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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书法文字是华夏各民族融合共创的人文象征。书法升华于文字书写运作；而文字肇自然而成六书“四象”之文。四象者“象形、象事、象意、象声”（《汉书·艺文志》）六书“四象”形于篆化而成六书象形文字。 六书象形文字反映了构成文字点画的书写创意原则。故篆、隶、草、楷诸书体，无不在六书原则下使点画化由简到繁，由繁到简，以简制繁；从而达到简约成体，创意成形的目的。 第一节 篆书 篆书，指形体弓曲圆弯，以圆转为书写运作特征的篆化书体。 《说文解字》说：“篆，引书也”；“引，开弓也”，象引弓之形。故把弓曲圆弯，平直交错之形体称之为“引”，把形体如“引”的篆化文字称之为“引书”。 “引书“，即篆书之谓。“引”者，篆之形也；篆者，“引”之象也。它是由先文字时期的图绘文，篆化而成。其创制内涵，以成“六书”之文。 六书所构成的文字内涵，包罗自然万象，事物人文。以甲骨文为例：“日月”象其形，“上下”指其事，“武信”会其意，“江河”形其声。班固在《汉书.艺文志》中把六书记载为：象形、象事、象意、象声“四象”；而转注和假借，今人王力先生在《古代汉语》中说是“用字之法”。 六书是古人对创造文字和用字之法的研究总结。也就是说先有文字创造，后有六书之说。但创造文字的方法实为四种，即：象形、指事、会意、形声，或称六书之“四象”；而转注、假借，则是“用”相关文字本义来借以产生“古今字”、“通假字”、“假借字”。这种孳乳而成的用字方法，绝不可与“四象”造字的内涵相混同。但书法文字书写运作，关联于“六书”，因为“六书四象”构成文字形体。于是，在书写运作过程中，形成了文字递变和书法演绎的有序性。而书写运作的社会环境，则是促使文字发生递变的客观因素；书写运作行为，则是完成书法文字形体演绎的动因；人们对文字书写的审美，则是驱动书法艺术的命脉。 从先文字时期的图绘文到甲骨文形成，大约经历了3000年的演变历史；从甲骨文到周、秦文形成，大约有1000年的演变历史。后因书写形态纷呈，人们便称“文”为“篆”。 篆书属具象文字范畴，具象文字是抽象文字之源。具象文字是在描摹客观事物形象或反映主观、客观概念的创意中逐步篆化形成的。因而，具象文字反应了“六书四象”创意原则及其篆化范畴。 据《晋书·卫瓘传》载：卫瓘之子卫恒善草隶书，著《四体书势》以究书体之源流。他说：“昔在黄帝，创制造物。有沮诵、仓颉者，始作书契，以代结绳，盖覩鸟迹以兴思也。”就是说，具象文字在人们结绳、观鸟迹“以兴思”的创意中逐步形成的。1954年先后在西安半坡出土的113个陶文，代表了5000年前仰韶文化时期文字之特征。此后，陶文发展一直延续到商周，甲骨文、金文与之有着相承关系。这就证实了具象文字从图绘文篆化为六书象形文字的史实。具象文字篆化过程，发展到周、秦已形成风格多样的完美体系，故卫恒形象地称“其曲如弓，其直如弦。” 周宣王（前827——前782年）时，太史作大篆十五篇，用以教国子（学生）从《六艺》之道。“六书”作为《六艺》内容之一，已成为当时教育必修之课。