巨大的心血。在此，谨对他们表示衷心的感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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