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可嘉

 

袁可嘉：从九叶诗人到英美文学专家

童银舫

 

编者按：

袁可嘉（1921-2008），著名诗人、翻译家、英美文学专家，慈溪市崇寿镇人。 1946年毕业于西南联合大学外国语文系英国语言文学专业，历任北京大学西语系助教，中共中央宣传部毛泽东选集英译室翻译，外文出版社翻译，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助理研究员、副研究员、研究员，社科院研究生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1941年开始发表作品， 1962年加入中国作家协会。创作新诗《死》《我歌唱，在黎明金色的边缘上》《沉钟》《岁暮》等30多首，与辛笛、穆旦等合著《九叶集》，翻译《彭斯诗钞》等10余部，编著出版《外国现代派作品选》《欧美十大流派诗选》《现代派论·英美诗论》《论新诗现代化》《欧美现代派文学概论》《半个世纪的脚印：袁可嘉诗文选》等。

2008年11月8日晚，这个曾影响过一个时代审美情感的老人离开了我们。为了追忆和弘扬袁可嘉先生独立、先锋、睿智的学术精神，同时提高慈溪文化在海内外的知名度，推进慈溪文化建设，从明天开始，由《十月》杂志社和慈溪市人民政府共同举办的首届“袁可嘉诗歌奖”将在我市举行。今特刊登专版，回顾袁可嘉先生的一生，共同缅怀这位慈溪籍著名学者在中国当代文学领域中所取得的非凡成就和作出的杰出贡献。

 

 

2008年11月8日，中国著名九叶派诗人、翻译家、诗论家和英美文学专家袁可嘉教授因病在美国纽约去世，享年88虚岁。谨以此文，纪念袁可嘉先生逝世五周年。

 

走出海地：一个现代派诗人的诞生

1921年9月18日，袁可嘉生于姚北六塘头袁家村（今属慈溪市崇寿镇大袁家村）一个盐商家庭。他的曾祖父约于清咸丰年间从绍兴汤湾来此谋生，从事食盐运销，经三代人苦心经营，发家致富，俨然成为大族，村名也被称为相公殿袁家。袁可嘉共有兄妹九人，他排行第五，小时多病，由外祖母抚育照顾， 7岁进当地庆德小学，识字渐多，接触家藏《西游记》和由其长兄袁可尚带来的冰心《寄小读者》等新文学书刊，萌发了对文学的兴趣。 12岁初小毕业，考入余姚县第一高等小学。

对于童年时代的家乡，袁可嘉有着美好的记忆。 1999年，年将八旬的袁可嘉在纽约写下回忆家乡的文章《故乡亲，最亲是慈溪》，他在文中充满感情地说：“相公殿离我家不过三里，是我父辈一手开辟起来的河港。虽说只有一条小街，却也颇有不少店铺，如布店、米店、杂货店、理发店等等，是姚江农村一个小小的集散地，人们可以在这里买到上海、宁波运来的物品，也可出售自己的土产，在我童年的印象中是相当不错的。在修公路通汽车以前，乡亲们就靠这里的快船（航船）与外界交流信息和物资，我童年时读到的《申报》和《大公报》等报刊就是从个窗口输送进来的启蒙读物……相公殿作为一个对外窗口，我深怀感激之情，因为它是我童年引发远游幻想的第一个起点。我常常去看港口来往的各种船只，寄托我云游四海的希望。”

1934年，袁可嘉在余姚一小结业后，跟随长兄袁可尚去上海自学半年。袁可尚比他大9岁，不但在生活上给予悉心照料，还教他英语和数学，支持、鼓励他读书求学，这对袁可嘉后来专攻英美文学产生极大影响。 1935年，袁可嘉考入浙江省立第四中学（即宁波中学）初中部，年年获奖学金，打下扎实的英语和写作基础。

抗战爆发后，原已考入浙江省立杭州高中的袁可嘉回到家乡，在母校庆德小学教书一年，业余从事抗日宣传活动，血气方刚的他认为“一个青年与其坐等家乡沦陷，成为敌人奴隶，不如投笔从戎，走上抗日前线”，遂考入战时干部训练团第四团民训大队，在江西吉安受训六个月后，被派往驻守湖南攸县的国军第103师政治部见习。当时正是国共合作时期，抗日热情高涨，但国民党军队的腐败，让袁可嘉十分失望，他重燃求学之心，在长兄的帮助下，于1939年夏考入从南京迁四川巴县的青年会中学高中部， 1940年冬，则转入南渝中学（即重庆南开中学），得到柳无忌教授的夫人在英语上的重点指导。半年后，袁可嘉以同等学历资格考入昆明国立西南联大外语系。