“大篆”则是以“六书”为原则的周文范体。因此，篆书发展到周宣王时，以“大篆”为正书。后来，汉人称秦李斯篆为“小篆”，称周太史篆为“大篆”。 公元前770年，周室东迁。由于“诸候力政，不统于王”以致“言语异声、文字异形”。显然，语言文字已形成地域特色。而文字则出现与周文大篆相去的异文异形。从而引发出渐离大篆之形的去篆化运作。但鲁国文字仍然以大篆为宗。这与鲁人尚周相关。如公元前518年，孔子（前551——前479年）适周，在考察了周文化典制后，发出了“郁郁乎文哉！吾从周。”的赞美和羡慕之情。可见鲁人尚周观念是何等强烈。孔子晚年修《春秋》，编《六经》所用文字非大篆莫属。其所读《易》经，或为周人“原版”，以至于“韦编三绝”。可见鲁国文字仍循大篆法度。 秦因襄公护平王东迁而受封于周土，始列诸侯，故其文字以大篆为宗。“石鼓文”则反映了秦文字与大篆相因相依的状况。 公元前309年，即秦武王二年，篆渐隶文字形体已通行于简牍。又经数十的演变，秦隶成体。 秦隶的出现意味着去篆化运作已经形成“楷草并化”的文字形体塑造；意味着中国书法文字演变已进入了历史性的转折。但篆书仍然是先秦社会用来记述文化、传播政治思想的主导书体；尽管篆书发生了“文字异形”的演变，但以“篆”为塑造文字之法的书写方式，仍然是当时书法文字演绎的总导向。因此，以篆书体系所书写的古文经典（后人称之为“古文经”），仍然是“前人所以垂后，后人所以知古”的文化延续和书法传承。 先秦诸子之典籍的流传，皆有赖于篆书。 然秦初兼天下，“罢其不与秦文合者”（《说文解字》），以实行“书同文字”（《史记 .秦始皇本纪》）。遂废诸国文字而推行小篆；数年后，即公元前213年下令焚经灭典，“非秦记皆烧之。非博士官所职，天下敢有藏《诗》、《书》、百家语者，悉诣守、尉杂烧之。敢有偶语《诗》、《书》者弃市”（《史记. 秦始皇本纪》）。 在焚灭经典的同时，使三代以来历2000余年所形成的篆书体系，随之毁灭殆尽。是时，秦隶潜化风行，与小篆兼行而用以同天下之文。故“古文由此绝矣”，小篆却因秦亡而衰之；秦隶“以趣约易”，已上升为当时社会的主导书体。 在汉兴数十年后，当时人们只知有隶书而不知有篆系。尤其在汉文、景时，随着儒学复兴，一些因避秦火而藏于民间的诸如类似“孔壁古文”之先秦“原版”篆书简册发现后，时人反而视之为“奇怪之迹”，并称其文字为：古文、奇字、异文、科斗……者。 “古文经”的发现，始使人们宛如从“乃不知有汉，无论魏晋”的隔世氛围中走出。由是而引发出旷日持久的“今文（汉隶）经学”和“古文（篆书）经学”之争。故而许慎搜集金文、大篆、六国文变、小篆以及异形奇文者，著《说文解字》。以究篆形之演变，明篆文之本义。此后，先秦篆系昭然于世，与其它书体并存至今。 文字异形，并非始于先秦。早在夏商周三代历史更替的过程中，篆书不断“改易殊体”（《说文解字》），发生递变。这与社会变革的需要相关。无论“改易殊体”或“文字异形”，都是反映篆化或去篆化的文字运作。 夏商周三代的篆化文字，以大篆为最。大篆颖脱于甲骨文形成之后的篆化演进形体中。从西周晚期《散氏盘》、《季子白盘》、《毛公鼎》，到先秦《秦公钟》、《石鼓文》，其篆化演进形体，有如一气呵成而又无不体现出篆书规范如仪的六书趋向。