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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 亲爱的斐罗： 天下的怪事无独有偶：今日我们绝大多数有知识的人都患了阿伯德拉的流行病。当然，他们不是着了悲剧的迷，迷恋于悲剧家的诗是无伤大雅而且无甚害处的。真的，自从最近使人兴奋的消息传来——远征蛮族的战争，亚美尼亚之役，以及连续的胜利——几无一人不在撰述历史，你行见人人都成了修昔底德、希罗多德、色诺芬。古人说得很对：“战争是万物之父”，今日的战争就生育了一大窝历史家！ 亲爱的斐罗，我所见所闻，使我不由得想起了西诺珀的一段逸话。当腓力王将进攻科林斯的消息传来，全城都陷于备战的忙乱中，有人磨刀擦枪，有人搬运石头，有人修筑城墙，有人坚壁清野，总之人人都为城邦的安危出力。只有狄奥根尼无事可做——当然罗，谁也不会想到派给他一件差事的——他看到这样忙乱的情形也不能无动于衷，他便束起哲学家长袍，把他平素居住的木桶在城冈上滚上滚下；一个朋友问他干甚么，他答道“人人都在忙碌，我不想别人说我是一条懒虫，所以我也要忙着滚木桶。” 在这样热闹的时节，我也不甘寂莫。我不想像一个“临时演员”在舞台上跑龙套，不说一句话，所以我也决心尽管滚我的木桶。然而，我并不打算撰述历史或者创作小说，我没有这样的勇气，我倒有自知之明。我知道任何东西在乱石中滚动都是危险的，尤其是像我那样不堪一击的破瓦瓮，万一猛撞在尖石上，我难免要粉身碎骨。好吧，我告诉你我的想法：我要“运筹于帷幄之中，决胜于千里之外”，避开战地，在安全地方安营下寨，那才是上策；但是我也要作出奇谋，定下战略，以便那些勇士们去冲锋陷阵。这也就是说：大厦落成了，我也出过一份力量，虽然我不策名于记功碑上，至少我的手指也曾沾染过污泥。 然而，也许大多数历史家不需要我的意见，他们认为：“谈话有艺术，烹饪也有艺术，但是作史是最容易不过的事情，历史才能是一种普遍的品赋，你只需要有能力把所想到的写成文字，就可以了。”然而，老友，你是聪明人，你知道事实上这绝不是轻而易举的事情；不，正像任何一种创作一样，撰史也要苦心经营，如果一个历史家想自己的作品能够像修昔底德所说的“永垂不朽”！当然，我明明知道，许多历史家不会听取我的话，有些甚至会勃然大怒，他们已经完成大作，发表后还受到欢迎，他们的作品已成定稿，甚或已成国史的文献，难道还要他们改弦易辙吗？虽然如此，我的话对于他们也不无益处。今日我们大概不会再有外患了，我们已经击败了所有敌人，但是说不定将来会发生居尔特和哥特的战争，印度和巴克特里亚的战争，那时候历史家也许用得着我的新尺，当然我假定他们认为这把尺子准确，不然的话，就让他们用旧尺测量吧；如果讳病忌医，即使全阿伯德拉都吟诵《安德洛墨达》，医生也满不在乎！ 我的意见有两方面：一为选择，一为避免。首先，让我们决定历史家应该避免甚么，必须清除甚么缺点，然后进而讨论他们应该采取甚么正路走上康庄大道。后一点包括序文的做法，素材分配的程序，恰当的比例，慎重的保留，叙述的详简，史实的批判，文气的连贯等等问题。然而，关于这些问题，容后再说。现在，我们先讨论拙劣史家最容易犯的毛病。至于各种文体所共有的毛病，例如措词、结构、字义以及一般浅薄的毛病，由于篇幅所限和不合目的，我姑且不谈。 然而，有一些错误是历史作品所特有的：我经常参加作者的朗诵会就有此印象，你自己也会体会到的，只要你常常留心倾听，我随便从最近的历史著作中举几个实例吧。首先，一种流行的严重错误是：对史实不加以调查研究，而把大半篇幅用来歌颂帝皇将相，对我方的则极口赞扬，对敌方的则恣意贬抑。他们忘记了历史与颂词之间有不可沟通的洪谷；用音乐术语来说，这两者是不同音阶的。歌颂者的唯一任务是颂扬和取悦他的对象，只要能够达到目的，即使言过其实，也在所不计。反之，历史则唯恐混淆是非歪曲真相：历史有如气管，据医生说，气管不能容忍一点点食物落进去的。 其次，今日的历史家似乎不理解：诗歌与历史不但各有其特质，而且各有其规律。诗享有无限的自由权，诗只须遵守一条法律——诗人的想象。诗人凭灵感创作，随诗与之所之。假如诗人高兴驾着飞马的神车，驰骋于海洋或垄亩之上，谁也不能干预他的权利；他的宙斯可以用一条绳索把大地和海洋吊起，飘摇于空际，你也不用担心绳索会断，海陆会掉下来碎成微尘。荷马歌颂阿伽门农的形象，说他双眼和头颅像宙斯的，胸膛像海神的，腰带像战神的，也没有人去反对他；其实，阿伽门农被写成为诸神的缩影，不论宙斯、海神或战神也不能单独构成他的十全十美。