西南联大是战争期间由国立北京大学、国立清华大学和私立南开大学联合而成的一所综合性大学，名师云集，中文系有朱自清、闻一多、沈从文、李广田、杨振声等，外文系有叶公超、冯至、卞之琳等。袁可嘉在自传中说，考入西南联大是他学习生活中关键一步，“那时我的人生道路已逐渐明确，立志做一位作家兼学者”。5年的大学生活，他系统学习了英国十九世纪浪漫主义诗歌拜伦、雪莱、济慈、华滋渥斯等人的作品，以及美国意象派诗和艾略特、叶芝、奥登等人的作品，诗歌兴趣从浪漫主义转向现代主义，并在香港《大公报》和上海《文艺复兴》发表诗歌作品。

一个现代主义诗人已然诞生。

 

九叶诗人：抒发对生命的沉思

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九叶诗派”是个比较特殊的群体，是指二十世纪四十年代（抗战后期至解放战争时期）中国的一个具有现代主义倾向的诗歌流派。《中国现代文学史》有这样的评价：“九叶诗派强调反映现实与挖掘内心的统一，诗作视野开阔，具有强烈的时代感、历史感和现实精神。在艺术上，他们自觉追求现实主义与现代派的结合，注重在诗歌里营造新颖奇特的意象和境界。他们承接了中国新诗现代主义的传统，为新诗的发展做出了贡献。”

但当时该流派并无社团组织形式，直至1981年《九叶集》（江苏人民出版社）的出版，才逐步流行于海内外，并为大家所认同，被誉为中国现代十大诗派之一。《九叶集》的作者为四十年代国民党统治区的九个年轻的诗人，按年龄大小排列为：辛笛、陈敬容、杭约赫、杜运燮、穆旦、郑敏、唐祈、唐湜、袁可嘉，其中杜运燮、穆旦、郑敏、袁可嘉4人均毕业于西南联大。

在编辑《九叶集》时，这些诗人公推袁可嘉作序，袁可嘉在序中称：“这些作品是四十年代中国的部分历史的忠实记录。九位作者作为爱国的知识分子，站在人民的立场，向往民主自由，写出了一些忧时伤世、反映多方面生活和斗争的诗篇。内容上具有一定的广度和深度，艺术上，结合我国古典诗歌和新诗的优良传统，并吸收西方现代诗歌的某些手法，探索过自己的道路，在我国新诗的发展史上构成了有独特色彩的一章。”又明确指出，这些诗人“由于对诗与现实的关系和诗歌艺术的风格、表现手法等方面有相当一致的看法，在风格上形成了一个流派”。他还评价了这些诗人的艺术风格和鲜明个性：“穆旦的凝重和自我搏斗，杜运燮的机智和活泼想象，郑敏塑像式的沉思默想，辛笛的印象主义风格，杭约赫包罗万象的气势，陈敬容有时明快有时深沉的抒情，唐沂的清新婉丽的牧歌情调，唐湜的一泻千里的宏大气派与热情奔放。”这篇序言，自然成为研究“九叶诗派”的第一篇论文，但他对自己的创作只字未提。

作为“九叶派”诗人，袁可嘉的第一首诗《死》，是为悼念重庆大轰炸中的牺牲者而作，发表在1941年7月的重庆《中央日报》上。第二首诗是歌颂抗战的浪漫主义作品《我歌唱，在黎明金色的边缘上》，发表在1943年7月7日香港《大公报》，后由他的老师冯至发表昆明《生活周报》副刊。至1948年，袁可嘉在沈从文、朱光潜、杨振声、冯至等主编的报刊上发表了《沉钟》《岁暮》《空》《无题》《冬夜》《进城》《上海》《南京》《旅店》《难民》《出航》《母亲》《墓碑》等20余首新诗，这些诗后来都选入了《九叶集》。

有研究者这样评论袁可嘉的诗：“他的诗在内容上切近社会现实，真实反映了反动统治的黑暗腐败，以及民众的悲惨生活；在艺术上，则借鉴了西方现代主义象征、通感等手法，追求多层次的含义；其诗的语言机智、冷隽、幽默。由于知性这一九叶派诗人共同的特点，使袁可嘉的诗蕴含深邃的思想，使他能更加深刻地揭露当时社会的反动本质”（刘士杰语）。“袁可嘉早期的代表作《沉钟》《空》《岁暮》《墓碑》体现了这个阶段自身的空灵飘忽哲思的特点，抒发对生命的沉思，内在的体验，自省的探求”（王圣思语）。