虽然“大篆十五篇”已成绝迹，今人难觅其踪，难睹其容。但《石鼓文》端整园转的仪形，醇厚含蓄的韵味，正是宗周大篆风采永恒的表现；正是文字篆化艺术至高至美的境界。难怪唐宗以来，文坛巨擘为之击节高歌，大唱赞美之诗；书界骄子为之折腰倾倒，奉为笔墨法宝。“金钿落地，芝草团云，不烦整裁，自有奇采。”康南海此言，极尽“石鼓文”奥妙之所在，篆化文字至大篆已极。 但在社会大变革中，文字的去篆化运作，已成趋势。从出土的《侯馬盟书》、《郭店楚墓竹简》等书写“墨本”中，已全方位地反映出去宗周大篆面目所形成的篆意恬淡，形体简朴的书写风貌。这种去篆化的书写风貌，已在先秦列国表现的形形色色，各具风采。 正如丛文俊先生在《春秋战国青铜铭文书法论析》中所指出的那样：《楚王盦感鼎》以工细、潦草、简率互见；郑人《哀成叔鼎》“留下书写出锋的尖笔”；卫人《卅二年平安君鼎》其不为声势，“怡情悦目，温文尔雅”；《秦公钟》“拗曲劲直”；《秦公簋》“却不很潦草”；《商鞅方升》“大篆的古意古形消逝许多”；《相邦樛斿戈》“是比较潦草的类型”；“鲁国为周公所封，而其子伯禽居之，行天子制，王室政衰，礼在鲁不废。所以鲁国大篆书法仍然有着贵族文化的繁缛谨严，体现贵族的、整体的文化趣味有余，艺术上的创造和变革不足，正如后世科举应制的风格类型，尚法度秩序而少个性活力”；“《厚氏铺》所体现的艺术精神，几乎代表了中国书法史发展的主线。”…… 郑人“出锋”恰是书法法度的衍生；而卫人“温尔文雅”则是篆书书风多样化的典型；楚人“潦草简率”表达了去篆化运作的急迫感；唯鲁人恪守宗周风范。可惜，皆因势终而止，留下了一简残谱，让后人为之惋叹！ 相反，秦人的“拗曲劲直”、潦草，使大篆古形渐消许多。其点画运作，循法進变，方整取直。以抑曲扬直，直中见平，平中求拗、拗中形仄之法来表现篆书的形体。这显然是渐蜕大篆之形所形成的去篆化运作表现。其“潦草”是仓促急动的表现，而仓促急动则是去篆化的动因。于是，因动因形成了去篆化形体。 去篆化所形成的篆书形体有二种，一是草篆、二是楷篆。楷篆以抑曲扬直，简疏方整为特征，以秦小篆为代表；草篆以抑直扬曲，曲以简形为特征，清人阮元《积古斋钟鼎彝器款识》中《乙亥鼎铭》是最早见于著录的草篆书体，其形如团蚓、难以识辩。由草篆演绎的草书字体为数不多，但它的形成却为草书的演绎，起到了媒化作用。草篆，并不等于草化，它区别于工整；是急促潦草的一种形态表现。 去篆化运作，因秦人声势炽涨而得以始终有绪，篆隶相长。 先秦诸国在去篆化过程中所形成的书体、书风，同它们的诗歌一样“思而邪”。 尤其值得一提的是，简牍的发明、使用，使文字篆化，去篆化有了赖以运作的载体。《尚书.多士》中记载，“唯殷先人，有典有册。”所谓“典”、“册”，即是简册木牍之类的书写载体。殷商典册至今绝无发现。或有传流，但因年代久远，难免兵燹秦火，终归不传。但历来不断出土发现的先秦简册，不能说不是殷人“有典有册”的遗绪。当纸张尚未发现之前，用简牍作为书写载体，无疑比陶器、龟甲、兽骨、石类更为书写灵便。简牍的发明使用，为加速书法文字演绎的進程，创造了有利条件。 篆书自秦“书同文字”已变得方长疏朗，简整肃穆。其点画弓弯中见平直，转折处变园为方。