然而，假如历史采取了这种雕虫小技，它就不过是无翼的诗罢了；历史将丧失崇高的格调，立刻露出无韵的伪装之真相了。不能区别诗与史，确实是史家之大患：以诗歌的奇谈、谀颂、夸饰给历史涂脂抹粉，可不是俗不可耐吗？强使一个铜筋铁骨的壮士衣锦戴翠，粉颊朱唇，噫，何其污辱英雄如此！ 但是，你不要以为我把歌颂完全排斥在历史之外；历史是可以歌颂的，但是歌颂要安于本分，要用得恰当，不要使读者讨厌。我在下文将要讲到：史家在歌颂的时候务必着眼于后世的读者。真的，今日就有一派人把历史分为欣赏的历史和实用的历史两大类，认为历史可以采用歌颂的方法，因为这既可以欣赏，又使读者感到愉快。然而，这种论调是最荒谬不过的了。首先，这种分类就大错特错：历史只有一个任务或目的，那就是实用，而实用只有一个根源，那就是真实。历史中可欣赏的成分无疑是外加的东西，不是历史的本质，这正如美貌之于壮士；但是尼科斯特拉托年青力壮，无可匹敌，尽管相貌丑陋，也被誉为有赫拉克勒斯之勇，假使他的敌手是美貌绝伦的阿尔凯斯(据传说，阿尔凯斯之美足以使尼科斯特拉托爱上了他)，他也不会败于这个美少年之手。历史也是如此：如果历史偶或加以修饰以供欣赏，它固然可以吸引一群爱者；但是历史必须努力尽它的本分——那就是写出真实——至于美不美，那是无关宏旨的。 还须指出：历史如果是夸夸其谈，就连欣赏的价值也没有了，如果是歌功颂德的浮夸，就加倍地使人反感，因为它既是浮夸又是阿谀。至少这种历史只能受庸俗的读者欢迎，而为有批判力的读者所不取，更不能逃过吹毛求疵的批评家的非难；这些批评家的眼睛像阿耳戈斯一样有一百双，而且比他的还要锐利，他们会称过你的每个字，像兑换银钱者称金币，当场挑出你的伪币，只接受够成分够重量的真金。我们编撰历史，就要时刻把他们放在心上，而不必计较一般读者的品评，即使他们赞不绝口。如果你忽视那些批评家，而沉湎于奇谈的美味和歌颂的诱饵，你的历史著作就将变成“赫拉克勒斯在吕底亚”了。你大概看过这样一幅画吧？它描写赫拉克勒斯做了奥姆法梨的奴仆，装扮得不伦不类，他的狮子皮和大铁棒交给了女主人，好像她才是真正的大力士似的，而他却穿起红袍紫褂，梳理着羊毛，拜倒在她的石榴裙下。这真是羞人的丑态呵——宽袍大袖，坦胸露臂，堂堂大丈夫变成了女流！ 俗人也许会喜欢这种历史，但是有识者(如果你不重视他们的判断力)就会从你的不伦不类支离破碎的劣品中取得无穷的笑料了。凡物皆有其独特的美，但是取一物之美而用于另一范围，美也就化为丑。更不用说，歌功颂德只能取悦于一人——被歌颂者——但徒然令他人作呕；而以时下流行的吹牛拍马的作品为尤甚，作者既然一心一意在取宠献媚，就不免要露出奴颜婢膝，他们又恬不知耻，绝不掩饰其媚态，但是虚造的谎言总会露出破绽。 结果，恐怕他们连眼前的目的也达不到；他们所称颂的对象，如果是刚直的人，定必厌恶他们的奉承，把他们抛弃，这是理所当然的。昔日亚理斯托布鲁在他的历史著作中，插入一段描写亚历山大和波鲁斯决战的故事，他故意选出这一节给亚历山大朗诵，满以为最好的献媚机会是捏造大帝的英雄事迹，以此抬高大帝的丰功伟业。当时，他们泛舟在海达泗披河上，亚历山大听了就把这部著作抛到水中，他说：“此书作者理应受到同样的待遇，他竟敢捏造我的决斗，说我单人匹马射死几只大象。”亚历山大的愤怒是合情合理的，正像他对待谄媚的建筑家那样，这建筑家提议把阿陀斯山凿成大帝的巨像，可是亚历山大认为他是媚臣，以后对他更不敢信任了。 事实上，阿谀之词绝无使人愉快之处，除非受者是一个蠢才，他才欣赏那些毫无根据不攻自破的夸赞。当然，世间有一些丑人，尤其是丑妇人，她们要求画家尽可能把她们画得更美些，以为只要画家多施铅华，不惜丹青，她们就真的变成天姿国色了。今日历史家之众多，其原因就在于此。此等历史家鼠目寸光，只看到自己眼前的利益，企图以作品牟利；他们应该被人唾弃的，今人咒骂他们的露骨的无耻的谄媚，后人将咒骂他们的浮夸给史学带来污点。如果历史家认为加上一些修饰是绝对必要的话，他应该只求风格本身之美；只有这种美是华而实，可惜今日的史家往往忽略了这种真实的美，却舍本求末，鱼目混珠，贩卖无中生有的浮词。 讲到这点，我想引证一些关于最近这次战争的记忆犹新的伊奥尼亚作品，呵，我想起了，还有近来发表的希腊作品。你可以相信我的记载，皇天在上，我可以发誓那是千真万确的，如果纸上发誓无伤大雅！一位作者一开始就请求诗神助他一臂之力。多么风雅的序言呵！多么恰当的历史精神呵！多么合适的风格呵！序言之后，他便把我们的皇帝比作阿喀琉斯，把帕提亚王比作忒西提斯；他倒忘记了，阿喀琉斯追杀忒耳西忒斯，胜之不武，假如对手是赫克托耳而不是忒耳西忒斯，假如一个伟大英雄在前面逃跑，“一个更伟大的英雄在后面追赶”，这才会更显出阿喀琉斯之骁勇！