 

翻译家：宽严有度，不追求绝对

1945年抗战胜利后，西南联大于次年5月解散。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南开大学分别迁回北京、天津。袁可嘉由恩师袁家骅推荐，被聘为北京大学西语系助教，担任大一英语课的教学工作。他在教书之余，从事新诗创作和新诗理论研究。他在天津《大公报》文艺副刊、《文学杂志》等发表一系列关于新诗现代化的评论文章，倡导新诗走“现实、象征和玄学（指幽默机智）相综合的道路”，这些文章直到1988年才结集成《论新诗现代化》一书出版（三联书店）。此书被誉为是九叶诗派的诗学纲领，是五四以来我国现代主义诗学发展中的一个重大突破。

1950年夏，袁可嘉调离北大，在中共中央宣传部《毛泽东选集》英译室任译校员。他与钱钟书先生一起翻译《毛泽东选集》 1—3卷，同时参加翻译工作的有金岳霖、王佐良、郑儒箴、浦寿昌等。译稿完成后，交英国共产党中央， 1954年由英国Lawrence&Wishart出版社出版了《毛泽东选集》前三卷的英文版。国内前三卷的中文版， 1951—1953年由人民出版社出版，国内前三卷英译本，1965年由外文出版社出版发行。

袁可嘉工作十分认真。他在译校之余，在《翻译通报》上发表了4篇谈论中译英问题的文章，翻译了杨朔的《三千里江山》，发表在英文版《中国文学》上。

1953年底，《毛泽东选集》译校工作结束，袁可嘉调入外文出版社英文部任翻译， 1954年参加了全国第一次文学翻译会议。 1956年加入中国民主同盟。 1957年，他翻译的英文版《三千里江山》和陈其通的《万水千山》由外文出版社出版。

其实，袁可嘉最早搞翻译是在西南联大读书时，曾应英国教授罗伯特·白英的要求，翻译了几首徐志摩的诗，发表在《当代中国诗选》（1947）上。但专门从事翻译则在五十年代的最初六年，以后以研究为主，翻译是副业了。以后，他翻译出版的有《把帽子传一传》（合译，1956，人民文学出版社）《侠盗尼古拉·舒海》（与高华合译， 1956，中国青年出版社）《天真之歌：布莱克诗选》（与查良铮合译， 1957，人民文学出版社）《米列诗选》（1957，新文艺出版社）《彭斯诗钞》（1959，新文艺出版社）《英国宪章派诗选》（1960，上海译文出版社）《试论独创性作品》（1963，人民文学出版社）《美国歌谣选》（1985，外国文学出版社）《中国翻译名家自选集·袁可嘉卷：驶向拜占庭》（1995，中国工人出版社）《彭斯抒情诗选》（1996，湖南文艺出版社）《叶芝抒情诗精选》（1997，太白文艺出版社）《我爱人像红红的玫瑰：彭斯诗歌精粹》（2008，人民文学出版社）等。

作为著名的翻译家，袁可嘉对英诗汉译发表自己的观点。他说：“我以为比较明智的办法是宽严有度，不作绝对化的追求，在影响译文流畅或风格表现时，宁可在形式上做点让步。”他告诫译诗者要避免两种做法：一是语言一般化，即“以平板的语言追踪原诗的字面，既不考虑一般诗歌的应有特点，也不照顾个别诗人的语言特色，结果既不能保持原诗的真正面貌，更谈不上传出原诗的神味”。二是语言的“民族化”，把外国诗歌汉译成整齐划一的中国五言、七言或者中国民歌，这样虽有诗意，但经常导致削足适履，矛盾重重。

袁可嘉1997年获鲁迅文学奖——全国优秀文学翻译彩虹奖荣誉奖；2007年获全国杰出翻译家奖。

 

袁可嘉（右）与恩师沈从文（中）、同学许芥昱（1981年2月摄于美国）

 

1994年台湾诗人余光中在北京袁可嘉家中谈诗

 