如，《绎山》、《泰山》、《会稽》刻石和《秦诏版》等，与周金文相较，更显简疏方整，似有不自意的楷化境界。 篆书书写法度，以体现园婉弓曲为特征。其形体变化不离对称、均匀、和谐之态，若挽弓羿射，形努力张；其行笔必中锋，逆入回出，以表现点画起止皆园的笔墨形态。所谓起止皆园，即如蔡邕所说“似水露缘丝，凝垂下端”的笔墨效果。这种效果，已潜在着引发法度衍生的趋势。一旦受客观因素引发，其笔墨运作势必由“凝垂下端”而破“珠（露）”出锋，产生新的笔墨形态和新的书体。事实证明，正是基于客观因素的驱动，才使“潜在”因动因而得以“显现”；使“水露凝垂”之态，因破珠出锋而得以演绎为秦隶。 篆书因其古奥玄秘之特性所决定，自汉以来则形成严肃的碑额书法艺术，与其它书体并存、发展。 篆书，依据书法文字篆化特征，大体可分为陶文、甲骨文、金文、正篆（大篆）、楷篆（小篆）、草篆五种书法形体。 第二节 隶书： 隶书，是隶于大篆而成体的书法形体。隶者，隶属之意。隶书所表述的内涵，并不涵纳这种书体的形体特征，而是指这种书体在演绎过程中所依附于篆书的从属性。 隶书属抽象文字范畴。抽象文字源于具象文字，抽象文字是在具象文字形体的基础上，涵变六书篆化运作，彰显楷化书写运作的简捷性。其奌画运作，潜化于弓曲圆婉之形；故以楷化疏简之旨，简约具象篆化之形，以求书写运作之便捷而成抽象文字形体。隶书的构态，或方或扁，奌画虽然疏简，却涵变六书“四象”旨趣；笔墨形态，尤显“蚕头雁尾”之特征。是楷化抽象文字形体之一。 《说文解字》说，秦始皇“大发隶卒，兴役戌，官狱职务繁，初有隶书，以趣约易，而古文由此绝矣”。 秦大发隶卒，当在公元前212年，是时，“官狱”文牍繁迫，狱隶程邈省改秦隶，以应文牍繁迫，故称这种文字为“隶书”。 晋人卫恒在《四体书势》中道，“秦既用篆，奏事繁多，篆字难成，即令隶人佐书，曰隶字。……隶书者，篆之捷也。”这便是隶书的由来说。 但隶书产生的年代，早于秦始皇“大发隶卒，兴役戌，官狱职务繁，初有隶书”之说。 1975年出土的秦昭襄王五十一年（前256）《睡虎地秦简》和1980年出土的秦武王二年（前309）《青川战国木牍》、1986年出土的秦王嬴政八年（前239）《天水秦简》，便是用楷草并化形体书写的。是为秦隶。其最早的秦隶，见诸于秦武王二年，即公元前309年的“青川战国木赎”。这几批秦简文字，涵楷、草互为蕴藉之形。虽显大篆形迹，恰如古梅绽春，犹带雪痕；虽历二千三百余年，其秦声古韵，仍犹绕梁不绝，令人不知肉味。 所谓“秦隶”，隶于先秦大篆，形俱楷草并化，是由去篆化而进入楷化、草化互蕴的文字形体。因此，先秦隶书蜕变于大篆，是“篆之捷也”。属真正意义的“隶书”初始形体。在这种初始形体之前所演绎的书写形体，尚待发现。但其形成，与先秦诸国去篆化运作的大趋势有着必然的潜化关系。从《侯马盟书》、《湖北荆门郭店楚墓》、《上海博物馆藏楚竹书》等笔墨形迹中，直观地反映出春秋战国时期，去篆化运作渐演的态势。其书写法度变化，文字点画演绎，笔墨形态塑造的多样化，已潜楷、草并化的篆渐隶意蕴；其与秦隶相较，即有贯穿珠联之趣，也有气脉相因之状。秦隶正是在这种去篆化书写运作的态势下，得以涵纳渐变，创意而成。 