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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完了舜这就要开始说禹了。
提起禹很多人可能会想到一个“笑话”，那就是曾经史学大家顾颉刚先生考证的禹实际不是人而是虫。此事经鲁迅先生那支辛辣的笔讽刺后更是彻底沦为了人们的笑柄。鲁迅先生还讽刺顾颉刚是“鸟头先生”以呼应他考证的禹是虫。也正因为鲁迅的助推使得顾颉刚“鸟头先生”的外号声名鹊起，一时间无人不嘲笑这个“胡乱”考证的历史学家，似乎成为了人们茶余饭后的社会性笑话。
然而这件事我们先不忙来讥笑，因为事实可能并非那么简单。
其实顾颉刚先生并没有说禹是虫，而是猜测“禹或是夏代鼎上铸的一种动物”，只是他错就错在不该以《说文解字》中“禹，虫也”为论据的起点。可能鲁迅先生忘了古时候虫是所有动物的总称，而讹传顾颉刚说禹是一条蠕虫，人们记住了鲁迅的说法，却没去看顾颉刚的原文。禹的本意是虫没有错，单并不代表人不能起这个名字啊，所以根本就不该引用《说文解字》，这一引用反倒引来一片嘲讽。
 后来顾颉刚还把鲁迅告上了法庭，鲁迅先生又借此讽刺了一通，把顾颉刚先生气的不轻。为什么要告上法庭呢，这就体现了顾颉刚书生意气颇浓的一面，他实在受不了别人对他辛辛苦苦的研究成果讽刺挖苦，他希望有聆听者，希望有人能认真看一看他的考证，而不是当作一起娱乐事件似的无休止讽刺。
 大嘴我也并不能认同禹是动物这一说法，毕竟感情上很难接受，觉得很扯淡（不管你有没有研究过历史，感情上都很难接受，作为华夏祖先怎么可能是动物呢）。但是若冷静想一想也不是完全不可能。
我们敬重华夏文明，敬重华夏祖先，但并不代表不能怀疑祖先，怀疑历史。任何时候都不要放弃怀疑精神，很多的进步都是在怀疑中产生的。
首先，三代（夏、商、周）以前并无关于禹的文字记载，更无关于禹的出土文物。最早记载禹的书记应该是《诗经》，这几乎是一本专门为禹歌功颂德的书籍，但也是成书于春秋时期，那时候离禹的时代已经很久远了。
《尚书》是研究夏、商、周较为重要的一本史书，其中《大禹谟》和《禹贡》这两篇是研究禹最为重要的文章。然而《尚书》也不一定可靠，现在史学家一般认为《尚书》中记载的西周之前的事多为战国时期的伪作，或者说好听点是在抄录的过程中有错误。后来《史记》写禹的事迹就是直接照搬《尚书》中的这两篇文章《大禹谟》和《禹贡》，所以《史记》我们就更不考虑了。
大禹真正火起来并被认为是夏朝开创者是在战国时期，在此之前的《诗经》只顾讴歌禹却“忘了”告诉我们他与夏朝的关系，他是鲧的儿子，夏启的父亲等等。在《诗经》中禹是个神话般的人物，但这也正好暴露《诗经》其实对禹也并不了解，若是了解的人物就不会神话了。就像我们不会去神话康熙、乾隆，因为他们离我们太“近”。
 当然我是知识很浅薄的，研究考证这样的事脑子确实不够使。但我认为顾颉刚先生在《古史辨》中有句话说的有理“我希望他们能耐心把这本书翻一下，千万不要使疑古的人不盲目而反对疑古的人倒盲目了”。意思是批评他的论证是可以的，但请先看一看他的书才有批评的资格吧，不能盲目地跟风似的批评。是啊，你批评一个人的学说之前总的先了解他的学说吧，不然凭什么依据去批评呢。因为我没有看过顾颉刚先生关于禹的考证，所以我对此持保留态度。
其实顾颉刚先生大约是胡适的“大胆假设，小心求证”的忠实践行者。我们讥笑顾颉刚的大胆假设，去选择性地忘记了他的小心求证，这是不公平的。顾颉刚先生一生都没有放弃过他的观点“大禹不是人而是一种动物”，并且从来没有放弃过考证，晚年时还写了本书《息壤考》。这本书详细地列出了他的考证和观点，真可谓是终其一生。有兴趣的朋友可以去看看，或许我们能接受不同的观点思维就会多一条路子。息壤传说是禹的父亲鲧从天上偷来的一种土壤，可以用于平治水患，后来被天神发现将其收回，所以才导致治水失败（记载于《山海经》中）。这个故事跟古希腊神话普罗米修斯盗火种有些异曲同工。
 所谓理不辨不明,事不鉴不清，有各种观点的碰撞总是好事，所以像顾颉刚先生考证的禹是动物一说我并不觉得可笑。只要是李菊福，有理有据，使人信服，这就是下了功夫的，就应该受到尊重。
就像现在已经有很多史学家也开始怀疑大禹治水，认为古时候根本就没有治过水患，这是不存在的。既然史书中说大禹开凿了九条山脉，疏导了九条大河，那么为什么现在找不到一点蛛丝马迹呢，如此庞大的工程不留下一点痕迹这本身就是不科学的。如果你有怀疑精神并勇于去考证，或许下一个震惊学术界的发现就是你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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