临末，他歌颂他的故乡米利都，还说他比荷马更进一步，荷马就从未提及自己的故乡。在序言的结尾，他信誓旦旦，表示他愿为祖国捐躯，请缨杀敌。讲到历史的事实和战争的起因，他是这样开始的：“可恶的伏罗格苏斯，这混账家伙，竟借口开战。” 另一个摹仿修昔底德的作者，为了肖似他的典范，首先标榜自己的大名。你看，古色古香的阿提刻风味：“潘沛依古城克瑞珀琉斯·卡尔佩尼安纳氏著帕提亚罗马战争史，缕述战事之始末”！序言如此，其余更不用说了。他迂阔无边地先从亚美尼亚讲起，追溯科赛拉使节的事迹；他给尼细比斯降下大瘟疫(因为它不赞助罗马的要求)，原封不动地从修昔底德的历史照样搬过来，只除了昔日希腊人避疫的地点和长城没有照抄，但是正像修昔底德所写的一样，“这次瘟疫起于爱西屋皮亚，蔓延到埃及”，以后便传入帕提亚王国，到此它就慎重地停止了。他写道：“在尼细比斯埋葬可怜的雅典人时，我就离开了，但是我深深知道，我走后它会怎样继续下去的。”真的，今日有一种较为普遍的信仰：认为只要你照抄他的原话，应改动的稍为改动，你的作品就是修昔底德笔法！呵，我几乎忘记了指出一点：这位作家讲到武器和军械时用了许多拉丁字，phossa指战壕，pons指桥梁，如此等等。你试想多么庄严的史籍，试想多么和谐的修昔底德笔法呀——阿提刻风格衬上拉丁文字，正像罗马长袍系上希腊绶带！ 又有一个作者把历史大事罗列成一笔流水账，枯燥乏味，平淡的像私人的、木匠或小贩的日记。然而，这可怜虫的做法倒似乎有些道理：他一开始就打着鲜明旗帜，拓开了荒地给更有史学才能的人去播种。我对他唯一的指摘是：每卷的冠冕堂皇的题词同贫乏可怜的内容不大相称：“帕提亚史，枪兵第六排军医卡利谟夫斯著，卷几等等”。是的，序言未免呜呼，末段说神医阿斯克勒甫斯是阿波罗之子，阿波罗是文艺女神的指挥和掌管文化的恩神，所以一个军医应当编写历史。再则，他起首是用伊奥尼亚古文的，而稍后不知为甚么改用希腊口语，但仍然保留伊奥尼亚的拼字法，文笔像一般人的作品，未免太平凡了。 或许我应该把他同一个哲人历史家对照一下：这位先生我姑讳其名，而仅仅指出他的态度，如他最近在科林斯发表的著作所表现的。我对他的希望很大，可是毕竟令我失望了。他从序言的第一句开始就强迫读者接受一种辩证法教条，他的原理具有高度的哲理，主张只有哲学家能撰写历史；这之后就是接二连三的层层逻辑推理，其实全篇序言是一大堆辩证法术语。序言中谄媚的话真是“令人作呕”，庸俗的歌颂竟然达到滑天下之大稽，可是它并不缺少理论的装饰，而且往往是辩证法的教条。他在序文中居然说，哲学家甘心记载帝皇的丰功伟绩，这是我们君主所特有的洪福；我想，这种庸俗的阿谀真是一个白发长须的哲人之耻：如果他要献媚，他倒不如让读者自己作出结论呵！ 若果我不提一提此人，那是不可饶恕的疏忽——这个史家是这样开篇的：“予欲记载罗马与波斯之事迹”，接着就说“波斯人之受难，乃天意也，”又说“昔有奥斯洛斯者，希腊人称之为奥克斯洛斯”；他的风格多半是这样。由此可见，他同上述的一个例子颇有相似之处，不过他是希罗多德第二，而后者却是修昔底德第二罢了。 此外，还有一位语言大师比修昔底德还有更多的修昔底德笔法：在他自己看来，他把城市、山岳、原野、河流描写得最清楚最动人。要是我希望我的死对头遭到再坏不过的命运，我一定希望他读一读这位大师的著作！文笔冷淡无味吗？恐怕里海的雪和北国的冰比它还要暖些。整部书都描写不完皇帝的盾：盾心刻着郭尔干的头颅，蓝的白的黑的眼睛闪闪有光，盾带是一条彩虹，盾边是盘曲蜿蜒的长蛇。至于伏罗格苏斯的马裤和马缰，我的天呀，每一件东西的描写就占了几千行；他又浪费同样笔墨来描写奥斯洛斯泅渡底格里斯河时他的头发怎么样，他藏身的岩洞怎么样，常春藤、雁来红、月桂树密茂丛生，不见阳光。你知道的，仿佛这些描写是历史著作必不可少的，没有写景，我们怎能了解历史的事件呢？ 由于不能掌握真正的要点，或者由于不知道历史应该写的甚么，他们就不得不乞灵于绘声绘色的写景，风光景物，岩洞花草等等。然而，当他们接触到一系列重要事件的时候，他们就好像一个家奴从主人继承了一笔财产，变成了富翁，可是他不懂得衣罗穿锦或者杀鸡烹兔，却匆匆忙忙跑入酒家，饱餐咸鱼豆羹，塞得肚皮快要胀破。我所说的那位大师还写出最无稽最荒唐的死伤：有一个人大脚趾受了伤便当场死去；普里斯卡斯将军大喝一声，二十七个敌人就应声倒毙。至于死伤的数字，他就索性伪造虚报：在欧罗巴斯一役敌方死者七万零二百三十六人，罗马死者二人，伤者仅七人！一个稍有常识的人怎能容忍此种废话呢？我真百思莫解。 还有一点值得大书特书的。