朱由先生在《介绍近年江陵张家山出土的西汉简书》一文中说： “江陵张家山汉简和云梦睡虎地秦简一样，它的隶书，在有些地方还或多或少保留着篆书的遗意，与四川青川出土的战国木牍，也相去不远。现把其中部分典型的字例，列表比较如下：……，不难看出，这里的字形结构，与篆书相去不远，但在运笔与章法方面，已大异其趣，用笔方圆兼备，有明显的提按变化，结体舒展、参差错落，写得都较为轻松自由”（《书法》一九八六年第五期）。 秦隶本身所俱有的篆意特征，正是“隶”大篆而脱颖的缘起。秦隶的形成、流行，意味着去篆化运作，已经形成楷草并化的文字形体塑造；意味着中国书法文字演变，已进入了历史性的转折，为两汉隶书的艺术化进程，奠定了符合六书旨趣的文字演绎构架。 隶书萌生于先秦，趋兴于“书同文字”，完善于两汉。 汉文、景（前179—前141年）时复兴儒学，不仅复苏了原本已被焚灭的先秦儒家经典及其篆书体系，同时也加速了秦隶向汉隶转化的运作。而“今文经学”与“古文经学”之争，对衔接书法文字演变历史轨迹，起到了程前启后的巨大作用。 公元前221年，秦“罢不与秦文合者”遂废六国文字； 公元前213年，秦焚灭经典，“非秦记皆烧之”。是时，秦书有八种书法形体，即称“八体”（《说文解字》），诸如，大篆、小篆、隶书、虫书……等。秦“八体”既是用于不同场合的八种书法形体，其或用于官方政令文件，或用于碑石、印刻，或用于“徒隶”，或用于铸金、旗幡等，不一而足。而“八体”皆为“秦记”所用文字，皆为“秦文”。秦“书同文字”必以“八体”为原则而同天下之文。虽然小篆推为“统一”文字之书体，但绝非“书同文字”之唯一书体，因而秦隶“以趣约易”，或又经程邈整理修订，官方认同，而用于公务书写，遂行于民间。在“书同文字”的实际操作中，小篆用于上而秦隶用于下。用于上者，随秦亡而渐微；用于下者，因易书写而风行于世，遂向汉隶转化。 “汉兴，改秦之败，大收篇籍，广开献书之路”（《汉书.艺文誌》）以兴百家之学。在儒学复兴之初，已凸现出“焚书”所造成无先秦原版经文可依的状况，故儒家仅凭口授传经，授业弟子则用当时的汉隶来记述口授经文，以成简册。是为“今文经”。于是在传播“今文经”的书写运作过程中，必以延续秦隶形体、内涵来达到向汉隶转化的运作。其转化运作过程，贯穿了西汉历史的整个时期。到了东汉，隶书已趋于完美，並形成绚丽多彩、风格炯异的隶书形体塑造。“今文经学”在客观上为确立汉隶的社会地位，起到了推波助澜的功用。于此同时，汉经学家对“古文经学”进行了严肃而详实的考证、研究，使先秦篆系复苏、回归到原本应有的历史地位。虽然《说文解字》是古、今文经学之争的产物，但它对衔接先秦、两汉篆渐隶演变，及隶书成体的历史轨迹，起到了承启作用。 篆渐隶之初， “尚存篆意”；之后，渐增波磔，已显按挑之势。从《青川战国木牍》、《睡虎地秦简》、《天水秦简》、《江陵张家山汉简》、《五凤刻石》、《莱子侯刻石》、《开通褒斜道刻石》、……等文字形体中可以看出字形楷化，笔墨演绎变化的状态。东汉后期，楷化形体因法度的衍生而显“蚕头雁尾”之书写特征。此时，隶书的笔墨形态臻于至美。如《三公山神碑》、《石门颂》、《乙瑛碑》、《礼器碑》……等，形体已与篆书大相径庭，自成一体。至汉熹平四年（175年）《熹平石经》刊立，隶书大约经历了近500年的演变，已成当时楷化文字标准仪范。 