英美文学研究：《外国现代派作品选》产生全局性影响

1957年春，袁可嘉由恩师卞之琳的引荐，调入中国科学院，任社会科学部文学研究所西方文学组助理研究员，正式开始从事英美文学的研究和翻译工作。反右运动中，因“右派言论”受到审查，下放到河北农村接受劳动锻炼。 1962年加入中国作家协会。 1964年，原属文学研究所的外国文学部分组建成外国文学研究所，冯至任所长。

1973年，袁可嘉因接待原西南联大老同学、美籍作家许芥昱来访，被诬陷为犯有“为美国间谍提供情报的反革命罪行”，遭到公开批判，在单位接受监督劳动，每天打扫厕所。这桩冤案直到1979年秋才获平反。袁可嘉在回顾自己学术经历时说，“我有15年之久（1965—1979）搁下了笔杆，构成写作生涯中的一片巨大的空白，而那正是我44—58岁的成熟年代，想起来是太可惜了”。

此年（1979），中国社会科学院已成立二年，外文所隶属社科院。袁可嘉卸掉了沉重的政治包袱，任外文所副研究员，兼任研究生院外文系副教授，讲授西方现代派文学，带硕士研究生。 1983年晋升为研究员，兼任研究生院教授和博士生导师。 1987年12月办理退休手续，后因带博士生，返聘至1996年。

袁可嘉先生是公认的“在中国新诗和西方现代派文学交融借鉴过程中，介绍最早、成果最多、影响最大的中国学者之一”（蒋洪新语）。

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初期，由袁可嘉策划、组稿并主编的《外国现代派作品选》的问世，真可谓石破天惊，在中国的文艺界、学术界和千千万万的大学生中“造成震撼性、爆炸性的影响”（王齐建语）。这部书“主要选择第一次世界大战以来欧美、日本、印度等国属于现代派文学范围内有国际影响的十个重要流派的代表作品，以流派为经，时代为纬，分编为四册十一个专辑。第一册包括后期象征主义、表现主义、未来主义；第二册包括意识流、超现实主义、存在主义；第三册包括荒诞文学、新小说、垮掉的一代、黑色幽默；第四册包括虽不属于某个特殊的现代派，但有过较大影响，属于广义现代派的作品”。各辑附有流派述评和作者小传。全书共四册8本， 300万字，上海文艺出版社以5年时间出齐。袁可嘉先生为该书精心撰写的长达二万字的《前言》，既标志着他对现代派的研究走向成熟，也奠定了他的学术地位。

对这部书，袁可嘉先生自己非常满意，他在自传中说，“由于此书是建国以来第一次引进现代派文学，切合当时社会需要，编选得较为系统，较为精当，译文质量较高，出版后有相当影响”。“九叶”研究专家蓝棣之认为，“《外国现代派作品选》对于中国文学艺术在当代的转型和发展，对于当下的学术研究，其影响不仅是巨大的，而且是全局性的和整体性的”。2008年，在深圳举办的“三十年三十本书”评选中，评出改革开放三十年中，对中国特别是对中国知识界影响较大的三十本书，本书榜上有名。

作为外国文学研究专家，袁可嘉还编著出版了《现代英美资产阶级文学理论文选》（主编， 1961，作家出版社）《现代派论·英美诗论》（1985，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现代主义文学研究》上下册（主编，1989，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欧美十大流派诗选》（主编， 1991，上海文艺出版社）《欧美现代派文学概论》（1993，上海文艺出版社，获外国文学优秀图书一等奖，系国内第一部详细论述欧美现代派文学的专著），以及《半个世纪的脚印：袁可嘉诗文选》（1994，人民文学出版社）等，许多书还多次重版，深受欢迎。

 

未遂的心愿：出版《袁可嘉文集》

1997年秋，袁可嘉先生在家人的一再要求下，离开北京，去美国与妻女团聚，住在纽约的女儿家里。

但他仍不忘学术研究，每月去哥伦比亚大学东亚图书馆看书，准备用十年时间完成他的“三字经”：一是“补”，补读中西名著；二是“改”，修改自己已出版的全部著作，并完成四卷本《袁可嘉文集》；三是“创”，写一部有关中国新诗的学术专著，希望能有助于新诗的发展。

然而，毕竟当时年事已高，袁可嘉先生体弱多病，没能实现全部的愿望，特别是他的文集，因为种种原因，在他生前未能出版。

令人欣喜的是， 2011年，《袁可嘉文集》已列入“十二五”时期国家重点图书出版规划，将由浙江文艺出版社出版。袁先生若地下有知，当会感到欣慰吧。

 

原载《慈溪日报》2013年10月25日