这位作家热爱纯粹的阿提刻语，要把语言净化到纤尘不染，所以他一概把拉丁名字改为希腊名字：Saturninus改为Cronius，Fronto改为Phrontis，Titianus改为Titanius，光怪陆离，不胜枚举。再则，讲到塞弗里安之死，他责备其他作家把他写成刎颈自杀是大错特错，他认为绝食饿死才是最不痛苦的方法；但是，事实上一个人饿死要七天，塞弗里安却饿了三天便死了；也许我们可以猜中作者的用意，奥斯洛斯怎能等待塞弗里安自杀的过程，等到七天之后才开始进攻呢？ 那么，斐罗，这些沉湎诗句舞文弄墨的作家，我们应该把他们归入哪一类呢？他们写道：“弩石发兮山崩地裂”，“怒涛吼兮殷殷雷鸣”。这种古色古香的历史著作写道：“古城爱德萨，两军战城下，杀声干天魂，喧嚣动地魄”；或者说：“将军苦筹划，铁城攻不下”。然而，诗句之中却夹杂着贫乏可怜的平凡句子：“司令官上本给皇帝陛下”，“于是军队获得了应用的东西”，“他们洗了个大澡，就穿得漂漂亮亮”，如此这般。这就活像一个演员一只脚穿悲剧的高底靴，另一只脚穿喜剧的破拖鞋了。 你也会见到：有些作家先写一篇辉煌响亮的序言，长得荒谬绝伦，留给你巨大的希望，你满以为下文将有惊人的宏篇出现了。然而，下文只是短得可怜的附录——所谓“历史”。那就活像一个小娃娃，譬如说，小爱神，戴着赫拉克勒斯或者提坦巨人的假面具，你大概看过这幅画吧？当然罗，读者不禁要叫道：“巨雷落细雨，大山生小鼠”。这样的写法是不行的。一部作品的结构必须安排得当，身首相称，轻重分明，决不能像头戴金盔，却身穿破皮烂布的胸甲，手执柳枝编成的盾牌，脚缠腐烂猪皮的护胫，那就太不像话了。可是，不少作家却往往把罗德岛巨像的头放在侏儒的身上，或者相反，给你一个断头尸体，没头没脑叙述一大堆事件。他们自称效法色诺芬的先例，色诺芬一开头就写道：“大流士和巴里萨提斯有二子”，殊不知史家笔法有所谓“以事代序”，那不是人人可以做到的，但是关于这点以后再说吧。 然而，仅仅是表现方式或结构方面的欠妥还可以原谅，可是有些作家却凭想象乱写地理，地点的差误不是若干里而是若干日的路程，试问这有甚么古典的先例可依呢？有一个作家完全不顾事实，我想，他从来没有见过一个叙利亚人，甚或没有听过一些道听途说的情报，便这样描写欧罗巴斯：“欧罗巴斯位于米索不达米亚，离幼发拉底河有两日路程，是以得萨的殖民地”。然而，这位野心勃勃的作者还不知厌足，他在这部作品中竟然把我的故乡萨摩萨塔连同它的碉堡和城墙全部移到米索不达米亚去，又说它有两条河流为界，横贯全境，贴近城墙两旁。我想，你定必笑我了，斐罗，如果我要再三对你声明我既不是帕提亚人也不是米索不达米亚人，可是这位胡思乱想的地理家却硬说我是。 顺便说，他讲及塞弗里安的故事是十分动人的，他发誓证明，那是从一个亲历其境的逃生者听来的。据说，塞弗里安之死不是自刎，不是上吊，也不是服毒，他的自杀既悲壮又动人：他有几个最名贵的玻璃酒杯，既已决心一死，便打破一个最大酒杯，用玻璃碎片割断喉咙，撒手尘世。匕首或短戈虽然是英雄豪杰就义的最好工具，但是他当然不愿意死得这样平凡！ 再则，因为修昔底德曾为古时波希战争的国殇创作过葬礼演讲，我们这位作家就觉得他也有义务为塞弗里安创作一篇；你看，今日的史家都想同修昔底德较量一下，虽则塞弗里安对于亚美尼亚的战祸不应负其咎。所以，这位作家就在塞弗里安的葬礼上隆重地引进一个百人队长，名叫亚法拉尼乌斯·西罗，正如伯里克理斯那样，他口若悬河滔滔不绝，说了一番不同凡响的话，这番话使得我不禁落泪，我的天，我笑得落泪呀，尤其是当这个能言之士亚法拉尼乌斯末了举杯奠酒的时候，他一边呜咽，一边呻吟，缕述着山珍海错的祭献。然而，他在结束之时却扮演埃阿斯的角色！他拔出剑来，真不愧为英雄亚法拉尼乌斯，当众在坟头自刎——天晓得，如果葬礼演讲可以做绝命之词，那真是自杀的最好时机呵！这位历史家又讲到旁观的人们如何赞叹亚法拉尼乌斯的忠烈；至于我，我却大有理由要责备他，因为他这篇演讲不过是一张嘉肴美酒的菜单，他是为冷菜残羹流泪罢了，然而我想他的最大罪状是他没有先割断这个悲剧历史家的喉咙然后自杀！ 我的朋友，我告诉你，我大可以扩大这些胡涂历史家的名单，但是再举一两个例子就够了，因为我还要履行我的任务的第二部分，提出改良的建议。有些历史家完全不讲一切不可遗忘的重大事件，即使提及，也是草草了事。他们是门外汉，不是艺术家，当然没有选材的能力，所以依依不舍，煞费苦心，连篇累牍来描写最琐屑无聊的事情；正如一个人游览奥林比亚大庙，却不去观赏宙斯像的壮丽之美，而只赏识石座的光滑和对称和石鞋的尺寸，只注意到那些微不足道的地方，便向他在家的朋友讲述并且推荐一番那样。 例如，我曾见过一个历史家用了不够七行的文字就写完了欧罗巴斯的战争，却费去二十小时冗长的篇幅来叙述一个沉闷的毫不相干的故事。