隶书的笔变，把篆书弓曲园弯，均匀对称的点画形体，变为显方呈扁、波捺钩撇、纵横倚欹的点画形体，使书写便捷，实用性增强。尤其露锋的衍生和顿驻提按的凸现，于一画之中，藏、露相趣，顿、驻相生，提按相行。极大地丰富了法度的演绎性和笔墨点画的内涵。因此，隶书的点画，在结体中绝无同形之弊。虽然点画呈蚕头雁尾特征，但一字之中无雷同之笔，正如饥蚕啮桑，无并食之形；群雁列阵，无双飞之态，或成斩钉之势，或成截铁之状。其结体平扁，如龟似鳖，显得刚劲古拙。这种飞跃性的变化，显然是在突破篆书形体的前堤下，使之显现楷化形体。然法变形体，不拘于平扁；笔墨形态，已出现点画相互呼应的势态。隶书的笔墨运作，第一次使书法文字点画具备了形态多样的艺术塑造。尤其点、画、波、捺、撇、勾的出现，为书法文字的多样化、风格化铸就了艺术典范。 隶书的形成过程，折射出中国书法文字处于宏观的递变时期。当“汉承秦制”，汉人承统秦人典章制度的同时，事实上也承传、延续、发展了先秦书法文字在演变过程中的运作理念。在楷草分化化过程中，汉人不仅演绎、完善了隶书楷化，而且演绎出了非楷化文字形体。非楷化文字形体则总括为草化导向，构成草化文字形体。 从秦、汉简牍笔墨书写文字形体中，已全方位地、客观地反映出楷化过程及其笔墨成因；同时，揭示了在楷化过程中草化运作是与之相因相生、和谐潜化，各成形体、互为并存的演绎过程。 简牍文字形体所具有的实用性和可塑性，使文字从书写应用向书法艺术之嬗变。显然，隶书形成的过程是书法文字向多元演变的过程。于是，草书、行书乃至楷书则因势而发，应运而生。 隶书，依据书法文字楷化的更生历史时期，大体可分为秦隶、汉隶两种书法形体。 第三节 草书 所谓草书，是指文字的形体构态、运作法度、笔墨形态，经高度概括而成的、以点画相连萦带，书写快捷流畅为特征的简约速写书体。 草者，篆作“ 艸”。本义概指百草。于是，把“艸”化简略的文字形体，称之为草书。草书属抽象文字范畴，其创意循序就简，恪守六书精义。 东汉赵壹说，草书始于“秦之末”； 卫恒《四体书势》称“汉兴而有草书，不知作者姓名。 从出土的秦、汉简牍文字延续中，已得到证实：草书萌于战国，离析于楷草并化形体秦隶之中。 尹显德先生在《小篆产生以前的隶书墨迹》一文中，把青川战国木牍文字形体，与大篆、小篆以及后来的楷书进行了比较，归纳起来，约有数端： 减省盘屈；化繁为简；圆者使方；变金文的狭长形为正方形或扁形；用笔有轻有重徐疾痕迹，某些横划，已具有“蚕头雁尾”的初型。 钟鸣天、左德承二先生在《从云梦秦简看秦隶》中，对篆渐隶的简约状况作了比较：“秦隶则早在篆书的基础上，更为减省和简化了篆书的书法，改变了篆书的笔势。……，这个变革的意义是很巨大的，它为汉字的进一步简省及规范化，以及后来的汉隶、章草、行书、楷书等用笔的形成和发展，奠下了坚实的基础。”（《书法》一九八三年第三期） 毛惠明先生在《从天水秦简看秦统一前的文字及其书法艺术》一文中指出：“天水秦简的文字在存在着很多接近大篆写法的同时，也已经出现了不少草书的写法，……，从以上这些简写的秦隶中，可以看出草书中的许多字是由此进一步简化而成的。由此可见，中国书法史上的章草尽管成熟于汉代，但至迟在战国晚期即已萌芽。” 