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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黄宗羲，字太冲，号南雷，别号梨洲老人，学者称他为梨洲先生，是我国明末清初的思想家、史学家、教育家，著名的文化巨人。他一六一○年九月五日出生于余姚黄竹浦村的一个书香门第，一六九五年八月十二日在乡间草庐贫病中与世长辞。他一生经历不凡，著作丰富，在思想和学术上，对后世都有很大影响。
黄宗羲从小就是一个聪明好学的孩子，受到完备的封建启蒙教育，十四岁中了秀才，并随父黄尊素到了京师。在北京，他不仅有更好的读书条件，而且有机会从父辈和阉党的斗争中，了解到朱明王朝的黑暗腐败情况。他的父亲原是明熹宗的御史，是个正直敢言的官吏，因反对阉党，被魏忠贤捏造罪名，打入大狱，后被魏忠贤的爪牙许显纯、崔应元害死。父亲被捕时，对黄宗羲说：“学习不可不通史书”，要他从史入研究明王朝兴衰演变的原因。因此父亲被害后，他就回到家乡，拜著名学者刘宗周为师，开始了深入而有计划的学习。他恪守父亲的遗教，首先从《明十三朝实录》学起，再上溯二十一史，每日一卷，循序而进，刻苦读书。每天，他天不亮就起床，一直读书到深夜，鸡叫头遍才睡下。及至抗清战争爆发，他才中断了这种苦学生活。
崇祯十七年（1644年），明朝灭亡。不久，清朝建立，清初的民族压迫政策，激起了各族人民，特别是中原地区汉族人民的反抗。当清军攻入浙江后，黄宗羲就在家乡组织了抗清义军，并进入浙东四明山区，和王翊、冯京弟率领的义军，共同抗清。四明山义军坚持抗清达三年之久，终因孤立无援，于清顺治七年失败，王翊牺牲。黄宗羲、冯京弟则被清当局“绘影图形，并悬通衢”，通辑捉拿。这样，黄宗羲只好东躲西藏，有时伏处海隅草间，有时潜于山林丛莽，备遭艰险。但是，他尽管身处逆境，却仍坚持学习和写作，收获比过去还要大。正如他自己所说，“患难之余，始多深造”。他之所以成为我国历史上一位文化巨人，正是和他这种不平凡的经历分不开的。
康熙帝执政以后，由于清朝在全国的统治已趋于巩固，就对黄宗羲等抗清志士，改变了对待办法。这时，黄宗羲才得以重回家乡，致力于著述。他冷静地总结了明朝灭亡的历史教训，于清顺治十三年（1656年），写成了一部具有民主启蒙思想的政治哲学专著《留书》一卷八篇。该书突出地反映了作者的强烈反清态度和对明朝腐朽政治的批判，并开始涉及到对秦以后中央集权的封建君主专制弊病的认识。十年后，黄宗羲又在《留书》基础上，写成举世闻名的《明夷待访录》。
《明夷待访录》是一部猛烈抨击封建主义，闪烁着民主思想光芒的杰出政治专著。在这部著作中，他试图探求封建社会兴衷演变的原因。虽然他还不能从经济关系中，去揭开封建社会发展的根本原因，但他深入地探讨了封建君主专制所带来的种种痼疾和弊端，接触到封建专制主义的一些带有根本性的问题。他在书中甚至提出了封建专制君王是“天下之大害”的论点，否认“君权神授”，否定君主专制主义存在的合法性和合理性，表现了他过人的勇气和见地。由此，黄宗羲便被作为伟大的启蒙思想家而载入史册。
继《明夷待访录》之后，黄宗羲把主要笔墨集中到学术史专著方面，编纂了中国最早、对后世影响巨大的《明儒学案》六十二卷，近百万字。这部专著系统地总结了明代近三百年学术思想发展演变史，收容了各学术流派的二百多位学者及其代表作，书中蕴藏着哲学、政治、历史、文学思想的丰富史料和作者的精辟见解。这部著作与《明夷待访录》前后交辉，是黄宗羲成为文化巨人的奠基石之一。
为了保存明朝的文献史料，黄宗羲历尽艰辛，四出访书，披阅了数千家明人文集，惧、整理文献史料，编成《明文案》二百一十七卷，《明史案》二百四十四卷。直到晚年，黄宗羲仍笔耕不辍，撰写了大量的书序、杂编、诗赋、文学散文，编辑以“南雷”命名的多种文集、诗集。特别是编成的明代文献巨著《明文海》四百八十二卷，约四百多万字，被《四库全书总目提要》称为“一代文章之渊薮”。
黄宗羲一生著作极为丰富。据统计，他的著作总数达一百二十二种、一千三百多卷，二千万字以上。其内容遍及哲学、政治、历史、天文、地理、数学、文学、艺术、宗教等众多领域，成为我国人民一笔宝贵的精神财富。
黄宗羲作为一个文化巨人，不仅勤奋著作，而且还十分重视教书育人，在兴办学校、聚徒讲学方面，投入了大量时间和精力。他从康熙二年至十八年（1663—1679年）的十多年间，曾在浙东地区进行讲学活动。先后拜他为师的人多达数百，连清朝地方官员也参加听讲，可谓盛极一时。黄宗羲讲学的宗旨明确，提倡明经通史，反对束书空谈。在讨论学术时，他强调敢于怀疑，在疑中求信，即使对于老师的言论、见解，也坚决反对盲从，要求敢于质疑问难。这在当时确有振聋发聩的作用。
讲学中，黄宗羲十分重视对学生传授自然科学知识。他在海宁讲学时，培养了一个精通勾股原理的数学家陈圩，并向海宁知县传授中西历法知识。在他言传身教下，培植了一个在中国学术史上影响深远的清代浙东学派。这一学派的学风与乾嘉学派迥异，它的政治理想是批判君主专制的民本主义，治学途径是明经通史、兼贯百科，治学方法是博学实证、质疑求信。它在中国的历史上起了进步的作用。
如今，这位文化巨人虽然已逝去三百多年，但他对中国历史的贡献，他的民主启蒙思想光辉，是永远不会磨灭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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