他讲到一个名叫毛萨卡斯的摩尔骑兵迷失了道路，走到山上寻水喝，遇到两个叙利亚庄稼汉在用午餐；初时他们很怕他，但是他们看出他没有恶意，便邀他一起吃饭，因为其中一个老乡曾经到过摩尔的乡下，他有一个兄弟在军中服役。于是，这个老乡便喋喋不休地讲故事，说他怎样在摩尔打猎，见过一群大象出来觅食，说他险些儿给一只狮子吃掉，又讲到他在凯沙里亚买了一条鱼多么的大。这样，这个怪癖的历史家就不管欧罗巴斯伏尸十万，流血漂橹，也不管罗马人追亡逐北，争城夺地，迫敌投降了，他却津津有味地叙述叙利亚人马尔奇安称赞那条大鱼价廉味美，一直拖延到日落西山的时候，要不是夜色降临得太快，我敢说他一定还要等到煮熟了大鱼和他一起饱吃一顿呢。仿佛如果历史不把那些废话全都记录下来，我们对于历史就会无知得可怜！仿佛如果这个摩尔骑兵找不到东西解渴，饿着肚皮回到军营，罗马人的损失就会无可挽救！然而，我还是故意删去了无数更重要的细节呢：例如，他讲及从邻村来了一个姑娘为他们吹笛，又讲及他们交换礼物，毛萨卡斯赠送长矛，马尔奇安报以胸针。我说，此等作家从来不看蔷薇一眼，而只好奇地欣赏枝头芒刺，这决不是故甚其词！ 还有一个有趣的作家：他从未踏出科林斯境外一步，最远不外是到过科林斯港，当然谈不上见过叙利亚或亚美尼亚了，可是他一开首就写下我至今还记得的名言：“目睹方为可信，所以我的记载尽是我目睹的，而不是我耳闻的”。你看，他的观察多么细致，他就这样描写帕提亚的“龙”(我相信，帕提亚人用龙作为军旗的旗徽，代表一定的人数，一千人组成一个龙旗队)：他说，这些龙是活生生的猛兽，生长在意卑里亚对岸的波斯领土；帕提亚人先把龙绑在大木柱上，高高挂起，使得入境的军队一见就大惊失色；战争一开始，他们便把龙释放以进攻敌人；我方许多战士都被龙吞食或者被卷起压死。他说，他亲眼看见这一切，因为他当时就躲在树顶安全地方来观察。我的天！幸亏他没有同龙交锋，要不然，我们将失掉一个优秀的历史家了，何况这位历史家曾亲手立过英勇的大功，因为他有过许多次冒险，在苏拉还受过伤呢(我想，他是从科林斯城冈顶到冈下散步的途中摔伤了吧)。他曾把这篇宏文向科林斯听众朗诵过，听众定必猜到他连一幅战事画也没有见过的，因为他分不出各种武器，对于战略和军队的名词毫无概念：他把前锋和侧翼，纵队和横队就混为一谈。 又有一个了不起的作家居然把亚美尼亚、米索不达米亚、底格里斯、米太等地的几次战争自始至终的经过压缩在五百行的范围之内(严格地说，还不够五百行)，完成了任务，便称之为历史。然而，他的题目却差不多像这部著作这么长：“罗马人最近在亚美尼亚、米索不达米亚、米太各地远征大战记事：阿波罗神诞节比赛胜利者安提奥奇亚纳斯著”。我想，他一定在长途赛跑中获得冠军。 我也见过一个作家写一部未来的历史：他讲到罗马人攻陷伏罗格苏斯首都，把奥斯洛斯处死(把他抛给狮子吃掉)，这样他就替我们取得了迟迟未实现的胜利。他用这种未卜先知的口吻匆匆写完这部著作，可是他还有时间来讲述罗马人在米索不达米亚建立一个城市，这是巨大城市中之最大者，美丽城市中之最美者，不过他还未能决定这城市应该叫甚么名字：“胜利城”，“协和城”，还是“和平城”。所以，在目前我们只好让它无名吧，可是这城市已经是人口稠密，楼阁林立了——当然是“乌有居民”和“空中楼阁”！这位作家又曾许诺下要写印度的未来大事和环游大西洋的航程。真的，他的诺言已经实现了一半：“印度大事记”的首篇已经写完，他讲到罗马第三军团、居尔特军分遣队、摩尔军一师，在加西阿斯率领下，已经浩浩荡荡渡过印度河了；不久这位最有独创能力的历史家将从迢迢千里的东方古国来书告诉我们罗马大军的丰功伟绩，例如，他们如何“迎击大象”。 这些不学无术的作家真是滑天下之大稽：他们对显著的事情是没有眼睛的，即使有眼睛，也没有表现的才能；捏造事实就是他们的作品内容，道听途说就是他们的风格；他们以连篇累帙的著作自豪，尤其是以冠冕堂皇的书名自诩，这些书名也是荒谬绝伦的，例如“某某著帕提亚大战胜利志，帕提亚志卷一，帕提亚志卷二，帕提亚志卷三……”，这大概是效法古代史籍“阿提刻志”吧？另一部作品(我曾读过此书)的书名更简洁：“某某著帕提亚史记”。我不是想嘲笑那些寂寂无闻的历史著作，我的目的在于提供实用的参考而已。凡是能避免类似这些错误的史家，去成功之道不远矣，不，他已经成功了；因为，按照逻辑的公理，在矛盾的两方，否定其一就是肯定其余。 或许你会对我说：“好了，现在你已经有了空旷的地盘：藤萝荆棘已经斩除，断瓦颓垣已经搬去，崎岖地面已经铲平，那么，请你自己来建设，表示你不但能破而且能立，做出一个无可非议的榜样吧。” 那么，我就说吧。