在《青川战国木牍》、《睡虎地秦简》、《天水秦简》中已全方位地反映了秦隶草化蕴籍之形。其偏旁构体，已凸现出秦隶简约之“符形”；字形结体、组合，基本形成概括性之“简约”运作。如篆书部首“水 ”，在秦隶中已写作“三点水 ”；与“ 聿 ”字合体为“津”，与“青”字合体为“清”。其笔墨运作，得以提按适度，“藏“中现“露”。虽无明显萦带，然连笔点画，顿显草化之法。是为秦之末“隶草”之滥觞。隶草之名，仅见于典籍记载，並无实物发现。但从文字流变推论，大约是秦隶向草隶演绎的草化初始形态。 而在西汉简牍中所展现的草化文字之形，必然承“隶草”而流变成形，是为“草隶”。草隶即是楷草分化所形成的草书形体。 由于秦隶盈持楷草并化的蓄势，因而极具向楷化、草化演绎的张力。而书写法度运作，则是引导张力分化的决定因素。 当法度运作处于顿驻有度，提按平稳，行笔稳健的状态下，则笔墨形态趋向点画收敛之美的楷化仪范；当处于落笔形实，提笔形虚于点画连带的状态下，则趋向流动之美的草化仪范。故敛美成楷化之由，流美成草化之因。 流美因纵于楷化之法，故在书写运作中，笔遀意行，或自如于有序运作，或躭于自矜而无序，显得法度不拘一格，笔墨参差多元。于是，书写形体，淋漓多致；文字形态，变化多端；笔墨点画，拙朴互见，雅俗并存；文字构态，有序与无序共现；运作法度，法无定法，非法非非法。这就显现了汉简文字演绎的多元化形态。 这种多元化形态，包含对文字运作的有序性与非有序性；在非有序性中产生有序性。同时，因书写运作处于“法无定法”的生态中，这就给书法文字向多元演绎，创造了“俯拾众美，会兹简约”的笔墨意趣。展现了秦隶所兼蓄的草化、楷化氛围。 在两汉简牍中，纷呈而出的文字形态演绎，正是引发楷草分化，书体孳生的淵薮。 于是形成了以草化为导向的“草隶”书写形体。而建武三年简，则展现了婉转縈连的草化流美之态。在书写运作“草隶”过程中，所出现的隨意性及其无序运作形体，遂为后来的“章草”所规范。 所谓章草，即指规范化的草书范体。章者，章程、程式、仪范之意。章草以化繁为简，简以制繁的草化运作来仪范草化形体。并为魏晋草书的有序运作，提供了循之有章的演绎机制。于是，草化形体第一次有了程式化、法度化的标准草书仪范。 两汉魏晋之际，善章草者，汉有杜度、崔瑗、张芝，魏有皇象，晋有索靖、陆机、王羲之。此后，章草衰于南北朝，濒绝于唐宋；虽复兴于元明清，然已从汉人含蓄古茂中，蜕化为形质隽雅之风，已失汉人大度，概因时尚所致。 《书断》说，张芝章草“学崔、杜之法，因而变之，以成“今草”。故此，以张芝“今草”出现为落点，大约在东汉桓、灵（146-188年）时，草化形体大约经历500年演绎过程，遂成草书体制。但需要指出的是，“今草”之谓，是唐人对汉人张芝草书时空延伸的称谓。今草，意味着草书的完善臻美，並不类于“书体”，也不涵纳“书体”之意。 草书定体之后，在实践运作中，仍出现误讹、误导，造成不易辨识，难以书写的状况。于是以行书来规草法，正草形。 行者，“步趋也”。示行步之态，即所谓步步相趋者是也。故把书写表现为：落笔即行，行则不顿不驻；笔笔紧随，若行若趋的运作，称之为“行”。把以“行”而成的书法形体，称之为“行书”。行书与章草都是在楷草分化过程中产生的草化文字形体。 