我的理想历史家必须具备两种才能：一是政治眼光，一是表现才能。前者是天赋的才能，不可学得；后者是后天的修养，只要熟读典籍勤学苦练，便可以学到。天赋的才能不是人工所能制造的，我无从提供意见；对于没有政治天才的人，我不敢自命这篇文章能够授以敏锐的眼光，我不敢说我的文章是无价之宝，能够巧夺天工，化铅为金，化锡为银，使侏儒变成巨人。 然而，专业教育的功能在于甚么呢？不在于创造一种资质，资质是生而具有的，而在于指示人如何善用其资质。譬如，体育教练，即使是大名鼎鼎的拳师，也不敢自称能够把一个弱种训练成奥林匹克胜利者，使他无敌于天下；他只能说，如果你有了经得起训练的体质，他的训练方法可以使体质增强。我也是如此：如果我说，对于这样艰巨的学问，我想出了一种训练方法，那么即使学者不成功，你也不应该当面指摘我。再则，我也不敢保证能够把任何入学的人都训练成历史家，我只能对既有政治天才又有文学修养的人指出一些成功的捷径(也说不定是不是真正的捷径)，使他可以少花时间和精力便达到目的。 我想，你也会同意的：一个有洞察力的人对于他所不识的东西也不需要很多指导，他可以不教自会弹琴或吹笛，其实他能通晓一切。然而，在最初阶段，他却不能不经指导便立刻做到，虽则他一经指点便很容易学上手，而且很快就可以独自钻研。 现在，你明白了，我所要求的是怎么样的学生。我不要悟性薄弱或不善表现的人，我的学生必须有洞察力，有从政才能——也就是说，他可能成为一个有才能的政治家——而且具有一些武人气质(当然这并不排斥文人气质)和一些军事经验；至少他要曾经服役于行伍，见过军队的训练和调遣，懂得一些武器和兵工，能够识别纵队和横队，骑兵战术和步兵战术，正面战和侧击战——这都是必要的；一句话，他绝不应该像那些纸上谈兵的“战略家”完全依赖道听途说的空谈。 然而，首先而且最重要的是：他必须是一个有独立精神的人，无所畏惧，不仰赖他人，否则他就会优柔寡断，易受不正当的影响。虽然腓力王在奥林托斯一役被安斐波利箭手阿斯忒射中眼睛，历史家也无须惊呼痛惜，他只需要照事直述；虽然亚历山大在杯酒交欢之间残酷地杀害克里托斯，历史家也不用担心亚历山大因谣言传播而感到不安；虽然克里翁博得长老会议的信任，一人控制了舆论，历史家也要直言不讳，说他是祸国殃民的狂人，修昔底德曾详细地描写远征西西里的失败，狄摩西尼的被捕，尼细亚斯的死亡，雅典的被围，渴者饮污水，饮者被射死，但是雅典人决不会因此就制止他。他深深知道，凡是有常识的人都不会责备他全部写出战时的苦难和当局的失策，他不是捏造事实，而是如实记载而已。如果雅典舰队覆没，那不是他击沉的；如果雅典全军溃败，他并没有追亡逐北——除非说他应该祈求更好的结局而不应描写败绩。如果讳谟如深或颠倒黑白可以挽救残局，修昔底德当然不难大笔一挥，就把伊披波利的铜墙铁壁夷为平地，把赫谟克刺图的三层舣舰击沉海底，在古利坡斯坚壁清野之前就叫他天诛地灭，最后把叙拉古人民送到采石矿坑，让雅典舰队游弋于西西里和意大利的海上，阿尔西巴德眉飞色舞站在舰上。然而，苍天也不能挽救雅典人的劫运！ 历史家的首要任务是如实叙述。如果他像阿塔薛西斯的医师那样，在君王面前发抖，或者希望以歌功颂德来博得紫袍、金链、骏马的赏赐，他就一定不能做到这点。一个优秀历史家，像色诺芬、修昔底德之类，决不肯这样卑躬屈节，他可能怀有个人的仇怨，可是他更加重视国家的利益，视真理重于私仇宿恨；他也可能有他所喜爱的人物，可是他不会饶恕他们的过失。我再说一遍：历史唯有如此如此方为历史；一个作家一旦着手著史，他就必须只对真理馨香顶礼，绝不膜拜其他神灵；一切神灵都不在他眼内，他的唯一原则和坚定信念是：绝不考虑今日的听众，而只想到未来的读者。 凡是斤斤追求眼前利益的历史家，都应当被视为谄媚者；而历史科学久已证明：谄媚与历史水火不相容，正如涂脂抹粉与体育训练背道而驰一样。亚历山大的一件轶事就是中肯的说明。他对他的史传家说：“唉，奥涅斯克里图，我多么希望我死后能够复活一霎间，看看你的废话给后人留下甚么印象，今人赞扬和欢呼你的作品是别有用心的。这是他们向我献媚取宠的手段”。这个道理也说明了为甚么荷马所写的阿喀琉斯事迹，尽管充满夸张，有些人却深信不疑；他们所以相信荷马诚实的一大保证，是他的人物是已死的人，他没有撒谎的动机。 所以，我的模范历史家是这样的人：他无所畏惧，清廉正直，独立自主，坦白诚实，是非分明，不为一己的爱憎所左右，不因怜惜或敬佩而笔下留情；他是大公无私的判官，对谁都不怀恨，但是对谁都不徇情；他是放眼世界的作家，目中无帝皇将相，绝不考虑他们的喜怒，而如实记载他们的事迹。 修昔底德是我们崇高的典范：他明白希罗多德之所以博得荣誉，他用九位诗神的名字命名他的九卷著作。他分清了好史家和劣史家的界限：史家的作品应该成为千秋百世的财产，而不应徒为目前沽名钓誉；他们应该把信史留给后人，而不应向今人哗众取宠。他以实用来衡量历史作品，他规定了英明历史家所应树立的奋斗目的：这就是说，假如历史可能重演的话，往事不忘便是今事之师。 这些就是历史家所应遵守的原则。至于措词和风格，他不应从雄辩家的武库中拿起雄词巧辩的利器，把他的作品武装到牙齿，而应该采取更沉着的态度。他的材料应该均匀而细密，他的词汇应该是妇孺能解，他的叙述应该尽可能地清楚。 我们既然认为历史精神的目的在于坦率诚实，从而历史风格也应该相应地力求平易流畅，明若晴空，既要避免深奥奇僻的词句，也要避免粗俗市井的隐语，我们希望俗人能了解，文士能欣赏。词藻应该雅而不滥，毫无雕琢的痕迹，才不使人有浓羹烈酒之感。 历史家的气质不能不有一点诗人的风度；历史正如诗歌一样，是需要运用一些高昂脱俗的调子的，尤其是当写到两军对垒和海陆战争的时候，那时它就需要诗的和风吹送征帆，帮助远航凌波破浪。然而，史家措词必须有所节制，只能把风格稍为提高一点以配合主题的壮丽，切不可耸人听闻，常常要记住适可而止。历史家的最大危险是诗兴勃发陷入迷狂；此时此际，他应该临崖勒马，因为著史有如驯马，纵缰放任定必危身；此时此际，他就应该勒紧马头，稳坐鞍上，慢步前进，庶不至于难以控制。 至于调度你的字句，最可取的方法是在散漫的粗声暴响和连绵的急管繁弦之间采取中庸之道，前者显然是罪过，后者也使人生厌。 搜集资料不应粗心大意，而必须惨淡经营，反复调查：如果有可能，历史家应该亲临其境，目睹其事；不然的话，他也应该采用不偏不颇的报告，选择那些不会因偏见而夸大或贬抑的口证。在这场合，历史家就得要运用他的判断力来衡量种种可能性了。 素材已经完备或者差不多了，历史家就要作出撮要，写下全书的草稿和未经分部的轮廓，然后予以详细的调整和安排。这之后，他就可以加以修饰，润色词句，改善节奏。 历史家的地位应该正如荷马所写的宙斯眼观全局，时而观察密细亚的国土，时而注视色雷斯的牧场。历史家也是如此：他应该时而观察自己的同胞，高瞻远瞩，告诉我们，我们毕竟是怎么样，他又时而观察波斯人；然而在作战的时候，他就要同时注视两方。当两军对垒时，他的眼睛不是盯住一师一旅，一兵一将(除非他要描写一个冒死冲锋的英雄或者一个壮烈牺牲的守将)；他应该首先注意到将军们，他应该记载他们鼓励士气的讲话，他们所作的部署，部署的动机和作战的计划。当交战开始时，他应该写出战局的鸟瞰，指出胜败的交替，缕述两方的进退。 然而，一切描写都要有节有度；任何主题都不应过分发挥，话长则令人生厌，途长则把马骑死；要注意轻重恰当的比例，不要顾此失彼，挂一漏万，而要操纵自如，指挥若定。他可以在某一事件上稍为予以发挥，然后立刻转到另一更值得注意的大事上，既已写得笔墨酣畅，他就可以回转过来，补述以前丢下的事件；总之，他要灵活转移，双管齐下，务使两条线索平行发展，或者倏往忽来，翱翔于字里行间，从亚美尼亚飞向米太，从米太直下意卑里亚，然后鸟倦知还，又回到意大利，正在要紧的关头，总是及时而来，及时而去。 历史家务使自己的头脑有如一面明镜，清光如洗，纤尘不染，照见人脸，丝毫不爽；这样，他才能如实反映出生活的现实，既不会歪曲真相，又不会使之失色。历史家撰述史实，不像小学生写空想的文章：历史家要讲的事件已经摆在他的面前，既然是真实的事件，他就不得不如实直陈；所以历史家的任务，是把现成的事实加以整理，用文字记录下来，他不需要虚构他所叙述的事情，而只需要考虑叙述的方法。我们可以说，历史家正如斐狄亚斯、普拉西忒里、阿尔卡门之类的伟大雕刻家。他们也不需要创造他们所用的金银象牙等等材料，这些材料都是现成的，采自雅典、伊里斯、亚各斯等地方；他们只需要把材料雕成形象，去除尘垢，加以琢磨，镶上象牙，贴上金饰，他们的艺术就在于此——在于材料的处理。历史家的能事也是如此：他的艺术在于给复杂错综的现实事件赋以条理分明的秩序之美，然后以尽可能流畅的笔调把这些事件记载下来。如果听众或读者觉得有如亲历其境，目击其事，而且称赞作者的技巧，那么历史家的雕像就算达到完美的境界，他的劳动就不是白花了。 当一切素材已经准备好了，历史家也可以直陈史实，不用加上正式的序言，如果他没有必要用序言来说明一些问题的话；但是在这场合他也必须把历史大事的来龙去脉讲得清清楚楚，这种方法谓之“以事代序”。 演讲家的开场白往往提出三点要求：历史家使用正式序言则可以省略其中之一，换句话说，他不必要求读者的善意，而只要求他的注意和虚心。