行书点画，如玉树临风，神逸姿飞，气韵高雅。 行书缘隶（楷化）而成体，敛草（草化）而成态。它把草书逸放势张的点画，回归为“行”不离隶（楷）位；把楷化顿驻之法度，约略为落笔即行之运作。于是形成了揉楷化形体与草化笔墨为一体，易于辩识、易于书写，被人们典雅为之大书特书的雅化书法形体。 行书的笔墨形态，于整肃中见园转，于园转中显自如。可收可放；放可正规草化之法，收可重塑楷化之形。章草和行书都是草化过程演绎的书体。草书的有序演绎，有赖于行书楷化及楷书成体。楷书结体工整谨严，这对高度简约的草书形体来说，无疑起着有序互动的潜化作用。故草书所谓“毫厘虽欲辩，体势更需完，”无不与楷化及楷书相关。 草书的构态，高度简约地概括了篆、隶、楷等书体的特征。其笔墨形态，包容了篆书的弓曲圆婉；隶书的呼应相连；楷书的犀利刚劲。其形体以省、连、并、借之法为概括之能事，以适于自身。其点画，恰似龙舞九皋、蛇奔平阳；如河灌川谷、电掣苍穹。于是法变诸体之缓而速之，从而形成书写快捷，且独具高度艺术意蕴的书法形体。 草书的概括性和灵活性，使一笔一画、四平八稳，缓慢迟滞的书写运作得以提速。因此缩短了八万六千余字与人们之间的距离。 草书，依据书法文字草化书写的简约程度，大体可分为章草、行书、小草、大草（狂草）四种书法形体。 第四节 楷书 楷者，本指楷（音皆）木，“楷木生孔子冢上，其干枝疏而不屈，以质得其直”。后来人们借其形而引伸为平直不屈、简疏方正之意。故谓简疏方正为楷（音凯）。于是把简疏方正的书体称之为楷书。楷书是抽象文字的最终形体，也是楷化形体的至极典范。它区别于隶书笔墨点画塑造，而演绎出更为符合“楷”意点画的笔墨塑造形态之书体。 书法文字在楷化过程中所形成的隶书，是从楷、草并化形体秦隶中离析而出的书体；楷书则是在篆、隶、草、行等诸体并存与和谐潜化中演生的楷化之再塑书体。其构态取法于隶，墨态涵变于草。楷书把文字的六书之旨，演绎得简疏清朗，涵纳有序。隶、楷二体都是楷化的产物，属抽象文字范畴。 楷书是楷化再塑的产物，也是楷化最终形体。楷书成体，大约在东汉晚期。见诸较早的楷书是三国魏钟繇（151-230）书迹《宣示表》、《贺捷表》、《荐季直表》。《宣和书谱》称“《贺捷表》备尽法度，为正书之祖”。东晋王羲之（303-361）承钟之法，变古朴为流美，开创了前所未有的楷法和楷书书体，遂有“书圣”之誉。如，《黄庭经》、《乐毅论》则为楷法至尊。楷书至此，大约历200年而成定体。至唐代，楷书严法大度达到顶峰，出现了以欧、虞、颜、柳为代表的楷书大家。于是楷书书风纷呈，姿仪万千。 楷书以严法大度称著。笔墨形态，尤显点画分明犀利，骨鲠气刚之特征。这一特征与方正平直的形体相得益彰。楷书点画运作，横宛铁骨，竖若悬针，波似卧刀，挑如银钩。笔笔独立，形规仪范，法度谨严。因此，楷书肃整的笔墨变化与有序的形体变化，为完善草书，提供了不悖六书旨趣的文字演绎之法，从而使草书臻与至善。 楷书，依据书法文字楷化再塑的时代特征，大体可分为晋楷、魏楷、唐楷三种书法形体。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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