要获得读者的注意，就必须点明所述的事件本身是极其重要的，足以说明国家的命运，或者关系到读者的事业和抱负；至于虚心，作品本身若果行文清楚，自然可以使读者虚心听取；要做到这点，作者可以先把历史大事作出正确的撮要和阐明其前因。 这种性质的序言，最优秀的历史家曾经使用过，例如，希罗多德的序言：“我希望这段史实不会随着时光流逝而湮没无闻，因为它是重大的惊人的事件，说明了希腊人的胜利和蛮族的败绩；”又如，修昔底德的序言：“我深信此次战争比以前任何大战更为重大而且令人难忘，因为在战争的过程中确实发生了重大的灾难。” 这种序言视乎主题的性质而长短不等，序言之后，应该自然而然转入记事，因为其余的正文从头至尾不过是一篇长记事文而已，所以它必须具有记事文的优点——平易流畅，首尾照应，不急不缓，始终如一；我已经说过，行文的清楚一半是依赖措词，一半凭借叙事的连贯以达到。因为，虽然各部分必须自成一个整体，但是一事述完，另一事必须接踵而至，正如长链上一环紧接一环，彼此不可分离，而不是徒然像一束丝线；后事不仅是在前事之后，而且是前事的一部分，两端彼此交混。 文笔简洁在任何时候都是优点，尤其是在内容丰富的场合；这个问题不仅是修辞的而且是本质的问题。我认为，解决的方法是简单扼要地处理不重要的细节，而对主要的事件则予以充分的发挥；真的，许多枝节最好是省略。譬如，盛筵宴客，杯盘杂陈，山珍海错，嘉肴美酒，无所不有，那时候你就不要连厨下残余的咸菜豆羹也一起端出来。同样，许多琐屑的事情大可以不写。 主要的一点是：山河城堡的描写不宜过多；你不要给读者这样的印象，以为你舞文弄墨，夸夸其淡，而不顾历史的发展。只须轻描淡写，但求色彩鲜明，你就可以急转直下，以免堕入这个陷阱，你要珍惜你的笔墨。在这方面，伟大的荷马是一个好榜样：他虽然是诗人，可是他轻轻一笔就勾画出坦塔罗斯、伊克西安、提托斯等等形象；设使诗人帕忒尼奥斯，欧福里安，或者卡里马科斯处在他的地位，你试想他们要花去几多行诗来描写坦塔罗斯企图饮水，又再花几多行来刻画伊克西安在轮上旋转呢？更好的榜样是修昔底德：他惜墨如金，一经点明一部战机或攻城利器，厄披波利碉堡的结构或叙拉古湾港的形势(这种说明是必要而且有用的)，他便立刻转入下文。你也许会以为他描写瘟疫的那段未免冗长，但是你必须承认那是由于主题的需要；这样，你会体会到他的文笔简洁，他绝不是流连忘返，不过题材的重要性使他不得不稍为栖迟罢了。 假如你必须插入一篇演讲词，第一个条件是它应该适合讲者的身份和情况的需要，第二个条件是(让我再说一次)“明晰清楚”，但是在这两种情形下你都有畅所欲言的权利，以表现你的雄辩才能。 一褒一贬则不然：你必须慎重下笔，要避免吹毛求疵以及提供证据，常常要行文简洁，不要使人生厌，须知历史人物不是受审的罪犯，若果我不提出警告，恐怕你会陷于忒奥庞波斯的恶名，他喜欢破口谩骂，若有其事，俨然有如法庭起诉人，不像历史家。 有时候也会有这样的情形：你不得不讲到一些离奇的事迹，此种事迹你只须简单地提一提，让读者自己去判断，不必保证其属实；历史家不用负上此种责任，也不要表示偏信。 然而，我要请你记住的一般原则，而且我不离口地提及的是：写历史不要只看到今日读者的爱憎而哗众取宠，应该以流芳百世为标的，为后世读者而写作，向他们要求报酬，这报酬是甚么呢？让他们这样谈论你吧：“他真是一个人物，独立自主，直言不讳，刚直不阿，无一言不是真实。”一个有见识的历史家宁取此种实名，而不取眼前的浮誉。 你知道克尼多斯伟大建筑家的故事吗？他建筑一座灯塔，规模宏大，美丽绝伦，灯塔的光辉警告出海远航的船艘，以免它们在巴莱托尼亚海角触礁，据说在那个地方遇难者无一幸免。灯塔落成之后，他把自己的名字刻在石碑上，可是用石膏盖住，然后刻上当朝君主的名字。他深深知道，岁月流逝，石膏和刻文定必脱落，那时就会露出如下的碑志： 但愿远航舟人皆得皇天庇佑。 克尼多斯人狄西芬之子索斯特拉图 修建此塔。 显然，他不是注目于朝露人生的当时当地，而是放眼于千载之后的今日，只要这座灯塔耸立海上，他的艺术就永垂不朽！ 所以，历史家撰史，也应该如此：他应该追求真理，而不阿谀显贵，应该把希望寄托于未来的世代，而不争取君主的恩宠。 这就是我衡量历史杰作的尺度。如果有人采取这尺度，善哉，我不枉作此文；如果无人过问，我也不枉在城冈上滚过我的木桶！ 选自《缪灵珠美学译文集》，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8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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